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一次梦到了那个男人，在我三十五岁生日即将到来的冬天，漫天的雪花弥漫在这座北方小城里。我知道除了我以外，所有人都认为我属于这里，就像和我生活在一起的每一个人一样，像那些穿着工服上下班的女人，像那些喝酒打牌抽烟骂大街的男人，还有那些放弃了一切念想，把身体如同一棵树木一般深深扎进这塊贫瘠土地里的人们……我时常注视他们的眼睛，那些被沧桑磨掉了灵气的眼睛，会在一瞬间让我感到硬生生的疼。

我总是在这样的注视中走神儿，那时候海海多半会在我身边抚弄一些零落的玩具，她有时会故意发出哭声把我唤醒，我像所有温厚良善的母亲一般走到她身边嘘寒问暖，我抱起她来，把她细嫩的皮肤贴在我干瘪下垂的乳房上。每每这时，我会对自己说，海海是上帝变幻了形式赐予我的。就这样，一天天过下去，在时间的长河里，我用我的心灵浇筑着她的心灵，“那么我的灵魂是不是也会流淌在她的灵魂里呢？拥有同一种灵魂的流淌，一定要比血液更深邃了吧。”我不知道，但是工地上几乎人人都知道海海不是我的孩子，我早已在那次先兆性流产之后，失去生育能力。

也许恰恰是生育能力丧失，使我和他们之间竖起更大的沟壑。这块工地上的人们都有着很强的生育能力，黏稠的夜晚，男人和女人下工之后，便钻进出租屋里捣鼓起他们的身体，力量的搏击和着面对匮乏生活的愤怒与贪婪——那时候，我总是冷不丁地坐起来，在黑暗中我会叫大皮去给我倒一杯水喝。大皮是我男人，他太胖了。很可惜，这段磨人的婚姻终究也没能使他瘦一些。很多次，他笨拙地爬上床，看到我过于惊恐的目光竟一瞬间手足无措。

我看着他在黑暗中移动着的过于肥胖的躯体，他笨拙的腰身，有好多次，我都怀疑他会不会就在这样沉重的、拖拖拉拉的脚步中绝望地死去。想象大皮的死，是我前半生不停在做的最龌龊的事情之一，而龌龊这枚词语其实也可以是一架隐秘的天平，用以衡量生活本身的美，与丑。

大皮并没有死掉，在很多个我以为他会死掉的夜晚，他那样安全地走下吊车，那样安全地赶夜路回来，他那样若无其事地推开我们的房门，然后若无其事地喝酒，在酩酊大醉之后一头倒在我的床上，鼾声如雷。

如果我不讲，也绝不会再有旁人来喧嚷，我是这块工地上唯一的大专毕业生。我曾在师范学校里学习汉语言文学专业，我还曾有一个美丽的梦想——当一名语文老师。我的梦想多么美丽啊，美丽得它对于今天的我而言，只能是个梦想罢了。因此，我甚至羡慕三毛在书里写下的梦想，她说她的梦想是捡垃圾，一个读书又捡拾垃圾的人，而我大半已经实现了她的梦想……在这个贫瘠的小城的贫瘠的工地上，我是唯独一个读书的女人，我读书也捡拾垃圾。

收养海海的那个下午，我最后一次尝试逃离。那天下着瓢泼大雨，我对父亲说，让我走吧，我走了就一定不会再回来。我还记得那天是我母亲的祭日。我的日渐苍老的父亲，患有深度抑郁症的父亲他没有再抬眼看我，他把那些从安眠药瓶里摔出来的颗粒塞进嘴里，那些小巧的白色颗粒像一个个赤裸的精灵，它们和着一种腐朽的气息冲进我父亲的嘴巴，又像是一个个守护战场的卫兵在死一样沉寂的空气中向我冲杀……就在我的脚要跨出家门的瞬间，父亲对我说，你走吧，你走了就一定不要再回来。我没有走。跪在冰冷的地上我抱住了父亲，我用手指抠进他漆黑的口中，我拼命拽出那些浸湿了他唾液的“精灵”。阴郁的日光从那扇百叶窗上透进来，打在父亲死一般灰暗的脸上，一格一格像刀片将他切割……那是我生命中最后一次用尽毕生气力做出背离这块贫瘠土地的姿势，可是，我没有走，我知道，我再也不会走了。

我是在冬天嫁给大皮的，漫天飞舞的雪花飘洒在天地间，飘洒在我红色的嫁衣上，一颗一颗雪的粒子从自由的天空降落而来，在我鲜艳的红色中消融掉了，真像一首悲怆的歌，它们是跳跃着失去生命的音符。我在雪花纷飞的冬天嫁给了人们口中最为老实憨厚也其貌不扬的大皮。和收养海海相比，嫁给大皮的时候我并没有如此这般对于我生存的土地满怀敌意，并没有把自己完全认作是这块土地的异乡人。我多么希望这个从吊车里走出来的男人，拥有着最最平凡心思的男人可以做一个木桩，拴住我，可以做一眼井把我藏匿在巴掌大的地方。那个时候，我并没有如此敌视这块土地，即使，在那之前我母亲曾带我去见过神婆子，为了斩断我过高的心气，母亲让神婆子看遍了我瘦弱、孤僻的身体，可在我们要破门而出的一刻，老神婆却让母亲退到一边，她拉住我的手对我说，你的出生地，克你……我一直记得她说这句话时候的神情，和她在看着我写下我名字时候眼睛里的光。我的母亲或许也听到了这句话吧，她把刚刚放到神婆桌子上的褶皱的二十元钱用力收回来，塞回了她瘪瘪的裤腰带里，母亲一把揪住我出门去。

