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国，王净净

(东北财经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5)

1 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要求，为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描绘了蓝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截止到2018年末，60周岁及以上人口达到2.49亿人，占总人口的17.9%，其中65周岁及以上人口为1.67亿人，占总人口的11.9%，两者分别比2017年末同比增加了0.6与0.5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2019)(1)根据2019年01月21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最新的人口数据整理，网址：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zb=A0301&sj=2018.。中国将在未富先老、未备先老的情况下进入老龄化的高原期，而延迟退休年龄，提高新生儿出生率以及促进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将成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必然选择。

近年来，为缓解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劳动力短缺方面的压力，我国相继提出了延迟退休政策与全面二孩政策。一方面，劳动年龄人口的持续减少与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导致我国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而实施延迟退休政策可以增加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有效改善劳动力不足的状况；另一方面，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大背景下，年轻家庭对幼儿照料的需求急剧增长，但我国公共幼儿照护体系尚不健全，老年人不得不承担起隔代照料孙辈的责任。总体看来，老年人面临着家庭代际支持和自我就业的双重压力。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解决影响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将会是全社会重点关注的一大议题。因此，探究“逆向反哺”(2)逆向反哺：与子女对老年父母以经济赡养和生活照料为主要形式的反哺行为相对应，本文将其界定为父母对子辈的经济支持以及对孙辈的时间支持(即为孙辈提供隔代照料)。与子女结构对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的影响对于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以及促进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般而言，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的决策容易受到来自家庭的经济条件、自身的健康状况、家庭成员的工作状况、家庭结构等多方面的影响，同时也与家庭内部的代际关系和子女结构密切相关。一方面，在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下，子女与老年父母之间呈现一种单向的赡养照护责任，“子女→老年父母”是代际间主要的经济流方向。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新生代劳动者的经济压力剧增，使得子女与父母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简单的“反哺”赡养，也呈现出了父母对子辈乃至孙辈的“逆向反哺”特征，进而使子女与老年父母之间的代际关系双向化。另一方面，子女结构(包括数量与性别)也会影响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决策。子女数量的多寡会影响老年父母对子女经济支持的力度或者隔代照料的时间成本，反过来也会对老年群体自身的养老收入与护理来源产生影响。子女的性别同样会影响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决策，由于“养儿防老”与“重男轻女”观念的根深蒂固，儿子是传统观念中对父母进行代际供养的责任主体，同时也是父母进行经济支持和隔代照料的主要支持对象。

鉴于此，本文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5年的调查数据，从代际支持视角出发剖析老年父母以给予子女经济支持和隔代照料孙辈为表现形式的“逆向反哺”及子女结构因素对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的影响。本文侧重讨论了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老年父母对子辈和孙辈的“逆向反哺”行为对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影响如何？二是子女结构如何影响老年人的劳动参与行为？三是子女结构、“逆向反哺”与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的内在关系如何？四是分别从性别、分段年龄以及是否与子女同住三个维度出发，探讨“逆向反哺”与子女结构对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是否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影响？厘清上述问题，对于从“逆向反哺”和子女结构角度提出促进我国老年人口有效劳动参与的具体化的对策建议、缓解老龄化压力进而促进“积极老龄化”发展、实施渐进性延迟退休政策以及提升老年群体的社会参与度和生活幸福感等方面均大有裨益。

