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画像砖是中国古代墓葬的一种装饰形式，其中的市井图反映了汉代百姓的生活面貌和繁荣的商业活动。市井画像砖是中国艺术史上关于市井题材最早的图像资料，其在墓室中的存在有其特殊的意义。

关键词：画像砖;巴蜀;市井;酒;墓葬

画像砖是我国古代的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与当时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密不可分，例如政治、经济、文化等。画像砖的题材广泛，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和艺术发展的宝贵实物资料。但由于画像砖属于墓葬艺术，同早期的石窟艺术一样，最初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供人观赏，其内容有着特殊的含义。

市井属于表现社会生活的画像砖题材。“市井”，通俗来说就是古代进行贸易交换的场所。《管子·小匡》：“处商必就市井”[1]。市，《尔雅·释言》：“贸、贾，市也。”[2]贸为贸易，贾义亦同（行商坐贾），都是买卖的意思。《前汉书》：“市，贸易也。”[3]可知“市”意为买卖，亦为交易之所。井，《春秋井市记》：“八家九顷二十亩，共为一井。因井为市，交易而退，故曰市井。”可知“井”亦为交易之地。因为“共为一井”，人们均需来此取水，故买卖、交易会于此进行。

从古人对市井的描述来看，市井题材画像砖主要表现的是汉代人民的社会生活以及商业活动。主要包含市井、市肆、酒肆等内容。画像砖主要分布于四个地区，大致可分为中原、西南、江南、西北，而市井画像砖的分布却相对集中，绝大部分分布在巴蜀地区，主要位于成都平原。

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当时的历史环境和巴蜀地区独特的社会面貌有关。首先，历代封建王朝都强调“以农为本”，文化上自古以来又有根深蒂固的农本思想，农业是人们生活的物质基础。其次，商业利润丰厚，与国家争利使得商人同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这些因素都促进了汉代重农抑商政策的形成与完善。在此政策的影响下，致使商人地位低下，如汉高祖刘邦就曾“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4]。

除了封建政府对市场的各种限制，市井的规模也有严格的规定。《唐会要》载：“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其市，当以午时击鼓二百下，而众大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下散，其州县领务少处，不欲设钲鼓，听之。”[5]所以，想要置市，必须是县以上的政府单位。

汉代商业的发展并不顺利，在多方打压下艰难地存在着，这也是市井题材画像砖分布并不广泛的重要原因之一。

长安、洛阳与成都同属大都会之列，而且经济也十分发达，为何偏偏在巴蜀地区尤其是成都平原，市井题材的画像砖出土的数量较多呢？其主要原因应该是巴蜀地区远离政治中心，从而受重农抑商政策的影响相对较轻，商业的发展也相对更为顺遂。

从自然环境来说，成都平原耕地连绵，土壤肥沃，河渠密布，是水稻、棉花、柑橘、香樟等的重要产区，享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巴蜀地区的农业、纺织业、盐铁业都相当发达，为市场提供了丰富的产品，再加上盆地的地势具有易守难攻的特征，因而避免了历史上很多次战争的破坏，社会环境相对稳定，经济发展的较为迅速，人民生活富足。

此外，巴蜀之地的商业发展也由来已久，据《华阳国志·蜀志》载：“惠王二十七年，仪与若城成都，周回二十里，高七丈;……成都县本治赤里街，若徙置少城内。营广府舍，置盐、铁、市官并长丞;修整里阓，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6]。在秦代，成都城内的“市”就已有严格的政策，设有市官即长、丞。而汉承秦制，大一统的国家为商品物流交易提供了更方便、更广大的空间。而成都“市”官的设置一直到东汉建武十八年才罢，此时成都已位列全国大都会之列[7]。

市井题材画像砖，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酒肆画像的存在。前文提到巴蜀地区农业、手工业都十分发达，这为市井提供了丰富的产品，而在市井题材画像砖中，却有单独以酒肆为内容的画像砖存在。

首先，巴蜀之地历史悠久，物产富饶、水质优良，早在先秦时期就有佳酿。《齐民要术》载：“青芋稻，六月熟;累子稻、白汉稻，七月熟……出益州。”说明在汉代巴蜀的耕作技术便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粮食产量提高，足够满足巴蜀人民生活所需，为酿酒提供了丰富的原料。同时，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酿酒技术的进步，关于酿酒的画像砖也在巴蜀地区有所发现，可见巴蜀地区农业和手工业的兴盛是酿酒业得以发展的基础。

酒作為一种享乐的替代物，与当时的皇权社稷、世俗人情都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达官贵族还把饮酒作乐称为“嘉会之好”。彼时民间酒风亦极盛，婚丧嫁娶，迎往送来，无不用酒。可见酒在汉代是极其受欢迎的。而人民饮酒的风尚也促成了繁荣的酒业市场，成都每年都会定期举行酒市，以酒的买卖为主，并进行酒的祭祀宴饮活动。

市场的繁荣以及交通的发展，为巴蜀地区的酿酒业提供了发展空间，而且值得一提的是酿酒业的利润也是颇为可观的。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列举了30多种赢利的工商业产品，酒就排在第一位。

但酒并非生活必需品，若消费者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则是无法负担这种非必需品的开支的。所以，酒市的繁荣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巴蜀地区物产丰富，经济繁荣，盐铁业、纺织业都已成规模，来蜀地者往往能够致富，巴蜀百姓也生活富足，具备足够的购买力去消费酒类产品。

