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庆红，谭远发，彭争呈

(1 北京大学 国家发展研究院，北京 100871；2 西南财经大学 中国西部经济中心 人口研究所，四川 成都 610074；3 成都理工大学 经济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5)

1 引言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快和预期寿命延长，越来越多中老年人成为祖父母，他们照料孙子女的现象愈加普遍[1-3]。在大多数发达国家，祖父母在家庭中发挥积极的支持作用，特别是照顾孙子女[4-6]。2013年，美国每4个5岁以下的儿童中就有1个在前一个月由祖父母照顾[6]。从2017年开始，澳大利亚统计局(ABS)的数据显示，所有托幼儿童中约有四分之一(26%)通常由其祖父母照顾(1)https://www.careforkids.com.au/child-care-articles/article/137/successfully-using-grandparents-for-child-care。在我国，隔代照料已成为家庭照料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7]。这主要是由于人口大规模流动、生活成本不断升高、市场化托幼服务并不成熟，服务的可及性和服务质量都有待提高，年轻夫妻因而难以独立抚养子女，往往需要父母帮忙[8]。2015年，中国家庭发展报告数据显示，在0～5岁儿童的日常生活主要照料者中，约47.6%为母亲，38%为(外)祖父母[9]。随着“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实施，越来越多育龄夫妇选择生育二孩，照料第二个孙子女的重担将落到祖父母肩上，且大部分(64.3%)祖父母表示仍愿意继续照料可能出生的第二个孙子女[10]。

从原因上看，老年人照料孙子女各文化情境下有不同的理论解释。第一是代际互惠论。 “互惠”是代际之间资源交换和保持代际关系的一个前提，一些祖父母通过提供隔代照料来换取成年子女的支持，属于具备谈判效力的“代际合同”[11-12]。第二是责任内化论。祖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互相照料并不完全是简单的契约合同关系。就文化观念而言，中国这种传统的家庭主义伦理是一种维护和促进以家族为基本单位的社会稳定的价值体系，因血缘关系连接起来的亲属之间具有一种特殊的、自然的亲密关系，彼此承担无条件的、无限的相互照顾和扶持的责任和义务。从这个理论上看，祖父母照料孙子女源自于中国传统的家庭主义伦理，是在当前成年子女难以独立照看幼儿、3岁以下托幼服务缺乏的情况下一种出于责任感的行为[8]。第三是利他主义论。与之前两个理论不同，该理论认为隔代照料是出于利他主义和自我牺牲的更为纯粹的奉献型动机，认为家庭内部的资源转移是出于家庭利益而非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家庭内只有通过利他行为把资源分配到最需要的地方时才是最有效的[13]。祖父母帮助照料孩子女是一种无私的付出，体现了长辈对晚辈的关爱，是家庭中利他主义的体现[8]。第四是价值寄托论。该理论认为，祖父母照料孙子女是一种继续体验和证明自身价值的方式[8]。当前文化价值观体系下，老年人照顾孙子女是老有所为的重要衡量指标，祖父母在照料孙子女的过程中能够“发挥余热”，体现自身的价值。

从后果上看，照料孙子女可能对祖父母的健康产生负向或正向影响[14-15]。其中，角色冲突理论假定个人承担多重社会角色，因此面临着一系列苛刻或相互冲突的角色义务，而当这种角色超负荷或角色压力超过个体的身体和心理承受能力时，可能成为对健康有害的“慢性压力”来源[16]，对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17]。另外一些研究认为，隔代照料是祖父母与孙子女之间时间和情感资源的双向转移，这种利他行为会对祖父母的健康产生正面的影响，降低了行动障碍和死亡率[18-19]。照料孙子女使得祖父母产生更高的自我效能感，甚至可以带来更健康、积极的生活方式(例如戒烟或喝酒)[20]。此外，祖父母和孙子女之间的关系是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祖辈通过与孙子女的互动可以让晚年生活更加充实和丰富，使其发挥出教导下一代的功效，有效缓解老年人的心理空虚，提高其生活满意度[11,21]。

