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进入21世纪后，中日两国化工技术不断发展，化工产品贸易合作日益密切。然而，受制于双边化工贸易失衡、日本终止对华普惠制待遇、中国化工产业核心竞争力不足等现实因素，两国化工产品贸易存在关税成本上升、中国企业缺乏深度合作主动权等问题。对此，中国需推进化工产业供给侧改革，完善化工产品产业链;开展技术“靶向”合作，强化合作深度;加快化工产业数字化转型进程，重塑供应链比较优势;把握RCEP签订契机，落实化工产品关税减免协议;借助“世界工厂+市场”地位，形成供应链反制机制，不断推进中国同日本化工产品贸易深度合作。

关键词：化工产品;贸易合作;贸易逆差;普惠制待遇;供应链

在2020年第十一届中国国际石油化工大会上，石化联合会会长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石油化工大国，化工产能占全球比重近40%，涵盖基础原材料、中间品到高端化学品的全部品类。与此同时，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化工产业高度发达，在国际市场有着极强竞争力。对中国来说，日本在高端化学品方面极具优势，能够弥补中国短板;对日本而言，中国既是日本化工产品出口的重要市场，也是化工原料、中间品的供应来源。在相邻的地理优势及互补的化工产业结构支持下，两国化工产品贸易合作呈现出稳中向好态势。尽管如此，受制于各种政治历史原因，加之本土化工技术存在短板，中日化工产品贸易发展并不尽如人意。由此，立足于中日两国化工产品贸易现状，针对贸易合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讨论并给出可行性建议，希望能够为新形势下中日两国化工产品贸易合作的深化做出一些贡献。

一、中日化工产品贸易合作现状

（一）贸易规模稳步增长

中国与日本同为亚洲国家，两国有着悠久的贸易合作历史。在化工产品贸易合作方面，两国始终保持友好贸易往来关系。2015年之后，中日化工产品贸易快速增长。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中日化工产品贸易总额由2015年的334亿美元增至2019年的461亿美元（见图1）。其中，中国向日本出口化工產品额由2015年的108亿美元增长到2018年的139亿美元，又在2019年小幅度下降至138亿美元。中国自日本进口化工产品总额则一直保持增长态势，由2015年的226亿美元增长至2019年的323亿美元。中日化工产品贸易总额的提升，主要原因在于中国自日本进口的化工产品大幅增加。即便2020年受到新冠疫情冲击，1-9月中日化工产品贸易额仍上涨至484亿美元，在中日双边贸易总额占比接近15%，提前完成了逆势增长。

（二）进出口产品贸易结构高度相近

从中日双边化工产品贸易结构来看，中国自日本进口化工产品以塑料、有机化学品、杂项化学产品为主;中国出口日本化工产品以塑料、有机化学品、无机化学品为主，二者呈现出高度相近的特征。

中国从日本进口的化工产品中，塑料制品及有机化学品为主要部分，二者占比一直在20%以上，处于较高水平。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自2016年起，占比排名前两位的塑料制品及有机化学品占比均呈缓慢下降趋势，分别由2015年的35.2%、26.6%下滑至2019年的30.3%、20.4%。精油、香料制品类化工产品的进口则在2017年后上涨明显，由2015年的2.7%上升至2019年的11.6%，增长幅度高达329%。无机化学品及杂项化学产品所占比重则较为稳定。

中国出口日本化工产品中，塑料及其制品占比较高，有机化学品及无机化学品位居其后。2015-2019年间，塑料类化学品所占贸易比重一直维持在35%左右，在2018年出现小幅下降。无机类化学品从2016年开始保持增长态势，从15%增长到20%左右。有机类化学品、杂项化学品、精油香料制品、肥料所占比重较为稳定。在出口贸易总额增加的态势下，虽然部分类别的产品出现一定波动，但总的出口类别则呈现出增加的趋势，并且伴随中国化工产业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中国所生产的化工产品越来越能够满足日本化工市场的需要。

二、中日化工产品贸易合作面临问题

（一）贸易失衡影响双边化工产品贸易的持续发展

目前，中国石化业发展重点停留在基础原材料领域，在高性能材料与专用化学品等领域涉猎较浅。相比于中国，日本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便成功转型精细化工产品生产，在特种陶瓷、碳纤维等产品类别保持着绝对的市场优势。从两国进出口化工产品的类别来看，中国出口至日本的优势化工产品主要集中于合成橡胶、石化产品和聚合物等回报率较低的领域，而日本向中国输送的电子化学品、墨水和颜料等化学产品回报率明显更高。优势领域的不同虽然使两国化工产品贸易高度互补，但回报率的差异性却也加剧了中日化工产品的贸易失衡问题，进而影响到双边贸易的可持续发展。由图1可知，2015-2019年之间，日本向中国出口的化工产品总贸易额平均超过其进口总贸易额的2倍。为保护本土化工企业发展，中国甚至不得不对日化工产品实施贸易保护措施。如商务部发布公告显示，中国继2008年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丙酮实施反倾销措施后，又在2020年6月8日继续延长反倾销时间至2025年。

