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北京 100081）

一、问题提出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学界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针对本次疫情的防控与治理展开了相关讨论。有学者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反思本次疫情治理中国政府的行动特征，强调国家整体安全观的重要性，并指出重大疫情安全治理战略内容包括全国一盘棋，阻击战、总体战、人民战争和全球公共卫生合作，各行动主体的合作成为本次疫情防控有效性的关键[1]；也有学者从传统的组织社会学的角度，运用组织社会学“科层制组织”“委托—代理”关系、“有限理性”等理论框架分析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面对此次疫情治理的行动逻辑，强调中国政府运动式治理和动员能力的有效性，指出各级政府合作行动、信息共享的重要作用[2]；更有学者从风险社会的角度提出面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需要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强调这种“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一种工具性和价值性的结合，整合各学科专业与各系统资源参与到疫情治理之中是当前防控的重中之中[3]。从社会工作参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的角度，我们发现已经有一些学者强调社会工作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中的专业优势，呼吁社会工作应该秉承专业价值理念，运用资源链接和系统整合的方法深入到疫情防控的内部系统，并强调社会工作者加强与社区工作者、医疗卫生人员、政府人员、志愿者及民众共同参与的重要性[4][5]。此外，有部分学者希望借鉴国外公共卫生社会工作在公共卫生事件中的角色定位、社会功能和服务方法来启示此次疫情防控中国社会工作应该如何行动，其中更是强调了公共卫生社会工作联合公共卫生学、流行病学、医务社会工作、社会统计学、社会政策等各个专业学科应该具备的跨专业知识能力和合作能力[6][7]，也有学者提出跨专业联合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专业干预，强调医治、防控和救援三位一体进行跨专业、多角度的专业干预[8]，这也就在理论层面上论证了本次社会工作参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形成跨专业合作机制的重要性。通过梳理以上相关研究，我们发现大多数研究者已经看到了社会工作参与公共卫生事件或者社会工作参与本次疫情防控的重要性，基本上都强调了发挥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与其它学科资源展开跨专业性合作，甚至已有学者探讨到了跨专业合作、联合疫情防控治理、多部门合作模式等理论范畴，但是，对于社会工作参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的跨专业合作机制的产生、运作及各主体间的关系等问题，尚缺乏实证材料进行论证。因此，本研究正是以社会工作参与一个县域的疫情防控心理援助热线建设的实践经验为起点，探讨社会工作参与本次疫情防控的跨专业合作机制的具体机理及其实践模式，并讨论如何构建应对疫情危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类型。

二、社会工作参与疫情防控心理援助热线建设的行动过程

GS 县位于河南省东南部，豫皖两省交界处，北临淮河，南依大别山，县域面积2946 平方公里，辖30 个乡镇、3 个街道办事处，人口174 万，是河南第一人口大县、农业大县。2020 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GS 县累计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达31 人，被划分为疫情重灾区，疫情防控工作成为县政府工作的重心。本研究采用实地研究的方式进入疫情防控心理援助的一线，深入到实践之中，并亲身参与到实践的每个环节，对社会工作参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的跨专业合作机制进行研究。

（一）疫情危机中的群际心理与心理援助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发展带来的社会风险与社会创伤导致社会各界的恐慌、焦虑和害怕，同时，由于人类对新型冠状病毒目前认知的局限性和疫情发展的不确定性，各级政府开始采用封城、居家隔离、交通管制、医疗支援等措施来控制疫情的进一步发展，尽管其措施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在疫情发展过程中各类群体产生的心理问题也逐渐凸显出来，并呈现出多元化、差异化、复杂化的群际心理问题特征。其一，以病毒感染为中心的所处的感染风险和可能承受的心理应激强度来区分的四类人群[9]：1.住院的重症患者、一线的医护人员，疾控人员和管理人员；2.居家隔离的轻症患者、疑似者、密切接触者、就诊的发热者；3.一二线人员的家人、亲友、同事等，参加疫情应对的后方救援者，居家医学隔离观察者；4.疫区相关人群、易感人群、普通人群。他们因为疫情危机带来的危险性和不确定性，产生大量的抑郁、焦虑、害怕、迷茫等多重心理危机。其二，以年龄阶段和群际特征划分的老人、儿童、青少年、孕妇、学生等，他们面对疫情危机和隔离措施表现出不同层次心理问题的差异化和复杂化的特征，此外，还有因工作属性和职业特征带来的社会心理问题的，如农民工、企业职工、个体工商户等等面临疫情危机导致的就业复工复产等等问题带来的群体性焦虑。因此，面对此次疫情危机产生的群际心理问题差异化和复杂化的特征，采取不同类型的心理援助策略成为疫情防控的必要手段。心理援助针对的焦点问题是群际之间的心理问题，动员各方力量专业地进行干预，透视着面对疫情危机社会治理机制的反应、联动和效果，也型塑着治理机制的各方主体职能和角色，它将有效地作用于总体疫情防控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机制实践、重组和构建。