上述研究富有参考价值和启发性，但仍无定论，也还有以下不足：一是研究对象大多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然而我国有不少60岁以下的祖父母；二是相对而言，国内针对城镇老年群体的研究略少，考虑到城镇生活成本不断升高，市场化托幼服务并不成熟，城镇的隔代照料更加凸显，城镇老年人也值得关注；三是大多数研究没有考虑隔代照料变量的内生性，而隔代照料和祖父母的健康相互影响会导致估计结果偏误，同时缺乏对中间影响机制的探讨；四是少有研究考察隔代照料强度对祖父母健康的非线性影响。在上述背景下，本文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的2011、2013和2015年数据，采用Pooled OLS模型和工具变量(2SLS)方法，旨在探讨隔代照料对祖父母健康产生何种影响以及如何影响。

2 理论分析

目前关于祖辈提供隔代照料的讨论主要有四个理论脉络：角色增强理论、角色冲突理论、代际交换理论和适度劳动理论。

角色增强理论认为，随着个人从各种社会角色中获得社会融合和自我满足感，那么扮演多重角色将可以带来福祉的改善。同时，多重角色的需求可能与增加的社会支持水平相关联，可以抵消角色压力的风险[22]。有研究发现，祖辈和孙子女之间的关系是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隔代照料是祖父母与孙子女之间时间和情感资源的双向转移，可以有效缓解中老年人的心理压力。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隔代照料通过角色强化对祖父母的健康产生正面影响。

与角色强化理论不同，角色冲突理论假定个人承担多重社会角色，因此当个人面临着一系列苛刻或相互冲突的角色义务时，会产生或增加压力[17]；而当这种角色超负荷或角色压力超过个体的身体和心理能力时，可能成为对健康有害的“慢性压力”来源[16]。对于一些中老年人，“祖父母”的角色可能包括偶尔的保姆，承担的责任是有限的，因此不会产生任何负面影响。但对于提供全职照料的祖父母，与此相关的期望和责任可能会高很多，从而可能会干扰他们的工作以及影响与他人的关系。有研究证实，照料孙子女耗费了祖辈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加重了其劳务和精神负担，而且占用了老年人锻炼身体和医疗就诊的机会，对健康产生负面影响[23]。因此，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隔代照料通过角色冲突对祖父母的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代际交换理论认为，在缺乏正式支持的社会中，家庭成员常常结成互助网络进行资源交换，以最大程度地满足个人和家庭的需要[24]。同其他社会关系一样，这种“合作群体”受互惠动机支配，一些祖辈依靠照料孙子女来换取年老时的子女养老支持，属于具备谈判效力的“代际合同”[25]。除了互惠动机，还有另外一种资源转移动机—利他动机，它来源于祖辈责任和义务的表达，中国传统代际关系中的“责任伦理”，使得祖辈更注重对后代的义务和责任，对后代不计回报的付出[24]。然而，互惠动机和利他动机都表现为双向支持流动，很难将二者区分开。一方面，成年子女为父母提供经济支持和养老支持来履行儒家孝道思想，为父母提供生活保障[26]；另一方面，许多成年子女为寻求更好的就业机会，选择把孩子留在家里并让其祖辈照料，而祖辈为家庭收益最大化担负起照料孙子女的责任。虽然对祖辈来说可能加重其负担，但是来自成年子女的经济汇款和情感慰藉往往有助于弥补甚至强化代际纽带(2)然而，CHARLS数据中只包含祖父母与不同住子女间的经济往来信息，无法识别祖父母与所有子女间的经济转移。因此，本文没有探讨代际交换理论。。