那年冬天，老神婆去世了，我的母亲也去世了。

我在那一年冬天听从母亲的安排嫁给了大皮。

接下来的日子里，相比大皮而言，我才真是一个极尽无用之人。大皮会开吊车，在我们生存的工地上，多少人艳羡大皮的技能，当烈日焦灼地烘烤着脚手架的时候，那些站在铁架上的男人们都会艳羡我的男人——这是我听来的，是从那些工地上的媳妇们的嘴里听来的，也是从我的老板那个俊俏的女人刘阿美那里听来的。我听着那些女人们一边夸赞大皮，艳羡大皮，一边用略带轻佻的语气嘲笑我，“肚子大不起来哦？”“要不要求个娃娃去哦？”我并不理睬她们，送了饭我还得去刘阿美那里帮忙，刘阿美也夸大皮，但她从不和这些女人一般见识，她只会愣愣地看着我，在我回神的瞬间她的眼睛看得我心里发麻。我不知道她怎么会在那双醉人的大眼睛里迸射出如此耐人寻味的目光，我只是知道能去刘阿美那里帮忙也是被这些女人们艳羡甚至妒忌的事情。

这事情，我就是知道，虽然她们从来不和我说。

只有大皮会说，在我先兆流产之前，大皮就曾对我说，刘阿美家的电脑是个怪物嘞，你要当心了，总去那里打字身体会坏掉的。在我们这座小城里，像样的打字店也不过一两家，大多是帮助邻里打个出租启事，招工启事。我和大皮租住的房子就是通过她刘阿美家打印的出租启事租到的。

我在这座小城唯一说得来的女人就是刘阿美了。

我有点喜欢这个女人，唯独她不会笑话我，因为她和我一样喜欢读书，虽然她只爱读《知音》，读《妇女之友》，读《故事会》，那些我不屑于观摩的文字，虽然在她的世界里从来不曾有马尔克斯、加缪、略萨的存在，也从未出现过萨冈，杜拉斯，尤色内尔，但这似乎并不影响我喜欢上她。我还曾在她店里看见一本《两性知识手册》。我母亲死的那天，是刘阿美到我家里来喊的，她喊给大皮听，而不是我。在那之前，我和刘阿美没有正脸说过话，我母亲说她是做“小姐”的，打字店不过是个幌子，这年头，洗头房多查得厉害了，打字店看上去更隐蔽些。我母亲的话我是有些信的，可我还是忍不住喜欢这个女人，我说不清楚这到底是因为什么。有时候，我偏偏就喜欢看她立在街头，那浑身上下透出的机灵劲。看她对周围的一切毫不在乎的放浪模样，看她的腰肢，也看她的笑。我偷偷翻阅过刘阿美店里的那本《两性知识手册》，男人的睾丸被生硬地印在一张暗黄的页面上，刘阿美说书是盗版的，所以黄，她说着话又噗嗤一下笑出声来。待我想过，竟被她说得不好意思，赶忙丢到一边去。工地上的女人大多都生过不止一个孩子，可哪个女人会像刘阿美读过这样的书呢？我想是没有的。我母亲说得没错，刘阿美不结婚，不生孩子，却有男人，绝对不止一个。但我想，我母亲她不知道，即使像大皮这样在工地上被认作老实憨厚的男人，也定不止一次唏嘘过刘阿美的美吧。

如果不是那个男人跑到我梦里来，我似乎就要失忆了，就要对我曾离开过这地域，忘得一干二净了。我还会要忘记在我母亲去世之前，我们家里也曾有过屈指可数的安宁日子。母亲没有别的才能，生来就是廉价的劳动妇女，她甚至不曾化过妆，没有一件像样的裙子，她穿大背心而且不戴乳罩，她硕大的脚掌曾穿破过多少双棉布鞋。我在给她烧衣物的晚上，闻着一股酸臭从破旧的棉布鞋里发出，那味道在空气中蔓延，随着冷风飘散，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那是住进我记忆里的母亲的味道。可母亲在世的时候我从没有仔细地闻过她。我的不堪的母亲最好的手艺是做饭。必须承认母亲做的饭菜是我吃过的最有滋味的饭菜。在我们家多年促成的贫瘠岁月里，我的母亲硬是能用炒过两次菜的地沟油再包出一顿味道可口的饺子来。很多年以后，我常常会怀念我母亲做的吃食，在那间匮乏狭窄、阴郁破败的厨房里，在父亲因为某些不如意刚刚大发雷霆之后，母亲一声不吭地立在那个灶台前，她翻炒着同样一声不吭的茄子，诱人的香气盖过人们脸上的灰，盖过周遭的沉寂，盖过那院子甚至更远的地方……后来我才明白，在那些诱人的饭菜里藏着我母亲的愤怒，也藏着她的美。

我的母亲和刘阿美是截然不同的女人。

我的母亲过于固执、粗鲁，还爱计较。当我患有深度抑郁症的父亲和她因为屁大点的事争吵起来的时候，父亲瞅一眼马路，嚷道，真还不如那个臭娘们，我知道他指的是刘阿美。在这地方，“刘阿美”似乎已再不是“刘阿美”了，至少她不仅仅是一个叫刘阿美的女人。很多时候，我甚至在想我的父亲虽然与我不同，但他也并不属于这里，不属于这座小城的贫瘠，更不属于每日里纷纷扰扰的工地。他甚至不属于我的母亲，也不属于我和大皮。

