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阳阳,熊春文

(中国农业大学 人文与发展学院,北京 100193)

20世纪70年代,农业社会学在挽救农村社会学的危机之下诞生[1]。此时学界对于农业分析的主题主要聚焦在小农农业或家庭农场持续存在的现实性问题,因此形成了恰亚诺夫学派以及与此相对的新列宁主义学派,后者认为农业内部以及农民阶级之间存在强烈的分化[2]。与此同时,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生产工具的改进往往会形成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嵌套着社会关系的革新。因而,在农业资本化进程中,何种因素影响新技术的采用至关重要。作为第一代农业社会学家的弗里德兰(William H. Friedland)延续了马克思主义传统,将农业技术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探究生产中分化的农业、雇工与一种新技术采用之间的社会互构过程。

一、弗里德兰及其生活时代的美国农业

(一)弗里德兰及其“农业观”

弗里德兰(以下简称“弗氏”)出生于纽约州斯塔顿岛(Staten Island)的一个俄罗斯犹太移民家庭。高中毕业后,曾在底特律的汽车装配线上工作了10年,并成为了一名劳工组织者。在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深受马克思主义学者布洛维等人的影响,尤其关注社会运动与劳工组织相关问题以及权力集中在全球农业公司时代下农业领域的农民和农场工人问题,并在之后发表了一系列著作论述相关议题。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弗氏认为农业政治经济学分析是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自1970年代开始形塑的农业政治经济学主要关注于农政转型的推演理论,例如列宁关于农民分化的理论。其次,早期关注于农政问题,现在关注于转型时期家庭农场的持续性现实,以及资本主义农业如何与现代工业农业相区分的问题[3]。弗氏则主要着眼于资本主义农业之下的农业转型与农民的分化研究。在他看来,农业与其他非农业生产部门一样最终会依据生产特性进行分化,只是因其不同于工业生产的属性,导致农业经历了比其他工业部门更慢和更不平衡发展过程。前资本主义时期农业生产作为一个整体,种植者可以单独完成从种植到收获的全部阶段。而在发达的资本主义时期农业生产被工具制造、资本、设备、种子生产与灌溉等一系列的劳作过程所分割并加以控制[4]16(见图1)。劳动过程的分化直接为资本主义渗透到农业生产提供了条件，进而,农业企业得以有机会通过拥有机器控制劳动力生产,改变农业的劳动过程,同时从农业生产的上游和下游攫取利润。

图1 资本主义农业中劳动过程的分化[注]图片译自Friedland,William H,Amy Barton,Robert J.Thomas.Manufacturing Green Gold[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16.

鉴于此,1981年他撰写了《制造绿金:生菜产业中的资本、劳动与技术》(ManufacturingGreenGold:Capital,Labor,andTechnologyintheLettuceIndustry)(下文简称《制造绿金》)一书,试图以技术变革打通自然科学的技术研发与社会生产之间的关系,构建一个宏观的囊括自然、社会与人文的农业社会学模型。该书成为了从劳动与组织角度分析农业技术应用社会过程的经典著作。

(二)《制造绿金》撰写的经验背景

对于该书的主题而言,在经验层面有两个重要的背景。其一,美国农业先后经历了一战之后的黄金时期,继而农业基础设施的兴建以及赠地大学对农业科技的推广等诸多工作使得20世纪初的美国较早地迈入了一条农业资本化之路[5]。到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农业发生明显变化。随着农产品大量出口,农业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呈现出大农场兼并小农场之势。主要表现为农场数目锐减,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农场数达到最高峰700万个,到1978年底已经不足270万个。农业生产越来越集中到少数农业公司或者大农场手中。同时,技术、资金的投入使得美国农业资本化程度越来越高,1977年底大农场农产品产量已达到全国农产品总销售额的85%[6]。

