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慧 赵富才

摘 要 反刍思维与社交焦虑的关系一直存在争议，为探究这些研究结论不一致的原因，本研究采用元分析技术研究反刍思维与社交焦虑的关系。综合国内国外研究42篇，中文文献8篇，英文文献34篇，共53个独立样本，总样本23032人。研究结果显示，反刍思维与社交焦虑呈高度正相关（r=0.42），反刍思维与社交焦虑的关系受到年龄段、反刍思维使用量表、社交焦虑使用量表的调节，不受研究设计、文化背景的影响。

关键词 反刍思维;社交焦虑;元分析

分类号 B842.6

DOI： 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21.05.002

1 问题提出

根据美国《精神病学会》对于社交焦虑障碍的评定标准，符合社交焦虑障碍终身患病标准的青少年占8.6%，处于较低亚临床水平社交焦虑的青少年占27%～47%，焦虑程度较轻未发展到功能损伤时称之为社交焦虑，社交焦虑已成为仅次于抑郁和酒精依赖的美国第三大心理问题（Kessler， 2005）。随着我国社会的剧烈变化，国内社交焦虑水平也有明显的上升趋势（时蒙等， 2019），约有11.5%～25.5%的大学生患有社交焦虑障碍（Zhong et al.， 2008），处于高社交焦虑人群占总人群的27.2%～42.0%之间（李静等， 2015）。社交焦虑不仅会使个体产生疏离感、低自尊、低幸福感（李昳， 陆桂芝， 李勇， 2018; 杨鹏飞等， 2018; 张亚利， 李森， 俞国良， 2019），还会使个体产生攻击倾向、抑郁等心理健康问题（李宗波等， 2017; 王明忠等， 2014; 吴晓薇等， 2015）。由于社交焦虑的普遍性和影响性，近年来对于社交焦虑的研究也日益增多，其中反刍思维与社交焦虑关系的研究结果具有一定差异性，效果量值从-0.29到0.94均有报告（Blte et al.， 2018; Brozovich， 2014）， 所以反刍思维与社交焦虑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它们之间可能存在哪些调节变量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分析。本研究采用元分析技术对反刍思维与社交焦虑的关系以及两者之间的调节变量进行探讨，从而得到一个更准确、更全面、更具有适用性的结论，为日后社交焦虑的预防和治疗提供方向。

社交焦虑是指个体害怕处于社交的情境中，表现出在公共场合下无法自由进食、不敢讲话、害怕参加聚会等。由于害怕社交情景中他人对自己的评价以及自己在社会活动或社会角色上无法达到预期而表现出紧张焦虑情绪体验（郭晓薇， 2000）。轻度的社交焦虑可以使个体在公众场合下保持一定的斗志，而重度的社交焦虑会影响个体正常的工作、生活，影响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性（李宗波等， 2017; 马俊军， 安连超， 2019; 王东梅， 张立新， 张镇， 2017）。

反刍思维是一个适应不良的过程（方杰， 孙雅文， 2018; Brozovich， 2008; Nolen-Hoeksema， 2008），它强调个体在经历负性事件后自发地重复思考事件的原因和后果，而不去想如何才能使问题真正得以解决。Harrington （2002）认为反刍思维通常涉及与自我相关的内容。在社交情景中，个体不断重复思考在社交过程中自身在细节上的处理不当以及针对这一问题他人将如何评价自己，陷入对自我社交能力的懷疑当中，但不去想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从而产生社交焦虑。众多研究表明，反刍思维与社交焦虑存在正相关关系（Kocovski， 2007; Valenas， 2015），在社交活动之前，被试陷入对过往社交负性事件的思考中，从而促使被试在社交活动中产生社交焦虑（Clark & Wells， 1995）;Brozovich（2015）认为在社交活动之后高社交焦虑者不断回想在本次社交中与自我相关的负性事件，导致产生对社交活动的回避和恐惧，形成负向循环，对未来社交情景做出负向预期，从而使得被试在以后的社交活动中出现社交焦虑的概率增加。但也有研究表明，反刍思维与社交焦虑之间呈负相关关系，Abbott和Rapee （2004）认为， 对于社交焦虑水平较高的个体而言，在社交活动之后进行反刍思维会缓解他们的社交焦虑，进行反刍思维后会给个体带来的舒适感，降低社交焦虑水平。关于反刍思维与社交焦虑之间的研究众多，大部分研究认为反刍思维与社交焦虑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小部分研究认为两者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所得研究结果不同可能与被试年龄段、研究设计、文化背景以及测量工具有关。