大皮比起我母亲来确要精明一些。每每喝醉酒，他总要拉出我父亲来调侃，他戏谑似的对我说你是猛哥的种，他模仿父亲的样子，说你父亲就是这样粗鄙地唤你母亲。我的父亲已然成为大皮口中的笑谈，而父亲却浑然不知。这有时候让我觉得在大皮面前丢尽面子，尤其在父亲一本正经地对大皮说话，让他与我好好过日子的时候，大皮脸上掠过狡黠的笑意，我想在他脑子里无非闪现着父亲赤脚跳骂我母亲的样子，闪现父亲在母亲被撞倒一瞬无力迈出的脚掌。大皮惊人的记忆力，也让我自愧不如，他没有正经上过几天学，中专毕业就开起吊车，一开就是十几年，可是他却比我，比我父亲，比这块工地上的男男女女，甚至比刘阿美都有着更加惊人的记忆力。他记得我的父亲在抚摸带血的母亲的时候，掩面哭泣的一滴鼻涕正巧落在我母亲的嘴角上。

如果那个男人不出现在我梦里，我似乎要接纳生活安顿给我的所有，接纳我的意外死亡的母亲，我的深度抑郁的父亲，我的其貌不扬、却乐得其所的丈夫。如果我不梦到他，也许我不会和大皮孕育一个胚胎。我不想生养孩子，虽然我没能随他离开这里，但冥冥中我相信自己還会有出逃的机会……在我尚没有经历之后的所有，在没有收养海海之前。我庆幸因为我的妥协父亲放弃轻生的念想。我骗过了他。我在心底为逃离挖一条暗道，供它隐秘生长，时时刻刻，无人知晓。那个男人再次走进我梦里的那天，我还梦到了——倒立的云朵，大块儿、大块儿洁白无瑕的云朵倒立在我们周身，像海浪，像镜子，也像水雾迷蒙的眼睛。

我突然碰触到云朵的重量，因为倒立，它们不再轻飘，具有了魔法一般，充溢在我和他之间。我和他，还有无数赤裸的男男女女，分立在云朵两侧，天空拥有着无穷尽的惬意，我看见雄伟的山峦和广阔蔚蓝的海，我和他站立在云朵两端，向远方奔跑，水汽在周身散布……我们，我和大皮在出租屋的床铺上云雨一番，他的功能性射精障碍症竟然被这一夜的翻卷治愈。后来，大皮满是诧异的笑对我说，你知道吗，那夜里是你拉的我，是你太想要，而我拗不过。我看着大皮的眼睛，看着他眼里的水汽，拼命把眼泪堵在我眼眶里。

为了验证大皮是如何在日久天长的生存中练就了惊人的记忆力，我曾偷偷钻进那辆降落的吊车，那些奇奇怪怪的按钮远比我想象的要复杂，我在霎时间明白人是可以拥有在使用性之外的能力的，大皮的记忆力就是这样，或许这并不需要锻炼，是一种本能，一种如果需要就会存在的本能。大皮可以清楚地记得很多场合里不同的人说过什么不同话语，有些话语他或许并不知晓其中的含义，但这并不妨碍他对它们的记忆和叙述。他还能记住那些突然发生又稍纵即逝的场景，他甚至记得数月以前（那时我们还没有结婚）他路过我家院子，曾瞥见我母亲只穿了件花纹大背心在院子当中旁若无人的解手。我对他说的话确也产生过怀疑，我也小心翼翼地求证过，可换来的是我父母一时间的尴尬、露怯，惊慌失措，是我在大皮面前无以遮挡的羞辱感。他用一种天真无知又世事洞明的能量羞辱我，使我无地自容。

而平日沉默寡言的大皮对我的父母却常常采取近乎戏谑的态度，他模仿我父亲的口吻称呼我的母亲，在我母亲出意外之前，他一直如此，仿佛他知道这家庭中唯独母亲和他一般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也正是因此，大皮快活地把我的母亲划分到他的阵营里。而相较于我的父亲，大皮是排斥的，他厌恶我父亲身上浓重的失败的气息。有一次，大皮突然间调转话题对我说，你是“老嘎咕”的种，你注定会像他那样……我在那两个字被他说出口之前打断了他的话，我知道他要说的是“失败”，我甚至像他一样对父亲身上浓重的失败气息异常的厌恶，厌恶直至痛恨。我计较并痛恨着在我母亲遭遇意外时，他那只始终没能跨出一步的脚掌。母亲逝世之后，我开始忽略父亲的身高，他原本就没有母亲高挑，他的身躯被我拦腰截断，我开始忽略我父亲的下肢。

而关于“老嘎咕”的称谓与“猛哥”不同，这称谓里丝毫没有大皮的戏谑，那是我母亲安给我父亲的，就像祖母安祖父的一样，我父亲配得起这个称谓吗？如果不是我祖父母在那个恼人的冬天相继离去，我想母亲断不会狠狠地摔给父亲一句“老嘎咕”，而我的父亲也不愿意接纳已经被我祖父支撑了近半辈子的称谓。

那天夜里我母亲第一次和我远走他乡的姑姑合二为一，站到了一条战线上。后来，我想这变化的产生大抵是由于我年迈的外祖母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虽然我母亲并不知道这是种什么病，她只知道外祖母从此痴痴呆呆，疯疯癫癫，我的外祖母不再没日没夜的需要她，不和她说话，我的外祖母自说自话，她像被另一个时空收拢，变成无法关闭的话匣子，变成少年，变成时空的流浪者。我的母亲，这个曾经因为我的婚事而不断求签、问神的女人，开始觉得我的外祖母就是一尊神了。在这小城的神婆弃世之后，她的后人为了纪念在院子中修了一个更大的炉火，神婆子的照片被放在菩萨相旁边，女儿在一夜之间成了她的代言人，由于她的弃世，一种无以言状的神秘感使人们更加相信她的女儿。我的母亲就是这信众中的一员。

