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为了能很好地研究民国时期的警政历史，提高此时期的整体研究水平，文章对国家图书馆等多个图书馆开展了入馆文献调查，同时对国家图书馆网站的民国时期文献联合书目、CADAL等民国专题数据库和多家图书馆在线书目进行检索，全面梳理了民国时期警政图书出版和收藏情况。在此基础上对民国时期警政图书从版本、作者、内容、时间等角度展开分析，以期对民国时期警政制度变迁进行深入的探索和研究。

关键词 民国时期 警政资料 文献调查 文献分析

分类号 G253

DOI 10.16810/j.cnki.1672-514X.2021.03.015

Analysis and Research on the Police Books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Liu li

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history of police administration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well and improve the overall research level of this period， this paper carries out a literature survey of several libraries such as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At the same time， it searches the joint bibliography of documents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CADAL and other special database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website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as well as the online bibliography of many libraries， and comprehensively sorted out the books edition and collectionof police administration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his basis， it analyzes the police books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from the aspects of edition， author， content and time， so as to make an in-depth exploration and Research on the changes of the police system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Keywords The Republic of China era. Police administration information. Literature survey. Document analysis.

中国近代警政制度的产生和发展虽然经过了一个世纪的历程，在图书、期刊、报纸、档案、图片、政府出版物等文献资料中有零散的记录和研究，但对这段历史的研究长期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也没有进行过系统的挖掘和整理。为了能很好地研究民国时期的警政历史，提高此时期的整体研究水平，笔者根据目前所进行的民国文献整理工作进展情况，就民国时期相关图书的调查整理情况，从版本、作者、内容、时间等方面展开多角度分析，以期对民国时期警政制度变迁进行深入的探索和研究。

1 民国时期警政图书调查统计

对于民国时期警政文献资料调查主要选取1912～1949年的文献，从出版形态来划分，纸质型文献包括公开出版的图书和内部印刷资料。在文献调查的过程中，主要通过《民国时期总书目》 [1]《解放区根据地图书书目》[2]《抗日战争时期出版图书联合目录》[3]《中国公安图书总目》[4]等书目查检，其中，警察学科专著、教材（包括自编教材）、警察工作报告、统计资料，以及与警察工作相关的工作资料和研究资料都在调查统计范围内。由于民国时期警察工作作为社会管理工作，与之相关联的行政工作很多，如保甲工作虽不完全隶属于警政工作，但相关职能与户籍管理、治安管理密切相关，因此这类文献也在调查中。此外，对于与警察相关的文献也在调查范围内，如禁毒工作，民国时期禁毒工作1938年之前由警察机构主管，1938年以后是由内政部增设禁毒委员会主持，警察机构作为联合执法机构参与，所以部分文献在调查范围;又如各种法律法规，警察专门法规必须入选，而对于刑法、民法、行政法等相关法律，虽是警察执法的依据，与警察工作密切相关，但法学为专门的学科，内容不属于本文研究的范围，因此这部分资料只收录了警察学校编写的法学教材。监狱管理虽列入司法部管理，但狱警也是警种之一，故相关资料入选。在资料整理的同时也对民国时期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公安资料做了整理统计，作为单独的分类收录其中。

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民国警政相关文献，笔者还分别通过网站进行检索获取。其中，国家图书馆网站“民国时期文献联合书目”[5] 14个成员馆提供了30多万条数据，查到警政图书4502种;大學数字图书馆Cadal[6] 有民国文献13万条数据，查到警政图书821种。此外通过26个公共图书馆馆藏书目系统进行检索，其中国家图书馆2801种、南京图书馆1351种、上海图书馆1038种、重庆图书馆1297种，这是收藏民国警政图书最多的几个馆，余下80个图书馆及档案馆也有相关书目数据，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汇集上述目录中选取的数据，反复对照，剔除重复部分，初步收集民国警政图书出版物及相关出版物5167种（该书目集合已整理出版《民国时期警察文献书目提要》[7]，供研究者使用）。为准确了解民国时期警察工作的进展情况，将5167种书目又反复对照甄别，对于多次再版的文献进行合并，只按一种图书计算。去掉部分相关度低的数据，共保留2823种图书。本文的研究基于这2823种图书展开。