不同的被试年龄段间反刍思维与社交焦虑的关系可能存在差异。社交焦虑的认知理论认为在社交焦虑的发展中消极的自我认知是维持和导致社交焦虑的一个重要因素（Rapee， 1997; Spence & Rapee， 2016），反刍思维也通常涉及与自我相关的内容，而对自我的认知是个体对自己行为和心理状态的觉察，个体的自我认知能力随年龄的增长不断趋于成熟，自我认知程度较高的个体对自我的认识更准确、更广泛，同时也受主观心理困扰的程度更高（Abdollahi， 2019; Trapnell & Campbell， 1999）。因此不同的年龄段自我认知水平的不同将会影响个体社交焦虑、反刍思维水平，从而影响反刍思维与社交焦虑之间的关系。

不同的研究设计间反刍思维与社交焦虑的关系可能存在差异。众多横断面研究表明反刍思维是导致个体出现焦虑的重要因素（Abasi， 2017; Armstead， 2019; Valenas & Szentagotai， 2015），尽管如此，横断面研究对变量关系的解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Blte等人（2018）进行了为期五年的纵向研究，在这五年中共收集四次数据，均表现出反刍思维能够预测一定程度的社交焦虑。Drost（2014）两年和四年的纵向研究也表明反刍思维对社交焦虑有一定的预测作用。而Cndea（2016）进行的为期一周的纵向研究中，第一天对被试进行测量发现反刍思维与社交焦虑之间呈负相关（-0.14），一周后再次对被试进行测量，发现反刍思维与社交焦虑之间呈正相关（0.32）。因此，横向研究设计与纵向研究设计中对反刍思维与社交焦虑的关系的研究存在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可能是研究设计的不同引起的。

不同的文化背景间反刍思维与社交焦虑的关系可能存在差异。目前对于反刍思维与社交焦虑之间关系的研究大多基于西方文化背景下，而东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东方提倡“吾日三省吾身”、提倡进行反思活动和经验总结，反刍思维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具有适应性的积极意义，东方文化背景下更有可能探寻到反刍思维的正面意义，因此在东西方背景下研究出两者之间的关系可能存在差异性。

不同的测量工具间反刍思维与社交焦虑关系之间可能存在差异。对于反刍思维的测量国内应用最为广泛的是韩秀和杨宏飞（2009）修订反刍反应量表（Ruminative Responses Scale， RRS），该量表是从反应风格量表（Response Styles Questionnaire， RSQ）中分离出来的专门测量个体在消极情绪状态下的反刍思维倾向，量表包括三个维度，分别是对自我的关注、对症状的反刍以及对反刍产生的根源和结果的关注。该量表虽应用广泛但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他对于反刍症状的测量主要集中在消极意义方面，而忽略了对其积极意义的测量。因此针对这一问题，不同的研究人群及研究情景采用了更具有针对性的问卷，比如针对事后反刍思维采用Fehm等人（2007）编制的事后处理问卷 （Post Event Processing Questionnaire， PEPQ）、 Abbott（2004）根据Edwards等人编制的（2003）思考量表（The Thoughts Questionnaire， TQ）修订的事后冗思问卷（Post-Event Rumination， PER）、针对青少年采用Ziegert和Kistner（2002）编制的儿童反刍风格量表（Childrens Response Styles Scale， CRSS）等。采用不同的反刍思维问卷所测量的反刍思维的水平会有所差异。对于社交焦虑的研究量表应用最为广泛的是Leary（1983）编制的交往焦虑量表（Interaction Anxiousness Scale， IAS），但更深程度的社交焦虑使用Watson和Friend （1969）编制的社交焦虑障碍量表（Social Anxiety Disorder， SAD）测量效果会更好。因此各个量表的使用也可能会影响反刍思维与社交焦虑的关系。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采用元分析技术，利用现有文献充分讨论反刍思维与社交焦虑之间的关系，同时分析不同的被试年龄段、不同的研究设计、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测量工具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文献搜索

本研究通过检索中文数据库和英文数据库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文献检索。所检索的中文数据库包括中文知网期刊全文数据库、维普中文科技期刊、万方数据检索系统，检索主题词为反刍、冗思、迷思、反刍思维、社交焦虑、交往焦虑。检索的英文数据库包括PsycINFO、Web of science、ProQuest、SpringerLink、EBSCO、Google Scholar、DDS学位论文进行检索，检索主题词为rumination、reflection、brooding、social anxi，为避免遗漏文献，对该领域活跃的研究者进行手动检索和查缺补漏，检索时间截止至2020年6月。