我的老娘是成神了吧？我的母亲问。

是的啊，像她这个年纪就是神仙了。女人说。和我娘一样。

我要为我的老娘求个签吗？我母亲问。

不用的，不用的。她已經是仙了。那女人说。

这支不用求的签换来了我母亲求取无数个签，为我，为我父亲，也为我逝去的祖父祖母。我的母亲还由此极其坚决地站到我的姑姑身边，她说你姑要回来，她说你姑要上祖坟祭拜，她说你姑要穿孝衣，她说你姑要撒纸钱。她说那些话的时候，被一股奇怪的神气附着，越发硬朗，在父亲对面，我第一次感到我家屋顶是平的，从灶房到院子，风吹开来。我母亲站在那里，她的形象异常引人，栅栏外的鸟雀在那一刻停下来了，落在树枝上聚精会神，听着她。

可我母亲终究没有看到姑姑的到来，她的声音刚刚在这个家里立住，人却在这家门口的土路上倒下了。那条路是我们这个小城唯一通往远方的路。我姑姑就从那条路赶回来。我对姑姑的印象已经模糊了，相比我去世的祖父母，我姑姑更像是嵌在我家墙板上的画报，她是鲜艳的，是响亮的，也是虚无的。我在日记本里看到过她，我在唱词书里听见她，我在旧戏服里见到过她，也在梦里……可我看不清她的模样，我只听到她的声音，就像母亲在喊出那句“老嘎咕”时候的声音一样，是高昂的，有复调的，悠悠地飘起来。

那一年的春分，姑姑回来了，她没有参加祖父母的葬礼，也没有参与我母亲的。后来，姑姑对我说，她跟随演出团去了上海，他们去世的消息是她登机的前一天夜里知道的，她说知晓我母亲去世时，她刚刚演完一场戏。我姑姑对我说，那天剧场里座无虚席，那天上海下了大雨，雨水击落在地面上的声音像极了台下的掌声。

你听到了吗？她问。

你听到了吗？姑姑。我说。

你听到我母亲说的话了吗？我对她说。我望着那对硕大而空洞的眼睛，有一刻，我发觉那张脸似曾相识。她像极了我在睡梦中奔跑着的面容。望着那张脸，我仿佛又撞见了那曾经飘荡在我梦中的，倒立的云朵。我记得它像海浪，像镜子，像水雾迷蒙的泪眼……水雾迷蒙的泪眼，我在母亲的脸庞也曾撞见过。

那个夜晚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我梦见了我从来没有去过的姑姑口中所描述遥远而神秘的城市，上海。在我的梦里，它有漆黑如宝石般的夜色，有璀璨的星空，有大海也有浪花，洁白的海浪一拨又一拨，天地间雨绵绵，海水的声音像无穷尽的掌声。那所有一切像舞台。

那么空，那么空。母亲站在一方，姑姑站在另一方。而我是这空旷天地间，唯一的观众。我没有鼓掌，我看着她们在舞台上穿过，她们离我越来越近，我伸手却谁也抱不住，她们最终消失在我梦里，我的梦境又像海浪一样消失在夜色中。

那是南京。姑姑给我看她的地图，在那张地图上有个被她用红笔勾勒的圆圈，她说祖父平反后就落户在那座城市里，若不是因为病痛，祖父和祖母想必也会在那座城市终老。她指给我看从我的小城到那里的距离。

没有任何空间的距离可以和时间媲美。姑姑说。

所以，没有任何空间距离可以弥补或者消弭时间。她说。

本就不熟悉这个女人，我对她知晓的一切来自于我父亲，来自于别人的杜撰，来自于道听途说。她有曼妙的身姿，她是曾经被父亲绑在门前那个老树下打了无数个大嘴巴子还瞪大了圆眼睛倔强不肯认输的女孩。那个拥有着父亲生命中所望尘莫及的美好阅历的女孩，那个拥有着父亲故事里所不堪耻笑，混乱生涯里的女子，那个和我不同拥有生育能力却和我一样不愿生育的女人。她真的坐在我的面前了。

留在我父亲口中的姑姑，是那个夏日傍晚，被他绑在树背上打了无数个嘴巴子的小丫头。关于这顿毒打，我从祖父祖母，父亲姑姑口中得知了无数个版本，而我更相信我父亲的版本，我发誓这件事情我只对大皮说起过一次，可这事情却异常清晰的记录在了大皮脑袋里，甚至此后多年成为大皮杜撰我父亲失败气息的重要形象。他也因此判定我和我的父亲有着相同的疾病。我们身上有着同一种疾病所散发出的气息。

你认为你理解我了吗？夜色中，姑姑的脸庞是陌生的，和摆在父亲屋子里的那张照片不同，照片上的那头乌黑长发已被一头轻松的短发代替了，它们被染成暗红色，雅致的暗红色，在灯光里散发着陌生的光泽。你根本就不理解我，以后的某一天，我大抵也根本就不再会理解此时的自己。这种理解啊……我会慢慢丧失拥有它的勇气。姑姑说。

那时候，她的大眼睛被水雾迷蒙了。

你听到我母亲说的话了吗？那天在那台公用电话旁边，母亲说父亲是“老嘎咕”，母亲说你要回来，应该让你回来，让你上祖坟祭拜，让你穿孝衣，让你撒纸钱。我好想对姑姑说一说我的母亲，说一说母亲在焦急地喊出那些话语时候，眼睛里迷蒙的水雾。我的姑姑那个时候正在梳妆，窗外面春风刮开来，一些青涩的绿意微微飘起了，姑姑坐在桌子前，那面镜子里有两张多么相似的脸庞。我什么也没有对她说，直到姑姑提起沉重的行李，留下一道狭长的影在那条弥漫着沙尘的土路上，我没有再说，因为我一下子疑惑了，我母亲说那些话到底为了什么。

