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李丹　王灿发

【摘要】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党报党刊史中，早期党报党刊占据重要地位。现以知识社会学为理论观照和体察方法，探讨早期党报党刊话语作为社会过程的生产逻辑，并将报刊话语作为一种社会结果分析其功能表征。早期党报党刊在话语生产过程中，其话语内容集中在对社会事实和社会事件的反映上，在话语形式上主要以内部强化和外部排斥为主要规则，在生产主体上以早期先进的共产主义者为主。作为社会存在的报刊话语，发挥了其政治合理性功能、文化思想启蒙功能和社会力量组织动员功能等。

【关键词】党报党刊;话语;知识社会学;《共产党》月刊;《向导》周报

19世纪，约翰·杜威和罗伯特·E.帕克曾以知识视角阐释过新闻学。20世纪50年代后，媒介社会学继续研究新闻与知识二者的关系。近几年来，国内学者对“传播”与“知识”、“新闻”与“知识”的探讨越来越多。“实践知识在新闻生产中扮演着重要作用，就某种程度而言，媒体及其从业者就是在一整套实践知识规训下开展新闻生产”，此外，话语作为一种特殊的新闻实践，本就与知识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从早期党报党刊来看，其话语实践过程与思想、知识的传播联系紧密，大量的知识生产、学术思考、新潮思想等见诸报纸杂志上。基于此，本文以知识社会学为理论支撑，探讨早期党报党刊的话语实践。

在传统知识社会学中，卡尔·曼海姆认为，应当将知识放置在具体的社会结构和历史语境中去思考其过程，“必须以各种问题在其中出现的社会结构为背景，来考察和理解这些问题在一个既定时期和地点的存在，进而考察和理解存在于这些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我们必须注意到新闻话语在反映社会结构的进程中，还与其他因素之间发生关系、相互作用。在参与社会的过程中，新闻话语是新闻机构或组织基于当时社会结构和背景所生产的思想、知识产物，这包括内容上的和形式上的。同时作为一种社会结果，新闻话语有一定的社会功能，对政治、经济、文化等其他社会层面发挥作用。基于此，本文既将话语看成是一个社会过程来考察早期党报党刊话语的生产逻辑，又将话语视为一种社会结果，理解其现实功能的具体表征。

从期刊选择标准上，笔者主要关注早期由中国共产党在党的筹备阶段和成立后主办或经办的机关刊物及理论刊物，以《新青年》（1920年9月之后为主，这一时期《新青年》改组，由编辑部同人轮流主编刊物转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向导》周报、《新青年》季刊、《前锋》这5本刊物为重要观察对象。在时间标准上，以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为开端，以1924年1月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为截止点，将这一时间段定义为早期。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基于共同抗击列强、铲除军阀的需求，党报党刊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有所蓄敛，“本党以后一切的宣传、出版……凡关于國民革命的均用国民党的名义，归为国民党的工作……对于所认为的必要事项，而国民党不愿用其名义活动时，仍作为党独立的活动”圈，这是本文以该时间点为截止的原因。

一、作为社会过程的话语生产逻辑

知识社会学既是理论，也是历史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作为理论它包含两个向度，一是“通过对各种社会关系实际影响思想的种种方式进行描述和结构分析而进行的纯粹性的经验性调查研究”;二是关于调查研究变成认识论方面的研究。从第一种向度来看，早期党报党刊的话语生产离不开对各类社会事实的反映和分析，它囊括了话语的内容;从第二种向度来说，早期党报党刊话语实践的过程包括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及社会革命理论等认识论的探讨，它蕴含了话语的形式。除此之外，早期党报党刊的话语输出过程也离不开一批锐意进取、富有先进思想的共产党人。

（一）话语内容：基于社会事实的议题探讨

任何思想、话语的突现和结晶过程都离不开各种社会存在和社会因素的影响，早期党报党刊的话语生产亦是如此。如《新青年》通过通信、调查、评论等体裁对大量的社会事实和社会问题展开报道。此外，该刊还专门开设《随感录》专栏，对时局发表评论，反映社会现实。《共产党》月刊聚焦于党的建设和社会革命主要议题，期期递进，先是探讨了共产主义的普遍情况和各国共产党建设情况，随后分析了中国进行社会革命、实施共产主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共产党》月刊还对资本主义、机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想进行剖析和批判，且在第5期和第6期中，在态度和方法上指明了我们应该如何干革命和夺取政权。《共产党》月刊的话语内容，既涵盖了党报党刊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与关注，又在报刊话语的生产过程中为党的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和实在的现实指导。《向导》在第一期宣言中也直接表达了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并在此基础上主要将内容集中在对现实形势的分析上和对时事政治的评论上。《前锋》在创刊后以“分析中国与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为任务，主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精神纲领和主要主张。综观早期党报党刊的话语生产，它离不开对各类社会要素和社会事件以及由此组成的社会结构的探讨，各类社会因素、社会事实和社会观念渗透在新闻内容中，以新闻话语这一形式与社会再次发生关联。

