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图像是逻辑的、思想的表达，图像基于世界实体而存在，这是维特根斯坦图像论的核心观点。而W.J.T.米歇尔在其图像学理论中却表示，形象、文本、意识形态才是与图像交织的三个关键词。无论是维特根斯坦还是米歇尔，他们对于图像学领域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在图像研究领域，他们的理论引导研究者们一步步踏入形象、文本、意识形态、视觉语言、心理表达等多维层面，帮助他们在理解图像自身的同时，能够有效地识别图像背后的意义，从而对图像进行深度解码。

关鍵词：维特根斯坦;米歇尔;图像;语言;形象

一、维特根斯坦的图像理论

（一）世界与图像

图像是对事实的描画，世界是事实的总和。关于“世界”的规定，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1889-1951）曾言：“世界是一切发生的事情”，“是事实的总体。”[1]25显然，维特根斯坦这里所说的“世界”与我们日常语义的“世界”是不同的，它更多是指一种已经发生的事实。关于“图像”的表述，维特根斯坦认为，图像是实在的模型，是对事实的描画。因此，“图像”与“世界”一样都同属于事实的范畴。

世界是逻辑的世界，语言与世界对应。在维特根斯坦看来，“世界”并非简单的物的聚合，而是充满了联系与逻辑。“世界”的联系性与逻辑性致使“世界”是可以被言说的。但可言说并不代表一切尽能言说出来，不能言说也并不代表不存在;可言说也仅是指言说本身，并不代表已经做出了准确判断。同理，推演到图像，图像是可以描述的，即可言说的。但可言说的图像并不能代表所有的图像都能够被言说出来，总会存在不可言说、不可描述的图像。但无论可言说或是不可言说的图像，它们都属于事实的范畴，而“世界”是所有事实的总和。故而，“世界”总是包含“图像”的，“图像”也必然寓于“世界”之中。以此，“图像”便与“世界”产生了联系。

维特根斯坦将“世界”与“图像”之间的联系划分为三层：第一层，世界的实体是图像存在的前提，即图像是实体世界的投射，图像需要依仗世界的实体而存在。第二层，图像是对事实的描绘而非对物的描画。维特根斯坦说：“一个命题就是一个处在对世界的投影关系中的命题记号。”一切属于投影的东西都属于命题，“而不包括被投影者”[1]32。显然，这里所谓“命题”就是图像，图像是一种投影的结果。第三层，图像与世界同逻辑。维特根斯坦认为：“图像的要素以一定的方式相互关联而构成为图像”“图像的要素以一定的方式相互关联，这表明事物也是以同样方式相互关联的。”[1]29故而，图像的构成层面与世界的构成层面在逻辑上是相似的。同时，也正是由于“图像”与“世界”在构成上存在着逻辑关联，才有了维特根斯坦“图像是一种事实”[1]29的图像观产生。

图像是对世界的描画，图像的意义是对事实的表达。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图像所表达的是对逻辑上一切可能世界的描画，图像是通过共同的逻辑形式与实在的连接才产生意义。他曾言：“图像所表现的东西是图像的意义。”[1]31这个命题清楚地告诉了我们什么是图像的意义——图像的意义就是它所表达的，因为“只有事实才能表达意义”。

（二）视觉与图像

自柏拉图时期起，西方许多哲学家开始对“视知觉”产生兴趣，维特根斯坦更是表达出对视知觉的明显偏好。1943年，维特根斯坦开始转向心理学与哲学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他提出了“看”与“看作”存在“差异性”的观点。谁知，这个看似简单的观点不仅使维特根斯坦形成了新的视知觉认识论，而且还拓展了西方哲学认识论的领域，更进一步深化了研究者对图像语境差异化的理解。

在维特根斯坦的视知觉认识论中，他将“看”这个行为归为一种特殊情景。他认为，我们对图像的视知觉通常出现这样的情况：面对一个长方形的图形，我们可以把它看作各种不同的形状。譬如，著名的《兔—鸭—头》图，不同的人在面对该图时会看到不同的结果。有的人把它看作鸭子头，而有人则把它看作兔子头。面对同一幅图像不同观者产生不同答案的问题，维特根斯坦则表示，这幅图仅是表现为一幅画，它不是现实存在的对象，只是与现实存在着逻辑联系。他说：“我从Jastrow那里摘来下面这个图形。我将把它叫作兔鸭头，可以把它看作兔子头或是鸭子头。我必须对‘持续地看到某种面相和某种面相的‘闪现做出区别。”[2]从这句话的语言层面来看，维特根斯坦似乎在单纯谈论一个关于“画面的面相”问题，但实则他言明了“看”与“看作”的差异性问题，即“看”仅是表达了感知。比如，看见了一幅画，是一种视觉的体感;而“看作”则是指一种语境下产生的结果。确切地说，“看作”是在“不同语言环境”“不同用法”下所产生的特定结果。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语言环境”是指观者自身认为的特定环境。可以推想，当人们面对一幅图像时，倘若将图像与特定的语言环境联系起来，那么具体的内容和结果就很容易判断。而人们面对共同的图像，之所以会产生不同的答案，必然是因为观者本身所处的“语言环境”存在差异。

