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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对越南的“民主输出”政策及越南的应对策略

2021-06-01陈宪良吴霞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2021年2期
关键词:美国越南

陈宪良 吴霞

摘 要:美越战争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民主输出”政策作为对越南外交的重要手段,主要通过制造国际舆论压力、培育越南公民社会、输入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等手段向越南输出“民主制度”,其目标是促进越南意识形态逐渐西化,使其政治制度更加符合西方标准。这一定程度上对越南国家安全造成了负面影响,使越南社会西化程度加深,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呈蔓延态势,党内外时常出现要求政治多元化的声音。对此,越共采取多种方式加强防控:一方面严厉打击国内的反政府势力和“民主人士”,严防西方的“和平演变”;另一方面加强对民众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胡志明思想统领思想政治工作,培养思想坚定的社会主义接班人;此外,快速发展经济,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也成为越共抵御西方国家“民主输出”的重要依仗。

关键词:美国;越南;民主输出;和平演变

DOI:10.15938/j.cnki.iper.2021.02.008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21)02-0035-08

自冷战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将“民主输出”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全面推开,企图通过向“非民主国家”输出文化价值、政治制度、宗教信仰等,使其政治思想、价值观等从内部发生转变,从而实现国家性质的改变。美越战争结束后,美国便将“民主输出”政策作为对越南外交的重要手段,其战略目标也从改变越南国家性质转变为促进其意识形态的逐渐西化。1995年7月,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在发表关于美越关系正常化的讲话时强调:“通過与越南关系的正常化,帮助其加入国际社会,有助于我们在一个稳定与和平的亚洲为一个自由与和平的越南而努力。”“我相信,美越关系的正常化与日益深化将有助于推动越南自由民主事业的发展,就像在东欧和前苏联那样。”[1]美国国际开发署在 《与越南合作发展战略(2014—2019)》报告中指出,美国致力于将越南打造成更负责任,更具有包容性的合作伙伴。[2]其所谓的“包容性”即意图改变越南国内的政治现状,使其政治制度更符合西方标准。随着越南革新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化、科技水平的不断发展,西方国家的对越民主输出的主要方式也更加多样化、复杂化、成熟化。

一、西方国家对越南输出民主的主要方式

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逻辑不同,许多西方学者更倾向于从文化的视角分析政治结果,他们认为,不同政治结果可归因于不同文化。如康德认为,自由主义国家更倾向于遵守国际法和尊重他国权利,尤其是随着文化的成熟和人们的原则性更加一致,人与人之间会增进相互理解并能实现和平。[3]其理论追随者更是将西式民主制度与国家和平相联系,认为制度和文化因素能促进共同安全意识的形成,有助于自由民主国家之间形成独特的和平区域。该理论得到了很多西方学者及政客的认同,他们相信西式民主制度模式是每个国家自然、理性地解决国家问题的最好方案,以至于所有国家最终都应效仿。因此,西方国家有义务,也有能力在全世界推行资本主义制度,“从而,使世界变得更加安全”。[4]美国推行的“遏制战略”便是其“民主和评论”思想的实践。20世纪90年代,“民主和评论”曾在美国盛极一时,克林顿政府曾一度将各国的性质与美国的国家安全相联系,将“民主输出”作为美国对外战略的重要手段。

1.抨击越南政治制度,制造国际舆论压力,动摇越南民众的马克思主义信仰

近百年来,西式民主理论不断完善,“民主”被认为是西方社会政治制度的主要特色。许多美国学者认为,若一国的政治制度远离西方模式,就意味着其在政治上是野蛮的、落后的,亦即脱离了“人类社会的文明轨道”。因此,他们企图将西式民主制度标准化,将民主理论简单化、模式化,不仅研究实现民主制度的普遍条件,还设计出所谓的“巩固民主”的各种“动态模型”。[5]许多西方民主研究以及活动机构利用这种西式民主模型与越南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现实相比较,抨击越南的政治制度,利用民主、自由、人权等单一和线性指标对越南进行民主排名,打压其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甚至污蔑、抹黑越南政府部分政策,企图抢占舆论和道义的制高点,利用国际舆论压力干涉越南内政,以达到影响其意识形态的目的。

