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①当前学界重在结合传世文献及出土材料以考察《尚书》经文中与“受命”王者相关历史叙述的确切性与真实性，以及探讨周代“受命”思想产生的历史、社会及文化环境，相关论述请参见：李忠林：《皇天与上帝之间：从殷周之际的天命观说文王受命》，《史学月刊》，2018年第1期，第3443页;刘光胜：《真实的历史，还是不断衍生的传说——对清华简文王受命的再考察》，《社会科学辑刊》，2012年第5期，第172177页;祝中熹：《文王受命说新探》，《人文杂志》，1988年第3期，第7579页;王和：《文王“受命”传说与周初的年代》，《史林》，1990年第2期，第16页;李桂民：《周原庙祭甲骨与“文王受命”公案》，《历史研究》，2013年第2期，第1428页;王坤鹏：《两周受命说的初型与衍变》，《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第186190页;晁福林：《从上博简〈诗论〉看文王“受命”及孔子的天道观》，《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第8293页。

②牟宗三先生指出，如果一种通识与洞见“是一个客观的问题，纵使是最高的而又是最根源的，亦须有义理以通之……我们亦须把它当做一个客观问题，依学问底途径以深切著明之”。（牟宗三：《现象与物自身》，《牟宗三先生全集》第21册，联经事业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第34页。）至少在儒家传统中，“受命”作为周初圣贤的通识，因其与“天”的密切关联，而是一种对人伦及政治实践具有最高及最根源意义的洞见。

在《尚书》经义系统内部，“受命”作为与一种“天—人”秩序密切相关的重要观念，贯穿了经文中关于历代圣王政教实践的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