2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2.1 代际支持与劳动参与

代际支持是追求家庭效用最大化的外在表现。利用经济模型分析代际关系可发现家庭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成员之间相互依赖、紧密关联的组织，家庭成员之间彼此照料、互相支持，在代际之间合理分配家庭资源，以追求家庭效用的最大化(Becker，1974)。同时，根据利他主义假设和交换互惠假设在研究私人经济转移动机时发现，老年父母以隔代照料和向下的经济支持为特征的代际支持与子女是否在其老年时提供赡养照顾密切相关，其中的交换动机将会引致更多的私人经济转移(Cox and Hansen，2004)，而且年老的父母希望通过对孙辈的照顾，得到成年子女对其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促使子女更好地履行赡养责任(Kim，2010)。中国家庭内部的代际转移明显呈现出向上转移和隔代向下转移的特征，子女对父母一代提供向上的经济支持的规模与父母的收入水平和对孙辈的照料呈正相关关系(江克忠等，2013)。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代际支持对劳动参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Nguyen和Connelly(2014)认为子女对父母的赡养照顾会显著降低子女的劳动参与率，尤其会对年轻女性的劳动参与产生严重的抑制作用(吴艳华等，2017)。而Jenkins(2010)则认为老年父母对孙辈的隔代照料会在一定程度上解放年轻子女的劳动时间，促进子女劳动参与的增加。另有研究表明，老年父母隔代照料孙辈会显著增加年轻已婚女性从事有偿劳动的概率并延长其劳动时间(Compton J,2015；Arpino B,et al.,2014；卢洪友等，2017)。但是向下的代际支持对老年人劳动参与产生影响的研究相对来说较为匮乏。一些学者认为，作为主要照料责任者的老年人会减少劳动时间对孙辈进行隔代照料，甚至会提前退出劳动力市场，而作为非主要照料责任者的老年人则可能进行劳动参与以便为家庭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Lumsdaine R L and Vermeer S J C,2015；Arpino B and Bordone V,2014；Rupertp and Zanellag,2018)。由此可见，子女与父母之间的代际支持与父母一代是否进行隔代照料有关，且主要出于交换互惠的动机，追求家庭总效用的最大化。代际支持与劳动参与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多向关系，这主要取决于代际之间家庭资源的流向。现有研究重点关注子女对父母的“反哺”支持或者以隔代照料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向下的代际支持对年轻子女劳动参与的影响，而忽略了包含给予子女经济支持与给予孙辈隔代照料两个维度的“逆向反哺”行为对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状况的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对子女或孙辈的“逆向反哺”对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具有显著影响。

假设1a：对子女的经济支持对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1b：对孙辈的隔代照料对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具有明显的挤出效应。

2.2 子女结构、代际支持与劳动力参与

现有文献表明，子女结构对代际间的支持行为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子女数量越多，存在于子女与子女之间、子女与父母之间的隐性矛盾就会愈来愈显性化，在老年父母的财产分配以及子女对父母的赡养责任承担等方面的问题就会越来越突出，子女相互间的推诿就难以避免，从而导致子女数量与对老年父母一代的经济支持呈现明显的负相关关系(Watson and Kivett，1976)。而子女的性别和数量也会显著影响代际之间的资源交换，尤其是孙辈的数量也会对中青年子女和老年父母之间的代际支持产生显著影响，年老父母对孙辈的隔代照料是其中的关键要素(陶裕春，申昱，2014)。胡仕勇和李佳(2016)使用logistic模型分析了分居家庭子代数量对农村老年人代际支持的影响，研究表明两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但随子女数量的增加，农村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的概率存在拐点而并非完全正向递增。孟洁(2016)通过实证分析证明有孩子的农民更倾向于以子女作为养老责任主体，且子女数量越多，倾向性越明显，但子女性别对其没有影响。这表明子女在对老年父母的代际支持中处于主体地位。刘岩(2015)基于CHARLS(2011)全国基线调查数据对子女的私人转移动机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子女的数量会显著降低老年人获得的经济支持的数额。