2.2 文献纳入标准

纳入研究的文献需要满足以下条件：（1）文献是关于反刍思维与社交焦虑的实证研究，综述、元分析等不纳入研究;（2）文献中明确的报告了样本量、反刍思维与社交焦虑的相关系数r值， 或能转换为r值的F值、t值、χ2值，不包括用结构方程模型、回归分析或其他统计方法得到的数据;（3）对于重复发表的文章，只纳入其中一篇的数据进行研究。文献筛选流程及纳入研究最终结果如图1所示。

2.3 文献编码

对纳入研究文献的发表信息（作者、年份）、样本量、效应量、研究设计（横向、纵向）、被试年龄段（青少年、成人）、文化背景（东方、西方）、测量工具进行编码。其中纵向研究只提取开始和结束时反刍思维与社交焦虑之间的效应量并对其分别编码，横向研究设计文献只编码一次。文化背景的编码根据Hofstede（2010）的划分标准进行东西方编码，将中国、印度尼西亚、越南、韩国、泰国、老挝、巴基斯坦、阿拉伯国家等编码为东方，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等国家编码为西方。对于文章中没有相关系数，但报告了F值、t值、χ2值则先运用Rosenthal（1991）和Shadish等人（1999）提出的转换公式进行转换再编码，公式为r=[t2/（t2+df）]1/2， df=n1+n2-2; r=[F/（F+df）]1/2， df=n1+n2-2; r=[χ2/χ2+N）]1/2。具体编码信息如表1所示。

2.4 数据分析

本研究使用CMA 3.0（Comprehensive Meta Analysis V3）进行数据的分析。

3 结果

共42篇研究纳入分析，42篇文献得到共53个独立样本，总样本23032人。其中中文文献8篇，英文文献34篇，学位论文6篇，期刊36篇。

3.1 异质性检验结果

根据Hedges和Vevea（1998）的理論，效应值的异质性检验结果显著使用随机效应模型，不显著则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由表2可知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Q值为1293.40，p<0.001，说明各效应之间差异显著，适合使用随机效应模型，I2值为95.98，说明有95.98%的观察变异量是由效应值的真实差异造成的，有4.02%的观察变异量是由随机误差引起的。根据异质性25%、50%、75%分界点的划分（Higgins et al.， 2002），各效应值的异质性为高异质性。Tau2值为0.06，说明对研究进行加权时，有5.7%的研究间变异可用于计算权重。

3.2 发表偏差检验

发表偏差是指纳入研究的文献与理论上的文献之间存在偏差，这种偏差是由于具有同统计效应的文章更容易被发表从而能够纳入元分析当中所引起的（Borenstein， 2009）。根据异质性检验结果本研究为高异质性因此适宜对所纳入研究的文献采用漏斗图、Begg秩相关、剪贴法、p曲线分析进行发表偏差检验并校正（赖丽足， 2018）。

从漏斗图（图2）可以看出，本文所纳入的文献大多数集中于漏斗图的中上部，左右两边的效应值有对称的趋势，表明本文存在出版偏差的可能性比较小。由于漏斗图存在主观效应，为了进一步验证发表偏差， 采用Begg秩相关、 剪贴法、 p曲线分析来依次检验和矫正。Begg秩相关检验结果（p=0.591， p>0.05）不显著表明该研究不受发表偏差的影响。剪贴法检验矫正发表偏差对元分析结果的影响，结果表明补入文献前后随机效应模型得到的总效应没有显著变化。p曲线分析结果显示，在53个研究中有44个研究总效应检验显著，而在44个研究中p值<0.025的有42个，所得到的p曲线呈显著的右偏态。以上结果表明本研究的结果能够反映反刍和社交焦虑之间的真实效应值而不是由发表偏误或者p值操作引起的。

3.3 整体效应检验（主效应检验）

在反刍思维与社交焦虑的元分析中共有53项效应值纳入研究，含23032名被试。由随机效应模型森林图可知r为0.42（CI=0.36～0.47， Z=12.89， p<0.001），根據Lipsey和Wilson（2001）观点认为当r≥0.4时为高相关，因此反刍思维与社交焦虑之间呈高强度显著正相关。

3.4 调节效应检验

本研究考察了被试年龄段、研究设计、文化背景、测量工具作为反刍思维与社交焦虑之间的调节变量，在调节效应分析中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检验。

由表3对被试年龄段的异质性分析可知，不同被试年龄段显著影响反刍思维与社交焦虑之间的关系（Qb=7.18， p<0.05）。对不同被试年龄段进行调节分析发现，被试为成年人时反刍思维与社交焦虑的相关（r=0.49）显著高于被试为青少年时反刍思维与社交焦虑的相关（r=0.28）。

