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美光

十多年前，我开始起步收集西南联大的各类文献，却没有把“一二·一”运动文献列入重要收集范围，——那是由于知道“一二·一”运动的人较多，而知道西南联大的人太少。从冷门入手，正是我那时的收藏理念。因此，面对当年市场上纷繁的“一二·一”运动藏品，我却少有问津，特别是对“一二·一”运动期间引发的传单，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如今看来，确实是失策了，时过75年，“一二·一”运动的文献也越发稀见了。

十多年前，旧书摊最为多见的是运动结束后不久由昆明学生联合会编印的《“一二·一”惨案四烈士荣哀录》（后来又印行了“增订本”），我曾先后遇到几册。较为鲜见的是由昆明市中等以上学校反内战罢课联合会编印的《“一二·一”惨案实录》，因其只有64开，薄薄的64页，保存不易，十多年来我也只在昆明马街的旧书摊淘到一本。

随着对西南联大文献史料收集工作的深入，我对“一二·一”运动文献也开始倍加重视。后来在张官营旧货市场的一个书摊上淘到了《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和两期《匕首》旧刊。这都是学生时代的往事。

告别学生生活后，我先是回到母校云南民族中学就业，后来又回到西南联大物质和精神遗产的继承者云南师范大学工作。一天，在江岸小区的家里，楼上的邻居周先生前来敲门，他知道我喜好收藏，特意把我邀到他家，拿出了他新收集到的五六本書推荐给我。我一看封面，傻眼了，这些书大多是“一二·一”运动的文献，其中就有《昆明惨案》《昆明一二一学生爱国运动》和1946年6月由北门出版社出版的《社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