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伟凤

引 言

历日纪年又称“六十相属宫宿法”，早在敦煌出土唐宋历日中就已经出现，唐宋以后成为中国传统具注历日中的常备辅注项目，内容由历本年及往年多年年号、干支、五行、年龄、属相、男女命宫和各年闰月信息组成①。元代郭守敬等制定的《授时历》是反映中国历法最高水平的压卷之作［1］615，可惜传世历日一直处于空白。20世纪黑水城、敦煌等地考古发现的元代历日残件对《授时历》研究意义重大②，但一直未发现有“纪年”内容的实物。

何启龙先生曾尝试以吐鲁番、黑城出土元代蒙古文《授时历》译本残页为中心考证《授时历》具注历日原貌，谈到“纪年”时由于缺乏直接的实物证据，作者只能引用法国学者路易·巴赞（Louis Bazin）《突厥历法》一书著录的吐鲁番出土的一件元顺帝至正八年（1348）高昌回鹘人的汉式回鹘文历法文献，通过进一步对比传世大统历日“纪年”，认定蒙古文《授时历》的“六十相属宫宿法”与明代《大统历》一致［2］273-274。随后，汪小虎先生又在此基础上结合传统文献记载，进一步明确元代授时历日附有纪年表且篇幅是六十年，并对何启龙先生得出的“其格式与明代大统历日相同”结论作了肯定［3］154-155。

这些研究及取得的结论对论证元代授时历日纪年表的存在和认识其内容形式有重要意义和参考价值。缺憾的是，都缺少直接的实物证据。而且，按照何启龙先生考证的结论，蒙古文《授时历日》是汉文《授时历日》的译本［2］288，回鹘字蒙古文历法文献所载“六十相属宫宿法”确切来说只能为恢复授时历日纪年原貌提供参考，而传统文献记载也只能为授时历日纪年存在提供佐证。

《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刊布的M1·1303［F19：W32］号文书是目前所知仅有的一件元代历日“纪年”实物，作为元朝官方统一颁行的汉文印本授时历日纪年遗存，它真正代表了《授时历》具注历日纪年原貌，具有重要的文物与文献价值。它不仅在证明元代授时历日纪年表存在同时能检验以往研究得出的结论，而且对完整复原元代授时历日原貌也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只因长期混杂在其他黑水城出土文书残屑中没有被及时发现，原有价值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和利用研究，实为一件憾事。故本文将尝试结合其他相关文献，对它的形制和内容进行考证还原，以期向大家完整展示元代授时历日纪年的真实面貌。同时，对“纪年”中包含但之前存有疑问的“男女九宫”算法问题作一考辨，以之考订黑水城出土M1·1303［F19：W32］纪年残片所属历书的时间。

一、黑水城出土授时历日纪年残页的形制与内容

黑水城出土汉文社会文书残页（见图），首次刊布于《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编号M1·1303［F19：W32］，元刻本，尺寸为3.5cm×7.6cm；表格形式，存文字5行，右侧第1行为版心，版心存鱼尾1个；其余4行文字内容包括干支、五行、年龄、属相和男女九宫；下残。归类于“符占秘术”类文献，拟题《属象方术》。［4］1621文献公布后，杜建录［5］469［6］91-92、孙继民［7］1313等学者相继对之作过进一步整理释录。现在依据文书图版，参合诸释，将其保留的文字内容录文如下，［］内表示可据残存笔画和上下文直接推补的文字。

1.（版心鱼尾）

2.……［乙巳］③火五十四岁蛇男八宫女四宫……

3.……甲辰火五十五岁龙男九宫女三宫……

4.……［癸］④卯金五十六岁兔男……

5.……［壬寅］⑤卯金五十［七岁］⑥虎男……

黑水城出土“纪年”残片

文书经《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公布后，孔华令［8］26、赵小明［9］31-32［10］83-87又对其专门作过整理和研究，二者对文书性质的认识与最初整理著录时的分类一致，认定其属于占卜类文书。赵小明还进一步认识到其中的内容与吕才合婚法有关，但对比敦煌出土《唐乾符四年（877）具注历日·吕才嫁娶图》⑦有明显差异，所以他的推断与文书实际性质归属仍存在较大偏差。