具体事件上,美国与墨西哥政府于1942年联合签订了支持墨西哥劳工短期到美国务工的项目——布拉塞罗项目(Bracero Program)。该项目主要是为了缓解墨西哥的就业压力,同时为美国农业生产提供廉价劳动力。项目前后历时22年，于1964年解体。弗氏认为项目解体直接切断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地区蔬菜生产的劳动力供应,使得以往政策支持从墨西哥获得廉价劳动力的机会丧失。在此转型时期,技术的采用往往根据一个国家的资源禀赋相对资本的价格状况进行调整。因而人少地多、劳动力缺乏且成本较高的美国,采用了劳动力节约型的农业技术[7],走向了资本密集型的农业机械化发展之路。

二、技术组织变迁分析新框架

弗氏的研究主要以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和产业社会学/组织理论作为理论基础[4]4-5。他认为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强调劳动者和资本家的区分,产业社会学强调成员在多种情况下和不同的环境中如何组织起来,这两种理论在1980年代之前并没有用于农业社会学的分析。鉴于此,弗氏尝试结合两个理论建立起技术变迁过程与生产组织社会结构之间的连接。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弗氏在书中直言,他关于劳动过程理论的分析以布洛维和诺布尔的研究为基础,但是超越二者的研究范围。即并没有从阶级关系与阶级对立角度理解农业生产的劳动过程,对于劳动过程的研究也不仅限于生产和收获两个环节。在此基础上,作者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劳动过程理论,将农业概念化为生产和交换在内的社会组织系统。从劳动过程中抽离出生产的社会关系,并构造出以此过程为核心的农业社会学模型(见图2)。

图2 农业社会学模型:流程和知识体系[注]图片译自Friedland,William H,Amy Barton,Robert J.Thomas.Manufacturing Green Gold[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14.

(一)机械化的组织困境

1.无结构的雇工招聘。布拉塞罗项目的终止切断了墨西哥的劳动力供应,引发了生产组织的变化而非一场单纯的技术变迁。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不是有了机械就可以实现机械化”,农业机械化也从来都不是机械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8]。自1964年劳动力项目终止直到1980年代,生菜收割的机械化也并未完全应用。这在很大程度上在于镶嵌在生产中的劳动力并没有形成与新技术匹配的组织结构。在生菜生产的劳动力市场中,以往劳工的招聘和组织不仅仅取决于种植者的组织,也取决于所涉及的技术实践和处理作物的方式。机械化之前劳动力的招募是一种无组织的结构市场,农业劳动的准入门槛很低。更确切地说,这种半内部化的收割工人,以服务外包的方式从事收割工作。招聘采用熟人介绍而非市场竞聘的方式进行,因而一名新收割工必须由一位担保人介绍才可以进入劳动场所。担保人与新收割工基于亲属、同伴与友谊关系,同时担保人为新收割工的过失承担责任[4]59-60。

生菜生产中收割工与包装工是最重要的工种,因而需求与劳动报酬也相应最多。墨西哥劳工在美国生菜生产行业中主要处于收割环节,因此劳动力供应中断直接引发收割环节的机械化,这也是在整个生产领域机械化最先开始的地方。除了收割工作之外,生菜生产中用工最多的生产环节当属间苗与除草,如何最大程度减少用工、节省成本成为生菜生产公司市场竞争的首要砝码。例如,作为此时美国生菜生产巨头的安特尔公司(Antle Company)[注]巴德·安特尔公司(Bud Antle Company)，现在为美国蔬菜加工巨头都乐(Dole)的子公司。在20世纪后期曾为美国生菜行业的巨头，与著名的陶氏化学公司(Dow Chemical Company)合作推动塑料薄膜包装技术应用于生菜保鲜，并曾在生菜真空冷冻、运输、包装等方面一度成为整个生菜行业的技术风向标。采用温室育苗的方式,在生菜生产的源头施加药水以控制杂草的生长。