在子女结构对劳动参与产生影响的相关研究中，张川川(2011)指出生育的子女数量越多，将会导致城镇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显著降低，但对农村已婚女性非农劳动参与没有明显影响。Hyunbae与Geungil(2002)通过对韩国相关数据的研究也发现孩子数量的单位增加将会导致女性劳动供给的概率随之降低27.5%。但乐章与张艺珂(2019)却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子女数量与已婚妇女的劳动参与呈现“倒U型”结构，子女数量大于2个时将会降低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而子女数量小于2个则会促进女性的劳动参与。总体而言，在子女结构对代际支持和劳动参与产生影响的相关分析中，学者们重点关注的是子女的数量对向上的代际支持以及年轻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虽然这些研究已经逐渐认识到子女结构的相关因素对代际支持及劳动参与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但是目前对子女结构(包含子女的数量和性别)与老年人口劳动参与之间的系统研究仍然较为匮乏。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子女结构显著影响了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行为。

假设2a：子女的总数量与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呈负相关关系。

假设2b：儿子数量与性别结构比对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现有研究为本文的进一步分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仍然存在许多亟待完善之处：第一，现有研究鲜有考虑处于老年阶段的父母一代给予子女的经济支持和给予孙辈的隔代照料对其自身劳动参与的影响；第二，已有研究没有考虑子女结构的差异化影响。据相关文献分析可知，儿子和女儿在对父母的代际“反哺”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所承担的养老责任也大相径庭。同样，在父母对后代的“逆向反哺”中，给予子女的经济支持与给予孙辈的隔代照料也存在着较大差异，因此将子女结构纳入对老年人劳动参与影响的研究中很有必要，可以进一步明确老年人劳动参与的行为机理；第三，现有研究缺乏定量分析，而且容易忽视“逆向反哺”、子女结构与老年人口劳动参与之间的内在关联。

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首先，将“逆向反哺”、子女结构与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置于同一框架进行综合分析，从代际支持的角度切入，利用定量方法分析“逆向反哺”与子女结构对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的影响；其次，研究角度实现了由“反哺”到“逆向反哺”的转变，并且由于老年父母表现出的逆向且下移的经济支持与隔代照料行为与其子女的数量和性别紧密关联，因此本文创新地研究了“逆向反哺”、子女结构与老年人口劳动参与之间的内在联系；最后，在考虑“逆向反哺”和子女结构的交互作用以及性别、分段年龄、是否与子女同住等相关因素异质性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逆向反哺”与子女结构对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的影响。

3 描述性统计与理论模型

3.1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的数据是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5年最新发布的数据。该调查的被访问对象主要是我国45岁及以上的中老年人，内容涉及个人信息、家庭结构、经济支持和个人工作、生活等各个方面，它从2011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基线调查，并隔年进行一次追踪调查。CHARLS数据为研究代际支持行为、子女结构以及老年人的劳动参与决策提供了详尽的数据支持，并且对老年人的个人特征、家庭情况等均提供了详细的数据说明，因此选择该数据研究“逆向反哺”、子女结构与老年人劳动参与之间的关系具有较好的代表性与合理性。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的第二条明确规定老年人的年龄起点标准为60周岁，世界卫生组织同样将60岁以上的人口划分为老年人。另外由于生理条件的限制，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年人的劳动能力渐趋弱化且多处于被照料的状态，而本文研究的是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状况，因此在样本选择的基础上将60-79岁的老年人作为重点关注的研究对象，在对缺失变量以及无效变量进行剔除之后，得到5404个有效样本量。

3.2 变量说明与数据描述

3.2.1 被解释变量：劳动参与

本文根据调查对象上周是否进行非农劳动参与来判断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状况。此外根据问卷中提及的受访者在临时放假、休病假或者参与培训但能够在6个月内及时返回工作岗位的，也计入有效劳动参与者的范畴。

3.2.2 主要解释变量

(1)“逆向反哺”

本文根据问卷中“过去一年您或您的配偶给您的孩子多少经济支持”和“您或您的配偶是否花时间照看了您的孙子女”两个问题衡量老年父母对子女以及孙辈的“逆向反哺”情况。需要说明的是，在定量分析中，本文将老年父母给予孩子的经济支持由连续型变量处理成离散型变量，即“是否给子女提供经济支持”，同时将给孙辈提供隔代照料的时长也处理成离散型变量，即“是否为孙辈提供隔代照料”。