有学者指出，中国古代择吉术十分繁荣和发达，其融汇干支、阴阳五行、八卦、风水、命相学等庞杂内容形成复杂的理论系统，与天文历法密不可分，表现形式就是黄历［11］1-15。上述黑水城出土文书内容除了男女九宫还有干支、五行、年龄和属相，与明清历日中的“纪年”格式内容一致，实际应该属于元代具注历日的“纪年”部分。其顶部的年号纪年和底端的闰月信息都已缺失，我们无法直接获得全貌，必须将它还原到历日中对其形制、内容作进一步考证。

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一描述明朝开国初的历日纪年表形制时提到，“国初历，民间有藏者，其式与今不同……有甲子而无年号。按此恐是洪武未建元以前太祖为吴王时所刊行者，以后既建元，遵用《授时历》，则未有不纪年号者矣”［12］32。这段描述向我们传达了两个基本信息：一是明初未建元时，历日纪年不记年号；二是明建元后行用《大统历》依《授时历》制纪年必备年号。

法国学者路易·巴赞《突厥历法研究》中著录了一件吐鲁番出土公元1367年和1368年的高昌回鹘文历书［13］421-422，与开篇提到何启龙先生在该书引用的公元1348年历书不同，这件历书上确实没有记载蒙元政权的年号。此件历书所在的时间为元末至正二十七年（1367），也是朱元璋称吴元年，值天下大乱，元顺帝放弃北京政权逃到了蒙古，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中原准备建立新政权，而此后能在《国家图书馆藏明代大统历日汇编》见到的明中后期大统历日纪年都有年号。算是以实物证明顾起元描述的情况基本属实，即明大统历日纪年都配备年号，实际是继承元代《授时历》的例制。

又元人黄溍记载延祐六年（1319）冬至，太史向仁宗皇帝进献《授时历》引发的一段君臣对话，亦可作为元代《授时历》有纪年表且包含有年号的佐证：

（延祐六年）冬至日，上坐文德殿，太史进《授时历》。王（柏铁木儿）执历，指至元纪年曰：“世祖混一区宇，开太平无疆之基，在位三十余年，政治之盛，真后世福。”次指大德纪年曰：“成宗初政清明，中遘末疾，遂不复振。”次指至大纪年曰：“武宗锐意中兴，惜乎天不假年。”次指皇庆纪元至是年曰：“今八年矣。”上曰：“延祐之治如何？”王怀历对曰：“治否在后人议论耳”……［14］721

由元朝的历日颁行制度可知，冬至日太史院向皇帝进献的是来年新历［15］25-30。也就是说，延祐六年太史所进《授时历》实为延祐七年（1320）的授时历书，其上所载纪年从延祐上溯皇庆、至大、大德直至至元。结合黑水城出元印本汉文授时历日纪年残片，可以确认元代授时历日纪年内容包括年号、干支、五行、年龄、属相、男女命宫和闰月信息，与明代大统历日一致。

唐宋以来，历日纪年表篇幅长期使用“一元甲子为限”，即从历日本年起往前追溯六十年，故称“六十甲子”或“六十相属”。盖因以帝王年号纪年为重，然而帝王在位时间都没有超过六十年的。就像清朝学者赵翼所说的那样，“古者天子诸侯皆终身一元，无所谓改元者”［16］426。黑水城出土元印本汉文授时历日纪年残页保存的是一页左半部分的右上角，内容为五十四岁到五十七岁的纪年，后缺，我们无法从残片本身直接得到该纪年表的时限篇幅。

据汪小虎考证，各代实际行用的历日的纪年表篇幅并非仅限于一元甲子，文献记载北宋、金朝、蒙元政权初创阶段以及清后期都曾实行过二周甲子纪年表之制，但他认为授时历日纪年表篇幅为六十年［3］155。上文引用黄溍记述的元延祐七年授时历日纪年，所记年号从延祐上溯到至元，时间虽不过一周甲子，也不能排除有二周甲子的可能。