那个时候，我的男人大皮承包了工地上所有的夜班，我在寂静而慌乱的夜晚，可以安然入睡。我在梦境中丢失了一个男人的形象，却无数次地出现两个，三个，甚至更多陌生的、熟悉的女人。那段惨淡的光阴，逝去的人们成为了天空中的云朵，成为了撒在夜幕里的星辰，成为了窗外树梢间的雨水。也成为了我通向神明的道路，他们撒开双手不再掌控人间的事情，他们在梦里微笑，开始递来一个个温暖的慰藉。那样的时刻，我的姑姑不在这座拥有死亡气息，拥有回忆的小城，我也忽然知道了，那样的时刻她也不在她自己生活的城市，她在和祖父母和我，和我的母亲父亲……和所有与记忆、纠葛划清界限的地方，命运让她毫不知情的立在那里，在疼痛向她撞击的时候，她依旧立在那里，她……或许不过只是在愣神。我不想对姑姑说，我没有对她说，她的背影成为那个夜晚小城里最亮的光，一束不知道什么时候还可以再见的，光。

那个男人再次来到我梦里的那晚，姑姑登上了南去的列车。而我怀上了大皮的孩子。

我对于生育的恐惧早在我上大专的时候，就有了。确切地说，在我第一次和男人睡觉的时候，在我的身体被外物温柔的入侵时，我就开始害怕怀孕。和我一样，在那所大专里的情侣中间很多女孩都是这样的。我们的学校在城乡结合部，几十里地以内没有两家像样的诊所，我记得有一年我因为妇科炎症需要打点滴，是那个男人（当时他还是男孩）陪着我坐了好远的三馬子，然后又倒汽车到市区一所医院去输液。那天，我拖着打点滴的吊瓶在厕所里捡到了一个皮夹子，一封被水浸渍的信从那枚皮夹子里掉出来，是一个女孩写给男人的信，她在信里说，别人流产有人陪伴已经是很痛苦的事情了，可是自己流产要一个人跑来找你，你却不愿在我身边，这是要有多痛苦，这远比手术痛得多。写那个信的女孩也是一个大学生，那个信皮子上有某某大学的字眼，“某某”被她用剧烈的划痕覆盖了。她是要有多痛苦呢？那时候，我其实未必能够体会得到，我所体会到的不过是文字间流露出的抱怨与哀伤。

在医院里等待刮宫的日子很是无聊，服用固定的药物，然后就是等待，等待他们用外力从我的身体取走一个死去的生命，而大皮是那样若无其事地对坐在我面前，从他空洞的眼神中，我甚至看不到一点儿恐惧，是啊，应该恐惧的是我，而不是他。女人在结婚，生子，以及成为母亲的过程中，都有或多或少自导自演的成分吧，幸福的伴侣不过会更好地配合而已。刘阿美，美吗？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这样无聊的夜晚和大皮聊起一个更加无聊的话题，或许是因为失去这个小胚胎的我在暗中划分，我又可以和刘阿美站在没有生养的女人的队伍里了，我竟然感受到了自己对于她的莫名的亲切。大皮诧异地望着我，他眼神中有种懵懂的天真，有一刻，他的手掌伸向了我白色的被子，充溢着药水气息的床，他温热的手掌在我的腰间摩挲，我感到他身体的颤动。那时候病房里特别安静，这些失去孩子和等待失去孩子的男人和女人们都睡下了，大皮温热地手掌在我的身体间摩挲，我用力抓住他的手，我的指甲掐进他黝黑皮肤里，他的手掌被我推出来，在黑暗中，我们像两支对垒的敌军，充满尴尬地看着彼此。

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对大皮有什么要求，在我有限的生命里，在母亲去世之后，在我的祖父母长眠于另一个世界之后，在我遥远的姑姑归位于遥远，在我在这个工地上被视为渺小、另类，看似多余的女人，流产的女人，惶惶于父亲的抑郁轻生念头而不可终日，我这样一个女人，一个做着羞耻梦境的女人，我对大皮还可以有提要求的权利吗？可就因为流产，我在医院里躺了整整七天，七天，没有看见满目荒芜的工地，也不用品尝飞沙与尘土，不必去在意和视我为异类的男人女人有任何相处与交往，我甚至可以读刘阿美特地给我买来她从没有阅读过的《小说月报》（合订本）。在流产后的第七天我的心好像突然安静下来，县医院三楼窗子外面是湛蓝色的天，熟悉的叫卖声混合着炊烟的气息在床边攀爬，我突然想起了那封信，那个女孩写下的“流产”字样像两只红色的蝴蝶。

刘阿美是穿着她那件绣了牡丹花的大外套急忙忙赶好几里路来看我的。她的大外套真的很好看，就像她一样，是一种带着泥土气息的强壮的美，她的胸脯在那枚牡丹花的中央露出来，又被白纱样的布裹起来，一跳一跳的。她坐在我的床头，跟我说，“疼吗？”

疼，真的好疼，我想，那疼就像……就像十多年前，我捡到的那封信里的那种疼吧。可我对着刘阿美摇了摇头，说“不疼。”我的话也或许不是要说给刘阿美的，我借她的口说给工地上一个个偷看我的人，一个个生下孩子的男男女女，我又好像不是在对他们说话，我是在捡拾，我母亲留给我的她对菩萨许下的愿。