当前,在越南国内活动的西方民主测评机构主要有自由之家、人权观察、越南人权网、亚洲自由电台等。“自由之家”自上世纪80年代起每年都发布《世界各国自由度》的调查报告,该报告始终将越南划分在“不自由国家”行列,将西方多党制与越南政党制度进行比较,否认越共政权的合理性,批评其治理体系以及治理效能,对越共的反腐败工作持否定态度,污指越共反腐败是清洗政治异见者。[6]

美国人权观察组织长期派驻观察员在越南进行所谓的民主调查,定期发布越南人权报告,批评越南民主状况。对越南政府为维护社会稳定及国家安全,对政治异见者和侵犯他人权益者予以打击的行为进行激烈抨击。2020年6月,人权观察网撰文指责越南政府在党代会召开前抓捕政治犯,呼吁国际社会就该问题向越南政府施压,促使其尽快释放被抓者。[7]捍卫捍卫者网站也常撰文批评越南政府迫害国内政策批评者,称这些在押的“异见人士”为“良心犯”。认为越南政府采取多种手段对其进行迫害,违反了国际人权公约。同时,该网站还抹黑越南政府为抗击疫情所做的努力。宣称其以抗击Covid-19为由镇压政治异见者。

2.培育越南“公民社会”,扶植反政府势力

西方学者认为,为限制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大,反对政府侵犯个人自由和权利、过多地干预自由市场与社会,应建立一座连接政府与私人领域的桥梁——公民社会,以代表公众向政府争取权益。他们认为,“公民社会”汇集代表公共利益的行为集体,并积极参与国家制定公共政策的过程,填补国家无力应对社会需求的空白。因此,“公民社会”是一国实现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而公民社会组织则被看作是建构公民社会的核心要素。具体而言,公民社会组织一般包括旨在为社会的特定需要或公众利益而行动的组织,如慈善团体、非政府组织、社区组织、工会等。

在民主输出政策中,西方公民社会理论中强调社会与国家适当分离的原则成为西方国家的理论工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支持非政府组织、促进媒体私有化、煽动宗教势力等方式,企图在越南国内培育所谓的公民社会,片面地强调国家和公民社会的“对抗”关系,利用所谓的公民社会实施反政府活动,影响越南政治制度,维护西方资本主义的世界主导权。

第一,支持越南非政府组织,策划街头政治。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西方各类非政府组织开始在越南活动或对其进行援助。截至目前,越南国内共有500多个外国非政府组织,年均对越南投资金额达3亿美元,其中三分之一资金来自美国。许多外国非政府组织以维护民主、人权的口号为幌子,在越南国内组织策划各种反政府活动。他们或“借题发挥”,利用越南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发布误导性消息,夸大越共政策的不足,甚至歪曲越共的某些政策,进而激发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策划反政府示威游行,将矛头直指越共领导权与社会主义制度;或暗中支持越南国内的反政府组织,如越南更新革命党①、越战恐怖组织②、越南民主兄弟会等,支持其组织示威游行、抗议集会等活动。其中越南民主兄弟会,受到了自由之家、美国律师协会、国际宗教自由委员等多个国外组织的资助,多次策划参与越南国内的反政府示威游行活动。2011年6月,就中越南海问题,该组织策划了越南大规模的反华示威游行,最后演变为抗议越南政府对华政策,严重影响了越南国家的稳定。同时,该组织经常组织有关如何以“非暴力”形式对抗政府的培训课程。