2 民国时期警政图书内容分析

民国时期，中国社会治理从传统分散粗放的农业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萌芽的半封建社会过渡，传统中国的警政治理模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初步形成了现代警察体制。民国时期警察分工趋向细腻，开始组建各种专业警察队伍。研究警察业务即警种及分工的著作也逐渐增多。根据警察活动的性质和作用的不同，民国的警种分为行政警察、司法警察，在此之下又细分为刑事警察、卫生警察、消防警察、铁路警察、水上警察、外事警察、驻卫警察、政治警察等，反映民国时期警察职能的多样性和变化。随着警察制度的固定，部分职能归属其他行政部门，某些警种也不复存在。在制度形成阶段，探索如何建立新制度当然成为研究热点。由此，从统计结果看，研究警察制度内涵和警察行政管理方法的图书数量最多，占总量的36%。，此时期的图书内容主要包括警察制度建设、警察教育、警察队伍管理、管理法规、地方警政等方面，说明与当时的警政实践情况吻合。

2.1 民国时期警政图书主题类别

由于现行的《中国图书馆分类法》中公安工作这一段类目无法对应民国时期的警政业务，所以本统计分析参照了《中国公安图书总目》中民国时期图书的分类标准，以主题分类方式对图书进行了简单分类，基本涵盖了当时警政工作，见表1所示。

警察教育的教材、课本较多，初步统计约192种。在建立警察机构的初期，各级机构中警察专门人才匮乏，因此在兴办警察业务的同时，政府即开始举办正规化的警察教育，从中央到地方兴办了各类警察教育培训机构，培养警官和警员，实行警官高等学校、警官学校、警士教练所三级制，相关的教材应运而生，但五花八门，质量参差不齐[8]。

刑事技术的书籍相对较少。警察创建初期的侦缉手段颇为原始，普遍缺少科学设备和手段，不懂先进技术，是与国外差距最大的警察工作门类。在上世纪40年代后，开设刑事警察讲习班和特种警察培训班，并引进美国新刑侦技术[8]718。

另外，对单个主题著作统计得出，关于违警罚法研究的书籍在民国时期也最多，目前共发现88种不同版本的专著和研究资料。《违警罚法》是我国近代第一个适用于全国范围警察专用的治安法规，对于清末政府、北洋政府 、南京政府而言，制颁《违警罚法》又可标榜其所谓“法治”乃至“宪政”目标 ，掩饰“人治”与“专制”本质，因此这几个时期都对《违警罚法》的修订投入较多精力。从警察学的角度衡量，近代中国《违警罚法》的修订顺应了警政发展规律，体现了社会进步[9]624。

2.2 民国时期警政译著情况

清末，我国警察制度的建设初期较多仿效日本，这是由于最初的留学生目的地也多为日本，就是最早的警察学校也由日本人帮助建立，通过办学渠道将日本警察相关制度 （包括法律制度 ）及理念传入中国。民国初期继续效仿日本的警察制度，一直到上世纪30年代后，进入警界的英美等国留学生才逐渐增多，此时各地警局也派人去英美各国考察警政制度，并由专门的警察机构负责编辑、翻译各国的警察法规和各种警察专门书籍，介绍各国警察制度、警察理论和常识，如民国时期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李士珍曾将研究日本警察制度的心得，写进 《改造我国警察的计划》专题报告，并呈送给蒋介石审阅。其所撰写的《现代各国警察》，介绍了各国的警察行政管理和人事制度及警察教育等方面的内容。李士珍还专门组织中央警官学校教官翻译出版了《格别乌之秘密》《美国谍报研究部》等书籍，介绍俄、美特务警察及其谍报技术[10]。

有关警政的翻译著作在民同时期达88种，占全部著作的3%，而作为国外引进的警察行政管理制度的文献，翻译的著作并不多，见表2。

从时间上看，出版的翻译著作贯穿于整个民国时期。上世纪10年代有6种、20年代有13种、30年代有39种、40年代有23种，有7种出版时间不详。早期多为日本的译著，共39种，占全部译著总数的近一半。从研究警察制度到研究警察技术，警察法等各方面的专业图书均有翻译，其中影响较大的译著在清末就已经翻译，民国时期再版的有：宫国忠吉的《警察学》，松井茂的《警察学纲要》，南波圶三郎原的《犯罪搜查法》，寺田精一的《犯罪心理学》，田中祐吉的《近世法医学》。