隔代照料可以看成祖父母提供的特殊家务劳动。适度劳动理论认为，当个体劳动投入量适度时，工作压力是处于可承受范围之内，压力变动力(压力得以释放)，使得工作表现处于最佳状态；当个体劳动投入量不足或过度时，会产生心理压力或生理压力，二者并随时间累积，超过个体承受范围时伤害健康，即劳动投入量与压力的关系呈倒“U”型[27]。与适度劳动理论一致的是，有研究指出，隔代照料强度与祖父母的健康状况是非线性关系，提供照料的强度(监护性或者补充性)是影响祖父母健康的重要因素，会对其健康产生完全不同的影响，其中“过度参与”隔代照料的祖父母可能感到身体疲惫和情绪衰竭[19]，如图1所示，正如提供全职照料的祖父母，与此相关的期望和责任可能会高很多，从而可能会干扰他们的工作以及影响与其他人的关系，对健康产生不利影响[28]。还有不少研究表明，高强度的照料耗费了祖父母与朋友交往的休闲时间，而且占用了老年人锻炼身体和参加医疗就诊的机会，进而对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29-32]。因此，本文提出假设3：

图1 隔代照料强度对祖父母健康的影响资料来源：根据Coall & Hertwig(2011)和石建忠(2015)绘制

假设3：隔代照料与祖父母的健康呈“U”型。

3 数据和变量

3.1 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持、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执行的CHARLS调查2011、2013和2015年数据。调查对象为我国 45 岁及以上的居民，采取严格的随机抽样，收集了生理健康等信息，为我国老龄健康相关研究提供了具有代表性、综合性的高质量调查数据。CHARLS于 2011-2012年在全国进行了大规模基线调查，覆盖了除西藏以外的中国大陆所有县级单位。鉴于2015年我国平均人口预期寿命达到76.34岁，结合老年人照料孙子女的可能性，本文将样本年龄限定在45-80岁。另外，考虑到存在严重疾病和失能的祖父母会减少照料孙子女的可能性[18]，因此本文排除患有风湿病、帕金森和癌症的样本。最终得到14890个样本，其中女性占53%，男性占47%。

3.2 变量测量

因变量是中老年人的健康水平。为全面评估健康水平，首先需要分析体现中老年人自身健康状况的“自评健康”，同时需要考虑中老年人的生活自理能力，即生理健康。对此，本文分别采用自评健康变差、工具性日常生活障碍(Instrumental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IADL)(3)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在测量日常生活能力时，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和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能力(IADL)是经常选取的指标。审稿专家指出，ADL反映的是比较严重的日常行动障碍，此时祖父母可能无法提供隔代照料。因此，本文采用IADL测量祖父母的健康水平。另外，本文也采用ADL和IADL二者的综合来度量健康水平，结论基本一致，具体结果见附件。和身体疼痛来衡量健康水平，此处不涉及心理健康(4)关于隔代照料与中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关系，作者此前已作探讨：何庆红,谭远发,谢鹏鑫.天伦之乐还是天伦之累?——照料孙子女与中老年人幸福感[J].中国经济问题,2020，(3):121-136。。其中，自评健康采用1-5评价，1表示健康很好，2表示健康好，3表示健康一般，4表示健康不好，5表示健康很不好，取值越大表示健康状况越差。IADL是根据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量表中的5项(家务维持、食物烹调、上街购物、服用药物和处理财务)来测量(5)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量表(IADL)用于评估工具性日常生活功能，包括家务维持、食物烹调、上街购物、服用药物、处理财务和使用电话的能力等八项，但是CHARLS数据在2011年、2013年和2015年共同问到的问题包括家务维持、食物烹调、上街购物、服用药物和处理财务五项能力，因此本文根据这五项能力的回答衡量工具性日常生活障碍。。其中有一项活动存在困难就取值为1，否则为0。身体疼痛是将疼痛部位加总得到，取值从0到15，值越大说明疼痛部位越多。

隔代照料是自变量，指过去一年是否照料孙子女。根据受访者对“过去1年，您或您配偶是否花时间照看了您的孙子女或重孙子女?”，回答“是”设置为1，否则为0。另外，隔代照料的强度(监护性或者补充性)是影响祖父母健康的重要因素，会对其健康产生完全不同的影响[18]。因此，本文参照Ahn & Choi[33](2018)和Reinkowski[34](2013)的做法，根据每周照料小时和每年照料周数得到全年照料小时，计算得出平均每天照料小时和平均每周照料小时，同时考虑到老年人时间估计误差，删除95%置信区间以外的样本。