第二,利用网络宣传媒体,削弱官方媒体作用。信息技术的普及改变了越南的信息格局,网络媒体迅速发展,传统媒体的影响力逐渐下降。截至2020年1月,越南有互联网用户6817万,互联网普及率达70%,同比增长9.6%。[8]目前,越南60%的新闻和信息通过网络媒体传播。在此背景下,西方国家加大对越南网络私有媒体的支持,扩大“公民社会”的舆论阵地。2005年,谷歌和雅虎分别建立了越南语新闻网页,并经常转载越南两家激进派(Tuoi Tre and Thanh Nien)媒体的文章。许多西方网络社交平台也将目光转向越南互联网市场,越南成为世界上facebook用户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2020年,facebook占其社交网络市场90%的份额,Youtube占89%,是越南本土社交网络的两倍。[9]许多反政府组织在西方国家的支持下,利用网络媒体进行活动。2005年,两位政治异见者(Tran Khue and Hoang Minh Chinh)在越南建立第一个公开的反政府政治性网站——民主运动(Democracy Movement),其服务器设在美国。2006年,政治异见团体8406发表了《越南自由民主宣言》(Manifesto on Freedom and Democracy In Vietnam),并通过网络征集118位异见人士的签名,这是越南第一批呼吁大规模政治改革的集体互联网运动之一。[10]此后,反政府网络媒体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在此压力下,官方主流媒体的影响力被削弱。据估计,2008—2013年,两个曾受民众欢迎的国有媒体(Thanh Nien and Tuoi Tre)的发行量和广告收入下降了三分之二。[11]

此外,西方国家还经常利用宗教势力传播狭隘的民族分离主义思想;利用少数民族地区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匮乏,收买、操纵分离份子进行民族分裂活动;在国际社会向越南政府施压,企图达到分裂越南的目的。据越南官方披露,21世纪初在越南西原地区发生的几次民族骚乱都与西方势力有关。

3.扩宽与越南的文化交流渠道,输入非马克思主义思想

西方国家坚信“一座电台比一个B-25战略轰炸机中队更能有效地对其他国家实施压力”,[12]加强西方国家与越南之间的文化交流可以充分发挥其文化影响力,影响或改变越南的社会价值观。为此,西方国家通过多种渠道向越南社会输入非马克思主义思想。

在教育领域,为提高教育水平,越南已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教育合作关系,共投资建设约500个与国外合作项目,总投资金额约为44亿美元。目前,在越南国内共有5所外资高等教育机构,中、小学程度教育机构有近百所,共有450多个国际培训课程。2009年,美国成立越南教育基金,每年出资500万美元资助越南学生到美国留学。据统计,2019年越南留学生的数量已增至17万,相比于2014年增加了69%,其中赴美留学的人数量约为30000。[13]此外,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参与越南高等院校的教育改革。美国国际开发署通过与越南政府合作,指导越南高等院校制定改革计划和标准,定期开展教学方法培训课程,旨在将其变成21世纪美国海外资助的高等教育系统的榜样。

2016年,美国财政部通过“富布赖特”基金在胡志明市创办富布赖特大学,这是越南第一所美国式非营利性的私立大学。该大学的课程体系以及管理系统均是效仿美国式教育体系建立,秉持着美国式教学理念的核心价值观。

在艺术文化领域,“富布赖特”基金常年资助越南文化界人士赴美访学交流,鼓励美国文化艺术团体到越进行表演。有线电视网、亚洲频道等美国电视频道在越南落地,美国之音、亚洲自由電台等也开办了越语网站和广播频道。[14]在宗教方面,西方福音教一直将越共党员干部的家属作为重点发展对象,他们用少数民族语言印发圣经,利用各种秘密的方法进行传教,传播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企图通过家属教唆使越共党员干部脱党、入教,削弱主流意识形态的群众基础。[15]一定程度上给当地造成了社会思想的复杂化。

西方国家意识形态的渗透导致越南社会非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的泛起,一些民众盲目崇拜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和社会制度,忽视越南党和国家的成绩,夸大越南社会治理中出现的问题,并将其归咎于越南党和国家的领导。例如,个别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传播政治多元化的思想,抨击越南的政治制度,呼吁取消社会主义政治思想教育。[16]这些言论引发了社会民众对党和国家的不满情绪,降低了其对党和国家领导能力与治理能力的信心。

二、西方国家的“民主输出”政策对越南的影响

随着世界全球化进程的加深及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西方国家输出民主的手段更加多样,形式也更为隐蔽,对越南社会的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产生了诸多影响。1994年,越共中央第七届中期会议首次提出:越南国家正在面临着经济发展滞后、和平演变、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和贪污腐败等四大危机。要求全党对此要加以重视。[17]但西方国家的民主输出政策依然对越南产生很大影响。

