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龙飞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合肥 230026)

明末耶稣会士来华传教的同时，将欧洲天文学也带到了中国，对后来中国天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崇祯年间传教士参与改历，且入清后西法成为官方历法，民间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并学习欧洲天文学。值得注意的是，清初民间学习西法者大多为“自学成才”，极少有人通过钦天监的关系掌握西法(1)例如，清初历算三大家薛凤祚(1600—1680)、王锡阐(1628—1682)与梅文鼎(1633—1721)学习“时宪法”都是通过《西洋新法历书》自学，未见其跟随钦天监人员学习历法的相关记载。再如，游艺(约1614—约1684)主要师从黄道周(1585—1646)、熊明遇(1579—1649)等，揭暄(约1613—约1695)对方以智(1611—1671)执弟子礼，其余清初重要历算学家亦未见直接受学于钦天监者。虽然其中一些人，包括薛凤祚、梅文鼎、黄宗羲(1610—1695)等，与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等传教士有所来往，但都属于短期交流，而他们的“时宪法”知识也并非通过钦天监获得；这种与钦天监人员的交流只是他们自学过程中或者学有所成后的日常学术活动之一，和与其他民间学者的交流并无本质区别。另外，薛凤祚与方中通(1634—1698)虽然曾拜波兰传教士穆尼阁(Jan Mikoaj Smogulecki，1611—1656)为师，但穆氏所讲主要为其“新西法”(即《天步真原》)，与《西洋新法历书》并不相同，且穆尼阁亦未任职于钦天监。因此，就目前所见资料来看，大部分清初历算学家主要是通过自学掌握西洋历法的。。在此背景下，袁士龙的特殊性便凸显了出来：虽然他也不是直接跟随钦天监学习西法的，但他的老师却曾参加过崇祯改历并在钦天监任过职，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也算是“官方历法”的“嫡系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