郑保卫　郑权　覃哲

【摘要】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统领下，通过立足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这一宏大背景，以促进生态文明，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实现气候变化全球共治的大视野和大格局，来把握我国气候传播的总体战略定位和行动策略。研究认为，当前阶段，我国气候传播对内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引领者、绿色低碳发展的倡导者，对外为全球生态文明与美丽地球的贡献者、推动者、促进者。在传播主体角色定位上，政府是主导者，媒体是引导者，NGO是助推者，企业是担责者，公众是参与者，智库是献策者。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与服务新发展格局，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进一步推进“5+1”六位一体相互配合、支撑与联动的行动框架，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气候传播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完善符合新时代需要的传播方式、手段与方法，形成多元主体传播协同效益。

【关键词】生态文明建设;气候治理;气候传播;战略定位;行动策略

当前，气候变化问题已成为威胁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全球性问题，每个人都是气候变化的利益攸关者。自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以来，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气候传播日益成为学界与业界的关注焦点。我们认为，所谓“气候传播”，是将气候变化信息及其相关科学知识为社会与公众所理解和掌握，并通过公众态度和行为的改变，以寻求气候变化问题解决为目标的社会传播活动。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之中，在党的第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又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习近平总书记从“内促高质量发展、外树负责任形象”的战略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提出应对气候变化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负责任大国应尽的国际义务。

近些年，我国在国际气候治理平台上已从参与者、跟随者转变为贡献者、引领者。当前，全球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叠加影响中，无论是气候变化还是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都不会是人类面临的最后一次危机，因此我们必须做好携手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在变局中谋划新局的准备。

据此，本文拟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统领下，立足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这一宏大背景，以促进生态文明，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实现气候变化全球共治的大视野和大格局，来把握我国气候傳播对内对外的总体战略定位，并提出政府、媒体、NGO、企业、公众和智库“5+1”行为主体相互配合、支撑和联动的行动策略，以期为我国对内实现低碳绿色发展，对外保护全球生态提供新思路和新方法。

一、气候传播战略定位的时代背景与实践依据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统领下，立足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这一宏大背景来研究我国气候传播战略定位的时代背景，需要我们从以下方面加以观察和思考。

（一）气候传播战略定位的时代背景

1.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与服务新发展格局

一是要立足新发展阶段，在把握新的历史方位中强化气候传播的责任担当。“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对此，我国气候传播要把握这一重要的发展战略机遇期，反映和体现新发展阶段的战略要求和行动策略，强化在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等层面的环境守望、信息沟通与舆论引导等职责与使命担当。

二是要贯彻新发展理念，扫清“软障碍”推动高质量发展。当前，思想观念因素是制约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低碳发展的“软障碍”，倡导与培育全社会贯彻新发展理念，具有现实的紧迫性与必要性。对此，我国气候传播要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宣传贯彻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各领域之中，通过传播促进全社会转变生态理念。

三是要服务新发展格局，在“双循环”中做强信息枢纽功能。在过去十年里，我国的气候传播一直秉持“两路并进、双向使力”的原则探索前行，积累了一定的国内国际传播研究成果与经验，但与新发展格局的要求尚有一定差距。在未来，我国气候传播需要针对内外两个层面增强信息枢纽功能，使气候传播成为国内大循环的强劲动力源，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强大链接点。

2.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新冠肺炎疫情之常态化

当前，全球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叠加影响之中，机遇和挑战不断出现新的发展变化。一方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与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逆全球化等思潮共同作用，令全球气候治理出现赤字危机，严重阻碍了《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进程。另一方面，作为绿色发展的坚定倡议者与行动者，中国将是全球气候治理中的最大自变量。2020年9月，中欧领导人明确表示打造中欧绿色合作伙伴，中欧两大经济体的合作将进一步推进绿色可持续发展从国际政治倡导理念嵌入市场经济发展模式。

新冠肺炎疫情重创了全球化格局，但也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启示。某种程度上，新冠肺炎疫情催化加速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疫情应对是“人类第一场非传统安全世界大战”。中国是全球首个受到疫情严重影响的国家，也是率先取得“全球抗疫”阶段性胜利、开启经济绿色复苏的国家。我国应对疫情所取得的“联防联控、全球合作”经验，能够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借鉴;同时，我国引领疫情常态化下世界经济绿色复苏的前进方向，这也将极大提振国际社会坚定可持续发展的雄心。

在此格局下，我国气候传播需要准确把握“时与势”。一方面需要科学应变，立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时俱进提升我国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水平。另一方面要主导求变，坚定倡导多边主义，顺势而上塑造我国参与国际气候治理的新优势。