2.3 民国时期警政图书篇幅情况

在2823种图书中标记有页码的为2345种，其中1～9页的多为机构的各种工作资料，如直隶各县编制的“警务一览表”为一整张图标，司法部颁布的“司法警察服务及奖惩规则”，共8页;10～59页的多为警务实践类的工作方法和教材，其中著名法医学专家林几的《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法医学教研室鉴定检验暂行办法》仅8页，警政专家郑宗楷编的《户籍法》18页。文献篇幅100页以下的占总数一半以上，200页以下的占总数的76%（如表3所示），重要的学术图书大都集中于此。页码1000以上的基本都是法规汇编。民国图书篇幅少是一个普遍情况，反映出当时著作的风格较为简约，同时也反映出警政研究作为一个新的领域，深入研究的著作并不多[11]。

3 民国警政图书出版情况分析

3.1 出版者情况

经过筛选的2823种图书中有396种无出版者记载，其余2427种图书分属于1221个出版者。其中，自行出版的机构757个，共出版图书1676种;自行出版的个人38个，出版图书41种;正规出版机构326个，出版图书704种。

在这些图书中，个人刊印的书籍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质量上均不能算是有分量，这是因为警察专业不是单凭个人能够开展的研究工作。由于当时社会的警政建立较为混乱，而研究警政制度是否能够建立和发展，符合行政管理的需要，因此机构作者数量巨大。这些机构不仅刊印一些工作资料，甚至还参与工作研究，如中央警官学院、浙江警官学校、宪兵学校、中华警察学术研究社等主要出版教材、理论研究著作;首都警察厅、上海市警察局、内政部等作为重要的业务部门出版警政管理条例和工作资料，甚至工作研究资料，也有培训教材等，成为民国时期警察图书主要的出版单位。这样的情况和警察业务具有一定的秘密性有关，不对外公开出版。正式的出版机构则以警察理论研究著作为主，具有较高的学术的价值。在704种出版物種，商务印书馆出版警察图书共118种，其中不乏李士珍、郑宗楷、余秀豪、范扬这样民国警政专家的著作，很多著作多次再版，是当时警政研究的代表作。世界书局35种、中华书局30种、正中书局28种、大东书局15种、上海法学编译社13种，紧随其后也有警察类研究著作出版，余下465种分散在其他320个出版社。应该来说这样的结果相对当时警察业务本身而言，研究还是跟工作发展相匹配的。

3.2 出版年代情况

2823种图书中有出版时间的2327种。从图书的出版年代看，警政制度作为国外引进的一种新型的行政管理，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这其中虽受到了战争的影响，但也逐步正规化起来。图书出版高峰分别是1917年，1937年和1947年，这和社会整体的进程相呼应，主要在北洋政府平稳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抗战结束后恢复时期，如图1所示。

北洋政府时期，随着中国古代治安管理体系已经全面瓦解，近代警察体制不仅确立起来了，而且有了进一步发展。1912年许家惺出版了《模范警察法》，概述了警察的沿革、概念、分类，分述了保安警察、行政警察、司法警察。内容涉及各国及中国警察，是民国最早的警察理论研究资料。1920年，为培养指纹学的专门人才，警官高等学校开设了指纹专科。夏全印当仁不让成为这个专业的老师，他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结合理论知识，编著成了《指纹学术》，供警官学校学生使用[12]。1915年北洋政府修订了《违警罚法》，1931年和1948年南京政府先后两次修订《违警罚法》，作为重要的警察法规，相关出版物从民国初年持续到结束。国民党执政时期，李士珍在蒋介石支持下几乎主导了民国警政建设，其创立并任校长的中央警官学校则是民国警官的摇篮。他本人撰写了大量的研究著作。1943至1948年期间多次撰写了警察行政研究方面的著作。著有《现代各国警察》 《战时警察业务》 《警察行政研究》《警察精神教育》等数种著作，对警政建设做出了贡献。

警政图书有较强的时代特征，抗战时期警察业务有所拓展，出现了战时警察这个警种，围绕相关业务也有不少书籍出版。同时情报和间谍也是热点话题，出版的图书近200种。

3.3 版次情况

民国时期警政图书多为工作资料，再版的不多。2823种图书资料统计有两次以上版本的大约有112种，且多为教材。再版次数最多的是郭卫的《违警罚法释义》，共再版9次，说明这本书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郭卫的另外一种著作《最新刑事政策学》，也再版8次，进一步说明郭卫在刑事法学专业具有权威性。再版著作最多的人是余秀豪，共5种著作再版，李士珍、郑宗楷、赵志嘉也分别有3种著作分别再版。由于警政图书散失严重，各种书目均无法提供完整的再版说明，更多作者的再版情况因图书确失而无法精确统计。再版图书品种最多是间谍类书籍，此类图书因抗日战争的爆发，很受民众的欢迎。《抗战与间谍》《战争与间谍》《日本的间谍》《日本侵华之间谍史》《未来大战中的国际间谍战》成为当时的畅销书，一版再版。