二、W.J.T.米歇尔的图像理论

（一）形象

“形象”是米歇尔图像理论中的一个研究起始词。关于“形象”一词的诠释，不同地域、时期存在着一定差别。在中国，“形象”通常诠释为肖像、塑像、偶像或形状。例如，“纪话言于竹帛，肖形像于丹青，垂之无穷”[3]，就是宋代诗人陆游有关“形象”的诗句。可见，“形象”一词自古使用，且蕴藏着深厚的历史与文化意味。在西方，“形象”一词也充满着多义特征，譬如，柏拉图将“形象”视为对世界的模仿。而在米歇尔看来，“形象”却可以用一个词来进行诠释，即“相似性”。他曾言：“形象不应解做图画，而应解作相似性，是灵魂的相似性问题。”[4]35不仅如此，还提出了有关“形象”家族间相似的观点，并建构了五种与形象有关的谱系，而这五种谱系全都是依照形象的“相似性”理论划分的。

（二）形象—文本

文本是指一切表意系统。米歇尔认为，“文本”是一个与“形象”相对的概念，它是由语言文字编织而成的一套表意系统，即文字文本。不难推想，米歇尔之所以研究文本的属性，更多是为了言明“形象”的重要性。米歇尔曾言：“词（文本）与形象的辩证关系似乎是符号构架的常数，文化就是围绕这个构架编织起来的。所不同的是这种编织的准确性质，即经与纬的关系。文化的历史，部分是图像与语言符号争夺主导位置的漫长斗争的历史，每一个都声称自身对“自然”的专利权。有些时候，这场斗争似乎以开放边界上的一种自由交换关系结束。而在另一些时候，边界就消除了，各自相安无事。”[4]50显然，在米歇尔眼中，人类的文化就是图像（语言）与文本相互交汇与分离的过程。

值得一提的是，图像（语言）与文本共产生过两次重大交汇。第一次交汇发生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柏拉图的“洞穴之喻”把语言和文本安置在一起进行讨论;第二次交汇发生在中世纪，宗教语言艺术与视觉艺术产生了冲突。到了20世纪，图像开始在生活中显现其优势，社会逐步进入“图像时代”。因此，米歇尔又提出了“图像学转向”的观点。

（三）形象与意识形态

图像虽是外物相似性的投射，但它并不是简单的描绘外形。这个世界并不存在完美单纯、毫无观念的图像，大多数的图像都是隐藏着某種被遮蔽的意识形态。以原始社会为例，原始人在石壁上绘刻各式各样动物的图案，其实际是包含某种诉求或观念的。原始人希望通过对动物形象的绘制，从而控制猎物的灵魂，达成其捕捉的目的。阿尔都塞也有过关乎“意识形态”的论述，他认为，意识形态体现了个体与其现实的存在环境的想象性关系。图像作为视觉艺术，而视觉艺术的意识形态研究，就是解释视觉艺术的图像寓意和社会生活的关系，解读视觉艺术话语中所隐藏的权力机制[5]。可见，图像有其暗含意识形态的属性和作用存在。

图像本身的意识形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图像的虚假性;二是图像的引领和教化作用。图像的虚假性，即人们总是偏向视觉所见，认为所见即为真，然而，图像实际并非完全是真实场景的映射，它存在一定欺骗性。例如，从阎立本所画的《帝王图》中就可发现，其绘制的帝王形象总是千篇一律的魁梧伟岸，而现实世界中的那些帝王不可能人人都如画作中的一般魁梧。不难推想，作画人是希望通过绘制帝王伟岸的形象来维护封建帝王的统治。可见，虚假性是长久以来就暗含于图像之中的。图像的引领和教化作用在于，作为图像的积极方面，引领和教化作用通常是用来完成社会公共意识的建构的。张彦远曾在《历代名画记》中表示：“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者也。”[6]可见，自古以来人们都推崇画家通过画作来教人以礼，强调图像的育人功能。故而，无论是图像的虚假性，还是其引领和教化作用，皆可透过图像显现出来。