你见过大海吗？刘阿美对我说。我没有见过，她像是在对自己说。你穿着这白蓝相间的衣服，躺在这皱巴巴的蓝色病床上，真像浪花。刘阿美说着说着，慢慢靠近我的床，她坐下来，在距离我很近的地方，她背过头不再看我。阳光在云朵里隐藏，一刻，病房变得虚幻起来，周遭的人们仿佛都不存在了，只有我，只有坐在我身边的刘阿美。那些大块儿、大块儿带着梦幻色彩的倒立的云朵，像海浪一样涌上来，它们自由澎湃也热情汹涌，它们那么洁白，那么轻盈，那么温暖，在我和刘阿美的周身翻滚，一股巨大的力量用力推动着我们，我们像是被推上了一个空旷的舞台，也像是落在一个巨大的梦境里。白色的屋子，像极了巨大的蛋壳。像女人的子宫。刘阿美转向我，她对我说，我没有见过大海，也没能像你一样当一次浪花。可她的声音越来越微弱，也或许是这病房越来越嘈杂，我好像也有好多话想对她说。

我想问她，你喜欢大海吗？

我想问她，你愿意做浪花吗？

我想问她，大海一定需要有浪花吗？浪花一定翻滚在大海之上吗？

可病房越来越嘈杂了，打饭的时间到了，弥散在空气里的食物气息最终稀释我和她之间短暂的潮湿。我看到她眉宇间淡淡的怯懦，她不好意思地笑了。我在说啥了，你好好养着，我走了。我起身依着窗眺望，阳光在云朵中穿梭，那件摇摆的牡丹花衣扎进嘈杂的人群里，辨不清晰。

那天晚上，我对醉醺醺的大皮发火了。这么多年以来，我没有对大皮有过埋怨，有过愤怒，有过要求。就像我在梦境里从来没有对那个男人提出过质问一样，我想，生命本就是一座独木桥吧，每个人的相遇不过是让对方的行走产生一丝希冀，而独木桥终究还是要一个人走的，如果希冀一旦无休止地产生，那么顷刻之间，就有坠桥的危险，有死亡的危险。对于死亡，我和我的祖父母，和我的母亲一样，和我那终日抑郁叫嚣着自缢却迟迟没有举起工具的父亲一样，我们是害怕的。（父亲倒是曾对我说我的姑姑在年轻时候，有过几次自己割了刀子又被他们救回来的经历，我父亲因此断定我的姑姑是一个狂躁型的精神病，也是因此，很多年，我母亲都害怕我会得了遗传）。那天晚上，刘阿美走的时候，大皮是跟出去的，我没有想过大皮会去送刘阿美，更让我没有想的是，刘阿美会接受大皮的“送”。那个时候，我躺在病床上，对床的一对男女刚刚开始实施他们白日里谋划的一场“偷盗”，他们要去主治大夫的办公室把她做掉的四个月大的胚胎光片偷回来，对面那张床空空如也。而在我脑海里，不断弥补关于他们的情节。大皮去送刘阿美了，十分钟没有回来，一刻钟也没有回来……大皮摇摇晃晃凑进病房的时候，他手里攥着一袋被挤瘪的包子，馅夹杂在面团之间。大皮穿着工地里的工服，那上面有经久不衰的尘土，他身上永远带着一股尘土的气息，仿佛那些尘土是另一种香水。在他的脖领子间我看到一枚十分狗血的“唇印”和唯一能够盖住他身上泥土气息的味道，刘阿美的廉价香水味。那个在我脑海里曾短暂被视为同类的刘阿美。大皮有许多次在我面前夸赞过她，在我尚且没有怀孕之前，甚至在我没有到刘阿美的打印店打工之前。“工……”我的怒气是在他说出这个字的瞬间燃烧起来的，我知道接来下出现的这枚词语绝不仅仅是一枚词语，它们更是一颗钉子，从大皮的嘴巴径直迸射出来，刺向我的脑海，或者直接冲向我的心脏。我必须阻止他，在我褶皱了的蓝色病床上，我阻止耳膜接受来自那个空间的震颤。而大皮就这样被我灰头土脸地一阵咒骂，我知道这咒骂的起因不在刘阿美，我知道这怨气升腾着我对刘阿美突然之间升起的嫉妒。

大皮原本就带着酒气，在我的音调里，他找不到属于他的空间，可是此刻，他惊人地蹦跳起来，他说了些什么，无非是他惊人的记忆力所录下的那些关于我的我们家的生活里的不堪罢了。随之轰塌倒地的是他平日里那个憨厚老实的模样，他蹦跳起来也和所有小丑没有什么区别，在他眼睛里流动着工地上的人们一样的眼神，而那种眼神比任何凶狠的动物的眼神还要凛冽。站在我面前的这个夜以继日带着灰尘生活的男人，在我流产第七天的夜晚，露出了一副奇怪的相貌。那个瞬间，我停止了叫罵，我感觉到有一种热乎乎的水流在我的眼眶间涌动，我再也没有控制它，我关闭所有语言的闸门，任由它们汹涌地流出来。

那天晚上，大皮并没有离开医院，也没有再回病房里，护士说他在走廊过道打了地铺，争吵也使得周遭的人不敢朝我们窥视什么，就是这样，很多时候一场打架会因为声调的突然提高吸引来旁人，也会因为剧烈而吓煞旁人。那天晚上除了医生和护士，没有人再愿意把目光投给我，我躺在蓝色病床上，我的小腹的某个位置还因为胎囊的脱落而隐隐作痛，我用双手紧紧地捂着它，仿佛在我子宫里面仍然藏匿着一个不为人知的小小灵魂。我就那样睡熟了，那天晚上，我在梦里，又看见他了，他对我微笑，他说篝火太热闹了，我们上山去吧。他拉着我在山野里奔跑，他说月亮会洒下一片白色的光辉专门送给相爱的人。