（二）日本本土供应链结构调整，对中国化工产业的影响有待观察

中日化工产品贸易合作的重要方式之一，在于两国依据自身优势实现化工产品供应链的有机融合。然而近几年，日本政府推行供应链结构调整，主张日本制造业企业回流至国内。在中国劳动力成本与原材料价格日益高涨的背景下，日本国内出现了产业链迁出中国这一论调。2020年4月7日，日本经济产业省发布“改革供应链”计划，涉及金额约22.63亿美元，其中明确建议部分日本企业将产业回迁至国内，涉及领域涵盖汽车、化工等多个行业。2020年7月17日，日本经济产业省更是直接公布了首批因“撤出中国”将获得补贴的日本企业名单，其中就包括住友橡胶工业株式会社以及信越化学工业株式会社两家大型国际化工企业。住友橡胶工业将橡胶手套生产业务从中国转移至东南亚国，对国内橡胶产品市场造成一定打击。如果未来日本继续深入推行“改革供应链”计划，可能会有更多的在华化工日企撤出中国市场。对于中国化工产业的后续发展而言，日本供应链结构调整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中日化工产业链“脱钩”，是否会冲击到中国已有国际化工市场需要进一步观察。

（三）中国化工产业核心竞争力不足，缺乏深度合作主动权

中国化工行业经过多年发展，产品供应已经由最初的“整体数量短缺”转变为现在的“结构性短缺”。对于纯碱、尿素这类技术壁垒较低的初级化工产品，国内已有能力实现自给自足并有余力出口;对于特种塑料橡胶等高技术含量化工产品，国内自给能力仍有所欠缺。中国化学会理事长姚建年就曾指出，中国化工产业缺乏核心竞争力，整体存在大而不强的问题，在100余类关键基础化工材料中，二分之一以上有着极高的对外依赖度，三分之一仍处于空白领域。单以工程塑料化工材料为例，海关总署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聚酰胺净进口量53.7万吨，聚碳酸酯净进口量134.4万吨。另外，约50%的高密度聚乙烯、合成橡胶、丙烯酸类树脂也都需要从外国进口。在这些原材料中，日本凭借其技术及地理优势，承包了大部分的供货任务。2019年的《全球碳纤维复合材料市场报告》显示，中国仅有不到三分之一的碳纤维能实现自给。2019年中国碳纤维进口量为25800吨，来自日本的进口量为7693吨，占比接近30%。在一些涉及高精尖技术的化工材料（如半导体材料、部分研磨浆），日本更是占据着绝对的垄断地位。中国化工产业的低精细化率和较弱技术能力，导致中国企业在两国化工产品贸易合作中常常处于弱势地位。一旦合作涉及到技术含量较高的领域，中国企业缺乏深度合作主动权的弊病便会暴露无遗。

（四）日本终止对华普惠制待遇，关税成本上升

自20世纪80年代起，日本就开始给予中国普惠制待遇，是对中关税优惠幅度最大的给惠国之一，这为中国向日本出口化工产品提供了一定优惠。凭借普惠制原产地证书，中国出口至日本的化工产品可免交3.1%-6.5%的关税。然而，2019年4月，日本对中国的普惠制待遇正式停止，输日商品关税的平均税率整体上浮3%，35%以上的国产优势化学品难以再享受到关税优惠。如果将新的税率制度放至2018年，仅塑料制品化学品就需多支付近1.3亿美元的关税成本。据搜狐网2019年新闻消息，因普惠制终结，江苏某有机硅公司的日本客户需支付近400万美元的关税，出于高关税压力，该日本客户不得不转向其他国家寻找新的供应商。与此同时，日本仍对越南、印度等国保留普惠制待遇，一定程度上削减了中国化工产品的价格优势。可见，在日本终止对中国的普惠制待遇后，两国化工企业合作会因关税成本大幅上升而受到影响，阻碍两国化工产品贸易的深化合作。

三、相关优化建议

（一）推进化工产业供给侧改革，完善化工产品产业链

尽管中日两国化工产业高度互补，但中国对日本出口化工产品面临整体研发水平低、产品附加值不高等问题。除稀土等少数特色化工资源外，中国出口至日本的绝大多数化工产品均有较强可替代性。石油化工行业“十四五”规划中指出，虽然中国化工行业需求增速逐步放缓，但结构性短缺这一问题依旧突出，未来需着力推动化工产业供给侧结构调整及转型升级，引导下游企业高端化转变。这一背景下，中国需快速推进化工产业供给侧改革，不断完善化工产品产业链，补齐自身短板，降低对日本化工产业链的依赖度。对于石油化工行业，严格落实2020年国务院出台的《石化产业规划布局方案》，充分整合炼油产能，促使价值链空间提升。对于现代煤化工行业，大力推进煤基清洁能源的产业升级，探索技术及产能储备一体化模式。对于化工新材料行业，则应鼓励化工企业研发建筑性材料、粘合剂、密封胶等技术门槛较高的产品。至于中国发展已经较为成熟的成熟化工行业，则需加大力度实施产能整合，借助整改化工园区试点等方式，实现新旧动能转化升级。这一过程中，政府应做好政策引导工作，如对于纯碱、甲醇等产能结构完善的行业，在保证市场原有发展规模的前提下，减少扶持力度，对于精细化工、化工新材料等发展潜力较大的化工行业，则需进行重点扶持。

