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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转型背景下石油公司何去何从

2021-05-24韩景宽岳小文

油气与新能源 2021年2期
关键词:油气发电石油

韩景宽,岳小文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规划总院)

0 引言

2019年12月欧盟委员会公布了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可持续发展的“欧洲绿色协议”,提出到 2050年欧洲将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实现“碳中和”。2020年上半年,BP(英国石油公司)、壳牌、道达尔、挪威石油(Equinor)等欧洲石油公司纷纷提出“净零”排放目标。2020年9月2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随后日本、韩国也提出了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世界主要经济体陆续提出“碳中和”目标,彰显出全球应对环境与气候变化问题的决心,能源清洁低碳转型趋势不可逆转。

1 能源转型发展步入快车道

人类已经经历过从薪柴时代到煤炭时代、从煤炭时代到石油时代的两次能源转型。当前我们正在步入第三次能源转型,其核心特点是从化石能源向清洁低碳能源的转型[1]。石油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所占比例已经从20世纪70年代的约50%下降至2019年的33%,同期非化石能源(核电和可再生能源)消费所占比例则从6%上升至16%。对于未来的能源消费结构展望,无论是国际能源研究机构还是石油公司,其预测结果是趋同的(按平均值计算的结果见图1)。未来一段时期内,能源消费结构将呈现煤炭、石油、天然气、非化石能源多元化均衡发展态势,非化石能源消费所占比例将从目前的16%提升到2050年的约30%,能源结构的低碳化趋势日益明显。

图1 能源消费结构分析

与前两次能源转型不同的是,第三次能源转型过程中政策引导的驱动作用尤为明显。

全球气候变暖问题越来越多地受到重视,1992年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5年开始,每年召开一次联合国气候大会,致力于温室气体减排,并签署一系列约束性文件。2015年《巴黎协定》通过,各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强。截至2019年底,几乎所有国家都出台了针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支持政策,部分国家制定了明确的发展目标(见表1)。

表1 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

在各国国家政策引导与支持下,全球可再生能源电力领域投资(不含大于50 MW的水电)总体呈增长态势(见图2)。2015年开始,发展中国家可再生能源电力投资开始超过发达国家,中国占全球投资的比例最高达到 46.2%(2017年)。2019年,全球电力投资中可再生能源电力投资所占比例达到71.2%,远高于化石燃料电力的21.2%(见图3)。

图2 2009—2019年全球可再生能源电力投资[8]

图3 2019年全球电力投资及构成[8]

技术进步始终是能源转型的核心驱动力。可再生能源、非常规能源,数字化、智能化、电气化等技术的广泛渗透正在加速能源转型的步伐。低碳能源利用技术快速发展,在成本下降方面取得卓越突破。2010—2019年,光伏发电和光热发电的平准化度电成本分别下降了 82%和 47%;陆上风电和海上风电的平准化度电成本分别下降了39%和29%。2010—2019年,可再生能源利用成本快速下降,推动了太阳能发电和风能发电的装机规模分别增长了10.7倍和 3.1倍。目前,太阳能发电和风能发电的成本已经在化石燃料发电的成本范围内,并且很快将低于化石燃料发电成本,市场竞争力日益增强(见图 4)。

图4 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发展趋势[8]

2 石油公司未来发展困难重重

随着人口增长、收入增长和贫困减少,世界能源需求总量还会保持一定增长,化石燃料将继续在能源结构中发挥重要作用。也就是说,石油与天然气行业依然肩负着重要的能源供应任务,石油公司也仍然需要大量的投入才能保障未来足够的能源供应,但这一过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与困难。