表1 变量的定义与描述

(2)子女结构

子女是家庭的核心要素之一，子女结构对父母的就业决策会产生关键的影响。本文的子女结构包含子女的数量和性别。对于子女数量，本文选取了家庭中所包含的亲生子女、继子女和养子女的总数，而对于子女的性别则对单个家庭中儿子数量与女儿数量分别进行了统计，并计算出儿子数量占子辈后代总数的比重，即性别结构比。

此外，在计量模型中还列入了一系列控制变量，其中包括个人特征(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自评健康状况、是否罹患慢性病等)、家庭特征(子女是否给予老年父母情感支持、退休收入、子女的工作状况、是否与子女同住等)以及社会特征(是否进行积极的社会交往等)。相关变量的具体定义与描述，如表1所示。

3.3 计量模型

根据劳动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无论处于哪一阶段的劳动者都是根据个体和家庭效用最大化的原则做出就业决策。与个体特征密切关联的市场工资、劳动者本人对子辈或孙辈提供的经济与时间支持、退休后能够获得的养老收入、家庭背景以及配偶子女的收入状况等因素均会对老年人的劳动参与决策产生影响。本文关注的被解释变量“老年人的劳动参与”具有二分类性质，实际就是在“进行劳动参与”与“不进行劳动参与”两个离散型选项之间进行选择，从而达到个体和家庭效用的最大化。随机效用模型可以较为合理地解释这种理性选择行为，因此本文引入随机效用模型解释老年人劳动参与的选择行为。随机效用模型的函数形式为：

UK=δKXi+εK

(1)

(1)式中的U代表劳动者做出选择时所获得的效用或者满足程度，X表示影响劳动者做出劳动参与选择行为的各种因素，δ表示待估参数，ε表示随机误差项。假设劳动者个体在劳动参与时的效用为U1i，不参与劳动时的效用为U0i，那么劳动者会通过比较U1i和U0i两者相对效用的大小决定自身在老年阶段是否参与非农劳动。若A代表老年人提供劳动参与，选择就业；B代表老年人不提供劳动参与，不选择就业。当K=1i时选择A，当K=0i时选择B，那么当U1i>U0i时，表示老年人选择劳动参与；当U1i

P1i=Probit[U1i>U0i]=Probit(Yi=1|Xi)

=P[δ1iXi+ε1i-(δ0iXi+ε0i)>0|Xi]

=P[δ1i-δ0i]Xi+ε1i-ε0i>0|Xi]

=P[δ*Xi+ε*>0|Xi]

=F[δ*Xi+ε*]

(2)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二元离散型选择变量，即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选择，因此，将公式(2)设置为Probit模型予以分析。Yi表示老年人的劳动参与。Xi表示文中的重点解释变量“逆向反哺”与子女结构因素以及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社会特征等相关的控制变量。δ*表示待估参数，即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值。ε*表示随机误差项，即除了文中重点关注的解释变量以外，其他未特别关注的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

4 实证结果分析

4.1 “逆向反哺”、子女结构对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的影响

表2是“逆向反哺”、子女结构与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的基准模型的估计结果。从模型(1)到模型(3)，我们分别估计了“逆向反哺”和子女结构以及两者综合对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影响。在模型(1)中发现，为子女提供经济支持的“逆向反哺”行为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促进了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李梦竹，2018；畅倩等，2019)，但是老年人对孙辈提供的隔代照料，即利用闲暇时间照顾孙辈对其劳动参与却产生了明显的消极影响，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说明老年人为孙辈提供隔代照料对自身的劳动参与产生了明显的挤出效应(彭争呈，邹红，何庆红，2019)。上述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老年人对子辈和孙辈的“逆向反哺”显著影响了自身的劳动参与行为，并且对子女的经济支持以及对孙辈的隔代照料所产生的促进效应和挤出效应均与假设1形成了良好的对应关系。

