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兴云

1975至1979那几年，我和大学（北京师大中文系）时代的老师，被称为“民俗学之父”的钟敬文先生，有过师生间的密切联系。原因是，敬文老师关注并指导我，编印鲁迅研究与教学用图书。（那是特殊时期，受政治影响，老师的主业，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研究，无法正常开展。）在频繁的通信往来中，老师多有图书和资料的惠赠。这里要说的，是一本特别的赠书——三校校样本。此书是鲁迅的日籍弟子增田涉教授的回忆录，名《鲁迅印象记》，由敬文师译成中文。（敬文师和增田涉先生，是交往多年的好朋友。）

老师来信，常常说到他的工作情况，即正在做的事，其间，一再提及翻译《鲁迅印象记》的进度。

如：

“近来因为译述增田涉教授的《鲁迅印象记》，几乎占去了全部时间。”

“《鲁迅印象记》已译成，此稿是系里所交付的工作，完成后要交教研组处理，本人暂时不便作什么主张。”

这是1976年4月的两次信函，告诉我，译述《印象记》的进行及完成。到8月里，老师说：

“《印象记》前月由校领导决定作为教学参考材料付印，28（日）前已校过初次大样。近日因防震，可能要受了些耽搁。”（防震，说的是唐山地震。）

“《鲁迅印象记》，第四次校样，已校过，大约下月里可以出来吧。”

再过两个月（10月），就说赠送给我的事了。

“《鲁迅的印象》，本拟送你一册，因系领导对该书控制极严，不许个人多要和赠送（所有必须赠送——主要是单位——都由系直接办理），所以没有如愿，很抱歉。幸我处还存有该书的校样。你有机会来京，将把它交给你。”

不过，在信里表达的，是不能如愿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