（二）心理援助的应激性处理与行政性动员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危机到来时，社会犹如一个生物有机体，面对外界的风险刺激，会生物性地做出应激性反应，启动防御机制与其进行对抗，以维护社会有机体的正常运转。因此，从中央到地方行政性的动员成为面对疫情危机的主要手段，心理援助的应激性处理与行政性动员透视着疫情社会治理的总体脉络机制的一个横截剖面。2020 年2 月7 日，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制定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心理援助热线工作指南》，要求各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机构要切实负起责任，协调卫生健康、教育、民政、文明办、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等部门和相关学会、协会等社会组织，整合现有力量，开通疫情应对心理援助专线，要求各级政府积极建立心理援助干预系统，将心理援助干预纳入疫情防控整体部署。此后，河南省、信阳市、GS 县等各级政府逐级传达政策文件，并在基层政府层面建立心理援助干预机制（如表一）。由此，心理援助热线的建设成为政府各级的面对疫情危机带来的心理问题应激性处理策略，从中央到地方运用行政性动员有机整合政府和社会力量，寻求各个行动主体的专业合作，建立焦点化的干预机制成为构建面向疫情危机心理干预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条件。心理援助的应激性处理和政府行政性动员，具有一种类似于运动型社会治理的高效性和焦点化的特征，这也为心理援助热线的建设提供了社会条件和政策保障。

（三）心理援助中社会工作介入与服务焦点化形成

心理援助政策落地之后，社会工作者发挥资源链接的专业优势，联合县团委、社会工作机构、县中心医院、社会心理服务中心等部门成立了跨专业合作团队，在GS 县内开展民众心理辅导工作，希望通过跨专业合作团队探索疫情防控心理援助的新的行动机制和策略，有效帮助民众面对此次疫情带来的心理问题。我们通过不断协商讨论，并遵循中央及各级政府的文件要求，决定把心理援助行动的焦点放在心理援助电话热线的服务上，我们组织了22 名来自不同单位的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师、医疗人员、政府人员成立GS 县疫情防控心理援助热线服务团队。热线内部设立了行政管理组、咨询工作组、督导组，目的是通过整合不同的专业相互配合做好热线服务。行政管理组由热线主办机构的行政管理人员（团县委）组成，主要负责热线运行管理和运行保障等；咨询工作组由热线咨询员组成，主要负责接听求助者电话，提供心理支持、心理疏导等服务；督导组由高年资、有热线工作相关经验的精神医学、临床与咨询心理学、社会工作等相关专业人员组成，负责热线咨询员业务督导工作。2 月18 日，GS 县疫情防控心理援助热线成立至今，已累计服务民众达近百名。

（四）跨专业合作机制生产与服务领域拓展

跨专业合作团队建立后，我们整合各个专业优势，聚焦与心理援助热线的建设与服务，但是我们并不局限于传统的热线心理咨询服务，希望打破专业界限，建构新的跨专业认同，形成跨专业合作机制，根据疫情发展的实际情况发挥合力，有效拓展心理援助热线服务。我们在河南省GS 县开展的心理援助热线服务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心理援助热线的服务、培训与督导

首先，跨专业团队成立热线办公室，办公地点设在县行政中心团县委，开通两条免费服务热线、设2 个坐席，负责疫情相关心理援助服务。心理援助热线服务时间为周一至周五8：00—18：00，其次，我们通过心理援助电话热线的方式帮助疫情发生后四类群体进行心理咨询的一次性干预服务，主要帮助因“新冠肺炎”产生心理压力，急需情绪缓解的人群。最后，我们根据心理热线热线的求助者问题的严重性进行专业评估，对心理问题较为严重的服务对象及时联系县政府、医院精神科及相关救助部门进行转介和介入。在成立防疫心理援助热线之前，我们通过督导组的资深专家对接线心理咨询师和社会工作师进行心理援助热线服务流程、应用技术和道德伦理等方面进行专业培训。在心理援助热线服务的过程中，我们对接线员进行及时的专业督导，解决疑难问题，并关注心理咨询接线员的心理状况，防止职业倦怠和移情等问题的出现。