模型(2)探究了子女结构对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与前文的假设2相呼应，明确地反映了子女的数量与性别差异对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的显著影响。子女的总数量越多，会显著减少老年父母一代的劳动参与。而儿子的数量越多，反而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促进了老年父母的劳动参与，并且儿子数量占子辈总数量的比重越高，老年父母进行劳动参与的概率越高。对这种现象可能的解释为：第一，子女的总数量越多，老年父母获得子女提供的代际赡养费用也会相应增加，从而增加了养老总收入，减少了老年阶段的后顾之忧，进行劳动参与的积极性则会相应减弱。第二，由于“重男轻女”思想的深刻影响，家庭资源多偏于流向男性子辈后代。因此，儿子数量越多，且占子辈总数量的比重越高，老年父母反倒面临着更为沉重的经济压力，进而积极参与到劳动市场中去。当前社会越来越多的青年男性同时面临工作、婚姻、家庭以及生活的叠加压力(主要是指不断高涨的房价、物价、婚嫁彩礼费以及日益飙升的育儿成本等)，因而出现了越来越普遍的“啃老还贷”现象，父母的“逆向反哺”成为了他们必不可少的经济支撑和精神支撑，因此老年父母大多会选择退休之后的再就业以获得更多的经济来源，一方面可以减轻子女的养老负担，另一方面，可以为子女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彭争呈，邹红，2019)。

表2 “逆向反哺”与子女结构对老年人口劳动参与影响的基准回归

在模型(3)中，综合考虑了“逆向反哺”和子女结构对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的影响。模型(3)中的结论与模型一、模型二中的分析结果一致。但是儿子数量以及性别结构比对老年人口劳动参与影响的显著性有所降低。这可能是由于老年父母对子辈和孙辈的“逆向反哺”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代际之间的交换效应，使儿女在经济能力达到中高水平之后增加对老年父母的代际赡养。简而言之，即子女对老年父母的“反哺”行为产生了一定的削减效用，减弱了儿子数量或者性别结构比对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的显著影响。

表3是“逆向反哺”与子女结构对老年人口劳动参与拓展模型的估计结果。结果表明在增加控制变量之后，基准模型的估计结果仍然保持了良好的稳健性。在模型(4)至模型(6)中，老年人为子女提供经济支持对自身劳动参与的影响显著为正，并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与基准模型的分析结果保持了较好的一致性。在模型(4)中给予孙辈隔代照料对老年人劳动参与的负向影响仍然非常显著，但是在模型(5)与模型(6)里面老年父母为孙辈提供隔代照料对其劳动参与的挤出效应有所减弱，这或是由于目前托幼服务供给越来越充分并渐趋体系化，而且托幼公共服务体系也日益完善，这在一定程度上对老年父母的隔代照料有一定的替代性，解放了更多的老年劳动力，使其可以较为自由地进行劳动参与(赵建国，王瑞娟，2018)。子女的总数量对老年人劳动参与的负向影响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但是在逐步加入控制变量之后，影响效应呈现减弱状态。从模型(4)到模型(6)，儿子数量以及儿子占子辈总数的比重对老年人劳动参与的正向影响也明显减弱，这可能是因为传统的“养儿防老”还在产生一定的效力，子女数量多可以向父母提供较多的赡养费，在儿子仍然承担着主要养老责任的现阶段，儿子数量多反而可以为老年父母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使老年父母可以获得较为充足的经济来源，降低了老年人迫于种种原因必须进行劳动参与的压力。