控制变量包含个人层面和家庭层面的其他变量。其中，个人层面包括受访者的年龄、性别、居住地、受教育程度、婚姻、职业、前一期的健康水平、是否购买医疗保险、是否患有慢性病和居住安排。婚姻状况表示有无配偶(有=1)，职业状况表示是否工作(是=1)，居住安排表示是否与子女同住(同住=1)。家庭层面变量包括人均家庭收入(原数据加1取对数得到)。影响机制变量包括社交活动、午休时长和日常沟通。社交活动表示过去一个月是否参加社交活动，根据“过去一个月进行的社交活动”回答，参加任何一项活动则设置为1，否则为0。午休时长表示过去一个月的平均午睡时间，根据“过去一个月的午睡时间”得到。日常沟通表示与子女见面和电子通话等是否每周至少一次，根据“与子女见面、打电话、短信、信件或者电子邮件联系的频率”的回答，每周至少一次取值为1，否则为0。表1描述性统计显示，与未提供隔代照料的祖父母相比，提供隔代照料的祖父母参加社交活动较多，与子女的日常联系比较频繁，但午休时长明显较短。

表1 变量基本描述性统计

3.3 隔代照料与健康的关系

图2直观展示了祖父母的健康水平与隔代照料有关。与未提供照料的祖父母相比，提供隔代照料的祖父母健康状况明显较好，具体表现在自评健康较好、IADL障碍和身体疼痛较少。这说明隔代照料行为并非随机的，而是根据自身健康状况做出的自选择行为，即健康状况较好的祖父母更有可能照料孙子女。Arpino & Bordone[18](2014)指出中老年人提供隔代照料的可能性会受到他们自身健康状况的影响。身体状况不好或者存在心理疾患的中老年人，照料孙子女的可能性降低。由于图2展示的是隔代照料与祖父母健康的双变量关系，未考虑其他因素影响，因而有必要控制其他影响因素以后进行回归分析。

图2 隔代照料与祖父母健康状况

另外，从动态比较来看，当期健康水平往往与前一期的健康状况有关。表2显示了个人健康自评状况的动态变化，如前一期调查的健康自评状况为“健康很好”的人群，在当期调查中有37.34%和19.13%的人群仍然保持在“健康很好”和“健康好”的状态 ，但也有36.99%的人群由“健康很好”变成了“健康一般”，只有6.5%“健康很好”的人变成了“健康不好”或“健康很不好”。前一期调查健康自评状况为“健康一般”、“健康不好”和“健康很不好”的人群，在当期调查中分别有65.03%、40.14%和27.78%的人群自评健康状态保持不变。表2表明当期的健康对前一期健康的依赖性较大，因此本文将在回归方程中控制了前一期的健康水平。

表2 前一期健康与当期健康状态的关系

4 模型设定

本文考察隔代照料对祖父母健康的影响，首先假设隔代照料变量外生，将Pooled OLS回归基准模型设定如下：

yit=α+βGCit+ηyit-1+γXit+εit

(1)

其中，yit分别代表被解释变量自评健康变差、IADL障碍和身体疼痛，i=1,…,N代表横截面样本个体，t=1,2,3分别代表追踪调查数据时间2011、2013和2015年，自变量GCit衡量隔代照料对不同健康指标的影响程度，yit-1是前一期(两年前)的健康水平，η是当期健康对前一期健康的依赖性，Xit是所有可能影响健康的控制变量，εit是回归方程的随机扰动项，α、β和γ是待估计的参数。

考虑到隔代照料变量(GC)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Chen & Liu[1](2012)和Goodman & Silverstein[11](2002)指出，中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与提供隔代照料行为的决策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换言之，虽然中老年人照料孙子女可能影响他们自身的健康水平，但中老年人提供隔代照料的可能性也会受到他们自身健康状况的影响[18]。图3已经说明中老年人照料孙子女并不是随机发生的，而是一种自我选择行为。表2还显示当期健康对前一期健康的状态依赖性较大。因此，本文采用两种策略来克服内生性问题：一是在模型中控制前一期的健康水平，这会降低健康状况对中老年人隔代照料行为选择和影响。二是通过寻找隔代照料的工具变量来解决。已有文献关于隔代照料的工具变量有：第一个子女的性别[34-35]、社区是否有日间照护、家庭是否有新生儿[1]、家庭是否有子女已婚和是否有31-40岁的子女[33]。