表1 从中央到地方的心理援助政策文件及内容

2.个案社会工作服务拓展

在心理援助热线服务过程中，我们发现热线心理咨询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无法持续性进行个案的有效干预，于是通过团队的沟通，开展线下服务。针对心理问题严重的个案，我们运用个案社会工作的方法进行跟踪评估，并针对典型个案进行团队内部探讨，尝试运用多专业的方法进行干预。心理热线援助在我们跨专业团队看来仅仅是疫情防控行动焦点的窗口，通过焦点窗口的拓展，我们尝试通过跨专业联合干预的方法进行服务。我们热线电话服务模式是1+1+1+N，即每一个接线班配备1 名社工师、1 名心理师、1 名社工助理进行文字记录，每天社工助理把当日文字记录按照纸质和电子版的形式存放；N 是我们的“GS 疫情社工心理援助网络平台”。因为热线心理咨询服务只有20～30 分钟时间，对求助者的需求只能缓解，而不能彻底解决，因此，对于特殊的案例，在服务对象的要求下，可以转介到N 或者社工接线平台核心群内，进行集体干预与探讨，让社工师、心理师、医疗师共同分析加以解决。

3.社会服务与政策咨询服务拓展

在疫情心理援助热线的服务过程中，发现求助者，除了心理援助需求以外，还需要了解外出复工、学生开学、市场就业政策等多方面信息咨询，于是我们动员行政组收集各类信息政策及政府通告，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让求助者及时获得信息咨询。同时，我们在心理援助热线的服务对象中也发现康复患者返回社区面临着社会排斥的风险，积极建构患者的社区融入和社会支持系统，也是我们在疫情结束后的一项重要服务。此外，我们跨专业合作团队也通过不断收集汇总分析电话内容和求助者信息，了解和掌握公众关注的热点和各类来电人员的心理状态，及时研判识别高危人群，避免极端事件的发生，对发现可能出现的群体心理危机苗头，及时向疫情防控指挥部报告，从社会层面提供建设性的解决方案。

三、社会工作参与疫情防控的跨专业合作机制分析

（一）跨专业合作机制行动主体及其关系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后，疫情造成的社会危机不仅仅威胁着人们的身体和心理的健康，还冲击整个社会系统，以致于公共卫生医疗体系、社会动员机制、应急管理系统和社会治理模式等都面临着重大的考验。如何有效动员社会各界力量，整合相关专业的合作，形成跨专业、多层次的合作机制成为疫情防控的重点。同时，在跨专业合作机制中明确各主体的身份和责任，厘清各行动主体的关系，也是基层疫情防控的宝贵经验。以GS 县心理援助热线的跨专业合作机制为例，行动主体包含团县委疫情指挥中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医疗卫生机构（县人民医院、县精神病医院）、社会心理服务中心四大主体，涉及到社会工作、心理学、公共卫生医学、行政学等四个学科门类。团县委疫情指挥中心负责落实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疫情防控的具体政策，提供政府层面的资源支持，比如心理援助热线的电话安装、办公室提供、相关人员的安全保障等硬件设施，发挥政府层面的行政力量；医疗卫生机构和社会心理服务中心则发挥专业优势，提供工作人员与心理援助热线咨询服务；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除了为一线心理咨询提供人员和专业服务外，还发挥其链接资源的专业优势，在各个行动主体间发挥统筹沟通、协调兼顾的作用，目的是使跨专业合作机制各行动主体形成疫情防控的国家与社会组合的有机体，真正实现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因地制宜的心理援助服务。

社会工作参与疫情防控的跨专业合作机制的构建最重要的是打破传统学科门类专业界限和国家社会间的领域界限，建构跨专业合作机制各行动主体关系结构（如图一）。首先，各行动主体间并非传统社会机制中的科层结构和行政化处遇模式，而是建立一种基于平等地位的扁平化的合作式结构，形成非行政化的处遇模式，以人和问题为行动的焦点开展疫情防控中的社会治理与服务；其次，社会工作利用其链接和沟通的专业特征，秉承专业价值和专业理性的原则，进入各行动主体的内部构建有效合作空间（如图一中虚线的内部），并建构以人为本的跨专业、跨领域的行动认同，以本次疫情防控心理援助热线建设为例，受本次疫情危机影响下社会各群体的心理援助需求正是各个专业和领域进行干预服务的合作空间；最后，社会工作参与跨专业合作机制的建构并非简单地组织不同专业和领域的合作，其背后是一种系统性思维处遇模式，在面对重大社会事件和问题时，形成的多方面、全方位、焦点化的有机合作共同体，既强调专业性的干预服务，又避免专业壁垒和领域冲突，寻求跨专业的共同认同，目标导向为问题的有效解决。