三、维特根斯坦

与W.J.T.米歇尔的图像理论比较

（一）同一性

维特根斯坦与米歇尔的图像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同一性。首先，二者虽然表达方式不同，但都一致认为“图像”不是简单的图画，而与世界或文化存在着密切联系。维特根斯坦更是表达了如果没有“世界”的存在，图像也就不存在了的观点。米歇尔则是进一步讲明了“文本”与“形象”之间的辩证关系是通过围绕文化的构架编制起来的。其次，二者都在关于图像的讨论中提到了“语言环境”的差异性。维特根斯坦表示，人们对画面的识别依赖于“语言环境”，同一幅图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下会产生不同的解读方式。米歇尔则是阐释了图像“语言”与“文本”在不同的时期相互交织的过程。最后，二者共同认为，图像背后是蕴含着某种更为深层的观念和意味的。米歇尔选择将图像背后的深层观念与意识形态联系，而维特根斯坦则是将其归结于逻辑形式与实在的世界连接。

（二）冲突性

维特根斯坦与米歇尔理论的冲突性表现在对“视觉语言”的确定方面。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所有传达思想的介质或手段同思想本身一样，它们所展现的都是一种表现关系，都归属于后来的逻辑图像。同时，他将“语言表述的命题”视作事实的图像，并认为语言的命题具有图像的性质，而图像存在于语言和世界之间。然而维特根斯坦后来又否定了自己关于语言和世界的同构关系的观点，而主张从日常语言实践出发，提倡“语言游戏说”。面对维特根斯坦前后转变的观点，米歇尔曾作出这样的评价：“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生涯明显是自相矛盾的，他开始于一种关于意义的‘图像理论，却以一种圣象破坏的出现而终结，这种对形象的批判导致他摒弃了早期的图像主义，并说出这样的话‘图像俘虏了我们，而我们无法逃离它，因为它置于我们的语言之中，而且语言似乎不可阻挡地向我们重复它。罗蒂决定‘把视觉的、尤其是镜像、隐喻一起排除在我们的言辞之外。这与维特根斯坦的形象恐惧和语言哲学对视觉再现的普遍焦虑相呼应。这种焦虑，这种出于保护‘我们的语言而抵制‘视觉的需要，就是图像转向正在发生的一个准确无误的信号。”[7]显然，在米歇尔看来，维特根斯坦对于“语言”免受“形象”影响而摒弃“视觉”的行为，遮蔽了图像生成的意义，抛弃了对视觉表征意义的肯定，且寻求“语言”突破经验事实限定的举动充满矛盾与冲突。

（三）意义与启示

维特根斯坦建构的图像理论是逻辑的、思想的观念。他将图像作为思想表达或描述事实状态的视觉化的语言符号。然而图像理论本身具有双重性，它虽有助于我们明白其语言在说明什么，但也不能完全彻底的形容，毕竟稍有偏颇的言说便会使我们产生错误的图像。我们关注维特根斯坦语言图像论时，应当只吸收他坚持逻辑性和思想性的主旨，如此，对理解图像与构建艺术世界才具有现实意义。

米歇尔在形象、文本、意识形态三个层面对研究图像做了归纳，这启示后人在图像的探究过程中，不能简单地将图像等同于图画，因为图像并非是单纯地对外物进行反映，更不能对图像进行孤立的研究，而是要将图像置入到具体的家族谱系之中进行整体探究，因为其中可能隐藏着某种观念或意识形态。总之，在进行图像研究时，研究人员需结合具体的语言环境，把握好对前人图像理论的“取”与“舍”，这样才有助于深化对具体图像的研究，并推动图像理论的进步。

四、结语

综上所述，无论是维特根斯坦还是米歇尔，他们对于图像学领域的研究都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可能前人的某些图像理论已不能完全适用于当下，但倘若没有前人的积淀与推演，图像理论也不可能如此丰富。在图像研究领域，是他们的理论引导研究者们一步步踏入形象、文本、意识形态、视觉语言、心理表达等多维层面，帮助他们在理解图像自身的同时，能够有效地识别图像背后的意义，从而对图像进行深度解码。

参考文献：

[1]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M].贺绍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2]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陈嘉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209.

[3]庄仲方.南宋文范[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408.

[4]米歇尔.图像学：形象、文本、意识形态[M].陈永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5]曹晖.视觉艺术的意识形态研究[J].文艺争鸣，2009（9）：153-155.

[6]郑昶.中国画学全史[M].长沙：岳麓书社，2010：12.

[7]米歇尔.图像理论[M].陈永国，胡文征，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7.

作者简介：王晋然，武汉纺织大学艺术学理论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