4 民国警政图书作者群体分析

警察作为民国时期一项新兴的政府管理制度，各级警察机构对于警察规章的制定、工作总结和统计普遍比较重视，出版的文献数量占据主要部分。在2823种图书中作者不详的有250种，外国翻译作品有89种，有86名著者。其余2484种图书中以集体作者出现的有968名，出版图书1423种，占总文献量的58%;个人著者共714名，共出版图书1061种，约占比42 %。相对来说个人作者相对较少，统计显示，3种以上著作的为56人，2种为79人，一种为559人，说明专门从事研究的人员不多，具体情况见表4。

对表4中数据作进一步归纳，高产著者的主要研究领域为警察学理论探索、刑事侦查理论和技术研究以及警察法（主要是违警罚法），与前面按学科分类统计的图书数量比例相呼应。其中约三分之一的著者作品包含警察工作的诸多方面，如李士珍的专著中分别包括如何建警、警察行政、国外警察等诸多方面，郑宗楷的专著包括警察法、警察行政、日本警察、警察服务等，余秀豪研究领域有美国警察、警察行政、刑事侦查等;另一种则是某一方面的研究专家，如夏全印、刘紫菀是指纹学专家，林几是法医学专家，杨瑞麐是刑事科学专家，郭卫是警察法学专家。

作为教育机构，中央警官学校、浙江警官学校、中华警察学术研究社等编辑了大量的理论书籍、教材，支撑了民国时期的警察教育，而内政部及其所属机构，作为警察部门的管理机构，发布了相应的管理文件及统计资料。首都警察厅、上海警察局、北平市警察局、重庆警察局等单位在民国时期不同历史阶段处于相对重要的位置，业务量大，相应的业务资料也多。对集体著者进行统计，如将属于中央警官学校的各分校及各部门的专著合并计算，对上海公安局，上海特别市公安局、上海特别市警察局、上海警察局在不同时期的称谓的专著合并计算，排名前20的单位见表5。

5 结语

民国时期作为近代中国警政建设的探索阶段，留下了较为丰富的史料，通过对当时警政史料情况的整理，了解了民国警察业务开展情况和学术研究概貌。通过本次整理也发现现有的各类检索工具均没有完整展示这一时期文献全貌，并且著录字段不全、出错情况较为普遍，因此對专业文献的进一步整理显得尤为重要。

本次整理工作所筛选的2823种文献较为全面的反映了民国警政文献的出版情况，通过对各种数据进行清洗、分析，从中也进一步发现了民国警政文献的重要特征。首先从出版者看，民国时期警政著作近三分之二由警政机构或警政教育机构自己出版，三分之一由出版社出版。自行出版的文献基本上是满足本单位或者本行业的需要，其特征在于出版量不大，流传范围不太广，再版的次数很少，学术影响力也较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图书相对于警察专业本身的发展而言数量也不算少，其中在商务印书馆等权威出版社多次再版的专著，具有较高的研究水平。其次，从著者看，民国时期的警政著作有着高产著者群，包括李士珍、郑宗凯、余秀豪在内的警察教育家和警政人员，共24人，均出版5种以上著作，55位作者出版3种以上著作，通过调查著者的教育背景，可知多数人有出国留学，接受高等教育的经历，其中李士珍为黄埔军校毕业、留学日本，留学美国的余秀豪、酆裕坤是20世纪初美国“警察专业化之父”奥古斯特·涡孟的中国学生，著作再版次数及发行出版社等侧面也验证了他们是本专业的核心著者，他们对民国时期警政思想的及警政实践具有较大的影响力。最后，从著作研究的内容看，几乎涉及到警务实践的各个方面，可以说在警政思想、警察行政、警察教育、警察法、刑事侦查、刑事技术、社会治安、户政、消防、交通到水警、税警、军警、卫生警察、经济警察、战时警察等警政工作的方方面面，以及属于警察职权范围的各种经营行为的管理水平都有了明显的提高，对当时的警政制度建设起到了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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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莉 江苏警官学院民国警察文献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馆员。 江苏南京，210031。

（收稿日期：2019-12-23 编校：刘 明，曹晓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