黑水城地区在元代的行政建制属甘肃行省下辖亦集乃路总管府，所出历日与敦煌莫高窟及河北隆化鸽子洞出土元代历日格式内容一致⑧，性质都是元朝政府统一颁行的汉文印本《授时历》具注历日。这些实行历日由官方统一颁发和刊印通行，有固定的排版和装帧方式。一朝历日的形制一旦形成，如果没有改订历法的举措，就会成为定制，这从大量传世明清历书中都可以得到应验。况且，明清历书基本格式都沿自元代《授时历》［17］164，我们可以对比传世明清历书纪年表来考证黑水城出土元代历日纪年残片的格式与行款，进而推定授时历日纪年表的一般篇幅与格式。

按《国家图书馆藏明代大统历日汇编》收录《大明成化十五年岁次己亥大统历》所附纪年格式：纪年表跨页注记在年历册末尾上栏，篇幅为六十年，一叶分两面，面18行，中间以版心隔开，版心有鱼尾，两侧纪年为表格式。第1叶第1面载“纪年”标题和一至十七岁纪年，第二面是十八岁到三十五岁纪年；第2叶第1面是三十六岁至四十三岁的纪年，第2叶版心后最后一面是从四十四岁到六十岁的纪年。［18］381-384对照黑水城出土授时历日纪年残页，从版心后开始接续四十四岁的纪年，版心显示有鱼尾，与大统历日纪年第2页第2面版式、行款完全一致。

而目前唯一能见到清时宪书所谓纪年二周甲子，其“于一岁下，添书六十一岁，仍依干支，以次载至一百二十岁”［19］391，书写格式明显不同。而且只是把不同年份所生的人的年龄扩推到了一百二十岁，年号纪年的时限仍为六十年。实际上，无论是宋朝还是清朝增改二周甲子的目的主要都是为了凑成上寿之数，期颐并登正朔，使期颐之人得见所生之岁。⑨史实表明明朝《大统历》实质行用的是《授时历》历法［20］1478，又黑水城出土元代授时历纪年残片的格式、内容与明代大统历日纪年表一致，我们可以肯定明代《大统历》实行历日纪年篇幅、内容和书写格式都接承自《授时历》，授时历日纪年时限篇幅也应为一周甲子六十年。

从唐宋历日中的“六十相属宫宿法”到明清历书之“纪年”，虽然内容、格式一致，但名称的字面含义还是有所区别，即从阴阳择吉术到纪年授时的转变，反映了该项目世俗迷信内涵被淡化，而官方政治象征意义得到强调和上升，表明历日制定者意识观念发生了转变。那么这一观念变化具体发生在什么时候，或者说什么时候开始在历日中正式改用“纪年”名称呢？

黑水城出土授时历日纪年残片没有保留标题，传世明代大统历日是目前所见最早明确标有“纪年”的历日实物。但通过张培瑜先生等人对黑水城出土元代授时历日实物的研究证明，元代郭守敬创制《授时历》改革了唐宋历日的书写格式，包括将日游和人神统一注于年终等，使历书眉目一新，其创立的新格式也一直为明清历书所遵循［21］92。我们在敦煌出土唐宋历日中也可以看到，原来最早的“六十相属宫宿法”与日游、人神等占卜术为一体，同属于那个时期具注历日中新增的有关吉凶选择的历注项目，而且书写格式都是编排在年历前面的“历序”中［22］260。元代《授时历》改革，将纪年和其他占卜术内容分成上下两栏并统一改注于年历末，明清历书末尾附注纪年的格式承自元代授时历日，“纪年”名称也应源自《授时历》。

二、传统历日中的“男女九宫”

历日纪年表中最主要的项目之一就是“男女九宫”，最早的名称就含有“宫宿法”提示。男女九宫法源自《易经》，广泛运用于风水、命相学中，可用于合命、合婚、用人、合伙等。学界普遍认为，历日中所注男女九宫主要用于民间合婚嫁娶之事⑩。男女命宫合婚法在唐代开始出现，一般都将其依托于吕才合婚法［23］27-28。“男女九宫”在历日中出现，则与唐代开始流行使用“具注历日”直接相关，具注历日因具备选择和显示吉凶功能的历注项目加入而被称作“黄历”。依术数家的理论，男女命宫由生年决定，为了方便检查，将其引入历日。