由表3对研究设计的异质性分析可知，不同的研究设计对反刍思维与社交焦虑的相关没有显著差异（Qb=0.36， p>0.05）。对研究背景的异质性分析可知，不同的文化背景对反刍思维与社交焦虑的相关没有显著差异（Qb=0.44， p>0.05）。

由表3对研究中使用的反刍思维量表的异质性分析可知，研究中使用不同的反刍思维量表显著影响反刍思维与社交焦虑之间的关系（Qb=26.77， p<0.001）。使用反刍思维量表数不足（k<2）则不纳入分析。对不同的反刍思维量表进行调节分析发现，使用LEIDS-R时反刍思维与社交焦虑的相关最高（r=0.60），然后依次是使用RTQ（r=0.50）、RTSQ（r=0.49）、PEPQ（r=0.49）、RRQ（r=0.49）、 RRS（r=0.43）、 CRSS（r=0.43）、 TQ（r=0.29）， 相关最低的是使用RQ量表时（r=0.29）。

由表3对研究中使用的社交焦虑量表的异质性分析可知，研究中使用不同的社交焦虑量表显著影响反刍思维与社会交焦虑之间的关系（Qb=43.67，p<0.001）。使用社交焦虑量表数不足（k<2）则不纳入分析。对不同的社交焦虑量表进行调节分析发现，使用PSWQ时反刍思维与社交焦虑的相关最高（r=0.60）， 然后依次是APPQ-S（r=0.59）、 SAD（r=0.57）、 LSAS（r=0.53）、 SIAS（r=0.52）、 SPS（r=0.40）、 SAS-A（r=0.35）， 相关最低的是使用IAS量表时（r=0.33）。

4 讨论

4.1 反刍思维与社交焦虑的主效应

本研究针对反刍思维与社交焦虑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首次采用了元分析技术汇总了42篇文献分析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以及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调节变量。根据元分析结果可以得到，反刍思维与社交焦虑之间呈显著正相关，且两者之间为高相关（r=0.42）。

该研究结果符合反刍的反应风格理论（Responses Styles Theory， RST）（赖丽足等， 2018; Nolen-Hoeksema， 1991），该理论认为个体在面对抑郁、社交焦虑等负面情绪时选择不同的反应方式将会产生影响个体沉浸在负性情绪的时间和程度，当个体倾向于进行反刍思维而非注意转移的反应风格时，会使自己陷入社交负性事件的思考当中无法自拔从而使社交焦虑的程度加深;该研究结论也得到反刍的目标进展理论的支持（Martin et al.， 1993），认为个体由于在目标实现的过程中实际情况与理想情况存在差距并对这一差距反复思考，个体对目标失败的信息更加敏感，从而使个体产生抑郁、焦虑等消极的情绪状态。当个体在社会交往中自己的行为没有达到预期时，个体对这一差距进行反刍思维，陷入对社交目标失败的思考中从而产生社交焦虑;Clark （1995）的事后反刍理论认为，个体会在社交结束后对社交互动过程进行反复思考，消极的事后反刍会使个体加深与自我有关的消极信息，对自我进行否定而产生社交焦虑。周济全和陈青萍（2018）研究发现，反刍思维会使个体正常社交不能得到满足从而安全感逐渐缺失导致产生社交焦虑; Mellings（2000）研究发现，对于反刍思维水平较高的个体更倾向于选择性注意与自我有关的负面信息，并且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中也更倾向于关注自身的行为而非他人，从而导致社交焦虑水平较高;Abbott 和Rapee （2004）研究发现，社会和表现情境引发对自我表现更严厉的评价，从而导致更广泛的负面反思，反刍思维更广泛的个体在社会交往中更倾向于强化和维持自己在社会交往中的消极表征，从而导致社交焦虑水平较高。Modini（2018）研究发现，不论是在社交活动之前还是在社交活动之后，反刍思维水平均会显著影响被试的社交焦虑水平。

4.2 反刍思维与社交焦虑的调节因素

调节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年龄段对反刍思维与社交焦虑的关系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随着年龄的增大，反刍思维与社交焦虑的正相关程度也随之增大。随年龄增加，个体进行社会交往的场合随之增多，不再是比较单一的学校、家庭等社交场所，而是扩展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的重心也从学业转移到更加复杂的工作当中来，对社交能力的要求也随之增加。因此，个体在这样更加频繁社交的环境中更有可能发现自己的实际社交能力与理想社交能力之間的差距，反刍的目标进展理论认为个体会对这一差距进行反复思考，从而更有可能产生社交焦虑。并且随年龄增加，个体的自我认知能力趋于成熟，对自我的认识更准确、更广泛，同时受主观心理困扰的程度也会更高，个体产生更多对自我的思考，当进行反刍思维时会更常对日常生活交往的负面自我进行思考，从而使得产生社交焦虑的可能性增加。