（二）气候传播战略定位的实践依据

1.落实《巴黎协定》任务，加快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全球气候治理的里程碑文件《巴黎协定》确定了“自下而上”的强调“国家自主决定贡献”的减排机制。中国2030年前“碳达峰”目标网和2060年前“碳中和”愿景的提出，是党中央、国务院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基础上，就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作出的新的重大战略决策。这一战略决策彰显了中国政府积极落实《巴黎协定》，引领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更加坚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指明了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绿色复苏”发展路径，极大提振了国际社会并肩前行、行稳致远、共商共建共享“美丽世界”的雄心和力量。

2021年是《巴黎协定》全面实施之年，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我们认识如何落实《巴黎协定》，做好气候传播，促进绿色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共建美丽地球家园方面的使命和任务指明了方向。对此，我们要增强问题意识、服务意识、大局意识、学术意识，让气候传播在中国乃至在世界真正形成大气候。

2.建设“美丽地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两百多年来，以化石能源开发利用为主导的工业革命加速了人类社会从农耕文明走向工业文明。但在推动社会经济巨大发展与进步的同时，工业文明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和不可持续性。种种现实危机不断警醒我们，“人类需要一场自我革命”，而推动人类社会由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是当下世界各国必须承担的不容推卸的责任和使命。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强调，“地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力度，推动可持续发展，关系人类前途和未来”。面对这一全球性挑战，必须“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气候传播密切相关。为了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国际社会需要扩大交流、凝聚共识、携手合作，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此外，各国还应当帮助全社会更好地科学认识气候变化，倡导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共同参与气候治理。而这些工作的完成，都离不开及时、充分、有效的气候传播。因此，我们要通过气候传播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树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凝聚全球力量，鼓励广泛参与，以对全球气候治理和经济社会发展起到引领与示范作用。

二、当前我国气候传播的战略定位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统领下，立足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这一宏大背景来认识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问题，研究我国气候传播战略定位，会有一种新思路、新境界和新高度。我们会发现应对气候变化，做好气候传播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实现绿色低碳发展有着密切关联，而且作为一种国家战略，其内涵十分丰富，地位极为重要，需要从整体和气候传播“5+1”六大行为主体两方面来准确把握。

（一）气候传播的整体定位——宏观定位

1.对内：生态文明建设的引领者、绿色低碳發展的倡导者

首先，从服务生态文明建设角度看，气候传播占据着重要地位，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实践表明，生态文明是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唯有紧紧依靠群众，不断增强公众节能意识、环保意识和生态意识，动员公众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方能汇聚起生态环境保护的磅礴力量，夯实应对气候变化的社会基础。气候传播着眼于科学应对气候变化，它既能够反映和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要求，也能够充当保护自然生态系统、保障生态安全、促进生态惠民的推动力量。对此，气候传播应该成为全社会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引领者。

其次，从服务绿色发展的角度看，气候传播承担着重大职责。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被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持续改善环境质量”等被置于“十四五”规划的重要课题。党中央围绕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所作的一系列重大部署，科学擘画了绿色发展的新蓝图，标志着我国的经济绿色复苏再次步入快车道。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绿色发展，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形成保护生态系统的浓厚氛围，均是气候传播的重要使命与职责。对此，气候传播应该成为绿色低碳发展的倡导者。

2.对外：全球生态文明与美丽地球的贡献者、推动者、促进者

在过去五年里，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态度十分明确，把“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作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战略目标。基于此，我国气候传播应坚持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定力，做全球生态治理的重要贡献者、推动者与促进者。

首先，气候传播作为贡献者，需要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持续发展不断贡献“中国方案”。2017年，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命题，习近平主席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的中国方案。在当前全球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和气候变化双重挑战的关键时刻，气候传播要在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地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上发挥作用。在思想观念上，要在气候传播中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新发展理念，推动形成“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气候治理观。在治理实践上，服务多边主义治理实践，坚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尤其是要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在对外传播上，要通过气候传播彰显“中国方案”的世界意义，诠释“中国贡献”的时代担当。

其次，气候传播作为推动者，需要努力推动引领全球经济绿色复苏的大方向，开创全球气候治理新局面。习近平主席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要大力倡导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从绿色发展中寻找发展的机遇和动力。”这一倡议根植于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来源于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实践经验，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是全球气候治理的至善之策、治本之方。对此，需要我国气候传播引领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世界经济绿色复苏的前进方向，汇聚起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合力，加强国际绿色合作与“一带一路”绿色外交，为全球经济绿色复苏不断注入“中国力量”。