然而由于劳动密集型农业工人效率极高,机械化系统仍然存在不确定性,种植者和运输商不愿尝试一种新的收获系统。因此,种植企业通过为墨西哥劳工办理绿卡,同时依靠之前建立的劳工担保人关系网络来保证劳动力供应,努力维持着这种旧有的生产组织结构。在弗氏看来,旧有的劳动力组织结构是阻碍机械化应用的主要原因。应用新型农业收割技术对种植者来说,则要建立一套与新技术相适应的新型劳动力组织结构。

2.节省人力尚未发生。在机械生成与使用之间有着技术推广的社会过程。不可忽视的是生菜收割的技术转型包含着技术变迁与既有社会条件不断互构的复杂过程。直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已经开始从政策上禁止美墨两国劳动力流动,但在生菜生产中仍未实行机械化收割。弗氏预测生菜机械化替代率只有25%,相比番茄99%的替代率而言,生菜的机械化似乎并没有大幅度地减少雇佣工人。同时,机械化的使用并没有带来整个生菜生产流程人员的减少。在系统性的收割技术之下,仅仅是收割工人数的降低,同时随着机器效率的提高所需其他流程人员增多,塑料薄膜包装人员、机器协调、维修等工作人员的内部化产生。通过对比机械化收割前后劳动者的生产境况,弗氏认为机械化收割仅仅使得技术变得先进了,原始劳动关系(primitive labor relations)[注]一般而言，最初资本主义企业经营发展建立在原始积累过程和原始劳动关系过程之中。原始劳动关系是劳动关系发展第一个阶段，主要表现为劳资关系的严重不平等。资本家通过“过度延长的劳动时间”“强化劳动和工资形式”以及“工资的下降和无偿劳动”等方式，形成一种对劳动者的专制性支配。而劳动者无法与企业相抗衡，进行关于劳动工资、条件、福利等方面的谈判。仍旧未变[4]41-42。布拉塞罗项目解体之前,棚户工人(shed workers)受到《国家劳动关系法》的保护,然而田间工人(field-workers)被排除在外。此外,田间劳动力比棚户劳动力更为便宜,不仅因为它没有工会组织,而且它可以通过墨西哥人不断移民到美国而获得大量的供应[4]65-66。

(二) 作物结构的阻隔

在研究生菜机械化之前,弗氏主要分析了番茄生产的机械化过程。他认为布拉塞罗项目的终止在番茄行业中是致命性的,并且迅速导致了番茄收割的机械化。具体而言,由于番茄生产中廉价劳动力和可控劳动力的集中性,劳动力项目终止切断了生产者对劳动力的控制[4]133。为了大幅度减少劳动力需求,达到高于之前劳动力系统的效率,整个生产系统进行了改造。最终机械化的应用使得番茄收获过程类似于工厂的生产系统,其雇佣人数从1964年的5万人下降至1972年的近2万人。同时更重要的是,番茄是一种一次性收割农作物,即从植株上收获之后就进入加工阶段[9],而与生菜复杂的商品体系不同,因而其机械化更容易实现。

在弗氏看来,生菜的复杂生产体系主要来源于其不易存储的特性。不同于小麦、玉米等稳定的可长期储存的农产品,生菜更容易成为一种“赌徒经济”式的作物。即生产者面临生产一箱15美元的黄金,还是2.5美元的经济灾难这样天差地别的选择,因此需要更加缜密的组织结构来运行[4]43-45。此外,更为关键的是生菜作为美国重要的国民蔬菜,需要满足家庭一年的消费需求，52周送往全国各地,甚至进行国际贸易出口到亚洲、欧洲等地区。因此种植商们会根据市场需求安排种植面积与时间,形成同一片田野之下生菜成熟期不一致的田间市场。故而生菜行业的机械化会形成比番茄机械化更为复杂的组织结构。生菜的生产主体是由高度专业化,且全面掌控整条产业链的企业生产。同时生菜生产也需要大量的技术与机器设备,导致个体种植户难以跟随生菜行业的技术跑步机,整个行业向更大的一体化公司方向发展。在布拉塞罗项目终止后,美国生菜生产商开始用机械与技术“制造”出“绿色的金子”这一进程。他们与农业院校合作,相继研发了一套包括真空包装、冷藏、运输以及收割等的一系列配套技术,使得利用技术制造出“绿色金子”的可能性大大提高。