图1 跨专业合作机制各行动主体关系结构

（二）社会工作参与跨专业合作机制的承载主体、行动逻辑及其功能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后，我们围绕疫情防控中各群体的心理援助为中心分别开展了心理咨询服务、专业培训与督导、个案社会工作拓展、政府咨询与社会服务等一系列的救助行动。同时，在这些行动中我们面对着诸多的挑战，来自科层制结构的挑战，来自各专业差异的挑战，来自团队内部冲突的挑战。令我们高兴的是，我们在这些行动和挑战中逐渐摸索出了社会工作参与疫情防控的跨专业合作机制行动逻辑和承载实体（如图二），形成了政府、社会工作、公共医疗、心理学四位一体的合作式行动机制，以疫情防控心理援助热线建设为核心，构建了疫情防控跨专业合作机制的承载实体，在共同的行动中实现了专业合作和价值认同，形成了应对重大社会危机事件的处遇机制和行动模式。疫情防控心理援助热线作为我们本次行动的焦点和核心，有机地将各个专业和行动主体行动联系在一起，也带来了政府、社会组织和服务对象的互动与重构，形成了跨专业合作机制的实践模式。

以本次社会工作参与疫情防控形成跨专业合作机制的实践为例，跨专业合作机制围绕着心理援助热线这个承载实体，整合了各专业和各领域之间的优势，以心理援助为焦点发挥了三个方面的功能。第一，开展心理辅导，满足不同群体个体化的需求。我们通过心理援助热线的一次性专业服务帮助疫情期间面临心理压力的群体，一定程度上释放和缓解压力情绪，以满足各个群体的差异化需求，而这种基础性的服务正是跨专业合作机制的形成基石。同时，建设实体化的热线援助，也正是维系合作机制运转的关键。我们通过各个专业在心理援助这个合作空间领域展开服务，形成跨专业合作机制的基础。第二，拓展化服务，实现多领域、多层次服务。随时疫情的不断发展和减弱，我们通过热线电话探索到社会各群体面临的困境不断复杂化和多元化，不仅仅局限于心理援助的范畴，比如长时间隔离物资的缺乏、外出复工的公共政策咨询、疫情导致的社会救助问题、学生网络课程教育、康复患者的社会排斥与社会融入等多样化社会问题，跨专业合作团队积极调整方案，整合线上线下资源，发挥各专业各领域的优势，拓展了多层次、多领域疫情防控服务的合作空间。第三，发展跨专业合作，实现疫情防控联合治理。根据心理援助热线服务对象，反馈社会问题，形成公共社会治理策略，也是跨专业团队在宏观层面上发挥专业合作、多方面多维度思考和解决社会问题一项重要功能。

图2 社会工作参与疫情防控的跨专业合作机制

四、结论与讨论

（一）社会工作参与跨专业合作机制的实践模式及其特点

面对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形成的社会危机，通过社会工作参与疫情防控心理援助热线的建设和服务的过程，我们逐渐探索到社会工作参与跨专业合作机制的初步实践模式及其特点。社会工作参与跨专业合作机制的实践模式实质是一套基于社会公平正义价值理念下的一套系统服务于大众的助人系统，它强调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系统中各个专业和各行动主体之间寻求有效的合作空间，发挥整合专业优势和资源配置的功能，以应对更为重大、复杂的社会危机事件和公共社会问题。社会工作参与跨专业合作机制的实践模式强调焦点化、合作化、拓展化的实践特点，服务行动的焦点化促进跨专业的合作化，跨专业的合作化也推进服务领域的拓展化，同时通过新领域的拓展又形成下一轮跨专业行动的焦点化和合作化，由此，形成了跨专业合作机制循环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如图三）。其中焦点化是指社会工作参与跨专业合作机制的建设要有问题、服务的焦点，并根据其焦点构建跨专业合作机制的承载实体，比如本次社会工作参与疫情防控心理援助热线的跨专业合作实践中，疫情导致的各个人群的心理危机正是其焦点，跨专业合作团队建设的心理援助热线平台正是其合作机制的承载实体；合作化是指在各专业和行动主体中建设团结合作的行动核心，不仅仅强调跨专业合作团队中人与人的合作，也强调各行动主体背后各专业和各领域的有效合作，同时，也强调行动主体与服务对象的合作；拓展化是指跨专业团队在已经展开的合作空间基础之上不断探索更多的有效合作空间，不仅仅局限于某一领域的某一个问题处理，而是通过不断地拓展服务对象，不断地深入到更多问题解决的领域去进行拓展，保证跨专业合作机制的持续性存在和发展。例如本次社会工作参与跨专业合作机制的实践，我们不仅仅聚焦于本次疫情社会群体心理危机的热线援助的服务，同时通过心理援助热线也发现了社会危机中孤儿的社会救助、康复患者的社会融入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都将成为跨专业合作机制可以持续行动的核心和焦点。

