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 琳

(苏州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苏州215000)

一、引 言

2017年，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标志着人工智能上升为我国的国家战略。同时，人工智能也正逐步改变着我国传统金融产业格局，政府及金融部门相继出台了许多相关人工智能政策鼓励和支持金融产业的智能变革发展，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金融业变革发展的有效性是通过产业绩效体现的，产业绩效则与产业资源高效配置直接相关，有关金融产业资源配置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的探究早已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最早提出“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这一概念的是Robinsonn 和 Wrightsman(1974)，他们将金融资源的效率划分为操作效率和配置效率，并指出配置效率是把储蓄资金用于高效投资的转化效率。[1]Hellmann和Kevin等(1996)提出了金融约束论，阐述了政府外在干预的重要性，通过金融政策的实施，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更加顺利度过金融抑制达到金融深化，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金融环境。[2]Al-Obaidan(2008)建立了较为全面的指标体系对海湾地区的金融产业效率进行测算后发现，地区的开放型程度能够有效提高综合效率。[3]龙超和蒋冠(2008)从信贷决策和信贷激励的角度，得出了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有效的激励机制可以改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结论。[4]吴涛等(2011)从金融市场发展的角度进行研究发现，金融部门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显著正相关，金融部门对资金配置具有重要作用。[5]刘磊(2015)指出，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深入，我国金融资本配置的效率有所改善，但中央银行的利率政策未能显著促进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