1.引起越共党内思想路线的分歧

在革新开放的过程中,越共努力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每次党代会的政治决议都会对越南社会主义特征作出新的概括。[18]但是,由于经济发展、“和平演变”等危机,越共党内关于革新开放进程的方向问题始终存在分歧,甚至在党内高层中也出现要求实行多党制和政治多元化的声音。

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越共党内就存在思想派系斗争。越共七大召开前,一些越共党内高级干部曾公开主张西化,否定越南共产党的领导。1990年1月,时任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陈春柏在河内市常委会议上公开宣称,应效仿苏联进行民主化、公开化的政治改革,主张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同步进行,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原越南共产党党报编辑、南方退伍军人俱乐部重要成员裴信通过英国BBC、法国国际电台等海外媒体公开批评党的社会主义路线,主张建立“民主政体”,建议把“越南共产党”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分别改名为“越南工人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举行民主选举,建立民族复兴政府等。[19]2012年1月,越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中明确指出,当前党内部分人公然与党组织唱反调,党内存在“和平演变”和“自我演变”的危机。不少党员由于受到“和平演变”的影响和市场经济的冲击,在思想上已经发生“自我转变”和“自我转化”,这些现象已经危及到政权的稳定。[20]2014年7月,受国内“去中国化”示威活动的影响,61名越共退休党员干部向党中央提交公开信,要求越南放弃社会主义,不再依赖中国,转向民族和民主的越南道路。

2016年10月,越共第十二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建党整党,防止和遏制政治思想、道德、生活作风堕落现象,内部“自我转变、自我转化”表现的决议》。《决议》指出,当前越共的党建工作还存在许多不足,一些地方党组织的领导力和战斗力低下,大部分党员干部的政治思想、道德、生活作风正在蜕化。总体来看,当前越共内部“自我转变,自我转化”的表现主要有:反对社会主义组织原则,特别是反对民主集中制原则,要求实行“多党制”;反对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要求实行三权分立,发展公民社会;公开批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否认越共的历史成就,歪曲党的革命历史;利用多种手段,散布政治谣言,引起党内分歧;反对党对军队的直接领导,要求军队国家化;与国外非政府组织勾结,策划组织反政府活动;歪曲越南党和国家的外交政策,激发民众的不满情绪;反对越共在文化领域的领导作用,传播历史虚无主义的文化作品;利用宗教势力,煽动民族分离主义。可见,越共政权所遇到的压力非常严峻。

2.导致越南社会思潮多元化

由于西方国家“民主输出”政策的影响,越南非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泛起。其中具有较大影响的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此外新保守主义、生态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社会思潮的影響也不断扩大。这些社会思潮的泛起对越南社会的稳定及越共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均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现代越南民族主义思潮产生于19世纪末,在越南独立和解放运动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进入21世纪后,越南民族主义思潮逐渐趋于极端化、狭隘化。西原地区少数民族问题的激化,就是民族分离主义极端化的结果。许多外国非政府组织利用多种方式煽动少数民族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组织民族分裂活动。持反越共立场的海外越侨也利用民族主义煽动民众反越南政府,这助长了越南极端民族主义的泛滥。

自由主义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思想,始终是西方国家“民主输出”政策的重要内容。自越南革新开放起,尤其是提出“革新思想”战略之后,西方国家利用多种方式向越南社会渗透自由主义思想,对越南文化建设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越南国内的“自由派”发表许多自由主义文化作品。如《别了,意识形态》《牵手走过智慧的指路牌》《盲目天堂》等文章、小说,在当时越南社会上广为流传,其中《牵手走过智慧的指路牌》被奉为越南知识分子觉醒的“圣经”。[21]同时《前锋报》《年轻人报》等自由主义新锐报刊蓬勃发展,发表大量自由主义作品,引起越南社会对其经济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建设公民社会的质疑。