概括而言,作者基于番茄与生菜两种不同作物的生产特性,在同样劳动力短缺的社会现实下却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结果,从更广阔的视角比较了两种作物的生产系统以及不同的机械化过程，从而揭示出每一种作物都有自己不同的组织方式与劳动过程,同一种作物的机械化并不能带来另一种作物的机械化。不同作物的生产制度有不同的资本化程度与进程。机械化适用于那些看起来好改变并且能够改变的部分[4]30-33。

(三)未完成的技术

同时在技术层面仍然存在阻碍机械化收割的瓶颈。20世纪60年代中期收割机器的研发并没有完全解决生菜机械化收获的所有技术难题，其主要原因在于生菜的成熟不完全一致,通过技术手段判断生菜的成熟度仍旧是一个难题[4]92-95。机械的应用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机械化生产的开始如同一脚踏上了技术的跑步机,一旦机器开启便需不断的加大投入以免被甩出跑步机[10]。因此可以预测一些有能力继续经营下去的公司会采用一种代价高昂的渐进式变革战略“加大赌注”,而另一端则会迫使财力较弱的公司退出竞争[4]134。例如,20世纪70年代收割机研发成功之后,紧接着面临的是如何处理生菜包装问题以更快地提高生产组织效率。然而,直到80年代初还没有一种令人满意的包装技术。因此研发与使用相应的配套设施与生产组织成为机械收割机之后的主要议题。最终如前所述,种植者们只能通过将布拉塞罗的劳工转变为绿卡工人,并发展出现有的收获生菜工结构来解决劳工短缺问题。

综上所述,在墨西哥与美国劳动力流动合约解体之后,以及随着替代劳动力技术的成熟,蔬菜生产领域并没有即刻发生技术的更迭。这在弗氏看来主要是由于技术应用的社会条件并不成熟,旧有的劳动力组织结构制约了新技术的应用。新技术的发生不仅仅是机械技术的田野应用,更重要的是如何组织人的问题。同时机械化并不能随意从一种作物移植到另一种作物,农业机械化的应用要考虑不同作物的劳动力生产组织结构。换言之,在弗氏看来,技术、组织与劳动力是综合性的统一体,技术变革的过程必须与建立在生产过程中的社会关系联系起来。

(四)机械化后的社会预测

弗氏基于现有调查数据以及番茄机械化的社会结果,从种植者的组织境况、雇工的劳动组织以及雇工的社区生活三个方面,对尚未完全机械化的生菜收割导致的社会后果进行了预测。

在种植者的组织境况方面,虽然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生菜生产系统已经高度集中在少数几家生菜公司手中,但机械化的应用无疑将会导致另一种社会后果。包装生菜在保持产品质量的前提下,与裸生菜相比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因此收割的机械化将加速生菜包装的趋势。随着一些规模较小的种植者逐渐被排挤出去,生产的集中度将会增加。除了生产者的集中,地域的集中度也会加剧[4]111。

在雇工的劳动组织方面,弗氏根据公司采用收割机器的数量与品种计算出其雇工替换率平均达到63.32%[4]112。在向机械化收割的转变中,主要的结构转变可能是从男性向女性转变。在生菜生产过程中工人们通过工会寻求企业之间稳定的劳动关系,导致雇工结构开始明显内部化。这一举措将对劳务承包商产生严重影响,因为他们将不再被需要为生菜招募除草间苗的临时工[4]119。在番茄收割机上,同时会因为劳动分工而显现出有关工位的社会区隔。诸如,由于一些位置比其他位置更受欢迎,因此对优势位置的占取成为一个家庭、亲属群之间,而非工人个人间的竞争。一个有经验的家庭可能会抓住传送带上最好的位置,拒绝移动从而保护自己，这种情况在流水线的生菜生产中同样存在，雇主可能会通过雇佣流动的男性和稳定的女性来解决劳动力的供应问题。