最后，气候传播作为促进者，需要促进各国互惠共享，为携手保护人类共同家园作出贡献。随着拜登政府宣布重返《巴黎协定》并在2050年实现“新能源完全替代”，以及欧盟、英国、日本等相继宣布零碳排放目标，一场围绕清洁能源的“军备竞赛”已经全面展开，围绕着气候变化的大国竞争将进入新阶段。在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中，我国一直提倡多层多元的全球合作治理模式。基于此，气候传播也应朝着建立一个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机制的目标前进，将各国的国家利益和全人类共同利益更好地结合起来，协调规范各国关系，坚持协商合作，彰显我国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性问题的“全球共治”的决心与愿望。

（二）气候传播行为主体的定位——政府、媒体、NGO、企业、公众、智库的“5+1”六大主体角色定位

应对气候变化、做好气候传播是一项系统工程，因此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强调要构建“政府主导、媒体引导、NGO助推、企业担责、智库献策、公众参与”的“5+1”六位一体行动框架。具体来看：

1.政府是主导者。要发挥思想引领和政策指导作用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碳排放国家，既面临发展经济、实现全面现代化等一系列目标挑战，同时，也面临着低碳转型、绿色发展的现实要求。对此，在气候传播中，政府要起主导作用。

一是作为气候战略和政策行动的顶层设计者，要做好政策引领，统筹推进，引导带动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人民群众积极主动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引领“美丽中国”建设。二是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宣传教育者，要承担起信息沟通、舆论引导、环境宣教等职能，提升公民环境科学素养，建设低碳社会。三是作为国际气候谈判的关键参与方，要贯彻落实中央批准的谈判方针和对案，推动多边进程取得积极成果，维护我国和发展中国家及世界各国的核心利益，树立积极的负责任大国形象。

2.媒体是引导者。要发挥信息传播和舆论引导作用

新闻媒体是气候变化风险发布的重要渠道，也是公众了解气候变化的核心途径。在气候传播中，媒体要起引导作用。

一是作为气候变化议程的设置者。气候变化议题特殊，风险表征不明显，公众在生活中几乎难以察觉，需要媒体主动设置议程，引导全社会关注与参与。二是作为气候变化科学知识的传播者和解释者。气候科学知识门槛高，公众对其影响范围、后果、应对措施的了解还不够深入，需要媒体进行传播、阐释与解读，进而提高公众对议题的认知度。三是作为气候变化问题的监督者。在环境生态治理中，应通过舆论监督来进一步释放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优势和治理效能，因此媒体要维护公众的知情权与监督权，发挥环境守望、舆论监督职责。四是作为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宣传者和沟通者，放大生态环境保护主流声音，动员各方力量共同参与到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中。

3.NGO（非政府组织）是推动者，要发挥社会助推和民间聚合作用

NGO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的重要行为体，也是主要利益相关方之一，推动有关可持续发展议题的发展与落实是NGO的天然使命。

一是作为国际气候谈判的推进者和监督者，通过国际气候谈判大会（开放部分）及相关会议、搭建公众参与平台、开展独立研究等多种途径和形式，参与并影响着全球气候治理进程。此外，一些国际NGO作为“观察员”，可以监督谈判进程的公正性，平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与博弈力量。二是作为绿色外交的推动者，与世界各国NGO、专家、政府代表团、媒体等对话、交流，向国际社会展示民间应对气候变化的意愿，让国际社会客观和全面了解本土社会所做的工作。三是作为民间减缓与适应行动的动员者，为本土行动提供相应策略，致力于促进政府和个人采取行动。

4.企业是担责者，要承担起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绿色发展的责任

长期以来，作为节能减排的主要力量，企业在我国气候传播格局中的战略定位往往被忽視，其所拥有的“气候形象”偏负面。在气候传播中，企业是担责者，要借助气候传播推进企业低碳经济转型，做好社会责任传播，向消费者传播低碳绿色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模式。

一是在企业绿色转型上，要通过完善企业环境制度，确立绿色发展在企业战略规划中的优先程度，将低碳节能纳入企业目标体系。二是在绿色生产上，要从供给侧着手考虑节能降耗和循环利用等问题，采用消耗低、污染轻、预防式的环境友好生产工艺。三是在绿色管理上，要将环境保护的观念融于企业的经营管理之中，注重环保形象塑造，建立企业绿色文化;四是在绿色营销上，要向消费者传播低碳绿色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模式，引导消费者适度消费、绿色消费。