受苏东剧变影响,社会民主主义思潮传入越南。上世纪90年代,越共官方曾派出代表团赴西欧和北欧进行考察,了解瑞典和芬兰的社会发展模式。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英国宣扬的“第三条道路”在越南曾一度得到追捧。越南社会民主主义者宣扬的“非思想化”道路,强调在革新开放进程中要摆脱各种思想束缚,不应将革新思路禁锢在“教条”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更有利于越南的经济发展。在当时越南引起了较大反响。

这些社会思潮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对越南主流的意识形态构成严重的威胁,对越共意识形态执政资源建设产生巨大危害:第一,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辩护功能,使越共执政的合法性和权威性遭到质疑;第二,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整合功能,动摇了越共执政的思想基础;第三,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吸引功能,导致越共在文化领域的领导力下降。

3.越南社会中反政府活动增多

澳大利亚越南问题学者卡莱尔·泰耶认为,进入21世纪后,越南国内反政府势力主要有知识分子精英、抗战时期的退伍老兵和部分农民。这三部分人有时单独行动,有时又相互配合。在外国非政府组织的支持之下,他们已经成为西方国家对越南实行“民主输出”政策的主要力量。[22]正是在这些势力的干预下,越南社会公开的反政府活动时有发生,严重地影响了越南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20世纪90年代,越南国内爆发过多次范围广、影响恶劣的反政府活动。1993年5月,越南顺化爆发了自越南统一以来最大的反政府示威活动。大约4万名越南独立统一佛教教会的教徒走上街头示威游行,反对越共的宗教政策,要求恢复所谓的宗教自由。示威教徒与警察爆发冲突。1997年5月,太平省北部爆发了农民抗议事件,示威持续了数月之久,波及多个省份。同年11月,越南天主教教徒又在南部发起反政府的示威游行,并与越南警察发生冲突。

进入21世纪后,越南西原地区在2001年和2004年爆发两次规模较大的民族骚乱,有数万名少数民族民众参加。许多当地的党政机关被打砸,一些公务人员在平暴过程中受伤。越南政府后来不得不抽调大批党员干部深入到基层做解释工作,甚至调集军警才使骚乱得以平息。2010年,河内周边又爆发了由于教会土地被征用而引发的教民与政府的冲突。2011年,越南北部山区发生数千名赫蒙族群众围攻政府事件,最后越南政府动用直升机驱赶才平息暴乱……总之,自革新开放以来,越南国内较大规模的反政府活动频繁发生,多数反政府活动都伴随着打砸抢,严重影响越南的经济发展,破坏了越南的社会稳定,丑化了越共在民众心中的形象。而反观这些反政府事件的背后,或多或少都有西方国家或组织的身影。

三、越南的应对措施

面对西方国家不断深化的“民主输出”政策,越共并没有固步自封,反而积极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扩大交流合作。越共认为,开展积极主动的外交,既有利于革新开放事业,又能够营造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同时,越共通过努力加强自身各方面建设,积极应对“和平演变危机”。

1.坚持革新开放,展现社会主义制度吸引力

长期的落后状态使越南深刻认识到“发展才是硬道理”。1986年,越南实行革新开放政策,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不断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努力满足人民对物质文化生活需求,从而增强人民对越南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进而抵制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上个世纪90年代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越共党内外也暗流涌动,一些人也对共产主义信仰产生动摇。在紧要关头,越共七大召开,发布了《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把革新事业推向前进》的报告,明确提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此后,越共中央的多次文件和会议都重申,要坚定并创造性的根据越南实际运用马列主义和胡志明思想。

在经济建设方面,越共稳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体制,支持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大力引进外资,积极推动对外贸易的发展,实现了由封闭经济向开放型经济转型。革新开放30多年,越南的经济快速增长,经济实力显著增强。2001—2019年越南的GDP平均增长率达6.46%,产业转型升级计划稳步推进,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显著提升。在政治改革方面,越共坚持推进政治体制革新进程,不断完善民主制度。通过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健全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实行中央委员和重要领导干部差额选举和信息公开等制度,越共不断推进党内干部队伍年轻化,改变先前僵化低效的政治模式,提高了党的执政能力。

