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战强 孟佳昕

一、引言

自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以来，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迅速增加。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到2018年年底全国人均财产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8.4%，这仍明显低于发达国家财产性收入的占比。股票市场是居民获取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渠道，为居民提供了创造财富的机会，然而我国居民参与股票市场的比例很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年的数据显示，仅有8.62%的样本家庭持有股票。许多国家股票市场都存在这种“有限参与”的现象，即“有限参与之谜”(Badarinza等，2016[1])。

国内外学者主要从投资者个人与家庭特征(Campbell，2006[2]；周洋等，2018[3])、背景风险(Heaton和Lucas，2000[4])、参与成本(Gomes和Michaelides，2008[5])及社会资本(Guiso等，2004[6])等角度试图解释股票市场的有限参与，但是鲜有文献从职业声望角度进行深入研究。职业声望是人们对职业的社会评价。它通常作为社会经济地位或者社会经济成就的衡量指标(Bose，1985[7])，反映了个人拥有的社会经济资源状况。一般职业声望较高的人会有较高的教育程度、较高且较稳定的收入水平(Peter和Duncan，1968[8]；许欣欣，2000[9]；赵映川，2015[10])，而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与股市参与密切相关(Guiso和Paiella，2008[11]；Kuhnen和Miu，2017[12])。一些学者在分析股市参与时注意到了职业的作用，开始把职业作为分析的控制变量(Haliassos和Bertaut，1995[13]；Hong 等，2004[14]；Bogan，2008[15]；Conlin等，2015[16]；Mumtaz和Smith，2020[17]；闫竹和王骜然，2020[18])，直到最近才有学者专门分析职业及其声望在风险金融市场中的作用(Vaarmets等，2019[19]；吴卫星和尹豪，2019[20])。然而这些研究的结论并不一致，分歧在于国家机关党群组织及企事业单位负责人是否更有可能参与风险金融市场，而且他们把职业归为少数几个类别，没有充分利用数据中的职业相关信息，也没有对内生性导致的偏误进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