早期历日实物中的“男女九宫”大都是以单独标注的形式出现，如敦煌出土S.162、S.1473、P.3403三件宋代历日的历序中标注了历本年的“ 男 女 九 宫 ”［24］523，562，590，还 有 俄 藏 黑 水 城 出 土Инв.No.2042号西夏简明历谱有25年的年历简表标注了各年男女九宫［23］27-28。由于仅给出当年的男女九宫并不能满足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回溯出生年的宫数需要，又从以往冗长繁杂的历序中或是分散的年表中将本年和往年的男女命宫数、干支、五行、属相等内容提炼出来与相应的年号、干支、属相等组合排列成有序的纪年表，简洁明晰，也是历书改革的体现。

历日中“男女九宫”算法，依据三元和九宫形成相对固定的排列规则，是考订历日时间的重要依据。清允禄等奉旨编撰的《协纪辨方书》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择吉术的集大成之作，大家在考订传统历日中的男女九宫时，都会自然援引对比其中规范。该书“男女九宫”条下载：

《三元经》曰：“九宫建宅，男命上元甲子起坎一，中元甲子起巽四，下元甲子起兑七，逆行九宫。女命上元甲子起中五，中元甲子起坤二，下元甲子起艮八，顺行九宫……”世俗误以上元为中元，遂谓上远起兑七，中元起坎一，下元起巽四，康熙五十六年奉旨改正，列表于左。［11］717-718

陈遵妫先生在《中国天文学史》中总结，清《时宪书》“六十年甲子男女九宫生属表”中的男女命宫的推算方法与《钦定协纪辨方书》相同［20］1637。但邓文宽［25］129-131、彭向前［23］19-22等学者对敦煌、吐鲁番以及黑水城等地出土的唐、宋、西夏历日实物所载男女九宫研究却发现，这些实行历日中的男女九宫推算法比较《时宪书》和《协纪辨方书》引《三元经》所记女宫推算方法相同，男宫则整个提前了一个甲子。《协纪辨方书》既为古代选择黄道吉日的规范，本应当与古代黄历中的注记一致，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差异？

何启龙在考证吐鲁番出土元代回鹘文历法文献载“六十相属宫宿法”时率先指出，从唐代到明代历日使用的是同一种男女命宫的计算法，这种男女命宫算法始于唐代，到了清代乾隆年间才被修订［2］274。但他并未对这一算法变革问题作深入探究，所以目前有关传统历日中男女九宫算法的变革时间、过程及其缘由问题仍没有及时弄清楚。但其直接关涉几个世纪的实行历日，也是本文考订黑水城出土授时历日纪年时间的重要依据，故笔者不揣浅陋，试对这一问题进行考辨梳理。

《协纪辨方书》虽明确所记为引《三元经》记载，但并未说明所据《三元经》是何版本。据现今通行的《三元经》来说，《三元经》成书于明正统年间（1436—1449），而广泛流行于清代［26］108-109。与通行几百年的历日命宫算法相比，属于晚出。而且奇怪的是，在今《三元经》中并未找到有关“男女命宫”推算的内容，却在《星历考原》载“男女九宫”中找到了端倪：

上元甲子，男起七宫，女起五宫。中元甲子，男起一宫，女起二宫。下元甲子，男起四宫，女起八宫。男逆而女顺，男五宫则寄二宫，女五宫则寄八宫。今以三元九星例推之，则起兑七者乃下元，非上元也。起坎一者乃上元，非中元也。起巽四者乃中元，非下元也。不知传于何时。今阴阳家以为合婚之用，殊无理解。［27］196