表3中的控制变量也值得特别关注。个人特征方面，在模型(4)至模型(6)中，年龄在5%的统计水平上对老年人的劳动参与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这表明实际年龄的增长导致老年群体进行劳动参与的积极性不断下降(廖少宏，宋春玲，2013)。可能的解释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会因身体机能下降或者疾病影响，被动退出劳动力市场。性别对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影响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表明老年男性进行劳动参与的概率要高于老年女性，这可能是由于老年女性在家庭中对孙辈承担了较多的隔代照料责任。婚姻状况在5%的统计水平上对老年人的劳动参与产生了显著影响，这表明良好的婚姻状态有助于老年人进行劳动参与。受教育程度对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影响显著为负，可能的解释为受教育程度越低的老年人退休收入低，并且可能受家庭经济条件、子女结构等因素的影响较大，更愿意进行劳动参与以减轻生活压力，而受教育程度高的老年人工资积累较为充足，退休收入也相对较高，更愿意选择赋闲在家，享受老年生活(殷俊，杨政怡，2015；李梦竹，2018)。自评健康状况对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影响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但是罹患慢性病却显著降低了老年人参与劳动的积极性，这说明身体状况良好的老年人更愿意进行劳动参与，但也从反面验证了针对性地完善老年人的医疗保障，增强疾病尤其是慢性病的预防和保健，实施健康老龄化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表3 “逆向反哺”与子女结构对老年人口劳动参与拓展模型估计结果

家庭特征方面，子女给予老年人的情感支持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促进了老年人的劳动参与，可能的解释为，代际之间的情感联系越密切，老年人越会主动参与劳动，减轻子女的生存压力与赡养负担。退休总收入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降低了老年人的劳动参与，这表明较高的退休收入在一定程度上为老年人的养老和基本生活起到了保障作用，使他们可以在适当给予子辈经济支持的前提下不影响自己安度晚年。子女处于工作状态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对老年父母的劳动参与起到了负向影响，这可能是由于子女处于工作状态可以使自己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减少了父母逆向经济反哺的压力，另一方面可能需要老年父母帮忙照料孙辈挤出了老年人的劳动参与时间。与子女同住对老年人参与劳动也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这可能是由于与子女同住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照顾孙辈，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劳动参与的时间。此外，在社会特征方面，积极进行社会交往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促进了老年人的劳动参与，这可能是由于进行积极的社会交往扩大了老年人的生活圈与朋友圈，更容易获得相关的劳动信息来源。

4.2 “逆向反哺”与子女结构的交互效应对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的影响

前文分析表明，“逆向反哺”、子女结构对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具有不同方向的显著影响。本文中的“逆向反哺”包含对子辈的经济支持和对孙辈的隔代照料，这两个方面均与子女结构存在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子女的总数量、儿子的数量及其在子辈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均不同程度地影响了老年父母对子辈“逆向反哺”的强度。所以有必要对“逆向反哺”与子女结构间的内在联系进行分析，以进一步明晰“逆向反哺”、子女结构与老年人口劳动参与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

如表4中的模型a所示，在为子辈提供经济支持方面，给子女提供经济支持与子女总数量的交互项对老年人劳动参与产生影响的系数值为负，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子女的总数量越多，他们为老年父母提供赡养支持的总量越多，老年父母为子辈提供 “逆向反哺”的压力就越少，从而导致老年人进行劳动参与的积极性有所下降。给子女提供经济支持与儿子数量的交互项及性别结构比的交互项均为正值，且分别在5%和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儿子数量越多，且在子辈总量中占比越高，老年父母为男性子辈后代提供“逆向反哺”的压力就会越大，进而会促进其在老年阶段积极进行劳动参与，以便获得更多的收入来源，在减轻子女赡养压力的同时为子女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模型b中，在以隔代照料为特征的时间支持方面，给予孙辈隔代照料与儿子数量的交互项以及性别结构比的交互项对老年人口劳动参与产生影响的系数值均为负，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表明相比于女儿，老年父母提供隔代照料的对象主要是儿子的后代，而且由于提供隔代照料对劳动参与在时间上会产生一定的替代效应，所以，老年人在对孙辈进行隔代照料时，对自身的劳动参与产生了明显的负向影响。对孙辈提供的隔代照料与子女总数量的交互项也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降低了老年人的劳动参与。这表明子女总数量较多，需要隔代照料的孙辈数量相对也会较多，从而导致老年人对孙辈进行隔代照料的压力较大，不可避免地减少了自身的劳动参与。这一结论确切验证了频繁进行隔代照料对老年人的劳动参与存在较强挤出效应的观点。