（二）话语形式：基于认识过程的强化与竞争

从知识社会学来说，“任何一种对于问题的系统表述，都只有通过以前实际存在的、把这样一种问题包含于其中的人类经验，才是可能的”。从早期党报党刊基于认识过程的话语生产程序来看，一方面引入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社会革命经验，推进了这些理论的中国化进程，为共产党的建设和社会革命提供指导。另一方面，早期的党报党刊也将这些理论用以指导报刊活动。从这一过程来看，早期的党报党刊主要表现为两种话语形式，一种是正向认识的深化，在话语规则上体现为内部的强化：另一种是与其他反向话语的竞争，在话语规则上体现为外部的排斥。

在福柯关于“话语的秩序”的论述中，评论原则是实现话语内部强化的一种方式，即通过说明、重复和变换等主要叙述进行文本的控制。《新青年》改组后，在第八卷第1号封面上绘制了一东一西、两只大手紧紧相握的画面，这一方面暗示了中国革命人民和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紧紧团结，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应团结起来。《新青年》也从这一期开始开辟《俄罗斯研究》专栏，对俄罗斯进行全方位的介绍，包括社会组织、苏维埃政府、各社会群体、平民教育、实业发展问题以及列宁思想等多方面的内容。《共产党》月刊在评论原则上的使用更为明显，系统介绍了俄罗斯社会主义运动的实况，在每期的“世界消息”中刊登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运动，通过这种重复强化的手法说明了社会革命的急迫形势，反映了无产阶级运动的正当性、时局性和紧迫性。

曼海姆认为竞争除了发生在市场机制、政治事件和社会实践中外，还会发生在人们对于世界的解释过程中，在福柯看来，这种基于解释过程的竞争体现为一种话语上的竞争，即在话语上体现为一种对外部力量的排斥。早期党报党刊的话语竞争主要体现为对资产阶级、封建军阀及其他非马克思主义话语的批判上。《共产党》月刊刊登了《将死的第二国际和将兴的第三国际》《告劳兵农》《无政府主义之解剖》等文，深刻批判了资产阶级、封建军阀等对人民的剥削和迫害。同时指出了非马克思主义如机会主义、无政府主義等并非实质性的救国途径。《新青年》在第9卷第4号上刊登了《讨论无政府主义》的文辑也说明了这一点。《向导》则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为呼吁，直指社会痛点，而这一呼吁也很快成为广大群众的行动指令。

（三）话语输出：基于先进群体的知识产出

早期党报党刊的话语输出也是一批具有思想性、前瞻性、进步性群体进行知识生产的过程，他们既是前卫的知识分子，也是专业的报人，同时还是早期的共产主义者，积极的社会革命者，是他们输出了关于社会革命、现代科学与民主以及马克思主义等相关的知识类型。首先，早期党报党刊的主要作者群，大多是知识分子出身，多数人有留学经验，如李达、陈独秀、李大钊、李汉俊、蔡和森等，他们精通外语，对社会活动都有着敏锐的眼光，这也使得早期党报党刊的话语极具先锋性。其次，他们都是专业的传媒人，陈独秀是《新青年》《劳动界》《劳动与妇女》《每周时评》的负责人;李达创办了《共产党》月刊，是人民出版社的主要负责人;蔡和森是《向导》的主编;李汉俊是《星期评论》《新青年》的编辑。其他作者也均从事编辑、撰稿人等活动，这些社会经历使早期的党报党刊内容极为丰富，且报刊之间能够形成对话、讨论，具有早期媒体“矩阵”的形态。最后，这一时期党报党刊的作者群，以早期共产主义信仰者为主。在话语输出上一是体现出一种专业性，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上;二是体现为一种战斗性和信仰性，能够对非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形式的社会形态进行深刻、独到的批判。这反映了早期党报党刊话语的“党性”特征、专业性特征和战斗性特质。

二、作为社会结果的话语功能表征

在知识社会学中，除知识的起源外，知识扩散研究和后果研究也同样重要，这也与新闻的生产研究和效果研究能够建立联系。将早期党报党刊话语生产当成一种社会结果来看，它发挥着一定的社会功能，能够与其他社会系统发生关系，相互作用。一是它通过发挥话语的舆论功能和环境功能，促成了共产党在社会进程中的政治合理性。二是党报党刊话语的先进性特质起着重要的社会文化功能，一方面它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共产主义知识及其实践历程，启发国民思想;另一方面党报党刊报刊话语在与其他话语争夺的过程中，成为捍卫民族独立思想的守护者。三是早期党报党刊在话语扩散过程中，凸显了列宁所说的“集体组织者”的组织功能，能够将各地党组织和社会革命力量有效地整合在一起。