从外部环境看,随着环境保护与应对气候变化达成全球共识,低碳道德化渐成趋势,来自股东、公众、政府、金融市场的脱碳诉求与压力与日俱增。在国际能源署的一份统计中,2010—2014年,石油公司通过的与气候相关的股东决议有150份(占气候相关股东提案总量的约60%),但是在2015—2019年,这一数量增加到约250份(占气候相关股东提案总量的95%以上)[9]。2020年2月,BP公司新任首席执行官伯纳德·鲁尼(Bernard Looney)上任首日,气候变化抗议者的活动迫使 BP暂时关闭了其伦敦总部。金融市场投资偏好也在发生变化,影响到石油公司和整个经济领域的投资决策。越来越多的银行、基金、保险公司和私人投资者开始限制对化石燃料项目的投资,传统油气领域的融资成本逐渐增加,石油公司在资本市场的吸引力开始减弱,世界银行已经宣布2019年后将不再向石油和天然气勘探与开发项目提供贷款。

从内部发展来看,油气资源开发逐渐从常规资源向非常规资源转变,环保压力下,部分地区的油气项目受到抵制,同时地缘政治局势持续紧张,项目开发风险与非技术成本提高,资源获取难度不断增加。近些年,“黑天鹅”事件增多,国际油价波动周期缩短,石油公司的生产经营与盈利能力屡屡面临严峻考验。同时,由于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市场需求变化以及可再生能源技术、电气化技术、互联网技术、共享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能源消费方式、用户消费偏好的变化正在引发“灰犀牛”事件,石油公司在终端能源市场的主体地位受到挑战。

在第三次能源转型过程中,石油公司面临着增加油气供应的同时减少排放、平衡短期回报与长期竞争优势等多重挑战,无论主动与被动,改变都是必然的。但能源转型的速度在全球范围内高度不确定且不一致,多数新能源技术及其他低碳技术的盈利模式和商业模式尚在探索中,加速向低碳转型可能存在较大风险,会对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竞争实力产生一定负面影响,因此,石油公司的转型发展步伐并不完全一致。欧洲石油公司和美国石油公司由于对新能源发展的看法、受到的气候变化压力、舆论环境等不同,低碳发展的目标和路径差别较大。欧洲石油公司的转型步伐较快,在“欧洲绿色协议”推动下,均已提出了明确的“净零”排放目标,在交通新燃料(生物质燃料、充电、加氢)、电力(太阳能、风能、储能等)和 CCUS(碳捕获、利用与封存)等方面加大投入。BP甚至开始收缩油气业务,提出2030年油气产量较目前水平减少40%,炼油产能下降30%。壳牌在电力领域的发展定位是要成为全球化的电力公司。道达尔在太阳能领域的目标是跻身世界前三强。美国石油公司的步伐相对慢一些,埃克森美孚一直专注于油气业务,雪佛龙于 2014年出售了可再生能源子公司。两大美国石油公司主要关注油气业务自身的减排,通过提高效率、减少甲烷排放与燃烧、提升天然气资产组合来降低现有业务的排放,在新能源领域的投入相对较少。

3 未来发展之路需要稳扎稳打

由于能源转型的速度在全球范围内高度不确定且不一致,转型时机需要谨慎把握,转型路径需要积极探索。每个石油公司都需要结合外部环境与公司发展特质,寻找符合自身发展特点的转型路径。对于中国的石油公司而言,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是首要责任。在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油气的需求、推动油气资源清洁高效利用的同时,作为碳排放的主体之一,国内的石油公司需要紧随我国能源转型步伐,落实我国实现“碳中和”的宏伟目标,积极作为、发挥优势、开放合作,使自己成为解决环境与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要参与者,甚至引领者。

3.1 稳定发展,保持油气主营业务地位

根据国际能源署的能源展望报告数据,在既定政策情景下,到2040年,中国的石油需求依然保持增长,但年均增速放缓为0.8%,同时天然气需求的年均增速高达3.6%[3]。这意味着石油公司依然需要大量的投入来保障油气供应的稳定与安全。但这并不是说油气工业的碳排放会持续增加,在油气生产与运营过程中,通过 CCUS技术应用、甲烷控排、增加天然气供应、推动能效提升与技术创新等措施可以实现传统业务低碳、减碳发展,促进化石能源的清洁高效利用和低碳化发展。