不断健全“社会主义法权”,加大力度整治腐败。越南國内贪污腐败和官僚主义问题一度较为严重,引起民众的严重不满。为此,自上个世纪80年代起,越共采用多种手段整治腐败。首先,采取“运动式”反腐方式,清理不合格党员。1986年12月至1990年9月,越共开展“纯洁党组织”的反腐败运动,倡导党员干部活动公开化、民主化,克服官僚主义。[23]2006年11月,越共开展为期5年的“以胡志明为道德榜样工作和生活”的运动。其次,实施“制度式”反腐,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和廉政制度机制,全面深化反腐败斗争。越南颁布《干部、公务员法》《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法》《反贪污法》《预防和反对腐败法》等多部法律。2005年,越南成立中央反腐败指导委员会,使反腐斗争已经步入法制化、制度化的轨道。此外,建立“监督式”反腐机制,从源头遏制腐败问题。同时,越共积极推进官员财产申报、国会代表质询和信任投票、新闻监督等多种监督机制,从根源上遏制腐败。

2.采取多种措施,抵制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

在反“和平演变”的主战场,越共利用法律手段严厉打击各类反政府活动及非法的非政府组织,回击不实的反政府言论,维护了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上个世纪90年代,越南国内暴力示威游行频发,严重危害了越南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给越共造成了巨大的政治压力。1995年,越共中央召开七届八中全会,着重讨论了应对“和平演变”的问题。随后,成立了以时任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陶维松为领导的“反和平演变领导小组”,领导全党的反“和平演变”工作。一方面维护社会稳定,另一方面向民众做安抚和解释工作。对稳定越南国内局势起到了积极作用。[24]

1999年,越南颁布《刑法典》,明确规定了危害国家安全的非法行为及政府维护国家安全的合法手段和形式。进入21世纪后,越南公安部承担了打击“和平演变”活动的主要工作。越南公安部的官方网站会及时发布“反和平演变活动”的相关信息,公布已被确定的“和平演变”组织和主要成员的相关信息,积极回应各种污蔑、毁谤越南政府的不实言论,揭露了“和平演变”组织的真实面目。

加强对新闻媒体的管控,严厉打击各种危害社会主义政权和国家安全的非法宣传行为。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和自媒体快速发展,越南政府除了加强对传统媒体进行有效监管外,更对互联网和自媒体加大管控力度,以防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2006年,越南政府颁布了《文化和信息活动法令》,将传播“反动意识形态”、否定党和国家革命成就的行为列为犯罪;2015年越南政府又颁布72号法令,禁止利用互联网和在线信息反对越南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危害国家安全、破坏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禁止宣扬民族和宗教仇恨,禁止宣扬与民族传统相抵触的各种行为。[25]通过对网络舆论和新闻媒体的规范和监管,越南国内各种违法舆论宣传行为得到了遏制。此外,越南政府还采取积极的宗教措施,防止西方势力利用宗教问题进行“和平演变”。

3.加強政治思想教育工作,驻牢反“和平演变”的思想防线

为解决越南在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危机,增强民众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改变社会思想混乱的现状,越共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全社会加强思想政治教育,防止外部的“和平演变”和内部的“自我转化”。

革新开放以来,越共高度重视党内外民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以抵制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越南宣教部门通过多种方式宣传越共的社会治理理念,及时披露国内外重大事件的相关信息,有力地驳斥了西方国家散布的有关于越南社会治理的不实言论。为了加强对民众的思想政治教育,越南政府对国内民众进行系统的、分层次的思想政治教育。此外,越共始终坚持马列主义、胡志明思想,不仅政策制定以此为指导,而且作为各种具体行动的指南,从而增强了民众的马列主义思想理念。为了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成效,越共政府利用一切契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如每逢革命纪念节日,越南政府都会举办重大的纪念活动。此外,越南积极推进“爱国竞赛”运动,通过树立爱国模范对民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26]