《协纪辨方书》所谓《三元经》实际对应的应该是上面《星历考原》提到的“三元九星”。三元九星术原理是将九宫系统用六十甲子表述，两者之间形成一定循环对应关系，归纳起来就是“上元甲子中宫起一白，中元甲子起四绿，下元甲子起七赤，三元一百八十年而一周”［28］94-100。中国古代历家同样以该法注记年月，在历日中的表现形式就是“年九宫”和“月九宫”，它们与历日纪年中的男女九宫互相区别，概不能混为一谈。

古代阴阳风水理论讲求“三元”，主要包括宅元、婚元、茔元三个方面，宅元、茔元便是风水的阳宅与阴宅，其中“宅元”内容又包括“九宫建宅”［29］1005。上面《协纪辨方书》首先已经明确所引《三元经》“男女九宫”为“九宫建宅”理论，也就是用来指导人们生活住宅建设，并非用于男女合婚，方法自然不适用于类推历日纪年中的男女九宫。

原本用于合婚的男女九宫法在《协纪辨方书》则被收入卷三十六《辨讹》“男女合婚大利月”。编者在该词条下言：“惑世诬民则未有如合婚大利月之尤甚者。……又况世传九星，误以上元为中元，则宫已非，其宫卦亦非其卦。”［11］］750-751故又在最后说明，“今已奏准删除，具录《立成》于左，观者当自知辨”。所以实际真正用来指导历日中男女九宫推算的理论，被《协纪辨方书》以“三元九星”例进行考辨为误，以致对后世造成困惑。

依《协纪辨方书》所述，男女九宫的世俗算法在旧时的通书里都有记载。查明朝熊宗立依据元宋鲁珍《辉山通书》、何士泰《历法集成》二书合编的《类编历法通书大全》卷七《男女合婚·三元合婚法》记载：

上元男起七宫起甲子，中元男一宫起甲子，下元男四宫起甲子，并逆行；上元女五宫起甲子，中元女二宫起甲子，下元女八宫起甲子，并顺行。［30］287

《类编历法通书大全》所载“三元合婚法”相比《协纪辨方书》中的“男女九宫”算法，女宫不变，男宫提前一个甲子，用来检验唐、宋、元、明各代实行历日中的男女九宫则准确无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所载选择之要，皆术家常法，常法初无秘义，至纰缪之处，则《钦定协纪辨方书》驳正详矣。”［31］90通过实际检验知此书所载“三元合婚法”正合唐以来传统历日中的男女九宫算法，《协纪辨方书》似有矫枉过正之嫌。

康熙五十四年（1715）《御定星历考原》告成，五十六年（1717）谕，“历内所列男女九宫，以上元为中元，传误已久，着令改正”［32］87。故乾隆四年（1739）允禄等人奉敕编订《协纪辨方书》时，在《星历考原》基础上对原来世俗流行通书中的“男女九宫”算法和“男女合婚大利月”说法作了全面修订与辨讹，改订后的算法也被应用于其指导下所编订的《时宪书》。这就明确了在清康熙五十六年以前传统历日中的男女九宫算法依据，也解释了为什么《协纪辨方书》和《时宪书》所载男女九宫算法与唐以来传统历日中的男女九宫算法不同的问题。

三、黑水城出土授时历日纪年的时间

此前由于没有正确认识M1·1303［F19：W32］号文书的性质归属，误当作一般的“杂占文书”，所以年代无法判定。经重新考证确认该件文书属于元代授时历日纪年残页，历日纪年中的男女九宫算法也已经明确，根据残片保留的干支、五行和男女九宫，我们就可以推算出该纪年残片所属具注历日的时间。

元代授时历日纪年中的男女九宫同唐、宋以及明代历日一样，使用的都是“三元合婚法”。《类编历法通书大全》据“三元合婚法”生成有“男女合婚定局”［30］288，为了方便检验和推算，将通书中的“男女合婚定局”转引如下表：