表4 “逆向反哺”与子女结构交互对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的影响

4.3 异质性分析

表5是“逆向反哺”与子女结构对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异质性分析的估计结果。老年人的劳动参与会受到来自个体、家庭、社会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因此，本文根据性别、分段年龄、是否与子女同住三类因素，深入分析了“逆向反哺”与子女结构对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异质性影响。

A部分的估计结果显示，在“逆向反哺”方面，给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对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影响没有明显的性别差异，但是为孙辈提供的隔代照料对老年女性劳动参与的挤出效应更为明显，这可能是因为老年女性承担了较多的家庭照料责任导致其劳动参与的时间相应减少。在子女结构因素中，子女总数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降低了老年女性劳动参与的积极性，而对老年男性劳动参与的弱化影响不显著。儿子数量以及性别结构比均对老年男性劳动参与的促进效果更为显著。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为老年女性承担了较多的家庭照料责任，而老年男性则承担了更多的家庭经济支持压力，并且老年男性与同年龄段女性相比拥有更高的工资回报率，所以在子女结构因素的影响下，老年男性进行劳动参与的概率更高(殷俊，杨政怡，2015)。

B部分的估计结果反映了“逆向反哺”与子女结构对不同年龄段老年人劳动参与影响的差异性。给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对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影响在不同年龄段均保持了良好的稳健性，但是给予孙辈的隔代照料随着年龄的提升，对老年人劳动参与的负向影响呈现逐渐减弱的状态，这可能是由于随着孙辈的逐渐长大，老年人可以从较为繁琐的隔代照料中抽出身来，进行力所能及的劳动参与。不管在哪一年龄段，子女的总数量对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的影响至少在10%的统计性水平上显著为负。儿子的数量和性别结构比对老年人劳动参与的正向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出逐渐减弱的趋势。在60-64岁的阶段，儿子的数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促进了老年人的劳动参与，性别结构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对老年人的劳动参与产生了积极影响，在65-69岁阶段，儿子数量及性别结构比对老年人劳动参与正向影响的显著性水平均为5%，在70-74岁阶段，儿子数量与性别结构比分别在5%和10%的显著水平上提高了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但是在75-79岁阶段，儿子数量对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影响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性别结构比对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影响却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当老年父母处于60-64岁阶段时，子辈后代基本上都处于结婚生子的年纪，需要父母提供较多的物质帮助以减轻子辈核心家庭的生活压力。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生存至高龄阶段之后，生理机能的弱化限制了老年人进行劳动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在C部分，一方面，在“逆向反哺”因素中，给予子女经济支持对是否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但给予孙辈隔代照料对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劳动参与的消极影响更为显著。另一方面，子女总数量对单独居住的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弱化影响较小，而且儿子数量和性别结构比也对不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劳动参与的促进效果更明显，这可能是因为单独居住的老年人进行隔代照料的时间相对较少，能够有更充足的时间进行劳动参与。

表5 “逆向反哺”与子女结构对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异质性分析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5年的最新数据，采用Probit模型，深入分析了“逆向反哺”、子女结构对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

(1)老年人口对子辈和孙辈的“逆向反哺”行为显著地影响了自身的劳动参与，且不同形式的“逆向反哺”行为对劳动参与影响的方向不一致。一方面，给子女提供经济支持可以显著促进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但另一方面，老年父母为孙辈提供的隔代照料反而会挤出自身的劳动参与时间。这一结论确切地验证了前文提出的假设1、假设1a以及假设1b的内容。