他说，你爱我吗？

我想点头，我又想摇头。我在山的腰肢间感受着风的吹拂，有多久没有好好地爬上山看看了，有多久没有好好地被山风吹一吹了。我指着那山边的铁道对他说，你还记得那个留下了我们初夜的村庄吗，就在那个方向，启明星升起的地方。

冬瓜铺。他对我说。

那是个多么俗气的名字啊。那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活了大半辈子都走不到比这个铺子更远一些的地方。那时候，我好像真的爱着你。我对他说。

他不再说话了，他吻我，他在我疼痛的小腹上画下一簇毛茸茸的花团。我在他温柔更神秘的爱抚中惊醒，黑暗的病房里，有走廊投射的灯光，在我周遭是一对又一对刚刚失去爱情结晶的伴侣，在这样深深的宿夜中，那些呼吸又好像是叹息。那一刻，我脑海里撞见大皮满是尘土的背影，仿佛因为夜的黑暗，他拉得那么长。

那个男人走进我的梦里的事情，从始至终都是一个秘密，我不对任何人说起，不对母亲说，不对父亲说，不对我去世的祖父母说，也不对那个短暂降临过我生命中和我有着相像的姑姑说，我不给大皮说，甚至不给刘阿美说。那个男人在我的梦里存活，也在我梦里消失，他不是我炫耀的资本，也不是我避风的港湾。而我无数次想起那个奇特的梦境，想起在我和他之间飘浮流动的倒立云朵，在梦境中，它们曾截住了时空，也塑造出另一个时空。黑暗病房，只有走廊投来的灯光。现在我周身很多人沉浸梦乡，那些梦有的温暖，有的酸楚，有的充满幻想……那些梦有灰色的，有橘红色的，也有镶嵌紫色光圈的……可有没有一个人和我一样，正在一场梦境里结识倒立在广袤世界里的云朵呢？倒立的云朵，霎时间，我觉得它们是那样飘浮轻盈却又绝对存在着，像自由，像热情，像一种力量。正因为倒立，它们碰触埋藏在潜意识里的世界。蜂一样，采集针尖上的花蜜。

在我的病床前放着刘阿美买给我的杂志，下午的时候，我刚刚读了一篇描写冬瓜铺的文字，冬瓜铺是我们这座小城通往大城市的必经之路，作者在那篇文字里狠狠地写下经济改革给村庄带来的效益，我在那篇文字中看到白日里的冬瓜铺，它那么纯真，温暖，陌生。没人知道，刘阿美也永远不会知道我的“第一次”就是在火车停靠在冬瓜铺的那个夜晚消失掉的，在淡淡的白月光下，也有山风阵阵吹拂。

大皮和工地上的男人女人也永远不会知道这些。可我的父亲是知道有另一个男人存在的，他阻止他带我离开小城，他阻止我和一个不切实际的人逃离这块土地，逃离他的目光，甚至逃离他经营半生的失败气息。他当然还知道那个要带我远走天涯的男人有着先天性的顽疾，他的生命并不能受制于自己，他随时可能因此死去。父亲也因此为我画下了一座巨大的由恐惧编织的牢笼。画下大皮，一个差强人意的栅栏。可是，直到好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的生命是可以被自己控制的，造物主为每一个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制造生存的意外。而关于他的顽疾是父亲通过我学校里班主任老师知晓的，又或者说这是我的老师当时对我尽到了职责。在我们这座城乡结合部的小城里可以考入大学的人并不多，在我们这座工地上我简直是一个奇葩，我的父亲，一个和我流淌着相同血液的男人，他曾经因为我而骄傲过，当人们议论着我早逝的母亲的时候，他就会想方设法把别人的目光引到我的身上来，接着他还会把他们的话题一点、一点牵到我的身上，他們的目光和他们话题里的无知是不足以让我的父亲，这个和我流着同样的血液的，多疑而自负的男人感到所谓真正的愉悦的，我想我的父亲只是在享受片刻的满足，他的微弱的尊严在这个片刻，在人们无知的眼神里得到过满足的。

我的父亲知道了我和那男人的事情，也知道了那个男人的顽疾，还知道了我想要和那个男人远走高飞的心思。那年七月，潮热的气息与多雨的天气一同包裹着工地，我被父亲禁锢在潮热与多雨的小城，我最终没有离开这里，多年以后我仍觉得在我的内心深处埋藏着和父亲一样的怯懦，我在深夜的梦中哭醒的那张脸如同我的父亲看着巨大的石块砸在我的母亲额头而倒退了一步的身子是那样相像。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起过父亲的那个行动，父亲再也没有穿过那双旧球鞋，它就那么颓废地挂在南墙的钉子上，在无数个万籁俱寂的夜晚，它也像一枚钉子，钉着父亲，钉着我，硬生生撑在我们之间。