3.2 把握节奏,促进油气与新能源业务协同融合发展

油气工业发展与新能源发展并不是割裂的关系,也不是绝对竞争的关系,二者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实现协同融合发展。石油公司是能源生产大户,同时也是能源消耗大户,石油公司在生产用能的清洁替代领域大有文章可做。光伏发电、风力发电、光热利用等新能源利用技术在油气生产用能(用电、用热)领域均有着丰富的应用场景,国内石油公司目前均开展了一些示范项目,但尚未形成规模。石油公司在地热开发与利用方面具备资源、技术、市场方面的多重优势,可以在油田矿区利用地热实现清洁供热、供暖,国内石油公司在这一领域均已开展有关业务,并已形成一定规模。在“碳中和”目标背景下,我国光伏发电与风力发电的规模化发展会进一步提速,气电调峰在解决光伏发电与风力发电间歇性与不稳定、保障电网绿电消纳等方面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为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持续稳定发展保驾护航。在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氢能领域,石油公司在氢制取、储运、终端应用等全产业链环节均有着独特优势,可以深度参与氢能产业的未来发展。石油公司在开展生产用能清洁替代的同时,积累清洁低碳能源发展的经验,探索油气业务与新能源业务协同融合发展的商业模式,从生产用能的清洁替代逐步走向清洁能源的外部市场供应,从油气供应逐步走向综合能源供应和综合能源服务,把握发展节奏,分领域、分阶段实现生产经营过程的“碳达峰”和“碳中和”。

3.3 积极作为,借助自身优势快速适应甚至引领能源低碳转型发展

在国际能源署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没有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参与,能源转型可以完成,但会更加困难、而且成本也会更高[9]。在第三次能源转型过程中,石油公司如果漠视社会与公众对气候变化的担忧和对清洁能源的渴望所带来的变化,或者被动参与清洁能源发展,都可能会丧失未来发展的主动权与竞争力。实际上,石油公司有能力借助其资源、市场、技术、管理、资本等方面的优势在帮助解决碳排放问题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包括 CCUS技术开发与应用、低碳氢制取、生物燃料和海上风能发展等领域。石油公司拥有管理和实施大型项目以及控制项目风险的经验,也具备将新技术与现有基础设施集成起来的能力。因此,此次能源转型虽然给石油公司带来众多挑战,但只要积极作为,把握形势,保持对能源发展趋势的敏感度,石油公司能够快速适应,甚至引领能源低碳转型发展。

3.4 开放合作,建立起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新能源产业发展,无论是商业规则、市场培育、发展模式、技术研发还是政策监管均与油气行业有着较大不同,石油公司按照自主研发、自主发展的传统模式是无法跟上新能源产业的发展节奏的。在跨界融合发展已成趋势的今天,对于新能源领域的发展,石油公司需要积极主动的走出去,寻找合作伙伴,建立起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欧洲石油公司近几年在新能源领域发展较快,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如:BP、壳牌、道达尔等公司均成立有风险投资公司或基金,用于筛选合作对象并控制风险,这种方式有利于石油公司快速寻找发展机会并减少失败成本;在技术获取方面,更多与高校、科研机构在新能源领域开展基础研究和技术研发合作,并通过投资初创企业、技术收购等方式获得领先技术;在市场进入方面,欧洲石油公司大多选择合资合作与收购的方式,通过与行业领先企业的合作实现强强联合,获得协同发展和双赢结果。

4 结束语

能源转型发展速度超出预期,石油公司的未来发展面临严峻考验,既需要保持稳定、长久发展的战略定力,也需要“慧眼”识别、拥抱未来的战略魄力。中国的石油公司的转型发展环境与欧洲的、美国的石油公司均有不同,在借鉴其他石油公司先进做法的同时,更需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研判、慎重决策,探索出适合自身发展的转型发展路径,为我国构建安全高效、清洁低碳的能源体系,落实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战略目标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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