由于我国存在“重男轻女”思想，第一个子女的性别并不一定是随机的。另有文献指出，父母是否提供隔代照料帮助会影响子女的生育决策[36-37]。但是，Arpino & Bordone[18](2014)认为，排除健康状况严重的样本，受访者的健康不会直接影响其子女的生育决策。此外，我国“多子多福”的观念使得祖父母的健康并不会直接影响子女的生育意愿[38-39]。因此，本文在排除健康严重受损的受访者后，采用家庭中16岁以下的孙子女数量作为隔代照料的工具变量是满足排他性约束的。此外，家庭16岁以下的孙子女数量越多，对祖父母提供隔代照料的需求越大[40]，满足相关性假设。因此，该工具变量是合理的，接下来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方法进行估计，具体包括两步：第一阶段，把内生解释变量隔代照料对工具变量和外生解释变量作OLS回归：

GCit=δ+θZit+λXit+uit

(2)

(3)

为了进一步考察隔代照料如何影响中老年人健康，本文进一步加入可能影响健康的机制变量。理论分析表明，隔代照料会影响社交活动、午休时长和日常沟通，这三个变量Mit进而对健康状况产生影响。本文将影响机制模型设定如下：

(4)

其中，Mit代表社交活动、午休时长和日常沟通三个变量向量，φ是对应的回归系数，其他变量和参数与方程(3)相同。β和φ是否显著，有不同的含义和影响机制：如果β和φ同时不显著，则表明隔代照料对中老年人健康无影响；如果β显著，而φ不显著，则表明隔代照料直接影响中老人健康；如果β不显著，而φ显著，则表明隔代照料只通过社交活动、午休时长和日常沟通间接影响中老年人健康；如果β和φ同时显著，表明隔代照料不仅直接影响中老人健康，还通过社交活动、午休时长和日常沟通间接影响中老年人健康。

5 实证结果及分析

5.1 隔代照料对祖父母健康的影响

表3汇报了隔代照料对祖父母健康的影响。其中，第(1)列、第(3)列和第(5)列是采用OLS估计祖父母照料孙子女对其自评健康变差的可能性、IADL障碍和身体疼痛的影响。结果表明，隔代照料显著降低了自评健康变差的可能性，降低了IADL障碍和身体疼痛，基本证实了隔代照料对祖父母健康的正向影响。这一发现与前文图3不控制其他变量时的结果是一致的，也与周晶等[32](2016)和黄国桂等[31](2016)结论是一致的。但由于基准模型设定可能存在遗漏变量以及隔代照料存在内生性问题，OLS估计结果可能是有偏误的。本文首先检验了基准模型中是否存在内生性偏误，即祖父母隔代照料变量是否与干扰项相关。从表3后半部分列示的DWH 统计量来看，隔代照料变量与干扰项不相关的原假设都被拒绝，这表明表3第(1)列、第(3)列和第(5)列的OLS模型设定存在严重的内生性偏误。为此，本文采用家庭中16岁以下孙子女的数量作为工具变量，并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方法(2SLS)估计。从表3中对工具变量进行有效性检验的结果来看，在第一阶段回归中，工具变量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与内生解释变量偏相关。F统计量的取值均超过10，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在使用2SLS控制内生性偏误后，本文发现祖父母隔代照料孙子女对其健康状况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具体而言，隔代照料使祖父母自评健康变差的得分增加0.302分，IADL障碍显著增加23.5%，身体疼痛部位显著增加1.118个，且均在5%统计水平上显著异于零。