5.公众是参与者，要积极投身减缓、适应和应对气候变化行动

在气候传播中，公众作为参与者，处于中心地位：一是作为“低碳环保倡导者”，要成为“绿色转型的推进力”，积极推动我国绿色低碳转型与可持续发展;二是作为“民间气候故事的分享者”，要成为“信息沟通的节点”，推动我国环境治理公众参与和环境传播事业发展;三是作为“环境舆论监督者”，要成为“权利监督的镜鉴”，注意围绕环境保护、能源转型、大气环境污染治理等议题建言献策，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与民主政治发展;四是作为“气候谈判助推者”，要成为“公共外交的桥梁”，推动我国同国际社会在全球气候治理方面携手共进、共同发展;五是作为“公民科学参与者”，要成为“科学知识的扩音器”，推动气候变化应对科技创新和全民科学素质的提升。

6.智库是献策者。要起到理论研习和出谋划策作用

在气候传播中，要明确智库在气候传播中的独特作用：政府智库要围绕党和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心任务和重点工作，做好政策研究者、决策评估者，积极聚焦重大战略问题，提出对策建议：高校及科研院所智库要围绕提高国家气候治理能力、参与全球气候共治等理论与实践问题，做好国情调研者和理论研究者，提出咨询建议;媒体智库要发挥信息资源优势，做好公共政策解读者和公民意见领袖，研判社会舆情，促进国家气候与环境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

三、当前我国气候传播的行动策略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统领下，立足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这一宏大背景来研究我国气候传播的行动策略，需要从战略行动、理论研究和传播实践等层面加以观察和思考。

（一）战略行动层面：实现“政府、媒体、NGO、企业、公众、智库”六位一体行动框架之间的相互配合、支撑与联动

前面论述了气候传播六大行为主体的角色定位，更为重要的是要真正将这些角色定位付诸实践，实现政府、媒体、NGO、企业、公众和智库六大行为主体的有效互动，使其能够相互配合、支撑与联动，从而发挥多元主体的协同效应，形成传播合力。对此，需要把握好以下几点：

1.国内国际双路并进，立足大循环促进双循环

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换言之，就是要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而其根本路径在于深化改革，提高供给侧质量，不断增强经济内生动力。气候传播要成为国内大循环的强劲动力源，就需要在内需体系中以服务生态文明建设为主线，倡导绿色发展，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气候传播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发挥“5+1”六位一体的传播协同效应，形成拉动国内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持久而强劲的动力。

要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就须在需求侧嵌入全球价值链，在供给侧强化“一带一路”建设稳定支撑作用，厚植开放，推进共享。气候传播要成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强大链接点，就须在内外循环中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以满足全人类整体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发挥国内生态文明建设与全球气候治理效能的协同性，通过绿色“一带一路”与气候外交，引领全球生态治理，不断贡献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2.统一思想。做好顶层设计，加强各系统制度促进

在国外，有国际NGO提出采用“NGO以讲故事形式设置议题、媒体跟进议题引导舆论、NGO和媒体提出解决方案、政府采纳进行实施”这样自下而上的多元主体合作模式。此外，丹麦学者提出“媒体和NGO信息刺激一政府反应一推进谈判”的“刺激一反应”模式。我国的六大行为主体之间，虽然存在较多互动，但仍缺乏平等对话、相互配合的体系和机制。对此，需要在国家行政系统、媒体传播系统、社会公共系统之间重新构建良好的互动关系。

首先，需要统一思想，凝心聚力。对此，各行为主体须提高思想认识，深入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秉持应对气候变化、保护自然生态的和谐生态观、科学自然观、普惠民生观、严厉法治观与全民行动观。

其次，还须做好顶层设计，通过优化制度和政策促成六大主体的相互促进。在这中问，政府系统须加强决策系统的民主性，优化和促进气候传播与环境宣教事业发展的政策力度，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搭建社会各界的交流沟通平台：媒体系统须增强新闻生产透明性，引导其他主体参与气候传播;社会公共系统要加强自身规范性和专业性，紧跟国家发展，服务国家需要。

（二）理论研究层面：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气候传播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

我国的气候传播至今已走过十年发展历程，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与服务新发展格局，继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进一步推动全球气候共治，气候传播肩负着重要使命，承担着重大责任。对此，气候传播须创新理论范式，把握新文科建设契机，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气候传播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

1.立足中国土，学习马克思，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气候传播学术体系

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气候传播学术体系，需要我们立足中国土，学习马克思。所谓“立足中国土”，就是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要从中国的气候变化和气候传播工作的实际出发，以解决中国自己在气候治理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为目的。气候变化涉及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与人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气候傳播也应该考虑方方面面的影响，尤其需要注重从中华文化的视角关注和研究气候传播。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我们构建中国气候传播学术体系的根基，传统生态思想与价值观念是构建中国气候传播意义框架的源头活水。