(2)子女结构对老年人的劳动参与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子女的总数量显著降低了老年父母劳动参与的积极性。而儿子的数量以及性别结构比则明显促进了老年人的劳动参与。这一结论则较好诠释了假设2、假设2a和假设2b的内容。

(3)交互分析发现，子女总数量越多，老年人为子女提供经济支持的压力相对较小，反而需要为孙辈提供较多的隔代照料。儿子数量越多或性别结构比越高，老年父母“逆向经济反哺”的压力越大，而且需要照料的孙辈总数也较多，导致老年人“逆向反哺”的整体压力相对较大。由此可见，子女结构的差异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老年人口对子女和孙辈“逆向反哺”的方式和强度，进而对其劳动参与行为产生了显著影响。

(4)异质性检验显示，“逆向反哺”与子女结构对老年人的劳动参与具有明显的差异性。60-64岁年龄段的老年人劳动参与的积极性更强，且老年男性、单独居住对老年人劳动参与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基于上述分析所得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首先，构建科学合理的老年人口多层次就业保障体系。我国老龄化形势日益严峻，实行渐进性延迟退休政策是大势所趋，而本文基于代际支持视角，研究“逆向反哺”、子女结构对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影响，为完善延迟退休政策，解决老年人口的再就业问题提供了有益借鉴。实行渐进性延迟退休政策，不仅要考虑老年人自身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等个人因素，还要综合考虑老年人的家庭特征、子女结构以及代际之间的互动关系，构建科学合理且具备人道主义精神的老年人口劳动参与支持体系。

其次，充分利用市场力量优化“托儿所、儿童育养中心”等形式多样的托幼服务，实现“幼有所护”和“幼有所育”。要推动老年人口劳动市场制度改革，必须大力解决老年人普遍面临的家庭隔代照料问题。因此，必须要加快建构以政府为主导，市场为主体，社会为补充，社区为依托，家庭为基础的幼托服务体系和青少年小微型基地培养模式，使政府、市场、社会、社区和家庭等各个主体协同促进幼托、育养事业的发展。此外，要不断完善托幼服务和青少年儿童非正规化培育的法律法规，规范作为社会照料主体的育养行为，进一步提高青少年与幼儿社会化照护服务的可及性，减轻老年人口的隔代照料负担，使其可以有更加充足的时间投入到劳动力市场中，从而提高老年人的劳动参与及社会参与。

再次，健全针对老年群体的社会养老机制，提高老年福利水平。由于受到“养儿一百岁，长忧九十九”等传统观念的影响，老年人的“逆向反哺意识”比较普遍，使得“逆向反哺”和子女结构因素显著影响了老年人的劳动参与行为。但是目前我国老年人的社会福利水平较为低下，针对老年群体的养老机制不够完善，容易弱化老年人参与劳动的积极性。因此，在政府主导下，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建立健全覆盖范围广、保障水平逐步提高的社会养老机制，确保老年人“老有所依”，提高老年群体的社会福利水平，可以有效激励中低龄老年人“老有所为”。

最后，完善多种形式的补充社会保障制度。当今社会年轻人承担着来自生活、工作、家庭等各方面的压力，而这种压力无形之中又转移到了年老一代，老年父母在其老年生活尚不能得以充分保障的情况下，不得不对子辈进行以“为子女偿还各类贷款、分担高昂的育儿成本、对孙辈进行隔代照料”等为主要表现形式的“逆向反哺”。因此，本文认为应该通过各类补充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减轻年轻一代的生存压力，从而减少老年父母对子女进行“逆向经济反哺”的压力，提高老年人晚年生活的质量。例如，一方面可以通过不断完善住房保障政策，提高住房公积金的利用率，并采取有效举措抑制房价的过快增长，缓解年轻人面临的高房价压力；另一方面，可以不断完善就业保障政策，促进年轻人通过充分就业实现自我价值，提高收入水平，缓解生存压力，减轻老年父母的经济支持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