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彦英

突如其来的疫情，中断了我在兰考的采访。回到郑州，接到远方的朋友寄来的一把额温枪，拆了盒子就向朋友发了个信息：雪中送炭。

第二天，我突然感到头蒙蒙的。要在平时，根本不会管，但是既然有了额温枪，还是测一下吧。

“吱”了那么一下，一看，心里就突突地忐忑起来——37.3℃。

这几天的新闻我是必看的，“37.3℃”是一个重复率很高的词，因为新冠患者一般不会发高烧，只会烧到37.3℃。

我立时觉得如坠深渊，伸手一摸头，真是热热的；再一感觉喉咙，发干，咽一口唾沫，似乎也不顺畅。

夫人急了：“咋了？”

“我……”我又一次感到口干舌燥，“好像得‘那个了。”

夫人吓了一跳，过来在我额头上一摸：“不烫呀。”

我说：“烫了就是高烧，高烧倒不可怕，怕的就是这三十七度三。”

夫人也愣了一下，又一摸头：“不对，一点儿都不烧呀！”

我把额温枪晃晃：“仪器比你的手准。”

夫人接过，又在我额头上“吱”了那么一下：“怎么，到三十七度七了？”

“三十七度七倒不怕了，只怕这个三十七度三。”我说，“再量一下。”

一量，又是37.3℃。

我看着那个淡蓝色的显示屏，看着这个可怕的数字，浑身立时软乎乎的。

夫人倒镇静：“想啥呢？你是想去医院吧？”手一挥：“千万不要去。你这就是个小小的低烧，怕什么？不可能是‘那个，要是‘那个，你呼吸已经不行了，还能在这儿跟我量体温？”

我一想，倒也是，但还是不放心：“去晚了，会耽搁。”

夫人很坚定：“不去不去，到下午再说，如果还是烧，再说。”

早餐是稀饭，呼隆隆喝下去，出了汗。

夫人赶紧拿过来额温枪，“吱”了那么一下，36.5℃。

“太好了！”夫人惊喜。

我拿过来一看，心里立即如一块石头落了地，放下额温枪，说：“看来就是有点儿小恙，平时没有额温枪，不管，如今有了额温枪，就量，虚惊一场。”

上午就轻松了，开始整理兰考的材料，夫人上班去了，下班回来的时候，突然对我说：“心情不错呀！”

我说：“当然，没事了。”

夫人说：“都哼上歌了。”

“哼了吗？”

“你哼的你不知道？！”

我笑了，看来心情好了，许多自得的表现是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的，不知不觉。

午睡醒来，鬼使神差地，又量了一下，心里立即扑腾起来，又是37.3℃。

我放下额温枪，心想，它不可能不灵，因为是朋友老远寄来的，不可能有问题。

看来，是自己身体最近有状况，是不是……

于是就浮想聯翩了，也不整理稿子了，在床上躺着。

躺一会儿，再一量，竟然37.8℃。

又躺了一会儿，再一量，竟然38℃。

不禁去吃了退烧药，吃药的时候，站着的腿都是软的。

夫人下班回来，看到垮下来的我，突然跑到药箱跟前，拿出传统的体温计，一边甩着一边说：“来，用这个试试。”

于是夹到胳肢窝，10分钟后，一看，36.5℃。

夫人高兴得跳起来。但我还是不放心：“是不是咱们夹的时间短了？”

于是再夹，30分钟后拿出来，依然是36.5℃。

我坐在椅子上半天没有起来，我对自己产生了怀疑，本来自己好好的，就因为相信了额温枪，相信了它在“吱”一声后的数字，我的精神和生理状况立即跟随着起起伏伏，甚至产生了崩溃的情绪和崩溃的身体状况。

看来，仪器和数字，不但会左右人的情绪，而且会左右人的生理反应。

我拿起额温枪就想扔掉，夫人却拦住了我：“留作警示吧，看看啥牌子。”

这一看，奇怪了，没牌子。

于是找到朋友寄来的盒子，是普通的包装盒，盒里还有一封信，当时竟然没有看。

信上写道：“额温枪本来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最近这么难买，我们三个人便开发了这款，先找你和几个朋友试试、用用，一是让你方便了，二是看看我们开发的效果。如果效果好，请把测量数据发给我，我们就申报生产了。”

我不知不觉咬起了牙，随后一拳砸在信上。

时间过去了半年多，今天翻东西，突然翻到这把额温枪，不禁笑了，于是有了这篇短文。

[责任编辑 晨 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