（一）“舆论”与“合理性”中的政治功能

曼海姆将社会过程定义为“已经合理化的领域”和“不合理性的领域”，政治的形成过程重在从“不合理过程”走向合理化。从早期党报党刊话语生成的社会情境来看，中国正处于曼海姆所谓的“不合理性领域”，只有通过一系列决策或措施才能产生新的、独特的社会情境。在这样的社会进程中，党报党刊通过话语的生产、实践促成了其政治功能的实现，即通过一系列组合、排列的社会话语瓦解了社会的“不合理领域”，在话语博弈和舆论斗争中护卫了中国社会革命的合法性以及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合理性。在当时，《向导》因其激烈的舆论斗争被读者称为“黑暗中国社会的一盏明灯”“打倒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的急先锋”，一方面，《向导》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人集中发声的舆论主阵地，蔡和森、毛泽东、陈独秀、李大钊、李达等人经常在该刊物上发表大量的时政观点，《向导》成为共产党的主要宣传和舆论工具，使早期共产党政治思想在与不合理话语的博弈中确立起来。另一方面，《向导》通过锐评时事，与“封建主义思想”“帝国主义思想”等展开舆论斗争，以犀利、独到的语言风格，圈粉一大批读者，这不仅推动了《向导》的销量，使其从最初的两三千份增长到上万份，还呼吁更多的有识之士参与到工农革命运动中。

（二）思想启蒙与交锋中的文化功能

知识社会学中的社会建构理论认为，“知识既是原因也是结果，它把我们紧紧吸附于意义的网络之上”，这种意义参与我们“社会化”的过程，内化于人的角色意识或身份意识。在早期党报党刊的新闻生产中，一方面话语内容本身为个人提供了思想上、文化上的启蒙，促进了社会知识转型：另一方面报刊话语在同其他话语体系争夺的过程中会形成思想上的交锋，以再次强化社会认知，凝聚社会共识。

从内容上来说，《新青年》从第八卷第1期到第九卷第6期，以《通信》《随感录》《俄罗斯研究》《诗》等专栏和各类政论、哲学思想为主要内容，不仅引发了社会思潮，打开了国民视野，为系统观察无产阶级实践活动提供了窗口，还丰富了读者的认知世界。《共产党》月刊从第1期至第6期，系统介绍了党的建设和社会革命的知识与实际情况，促成了党内思想的专业化和正规化，也直接推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向导》对国内外形势的准确分析，使民族独立思想和工农革命运动思想在社会上发酵，为社会革命提供了基础力量。

从话语形式上来说，内部强化和外部排斥两种话语规则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形式和认知世界的逻辑方式，有利于党内思想战线的统一，也加强了党内同外部思想的交锋，在这种思想交锋中进行着意义争夺和舆论斗争。《共产党》月刊刊登的《无政府主义之解剖》和《新青年》发表的《讨论无政府主义》文辑，与无政府主义展开直接论战。同时《向导》和日本中文报《顺天时报》、英国报纸《字林西报》以及其他错误思想和主张的报纸展开激烈对战，从而使共产主义思想、反帝反封建思想更深入人心。除此之外，党在新闻工作中还要求，“凡能与工人接触之党员尽量运用《前锋》《新青年》《向导》《社会科学讲义》等之材料，使用口语，使其通俗化”，由书面新闻话语向口语形式的转变，也使得早期党报党刊中所包含的各类思想更加广泛化、大众化。

（三）行动主义与“集体组织者”中的组织功能

曼海姆认为，只有当知识成为一种行动的时候，知识的意义才会显现。从早期党报党刊的话语实践结果来看，首先，它为共产党的社会活动提供了思想指导，构建了社会共识，在这种思想和共识的指导下，能够将话语实践转化为一种社会实践，组合社会力量，服务于党的内部建设和社会革命的开展。其次，早期党报党刊在话语生产过程中，尤其是在内容、生产主体和发行体系上能够依靠党的组织功能实现报刊话语的社会价值。内容上，主要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如《共产党》月刊主要分为三个阶段配合党的工作，第1、2、3期对应党建工作，第4、5期对应中共一大筹备工作，第6期对应建党后的工作。在新闻生产主体上，主要以共产党员为主，各党报党刊是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思想的主要宣传阵地。在发行体系上，以共产党员和党组织的推广为主，一是将党报党刊分发给各地的共产党小组，党报党刊成为各地共产党小组的重要读物和学习内容。二是各报刊组织互为广告，如《共产党》月刊在第4期改为半公开刊物后，《新青年》就为其刊登广告，扩大销量。这种基于分发网络形成的分工和规模统一，使各地党组织能够在思想上、组织上保持一致，这也是早期党报党刊对列宁报纸是“脚手架——集体的组织者”这一思想的实践。这一实践使党报党刊话语实践能够落到实处，在组织学习中或社会行动中凸显出话语的意义和功能。

三、结语

纵观早期党报党刊的话语实践过程，从其生产逻辑上来看，它是早期共产党人基于社会事实的内容生产和话语博弈，体现着早期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在社会现实和时代背景中的思想、知识生产和权力争夺过程。从其互动结果来看，首先，早期党报党刊话语具有舆论功能、政治运动功能、教育功能及社会组织功能等，对当时党的建设、社会革命等社会活动有重要作用;其次，早期党报党刊话语实践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的基础，还是我国党报党刊的初期实践，它所体现的“党性原则”和“集体组织者”的思想对当今党报党刊的发展依然有重要镜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