最后,弗氏预测在向机械化收获和稳定就业过渡之后,会促使绿卡工人转向美国公民身份,并开始参与学校教育等相关的公共活动[4]126。同时对美国墨西哥生菜收割工所在社区的公共基础建设、社会服务、住房等层面均产生影响。

三、学界评价与后续研究

(一)他山之石:理论与研究贡献

《制造绿金》出版后引发了农业社会学的高度关注,学者们对该书在农业社会学中的学科地位、理论贡献以及方法论问题等多个层面进行了评析。由此出发,弗氏启发了后来的多项研究。

巴特尔(Frederick H.Buttel)认为《制造绿金》提出了继曼·狄金森(Mann.Dickinson)关于农业生产时间与劳动时间不一致的命题,弗里德曼(Friedmann)关于农户简单生产形式持久性的命题,以及菲利普(Michael Philip)关于“外部环境”限制导致农业资本主义转型困难命题之后的第四种因素,即劳动者与生产组织的命题[11]。正如弗氏在书中所言,与20世纪70年代后期加州番茄生产商迅速实现机械化收割不同,生菜生产商出于多种原因在机械化初期遭遇了发展的屏障。例如即便在收割技术已经成熟的条件下,生菜公司对旧有生产组织的路径依赖则导致了机械应用的失败。加之生菜作物的生产特性以及生菜机械收割中遇到的技术困难,新型技术应用之后配套设施与组织重建等困境皆直接或间接阻碍了农业机械化的进程。因而在弗氏看来即使在技术条件已经成熟的情况下,如若忽视由人组成的生产组织,新型农业技术革新也是难以发生的。这不仅丰富并扩展了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理论内涵,也将研究范围从工业领域扩展至农业生产之中。弗氏也给后继者提供了一种研究农业技术与劳动、资本之间关系的分析方法[12]。

早期农业研究中对与女性的研究很分散,并没有把女性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身份来研究,而是将女性作为农场主的妻子、农场帮忙人的身份进行研究,女性在农业研究中作为一个“逃离者”的身份存在。弗氏考察了农业劳动过程中的性别分工,他通过美国整个生菜行业的生产系统,重新将女性放到农业生产与再生产这个更大的生产链条中,探索女性在劳动生产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在从农耕到农业的过程中,农业生产是以家庭为主的组织活动。随着农作物种植专业化的发展,农业越来越被卷入到世界农业体系中。农村地区的农业生产更像是滕尼斯的机械团结,而非农耕时期的有机团结。男性会从事一些机械方面、化学农药方面的农业工作,女性更多是从事间苗除草之类的工作。但是现在专业化的发展,男性在农业迁移中相对女性的优势凸显出来,女性要考虑家庭以及家中孩子的照顾,其流动性较男性要低一些,因此作者预测机械化之后会产生与之前完全不同的农业生产性别分工。

(二)理论研究的缺陷与不足

从研究对象来看,迈因斯(Mines)认为弗氏忽视了生菜供应量占整个生菜市场总量将近一半的小农。弗氏仅仅认为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规模生产优于小生产,小农将会在大规模种植者采取机械化的市场压迫下,难以为继进而退出市场。然而对于占据生菜生产市场半壁江山的小农来说,如果生菜供应持续过剩,机器化生产就会减少劳动力,小农生产仍旧有留存空间[13]。之后,冈萨雷斯(Gonzales)更进一步批评认为弗氏对于生菜生产行业的论述缺乏农民视角,并没有关注整个行业工人的特征[12]。正如农业政治经济学分析农业产业的宏观结构层面,往往容易忽视作为生产者的雇佣农业工人。在行动者生计的形式理性之外,缺少对于行动者实质理性的深描。在方法论层面上,弗氏意图将社会学的方法与理论组合应用于农业社会学中是一大贡献,但是弗氏并没有明确指出所谓的社会预测方法以及与番茄生产的比较如何应用于农业社会学。弗氏仅是提供了工业与农业社会的全局视角,通过描述农业生产循环过程以及各个过程中的参与者及其作用,推演出种植者运输商处于整个生产流程的核心[12]。弗氏意图将农业社会学的分析方法从社会学中脱离出来,建立新的分析方法的尝试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失败的[14]。