（二）如何构建应对疫情危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图3 跨专业合作机制循环可持续发展模式

面对此次疫情危机需要构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讨论，我们需要回到关于治理最原始的定义进行诠释。早在1995 年，全球治理委员会把治理定义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诸多方式的总和[10]。此外，罗茨认为作为社会—控制体系的治理，它指的是政府与民间、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合作与互动[11]。格里·斯托克（Geery Stoker）也认为治理意味着参与者最终将形成一个自主的网络，它与政府在特定的领域进行合作，分担政府行政管理责任[12]。从治理的相关定义中我们可以发现治理的主体涉及到国家、社会与民众等多元参与者，注重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众、公共与私人的互动与合作，也正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13]，标志着对于公共危机带来的社会治理实践不仅仅是国家的责任和义务，需要强调的是多元行动主体的参与，国家、地方政府、乡村干部、民众及民间组织、市场企业等等，它们在社会治理实践中充当着不同的角色，也建构着不同的关系类型和治理结构。同时，在多元主体共同作用下形成应对疫情危机带来复杂社会问题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纵观此次新型冠状病毒带来的疫情危机，它已不仅仅是一个单一化、区域化的公共医疗卫生的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由病毒危机带来的全球化和复杂化的综合性的问题，因此，思考如何构建应对疫情危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成为我们本次跨专业合作实践所要思考的本质问题。

首先，应对疫情危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要动员多元行动主体参与，构建实体化应对机制。疫情发生后，中国政府立即成立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在各级政府成立疫情防控指挥部，构建了具有行政实体化的应对机制，专业化和焦点化地处理疫情带来的社会危机，并积极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参与应对疫情危机，使得政府、市场、社会组织等多个行动主体参与到本次疫情防控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之中。

其次，应对疫情危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在解决具体问题时需要发挥学科专业优势，建构跨专业合作平台。疫情危机带来的社会问题往往是多元化和复杂化的，它包含着公共医疗、传染病防控、心理援助、社会支持、资源分配等众多问题，其中某一个问题的处理还需要众多学科专业的参与和合作，比如疫情危机中各类人群的心理援助需要公共医疗、心理学、社会工作等各个专业学科进行跨专业合作才能进行有效处理。因此，构建跨专业合作平台和互助网络成为我们面对具体问题处理的必要策略。

最后，构建迈向专业化和焦点化的合作型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我们应对疫情危机核心宗旨。我们在建设以心理援助热线为中心的跨专业合作组织的过程中发现，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需要考虑问题的焦点化和干预的专业化两个实践的维度，并根据焦点化的集中—弥散程度和专业化的强—弱程度组合形成四类社会治理共同体理论类型（如表二）：第一类为合作型，治理共同体专业化强和焦点化集中，表现为多元参与主体动员能力强、治理行动专业化程度强、治理实践效果高效优化；第二类为行政型，治理共同体专业化弱和焦点化集中，表现的往往是以国家为主体的高效动员和社会力量参与的特征，治理行动迅速，但是实际治理实践的效果难以把握；第三类为专业型，治理共同体专业化强和焦点化弥散，表现的往往是过分强调专业性，难以形成多元主体的合作，无法使得治理实践高效运作；第四类为松散型，治理共同体专业化弱且焦点化弥散，表现为治理行动的片面化和形式化，治理共同体面临随时解体的风险，甚至走向社会治理的失败。因此，构建多元主体参与，形成实体化运作机制，发挥不同专业的跨专业合作，迈向干预专业化和问题焦点化的合作型社会治理共同体将是未来应对突发性公共危机和风险社会的行动逻辑和治理模式。

表2 以专业化和焦点化为实践维度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