男女合婚定局

续表

黑水城出土纪年残片第2行保留“甲辰，火，五十五岁，龙，男九宫女三宫”，意思就是甲辰岁所生的人，属龙，今年55岁，男女命宫分别是男九女三。对照上面“男女合婚定局”，只有在下元甲辰年男女命宫才是男九女三。在元朝至北元时期，即公元1280—1388年，下元历元范围是公元1264—1323年，在这个范围内查陈垣《二十史朔闰表》，纪年干支为“甲辰”的只有“元大德八年甲辰岁（1304）”［33］152，也就是在历本年的54年前。因而，这个问题就简化成了，“某人生于1304年，今年55岁，问今年是何年？”略一推算，即可知道今年是1358年，也就是残片所在历日的时间为元至正十八年。

还可以反推验证。按纪年表各项内容往前推54年，亦可知历本年的纪年内容为：“戊戌，木，一岁，狗，男九宫女三宫”。再对照“男女九宫定局”，只有在上元戊戌年男女命宫组合才为“男九女三”。在公元1280—1388年，上元历元范围是公元1324—1383年，在这个时段内查陈垣《二十史朔闰表》，纪年干支为“戊戌”的只有“元至正十八年戊戌岁”［33］157。最终确认该件属于元至正十八年戊戌岁（1358）授时历日所附纪年残页。

四、结 语

黑水城出土元至正十八年戊戌岁（1358）授时历日所附纪年残页是目前能见到的唯一一件元代汉文授时历日所附“纪年”实物，对证明和认识元代《授时历》具注历日原貌具有不可替代的文献与文物价值。元代《授时历》集中国古历之大成，不仅体现在先进的天文历算与推步方法，同时还包括创置了历日书写新格式，将唐、宋历前的“六十相属宫宿法”改称“纪年”与其他占卜术一并注于年历末是主要体现之一，这种格式也一直为明清历日所遵循。

明代行用《大统历》实际遵照的是《授时历》［20］1482-1483，其实行历日包含的“纪年”形制内容也与授时历日一致。清代《时宪历》采用西洋的法数，以就中历的体例，虽然保留了传统历日中的纪年部分，但其中“男女九宫”原本使用的“三元合婚法”却被认定是没有根据的讹误谬论，或遭摒弃或被删改，虽可说是中国历法史上一次大改革，但也难免生硬地切断了与传统历日的联系。“六十相属宫宿法”与“男女九宫”算法的变革，反映了中国传统具注历日自唐宋基本内容完备后由繁杂到简明最终走向近代的演变趋势。对待这些不够科学的历注内容，不能简单地认定为迷信，其能够在历日中长期保留，并被世俗社会普遍接受，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其中包含的丰富民俗文化内涵也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注释：

①有关历日“纪年”定义可参见汪小虎《中国古代历书之纪年表初探》，《自然科学史研究》2016年第2期；同时还可参见邓文宽《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23-224页。

②关于出土元代历日情况可参见何启龙《〈授时历〉具注历日原貌考——以吐鲁番、黑城出土元代蒙古文〈授时历〉译本残页为中心》，《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十三卷，2013年，第263-289页。

③“乙巳”二字图版原残，据文书中字的残存笔画和纪年干支推补。

④“癸”字图版原残残损，《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和《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释录》第八册均未识录，据文书中字的残存笔画和纪年干支推补。

⑤“壬寅”二字图版原缺，据文书格式和纪年干支推补。

⑥“七岁”二字图版原缺，据文书格式和上文年龄推补。

⑦《唐乾符四年（877）具注历日·吕才嫁娶图》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古代天文文物图集》第六六至六七页图版，文物出版社，1980年；相关图录可参见邓文宽《敦煌本〈唐乾符四年丁酉岁（877年）具注历日〉“杂占”补录》，载段文杰、茂木雅博主编《敦煌学与中国史研究论集》，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5-145页。

⑧敦煌出土元代历日残片见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三卷，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图三九（XXXIX）；河北隆化鸽子洞出土元代历日见隆化县博物馆《河北隆化鸽子洞元代窖藏》，《文物》2004年第5期，第20页，图四四与图四五。

⑨参见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校点，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2130页；《清高宗实录》卷八五○，中华书局，1986年，第391页。

⑩参见赵小明《黑水城出土〈属相方术〉》考——兼论唐代以来的合婚习俗》，《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汪小虎《中国古代历书之纪年表初探》，《自然科学史研究》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