(三)后继研究

弗氏的《制造绿金》创作于“新农村社会学”农业技术研究的第三个阶段,其对于技术变迁的研究打破马克思单向性技术发展的论断,呈现了农业技术变迁动力机制的多种可能,也对于国内学术界关于技术变革社会基础的研究产生了启发意义。从不同的动力因素中我们认为农业技术变迁不是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农业系统中多种因素的复杂交错所致。

弗氏以资本主义农业劳动过程的分化为起点,阐明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扩大,使得曾经作为单一的、综合的农业生产系统逐渐转移到城市和工厂,农业生产中的农具、食品加工等逐渐演变为专门的机构,推演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可以实现对农村农业生产的渗透。同时,弗氏的研究暗含工业化农业日益取代农耕农业的趋势。在工业化农业中,农业生产的每一种要素逐渐成为工业生产中可控的部分。同时关于农业生产的化学农药、转基因伦理的分析也层出不穷。回归小农生产、农业价值伦理的呼声不断高涨[15]。

在弗氏看来,农业技术是实现农业资本化的主要方式,技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从农业中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这一论述为之后马克思主义学者关于农业资本化的实现方式提供了以农业技术的视角阐释资本化进程的分析路线。古德曼(Goodman D)更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述了工业通过机械技术与生物化学技术实现了对于农业生产系统的全面渗透,从农业生产上游的种子出售、农机使用中改变劳动过程,将农业纳入工业生产的原材料中,达到工业的“占取主义”(appropriationism);又可以在农业生产的下游,借助农产品作为商品在市场中出售获得利润的过程,实现工业原料替代农产品的“替代主义”(substitutionism)[16]。

综上所述,农业社会学学者对《制造绿金》的评述多从该书的理论突破、方法论问题等层面进行分析,并暗含恰亚诺夫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有关小农存亡论的争议。虽然弗氏在农业社会学方法论的独创方面是失败的,并且缺乏对行动者行为选择的分析,但是弗氏在农业社会学理论层面提出的“劳动者生产组织”命题,以及农业中的女性与国家视角不断扩展了农业社会学研究的边界。其将农业概念化为与工业等同的生产系统,为马克思主义技术之下的农业转型议题奠定了分析基础。与此同时,弗氏关于作物的独特分析也为日后国际食品体系、商品链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前景。

四、现实价值与对中国研究的启示意义

弗氏的研究将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从工业领域带入农业生产之中,除了雇主与雇工之间的阶层对立、权力关系的拉锯之外,中国学者也开始关注到嵌入在中国乡土社会中的劳动力结构与组织样态,以及特色农业生产中的技术细节与组织心态研究[17]。在内外有别的乡土社会中,外来农业资本进入乡土后如何处理好与本地劳工的关系成为当前学界普遍关注的议题[18-19]。在乡土社会中存在“农产品经纪人”,他们正是基于村庄社会内部的关系网络连接起外来收购商和村庄内小农户的重要中介[20]。经纪人群体同时也是小农户对接大市场的关键角色,他们如何处理好内外有别的地缘、亲缘、业缘等关系,打通村庄与外部广阔市场的联系成为今后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