越共采取多种积极措施,以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一是加强对党员干部政治思想的培训。目前,越南共有700多所不同层次的政治教育院校,负责对各级党员干部进行社会主义理论培训。此外,越共党内定期开展专项座谈会、思想交流会等活动宣传党的思想、方针、政策;二是发挥先锋模范的正面引导作用。自2007年起,越共在全国开始推行“学习和践行胡志明道德榜样活动”。2018年10月,越共十二届八中全会又通过了“关于发挥党员干部,特别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委员的先锋作用”,号召各级党组织的最高领导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提升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号召力;[27]三是严肃党风党纪,坚决遏制和防范党员干部的思想、道德和生活作风的蜕化,树立良好的党员干部形象。

在高等教育领域,越南政府确定马列主义、胡志明思想为越南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越南教育法》规定,越南的教育要以社会主义思想为基础,坚决禁止利用教育从事危害国家,分裂国家的活动。[28]2004年,越南教育培训部规定《马列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越南共产党史》和《胡志明思想》为所有高校的必修课程。2013年,越南政府决定免除马列主义、胡志明思想专业高校学生的全部学费。[29]越南教育培训部还成立了多个公立教育监督机构,负责全国的高等院校教育质量监管。教育监督机构其中一项重要的任务是,促进各高校采取措施,提高学生对政治思想教育的兴趣,坚定广大青年学生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30]

4.打造越南特色民族文化,增强民众的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

西方价值观念的涌入,不仅对越南青年人的思想观念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而且对越南民族文化造成了巨大冲击。对此,越南政府指出,尽管21世纪以来,越南文学艺术作品的数量大幅增加,但是越来越多的作品未能展现出民族先进性和独特性,有些作品还带有误导性意识形态的内容,不能引导青年人践行社会主义价值理念。2010年7月,越共颁布了《防止有害文化产品的入侵,破坏社会道德》的第46号决议,对“有害”文化入侵做出了工作部署:一是通过大规模的群众文化运动反对“有毒”文化产品;二是提高政府相关部门对文艺作品的监管效率及其政治方向的监控能力;三是建设良好的文化环境,以防止“有害”文化的影响。2014年6月,又颁布了《建设和发展越南特色文化,实现越南可持续发展》的第33号决议,明确强调要建设具有越南特色的现代文化,创建符合越南民族文化传统的新价值观,增强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引领作用。培育民众的爱国主义精神、民族自豪感,树立越南特色文化的核心价值观。[31]2020年9月,越南宣传部门领导在座谈会中表示,第46号指令颁布十年来,越共的政治思想宣传和教育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未来将要针对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新手段及46号指令实施方面的不足来部署下一步计划。[32]

除颁布法令和指导文件以外,越南文化部门还策划组织有关于越南民族文化的科研项目和研讨会,培育良好的文化氛围,反对不合时宜的风俗习惯,促进越南青年形成正确的文化价值观。越南特色文化的建设既满足了国家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有助于提高民众的思想水平和责任意识,一定程度上抵制了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此外,越南文化部门与越南祖国阵线、各级党政机关和各类群众组织合作开展教育实践活动,以推动民族特色文化建设。

面对西方国家的“民主输出”政策的影响,采取了多种手段进行防控。尽管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依然面临较大压力。目前,一方面,西方的“民主输出”使得越南社会“西化”意识增强,导致越共对国家政权安全产生忧虑;另一方面,越南政府又渴望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帮扶,而加强与这些国家的合作,这种矛盾心态必然增加了越共反对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的困难。2020年12月,美国国际开发署发布《与越南合作发展战略(2020—2025)》合作计划,其新的目标是帮助建设开放、繁荣、安全、应对自身发展挑战更加有效和包容的越南社会。[33]可见,未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会进一步扩大对越南的“民主输出”,越南反对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也会有所加强。

注释

① 由西贡政权统治时期的军人、知识分子组成,总部在美国加州,在英、法、德、澳等西方国家设有分支机构。

② 总部在泰国曼谷,由美籍越南人创立,在美国、澳大利亚等地都设有秘密联络处或培训基地,受美国、法国等多个西方国家的资金资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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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张学玲]

收稿日期:2021-03-01

基金项目: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研究”(20ZDA017)

作者简介:陈宪良(1972—),男,黑龙江富锦人,哈尔滨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吴 霞(1993—),女,黑龙江富锦人,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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