酒在墓葬文化中也是重要的存在。汉代墓葬中随葬酒器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包括饮酒器、储酒器以及大型酿酒器等，而汉画中也有大量的关于汉代人饮酒的图像。从画像砖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汉代的用酒场景，而六博、投壶、乐舞等活动也与酒分不开。

酒在墓葬文化中也有着独特的含义。一方面，酒是奢华生活的代表，意味着死者在地下世界依然可以享受生前奢华的生活。另一方面，酒自古就与祭祀关联甚密。《后汉书》中马韩“常以五月田竟祭鬼神，昼夜酒会，群聚歌舞。”[8]古人认为酒不仅具有使人麻痹致幻的物质特性，还有治病去疾的奇幻功效，从而可以通神，使人们进入虚幻的宗教世界。在汉代的画像中，有大量以西王母为中心的画像组合，而西王母的形象，在不同的场景中，也会存有差异。汉代画像石“献食进浆”图像中，西王母其边上就有献串珠状物者，与此常伴出的，还有一位进浆者。后人希望通过献酒的方式，让仙人保佑逝者顺利升仙[9]。

从现实意义来说，巴蜀地区物产丰富，人民生活富足，酿酒历史悠久，有着丰富的酒文化，加之酒业利润丰厚，促进了酒市的繁荣。而从墓葬文化来说，汉代是一个造神造仙的朝代，整个社会上弥漫着浓重的神仙思想。酒和酒器的层出不穷，既是让逝者享受生前的奢华生活，也是祈求神仙庇佑逝者引魂升仙。

下面以较有代表性而又可探究其来源的市井画像砖为例来分析其在墓葬中的存在价值。

出土于四川省成都市新繁的市井画像砖，高40.5、宽47.5厘米，现藏四川博物院。整个画面为俯瞰图，正中有一市楼，市楼上置一鼓，市官通过敲鼓来提醒开闭市。四周有围墙，东门上有隶书题“东市门”。整个布局以市楼为中心，周围被划分为四个币隧和四个列肆。

此砖出土于曾家包墓，其中二号墓葬出土的两扇墓门，内外均有石刻画像。我们可通过它来了解墓主的身份及生前生活的情况[10]。东扇门上与一梳髻裹巾持镜妇女相交谈的戴冠男子是主要人物，很可能就是该墓的主人。此男子所戴为进贤冠，在汉代，这是文官和儒士的通用服，其形制据《续汉书·舆服志》所载，是“前高七寸，后高三寸，长八寸。公侯三梁，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两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吏私学弟子，皆一梁。”此男戴一梁进贤冠，当为儒士。

汉代墓葬中有画像砖特别是“网砖”的，都表明墓主是有相当官阶的官吏或文儒之士，在排列上以“阀砖”的位置来判断。凡近墓门首处有“阔砖”者，表明墓主的官阶当在二千石左右。据发掘报告显示，该墓辅道左壁第一方砖即为“单网”磚，此可说明墓主的身份和地位，即画像中戴冠著儒服的男子为有身份的儒士无疑。汉代政坛曾出现“世为边郡守”“世为二千石”的现象，因此，墓主人很可能为太守。

从其所处的位置来看，画像砖全部嵌在辅道和前室的两壁，共二十块，包括十六个题材。市井画像砖在墓中位于前室西壁，其相邻的画像砖题材，例如宴集、六博、庭院，也都与现实生活相关。从这一点看来，市井题材的画像砖出现在墓葬中是与其表现汉代现实生活的功能有关。

汉代的厚葬观念，无论贵族还是庶民百姓都热衷于奢华的墓葬，并且庶民之墓的数量远超于贵族墓的数量。如若市井图出现在庶民或者地位低下的贵族墓中，必然是符合前文所说其功能的。但从前文可看出墓主人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而在汉代商人地位低下，有“五品以上，不得入市”之说，有身份之人并不会出入市井，而其相邻的宴集、六博等题材的画像砖则确实是贵族享乐生活的写照，市井题材在这里似乎有些稍显突兀。

这要从画像石和画像砖的区别说起。画像石造价昂贵，多为墓主人私人定制，只有贵族或者家产丰厚之人才有财力可以定制画像石并将其放置墓中。而画像砖则不同，其造价低，材料四处可见，并发展成为商品来进行购买，所以画像砖的制作者多为民间艺术家。画像砖的题材也源于他们对生活的理解。关于画像砖中社会现实题材的刻画，一方面是他们对贵族奢华生活的向往，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他们对世俗生活的感受。

市井题材的画像砖为我们了解汉代尤其是巴蜀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材料和依据，再现了当时繁荣的商业活动和庶民百姓的市井生活。但作为最早对于商业活动记叙的艺术形式，画像砖的价值一直被人们所忽略，所以本文对其分布及内容特点做了概述，并分析其在墓葬中存在的价值，希望人们能够更好地认识这一传统艺术。

参考文献：

[1]房玄龄，注.管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139.

[2]郭璞，注.王世伟，校点.尔雅[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27.

[3]班固.前汉书[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1650.

[4]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1：992.

[5]王溥.唐会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2073.

[6]常璩，辑撰.唐春生，等译.华阳国志（蜀志）[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42.

[7]魏崴.四川汉代市肆图略说——以四川汉画像砖为例[J].文物天地，2019（1）：62-65.

[8]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7：1941.

[9]贾红杏.试论汉代画像石中的西王母形象[J].美术大观，2009（12）：67.

[10]张建.曾家包二号墓墓门画像考辨[J].文物，1981（10）：25-33.

作者简介：张亚男，浙江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