表3 隔代照料对祖父母健康的回归结果

5.2 隔代照料对祖父母健康影响的群体性差异

由于个体承担角色的能力有差异，隔代照料的影响也会不同。有文献表明，较之祖父，祖母除了照料孙子女，还需要承担更多的家庭劳动[42]。另外，宋璐等[24,30](2008、2013)和周晶等[32](2016)指出，相较于城市，农村留守子女更需要祖父母照料，而且时间更长。同时，祖父母教育程度不同，健康差异较大[41]。鉴于此，本文从城乡、性别和教育水平视角出发，估计隔代照料对祖父母健康影响的差异性。从表4第(1)-(2)列可以看出，相较于祖父，祖母在照料孙子女时，自评健康变差的可能性、IADL障碍和身体疼痛显著增加，而祖父只在IADL障碍显著增加，表明隔代照料行为具有显著的性别差异，这可能与祖母往往提供较高强度的照料有关[42]。从第(3)-(4)列可以看出，相较于农村祖父母，城市祖父母在隔代照料时，其IADL障碍和身体疼痛都显著增加，这可能与城镇居民较少从事体力劳动，而隔代照料需要耗费大量体力有关。从第(5)-(6)列可以看出，相较于初中以上的祖父母，初中及以下的祖父母在照料孙子女时，其自评健康变差的可能性、IADL障碍和身体疼痛都显著增加，表明隔代照料行为存在教育差异。

表4 祖父母不同健康指标的群体性差异

图3 隔代照料强度与祖父母健康状况

5.3 隔代照料强度对祖父母健康的影响

带孩子绝非易事，对祖父母来说更是一种体力和脑力的双重考验，照料孙子女的强度差异会对祖父母健康产生不同的影响[18]。因此，本文用平均每天照料小时和每周照料小时衡量照料强度，探讨不同照料强度对祖父母健康的影响。由表5 Panel A可以看出，在提供低强度的照料时，祖父母自评健康变差的可能性和IADL变化不明显，但身体疼痛显著减轻。而随着照料强度增加，祖父母身体疼痛显著增加。其中，若每天照料小时超过11.41小时，身体疼痛部位增加0.239项，并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另外，采用每周照料小时衡量照料强度，如表5 Panel B所示，得到的结果与上面基本一致，若每周照料超过75小时，身体疼痛部位显著增加0.006项。若将每周照料小时数折算成每天小时数则为10.71小时，这一结果与平均每天照料小时数11.41小时非常接近。另外，从图3可以发现，隔代照料和祖父母身体疼痛状况基本呈“U”型关系。具体而言，当祖父母照料孙子女强度较低时，隔代照料使祖父母身体疼痛明显减轻，但当超过临界值，身体疼痛显著增加，最终损害祖父母的健康，证实了隔代照料行为的适度劳动理论，即假设3成立。

表5 隔代照料强度对祖父母健康的回归结果

5.4 隔代照料对祖父母健康影响的渠道分析和效应分解

那么，隔代照料是如何影响祖父母健康的？由前文理论分析可知，祖父母的个人休闲时间和与子女的情感沟通是影响健康的重要路径，因此本文从这些视角出发，探究隔代照料对祖父母健康的影响机制。其中，祖父母的个人休闲时间采用社会交往和午休时长来衡量，而祖父母与子女的日常沟通采用与子女见面、打电话和发邮件来表示。由表6可知，较之未提供隔代照料的祖父母，提供隔代照料的祖父母参加社会交往和午休时长都显著减少，但祖父母每周与子女的日常沟通显著增加。

表6 隔代照料对祖父母个人休闲时间和与子女日常沟通的影响

既然隔代照料对祖父母的健康状况具有负面影响，且隔代照料和祖父母的个人休闲时间、与子女日常沟通密切相关，那么，各个机制变量在解释隔代照料对祖父母健康负向效应中的相对重要性如何？对此，本文借鉴程令国等[41](2015)的做法，表7第(1)列不控制机制变量，第(2)-(4)列分别在第(1)列的基础上，加入祖父母的社交活动、午休时长和与子女日常沟通等机制变量，第(5)列则同时控制了以上所有变量。然后，计算1-β/α，取值表示增加相应的机制变量后隔代照料变量下降的幅度，也就是该机制变量在解释隔代照料对祖父母健康的影响中所占的比重。