研究设计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显示，研究设计对反刍思维与社交焦虑的关系不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也就是说不管是纵向研究设计还是横向研究设计都发现了反刍思维与社交焦虑之间存在高度正相关。

文化背景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文化背景对反刍思维与社交焦虑的关系不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即在东方文化背景下和西方文化背景下都发现了反刍思维与社交焦虑之间存在稳定的关系，这可能与东方文化背景下使用的反刍思维问卷有关，在东方文化背景下更多的使用的是韩秀和杨宏飞（2009）修订反刍反应量表，该量表更倾向于测量个体在消极情绪状态下的反刍思维倾向而忽略了对其积极意义的测量，而东方文化背景提倡对自我进行反省、认为反刍思维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用这样的量表并不会有效地测量出东方文化背景下反刍思维（王中， 2016），因此这可能是文化背景的调节效应不显著的原因之一。

不同反刍思维量表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反刍思维量表对反刍思维与社交焦虑的关系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使用不同的反刍思维量表将会影响反刍思维与社交焦虑之间的关系。韩秀和杨宏飞（2009）修订反刍反应量表侧重于评估个人对负性事件原因及结果的反复思考;Trapnell和Campbell（1999）编制的反刍反思量表中反刍思维是指智力的自我关注，并不是对自我的焦虑和恐惧而是一种普遍的认知性的好奇心，因此它不仅仅测量了反刍思维的消极意义，还包括了对其积极意义的测量;Edwards等人编制的（2003）思考量表包含了10个积极题目和14个消极的题目，主要针对事情发生后个体对事件反刍思维的测量;Mellings 和Alden（2000）编制的沉思量表针对的是个体过去一天中对社交活动的看法。反刍思维量表测量的内容不同导致了对个体反刍思维水平的界定不一致从而使得反刍思维与社交焦虑之间的相关程度产生差异。

不同社交焦虑量表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显示，社交焦虑量表对反刍思维与社交焦虑的关系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使用不同的社交焦虑量表将会影响反刍思维与社交焦虑之间的关系。Leary（1983）编制的交往焦虑量表侧重于对非临床情境下个体在社会交往中出现的紧张焦虑情绪体验的主观测量;Watson和Friend （1969）编制的社交焦虑障碍量表侧重于对已经达到精神病学会对于社交焦虑障碍评定标准的临床人群社交焦虑症状的测量;Heimberg等人（1999）编制的利博维茨社交焦虑量表针对上周社交恐惧或焦虑的强度和逃避的频率进行测量。不同社交焦虑量表测量侧重点的差异导致反刍思维与社交焦虑之间的相关程度产生差异。不同量表的调节效应显著，这提醒学者在以后的研究中应该更加谨慎的选择量表，根据研究目的、研究情景、被试群体选择合适的量表以取得更为精确的结果。

4.3 不足与展望

考虑到前人对反刍思维进行了性别的元分析（Johnson & Whisman， 2013），所以本文并未涉及性别对于反刍思维与社交焦虑关系的调节效应的研究，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考虑在反刍思维与社交焦虑的关系当中性别是否起到了调节作用。另外，部分量表的使用次数较少，在今后的研究中为了保证研究的可靠性，尽量选用使用次数较多的量表再次进行研究。文献也可能存在遗漏，虽然已经采用多数据库检索、 多人同时检索、 作者检索等手段，但仍可能会遗漏部分未发表的文章。

5 结论

本研究采用元分析技术研究发现反刍思维与社交焦虑之间存在高度正相关，两者之间的关系受到年龄段、反刍思维量表以及社交焦虑量表的调节效应影响，不受研究设计、文化背景的调节作用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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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has been a controversial debate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mination and social anxiety. A metaanalysis was conducted to explore the reasons for various conclusion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mination and social anxiety. A total of 53 independent samples from 42 studies， consisting of 23032 subjects， were involved in this study， which included 8 domestic thesis and 34 thesis in English from abroad. Our results found that the ruminant was highly correlated positively with social anxiety （r=0.42）. Furthermore， the moderating effect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uminant and social anxiety was regulated by age and the ruminant and the social anxiety scales used， while not being affected by the study design or the cultural backgrounds of the samples.

Key words：  rumination; social anxiety; metaanaly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