“请教马克思”，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放在指导地位，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构建中国特色的气候传播学术体系。为此，首先必须学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气候变化问题不仅仅是科学问题，归根结底它涉及的是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对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批判，为我们提供了理论指引和根本遵循。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思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理念，把气候传播研究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根植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与历史观的辩证统一之中，坚持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

2.增强大局观念，把握宏观视角，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气候传播话语体系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气候传播话语体系，需要提炼具有中国特色的、为学术共同体所理解与接受的、能够指导中国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实践的标识性概念体系。对此，首先需要着力打造并深入研究一系列反映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伟大实践、全球气候治理及相关传播观念的新概念、新范畴与新表述。如“美丽中国”建设中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气候变化全球治理”“大国担当”中的“中国自主贡献”“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中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等，引导学界开展研究。

其次要从宏观视角出发，超越“媒介中心主义”，突破学科壁垒。不断丰富气候传播意义框架，不拘泥于行政主义或批判范式，以更为宏观和宽广的视角，去观照气候传播和生命健康与民生福祉、国家战略与社会发展、国际气候治理乃至人类文明发展之间的互动。

最后是要有国际视野，聚焦国际议题，提升我国气候变化与传播领域的话语权。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关注联合国气候大会及其相关活动，总结自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以来我国政府、媒体和NGO气候传播的经验与教训，并对气候传播战略和策略进行深入研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提升我国的国际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为此，我国气候传播研究还需再接再厉，做出更大努力。

（三）传播实践层面：完善符合新时代需要的传播方式、手段与方法

1.传播方式：从“传播气候”走向“气候传播”，形成多元主体传播协同效益

当前，我国气候传播整体仍停留在“传播气候”层面，即在传播主体上，仍以政府、媒体为主，其他主体的传播力量相对比较弱小。在传播范式上，单纯向公众灌输科学知识的“科技范式”仍较明显，而动员全社会参与传播活动的“民主范式”仍处于萌芽阶段。

当前我国气候传播工作亟须提升影响力与引导力，跨越知识鸿沟和话语隔阂，让气候变化从专业性话题转化为大众性话题。对此，我们应该重视政府、媒体、NGO、企业、公众、智库六大主体各自在传播中的作用，推动“传播气候”转向“气候传播”，即通过搭建意见自由交流平台，提供不同主体进行建设性对话的多元意义空间，真正做到气候治理全民共商、共建、共享。

2.传播手段：多平台协同行动，跨越渠道藩籬，借助视觉手段和数据方式

首先，要扩展媒体传播渠道，利用多种途径扩大议题影响力。依托官方主流媒体的专业优势、品牌及话语影响力，利用微博、微信、客户端、短视频等平台的渠道优势，达到全天候、全场景、立体化的传播效应，扩大议题的覆盖力、传播力和影响力。

其次，要善用大数据与可视化技术，提升传播互动性。诉诸视觉手段是一种更加贴近互联网信息消费与人际传播的表达方式，数据可视化的表达方式能够更直观反映气候变化对自然生态的影响后果，增加气候变化的“显著度”和震撼力，依托大数据可提供多元的解读视角，甚至预测事件的未来发展趋势。

最后，要顺应知识经济时代潮流，引导全社会参与气候传播。当前，无论是环境传播，科学传播还是风险传播，都开始强调从公众理解的“技术范式转向关注公众参与的“民主范式”的转变，我国的气候传播也需要更多的本土的、实地的、与公众更贴近的故事，对此，需要激活全网用户资源，助力气候知识生产和传播的大众化。

3.传播方法：巧妙运用框架与议程设置，适当诉诸情感与效能感

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开展的多次公众认知状况调查显示，我国多数公众已经知晓并认可“气候变化”正在发生，这是包括气候传播努力等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但是，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超越知晓，动员更多公众积极参与和行动，仍然是我国气候传播面临的一个需要着力解决的不小难题。对此，我国的气候传播需要从政治议题建构走向多元议题，调整气候传播话语框架，将报道的视角向微观的、个体的以及老百姓所关心的方向转移。

此外，在唤起公众面对气候变化的共同挑战时，也可以尝试沿着引导“负向情绪”和激发“集体效能感”的思路来加以传播。

当前，我国已经明确了以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为了打赢这场保护环境的“人民战争”，我们需要把全社会方方面面的力量都动员起来。随着“十四五”期间各类顶层制度设计逐步完善落实，公益性社会组织持续扩大，媒体改革与技术发展，与我国公众全民素质、参与意识与媒介素养的进一步提升，我国低碳环保与气候传播事业必将迎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