我没有和那个男人远走高飞，我和我父亲生活在一起，在这座如同虚构的工地上，我的上半生与我父亲的下半生守护在一起。没有人在我们面前说起过我母亲的死，也没人再提起曾骑着单车载我在小路上狂奔的男人。七月，潮热多雨;八月，骄阳似火暴晒;九月，阵阵凉风取代蝉鸣。我像父亲一样小心翼翼地探寻着工地上人们的闲谈，而我和我的父亲早已不再是他们议论的对象了。我和父亲生活在这座小城的这块不大的工地上，我的父亲开动吊车把一块又一块巨大的石块升入空中，我知道那些时候他的目光从来不敢扫视地面。而我似乎就要忘记我是一个大专毕业生了，也许就是忘记了吧……在这块工地上，想要生存靠书本上那些知识是远远不够的，为了填饱肚子，我必须去工地的食堂打零工。我撞上刘阿美的那天，恰巧是去给工地上送中饭。我撞上刘阿美那天，婆娘们又在破口大骂刘阿美了。工地上的婆娘们都看不上刘阿美，刘阿美长得比她们美，男人们都觉得刘阿美，美。只要刘阿美从主路走过，总有那么一些不识相的男人去瞟上几眼，然后，在刘阿美的身后就会飘起一股酸兮兮的叫骂声。刘阿美从来不回应，她的脚步在叫骂声里越发轻灵，我骑着送饭的三轮车经过她，我死死盯着她，我看到她脸颊上的红晕和一闪而过的笑意。那时，我不明白一个女人怎么可以在这咒骂声里笑，可以在这此起彼伏的咒骂中，笑得迷人。我对刘阿美产生了无法示人的好意。

我喜欢刘阿美。她是我在这座小城里，除了母亲，真正喜欢上的女人。我喜欢她，多过我的母亲。

我曾以为父亲和大皮，并不真正在意刘阿美。可我其实不知道大皮是否在意她，这个剧烈争吵的夜晚之前，我一点都不了解大皮，从二十八岁嫁给大皮，我除了和他在夜里干那些事之外，我一点不认识睡在我身边的男人，我没有真正关心过他。大皮说，你爸吊车开得尿嘞，你晓得吧？见我不做声，他会更加造次起来，你爸根本就不会开吊车，他应该到地面上去搬石头，你晓得吧？在我流产之前，我从没回应过他的话，他说话时候，我多半都没有在听。我也没有真的关心过把我留下来的父亲。大皮，父亲，甚至我所有家人不过是生长在我身边，他们被神明放置在我的生命中，既不影响他们自己，也不影响我。

我见到海海的那天，小城里一夜飞雪，寒冷像要把这座小城从地球上冻住，冻裂，冻掉一般，皑皑白雪覆盖在山丘，在河流，在没有枝叶干枯的树干，在我门前那条土路上。刘阿美因为难产死在了县医院里，大夫说，她是笑着走的，她在待产室里交代孩子的名字。她说大夫俺求你，俺和孩子出啥问题，都一定保孩子，俺求你。俺给她起名了，就叫她海海吧。我脑海里无数次地显现出刘阿美肥硕的肚子抵着大夫央求的样子。这个羸弱的女婴，尚无法让我把她与广袤浩瀚的海水联系在一起。我从护士手中抱过她瘦小的身躯，我看着她明亮的眼睛，那双眼睛好像海水激起的浪花，剔透晶莹，没有半点杂质，明晃晃亮晶晶。我亲吻她白净的额头，唤她“海海”，她扬起脑瓜，好像是在回应我。海海来到了我的世界里，我成为海海的监护人，我在她的医院证明上留下海海这个名字。我看着她在光亮中慢慢收拢了哭泣，我看到她微笑，在她嘴角处有一枚红色的胎记，她抽动嘴唇的时候，那胎记像跳跃的心。我抱着一个鲜活的小生命立在窗前，被雪覆盖的世界洁白而平静，阳光在云朵间穿梭，我向人群俯视，有一刻仿佛撞见刘阿美水雾迷蒙的眼睛。

陷进吊车褪色的铁皮椅子里的大皮，惊慌失措的大皮，脚掌在雪地里飞奔的大皮，他不再只是一捧泥土的气息，他是一个焦灼也愧疚的男人。

生命里总有一些潮湿的部分无法烘干，需要耐下性子与潮湿共处。繁重，艰辛，而漫长，像从汪洋中捞起一方羊毛地毡，人趴在上面，一口又一口，去将它吹干。吹回山坡，吹回羊儿在自由吃草的风中。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才不只是做种种活计，是造物者，是神。

那天的太阳特别明媚，我坐在通向市区的公交车上，抱着刘阿美的骨灰。她在这个小地方，除了我，是没有像样的朋友的，我要将她的骨灰撒向大海，虽然她一辈子都没有见过大海。在那天的公交车上，有几个城里老妇人操着一口不标准的普通话，她们说，好女人旺三代哪……我抱着刘阿美的骨灰，我觉察到那刻，我们正在轻轻拥抱着彼此的身体。流云在那瞬间明朗、鲜活，车窗外的一切都像是被雨水洗过，在云朵飘逸的天空中，一块小小的缝隙被太阳的光芒刺穿。光，倒下来。

【作者简介】苑楠，河北文学院签约作家。作品散见于《文艺报》《青年文学》《长城》等，现就职于某国企。

[编后记]  本期“步履”推荐的小说是苑楠的《倒立的云朵》，讲述了一段平凡残酷的人生，一个渴望挣脱故乡和婚姻枷锁的女人，母亲原本为了斩断她过高的心气，曾带她去看神婆，但神婆却坚定地告诉母亲，这个女孩与故乡相克。仿佛她生来就是为了逃离，但又被种种力量困在原地。她嫉妒并欣赏一个叫刘阿美的女人，尽管她们同样生活在粗鄙中，但刘阿美身上有着让她羡慕的属于彼岸的美。她反复梦见洁白的倒立的云朵，那是一个与她的现实生活全然颠倒的世界，轻盈、开阔、幸福、纯洁、自在，都是她所没有的。小说营造了一种伤感诗意的氛围，痛苦是绵延的、斩不断的，有点像南方的冬天，却又时不时露出柔软的初心和对光明的向往。

（顾拜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