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彦英

突如其来的疫情，中断了我在兰考的采访。回到郑州，接到远方的朋友寄来的一把额温枪，拆了盒子就向朋友发了个信息：雪中送炭。

第二天，我突然感到头蒙蒙的。要在平时，根本不会管，但是既然有了额温枪，还是测一下吧。

“吱”了那么一下，一看，心里就突突地忐忑起来——37.3℃。

这几天的新闻我是必看的，“37.3℃”是一个重复率很高的词，因为新冠患者一般不会发高烧，只会烧到37.3℃。

我立时觉得如坠深渊，伸手一摸头，真是热热的；再一感觉喉咙，发干，咽一口唾沫，似乎也不顺畅。

夫人急了：“咋了？”

“我……”我又一次感到口干舌燥，“好像得‘那个了。”

夫人吓了一跳，过来在我额头上一摸：“不烫呀。”

我说：“烫了就是高烧，高烧倒不可怕，怕的就是这三十七度三。”

夫人也愣了一下，又一摸头：“不对，一点儿都不烧呀！”

我把额温枪晃晃：“仪器比你的手准。”

夫人接过，又在我额头上“吱”了那么一下：“怎么，到三十七度七了？”

“三十七度七倒不怕了，只怕这个三十七度三。”我说，“再量一下。”

一量，又是37.3℃。

我看着那个淡蓝色的显示屏，看着这个可怕的数字，浑身立时软乎乎的。

夫人倒镇静：“想啥呢？你是想去医院吧？”手一挥：“千万不要去。你这就是个小小的低烧，怕什么？不可能是‘那个，要是‘那个，你呼吸已经不行了，还能在这儿跟我量体温？”

我一想，倒也是，但还是不放心：“去晚了，会耽搁。”

夫人很坚定：“不去不去，到下午再说，如果还是烧，再说。”

早餐是稀饭，呼隆隆喝下去，出了汗。

夫人赶紧拿过来额温枪，“吱”了那么一下，3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