此外,弗氏对于作物的研究打开了农业社会学研究的新视角,正是通过对于美国番茄、生菜等作物生产系统的具体分析,弗氏创新性地提出了“商品系统分析”(Commodity Systems Analysis)方法。该分析往往包括对特定农业商品系统的大量详细的实证分析,强调跨国公司的结构和战略,并且主要关注于农业生产组织中的人,以及食品链中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21]。弗氏关于技术应用的作物结构视角,对于当前我国农业发展尤其是农业产业扶贫中的作物选择至关重要。不同的作物结构直接触及到当地的社会文化与生计体系,只有与当地社会生态相契合的作物结构才能更好地发挥产业扶贫的功效[22]。同样正如斯科特对赞米亚人逃避现世的统治中所谈及的木薯与水稻这两种作物,对于统治而言所具有的不同意义。相比外露的水稻,深藏土壤的特性使得木薯更方便赞米亚人逃避战乱与征税[23]。甚至是日常所见所用的棉花,通过资本的触角可以实现从一颗小小的种子长成为资本主义统治世界的工具[24]。

农业技术应用的社会基础包含一个多方向的发展模型[25],既有宏观的生产力发展、国家政策,也囊括中观的农业技术推广与扩散,乃至微观层面农民个体的需求机制等诸多要素。在技术应用的社会基础层面,国家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科层制之下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中,如何实现公共农业技术应用与家庭分散经营需求之间的对接[26],成为国家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构建的关键环节。国家的政治运动在农业技术应用方面发挥着积极的渗透作用,借助政治效果树立权威,更有利于达成社区共同体的构建。诸如,阶级斗争与政治运动使得农民在思想层面获得政治上的认同感,泛化至政府主导的农业技术政策的支持,并在行动上消减对新技术的抵制[27]。同时,相关利益群体能够从技术变迁中受惠，进而成为部分地区技术革新的前提[28]。同样,弗氏关于生菜收割技术应用社会过程的分析与社会结果的预测,对于我国技术与社会互构研究具有启发意义。技术与组织、社会是一个协同演化的过程。技术本身所具有的结构不断在社会组织中进行着表达,诸如对雇佣劳动力的性别、时间的要求等。同时技术的应用反过来对整个社区的经济政治产生结构性的作用[29]。

五、结论与讨论

《制造绿金》以美国民众日常生活所需的生菜作为案例,通过对一种新收割技术采用过程的考察,展现了美国整个生菜行业的生产、加工、运输流程与劳动力组织体系。作者不仅详细论述美国与墨西哥政府间的劳动力援助计划撤销之后机械化生菜收割技术应用的社会条件,同样预测了生菜收割机械化可能带来的社会后果。他认为随着生菜收割技术的发展,会有大量的工人面临流离失所的状况，生菜收割工人的组织结构也会发生改变,出现关于性别、种族之间的劳动分化与重组,同时雇工外部化的劳动力会逐渐减少,很大一部分会转化为内部化的工人。生菜行业的生产在地域与企业方面形成集聚现象,农业机械化还将对墨西哥短工的住房、教育和社会服务等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更进一步来看,作者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学派关于农业技术变迁的动力机制研究,也预测了大农业终将取代小农业的未来。

此外,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弗氏更加关注于宏观市场与雇工结构,却忽视了作为劳动者个体的行为选择、整个行业工人的生计与生活以及占市场一半产量的小生产者组织,因而导致学界对其研究对象与方法论的批评。但是不可否定的是,其著作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弗氏将技术与其上的社会关系联系在一起,并创造性地将农业视为与工业等同的生产系统,延伸了马克思主义学派内关于二者关系的论述。在农业社会学初创阶段强调将“农业”与“国家”带回来,并融入了性别分析的视角。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注意到了农业社会学中作为行动者“人”的结构要素。其对作物结构的分析旨在建立起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衔接,为之后商品链、食品体系研究提供了方法论意义的指导。同时在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农业社会学的理想模型,不仅为分析农业转型困境提供了一种新的“劳动者生产组织”视角,更为中国农业社会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与方法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