（二）开展技术“靶向”合作，强化双方合作深度

石油和化学工业规划院副院长李君发指出，“十四五”期间，中国化工行业发展必须要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要做到这一点，背后离不开强大的技术研发作支撑。近年来中日两国在化工产品方面的合作规模虽然不断扩大，但合作方式却主要停留在产品进出口层面，缺乏技术层面的渗透。针对于此，中国需以技术为“靶”，不断强化双方合作深度。一方面，聚焦精细化工领域技术合作。2020年9月，山东贸促会、山东省政府和日本贸易振兴机构联合举办“对话山东-中日精细化工对接交流会”，邀请山东和日本30余家化工企业探讨合作方式。日本在车载电池隔离膜、气囊等精细化工产品领域拥有丰富的技术积淀，中国企业可邀请日本科研院所专家、政府部门人员介绍化工新兴技术及管理方法。在进行海外投资和布局时，中国化工企业可重点考虑掌握精细化工产品技术的日本化工企业，快速实现技术吸收。另一方面，聚焦环保技术对接。日本化工产业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是注重环保，在氢能利用、废水处理等方面优势明显。如日本在氢能造船等方面已经实现成本下降90%，而中国氢能产业则正处于起步阶段。中日化工企业完全可就氢能产业深化技术合作，实现这一领域的互利共赢。

（三）加快化工产业数字化转型进程，重塑供应链比较优势

改革开放后，中国凭借低劳动力成本吸引并集聚了众多日本化工企业来华建厂。然而近年来，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正在不断变弱，东南亚等国家的人工成本已经开始低于中国。劳动力优势成立的前提是制造业对人工的严重依赖。伴随工业机器人的飞速发展，人工成本对制造业总成本的影响将不断下降，生产效率无疑会成为未来投资方的第一考虑因素。针对于此，中国化工产业需加快数字化转型进程，重塑供应链比较优势。就企业而言，需积极推动生产管理与经营管理系统的集成和深化应用。在生产过程管理层面，大力推动APC（先进优化系统）在化工领域的应用，提高生产过程能源利用效率。对于劳动密集或强度大的工段，探索智能化机器取代人力的现代化生产方式，打造无人值守、工段智能化的数字车间。在经营层面，全面提高MLS（生产执行系统）的应用普及率，实现化工原料采购、产品生产、物流仓储等环节的全程溯源。就中国化工流通协会而言，应积极发挥组织协调作用，联合化工企业与科技企业，利用区块连、云计算等数字技術，实现化工产业新连接。如2020年，在中国化工流通协会组织下，腾讯金融科技公司联合江苏五城共聚公司，上线首个化工交易平台，平台以化工产品B2B支付为切入点，构建首个化工产业数字化系统。

（四）把握RCEP签订契机，落实化工产品关税减免协议

2020年11月15日，历时8年的RCEP正式签署。对比以往已经签订的自贸区协议，RCEP最大的增量意义在于中日双方首次建立直接的自贸区关系。更加紧密的中日贸易关系对于中日化工产品贸易合作意义深远。RCEP协定下，中日双方将首次进行大规模的关税减免。按照最新达成的《中国对日本关税承诺表》，包含无机化学品、有机化学品，肥料在内的多种化工产品均有不同程度的关税减免，这对促进中国自日本进口化工产品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日本对中国化工品贸易的关税同样遵从这一趋势。由此中日两国应把握这一历史契机，加速中日自贸区谈判进程，快速推进化工产品领域相关的关税减免协议的签订与落实。对于国内产能充沛的一些产品，如合成氨、电石、化肥，可将基准税率直接下调至零，倒逼国内化工产业升级。对于一些对日依赖度较高、可能存在倾销问题的化工产品，则需理性对待，安排5-10年的过渡期，以应对潜在进口冲击。

（五）利用“世界工厂+市场”角色地位，形成供应链反制机制

应对日本“改革供应链”计划以及客观存在的技术优势，中国有必要准备一套相对成熟的反制机制。这一过程中，中国需以“国际国内双循环”战略为基础导向，利用好自身“世界工厂”和“世界市场”的角色地位。内部而言，中国化工行业应准确把握“国内大循环”内涵，打造更具生命力的国内供应链，进而预防日本借助其技术优势限制中国化工企业发展。具言之，国内供应链反制机制的形成应通过提高国内化工产品多渠道供给能力以“稳链”，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以“强链”，加强化工产业上下游产业链对接以“延链”。外部而言，中国化工企业可借助自身市场地位优势，开发直达日本市场的C2M供应链模式，做好对日化工产品的国际循环。C2M模式即指从消费端到生产端反向定制产品，这一模式下，双方利益高度捆绑，供应链融合程度也将会更加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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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资助项目（编号：PPZY2015C231）;江苏省高等教育教改研究立项课题（编号：2017JSJG404）。

[作者簡介]葛辰佳（1984—），女，江苏商贸职业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国际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