由表7可知，隔代照料直接增加祖父母IADL障碍和身体疼痛的同时，也通过社交活动、午休时长和与子女日常沟通等机制变量间接影响祖父母的IADL障碍和身体疼痛。一方面，隔代照料显著降低了祖父母的社交活动和午休时间，如表6第(1)-(2)列所示，而祖父母参加社会交往和午休能够显著降低身体疼痛和IADL障碍，如表7第(2)-(3)列所示。因此，隔代照料挤占了祖父母的个人休闲时间进而对其健康产生负面影响，验证了前文角色冲突理论的合理性，证实了假设2。

另一方面，隔代照料显著增强了祖父母与子女的日常沟通，如表6第(3)列所示，而祖父母与子女的日常沟通能够显著降低身体疼痛和IADL障碍，如表7第(4)列所示。因此，隔代照料增强了祖父母与子女的日常沟通，可能促进了照料分担，从而对其健康产生正面影响，验证了角色强化理论的合理性，证实了假设1。其中，社交活动、午休时长和日常沟通等机制变量对祖父母IADL障碍的解释效力分别为11.3%、0.87%和4.78%，综合解释效力为7.83%，对身体疼痛的解释效力分别为6.89%、5.82%和4.56%，综合解释效力为7.95%。由此可见，社交活动和午休时长的挤占对祖父母健康的负面影响大于日常沟通的补偿效应(12.17%>4.78%，12.71%>4.56%)。换言之，隔代照料对祖父母健康的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最终表现为负面影响，与前文表3第(4)列、第(6)列的2SLS回归结果一致。总的来说，隔代照料是一件容易腰酸背疼腿抽筋的特殊劳动。

表7 隔代照料影响祖父母IADL和身体疼痛的机制分析

6 结论

在当今中国社会、经济和人口变迁的形势下，隔代照料既是家庭福利最大化的经济策略，也是祖父母出于责任意识参与家庭的活动，且日益普遍。那么，隔代照料对祖父母健康产生何种影响以及如何影响也逐渐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担忧。本文根据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年、2013年和2015年数据，采用Pooled OLS模型和两阶段最小二乘(2SLS)估计方法，探讨隔代照料对祖父母健康的影响及其机制。我们发现，隔代照料总体上对祖父母的健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存在显著的性别、教育和城乡差异。此外，隔代照料强度与祖父母的身体疼痛呈现“U”型关系，即祖父母身体疼痛随着照料强度增加表现为先降后升的趋势，验证了过度劳动理论。另外，从影响机制上看，隔代照料不仅直接影响祖父母健康，又通过挤占祖父母的社会交往和睡眠时间损耗身体健康，还通过强化祖父母与子女间的日常沟通促进健康，证实了角色冲突理论和角色强化理论。总的来说，隔代照料是一种累并快乐着的复杂体验。

本文也有重要的政策含义。随着“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对儿童照护的需求也会随之加大，隔代照料的家庭照料方式将更广泛地被采用，但过度的隔代照料会对祖父母的健康产生负面影响。本文认为，应该发挥政府、市场和家庭的协同效应来应对这一问题。首先，政府应积极加强社会化的托管机构建设，扩大公共托幼服务供给，提高托幼服务可及性和服务质量，满足广大职工尤其是双职工家庭对儿童照料的需求。其次，鼓励市场提供市场化的幼教服务，补充公共托幼服务供给，同时加强质量监督，有效缓解儿童照护资源的供需矛盾，减轻对祖父母隔代照料这种传统家庭照料方式的依赖。同时，逐步建立完善的基础医疗服务设施，为祖父母提供恰当的医疗服务，满足其医疗需求，进而有效改善他们的健康。

最后，从家庭分工来看，祖辈承担照料责任要量力而行。一方面，父辈要尽力承担更多的子女照料责任，减轻祖辈的照料强度，让祖辈拥有更多的睡眠和社会交往时间。另一方面，父辈还要加强与祖辈的日常沟通和情感慰藉，多关心多理解他们，让他们不被天伦之乐所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