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赵龚卓发自沈阳

农健　❘　插画

张兰和徐萍工作过的粮站旧址。　赵龚卓　❘　摄

★“她俩可好了。”刘璐重复着这句话。在她看来，两人的感情“可歌可泣，值得好好写一写”，甚至“都可以写剧本、拍电视剧了”。

判决均认为，同性恋伴侣间的财产权属不适用于婚姻法和同居关系的保护，仅适用于一般共有的规定。

养老院曾让两人登记监护人信息，张兰觉得没这个必要，她告诉院长，“我俩的事，谁都说了不算，就我俩说了算。”

张兰和徐萍都是年近八旬的东北“大姑娘”了。一起生活了五十多年，她们和邻居保持着距离，没人能准确描绘出两人的生活细节。张兰的家人不愿意定义这是同性恋，只把这形容为“搭伙过日子”。

随着年龄增长，两人先后丧失了自理能力：徐萍“疯了”，患有器质性精神障碍；张兰“瘫了”，脊柱再也无法支撑她站立起来。在这之后，她们被分开，由各自亲属照顾，一场关于两人财产纠纷的官司也开始了。

“财产不受婚姻法保护和调整。”2021年4月，关于两位老人财产纠纷的裁判文书公诸网络，这段隐匿半个多世纪的情感也一并浮现。

分开快两年了。往日旅游的照片躺在卧室的橱柜抽屉里，还能依稀看出此前漫长的人生故事。一张照片里，张兰和徐萍还是三十多岁的模样，夕阳西下，她们身着白色的确良衬衫，踏在海浪上，一人抬起一只手，把太阳裹在彼此掌心。

两套房，29万存款

出了沈阳市中心不到10公里，高楼大厦逐渐消失，代之以五六层高的老式居民楼，错杂的电线横在头顶。时间仿佛停滞在上个世纪，街道还是以“劳动”“幸福”“生产”命名。

早在2000年，这里就更名为某集团，后又重组形成某工业集团，可人们还是习惯性地称之为S厂——一个始于1953年的军工代号。

街上很难寻觅年轻人的踪迹，他们大多离开这个如今被称作“市郊”的地方，搬去了沈阳市区。S厂退休的老人们聚在街头，下象棋、打扑克，或是聊些家长里短来打发时间。衰老侵蚀着这里的人们，商业街上，每隔三五十米，就有一家提供殡葬服务的店铺。

一栋外墙裸露着混凝土的居民楼里，张兰躺在约一米宽的铁架床上，为了方便照料，她的头发被剃到1厘米左右的长度。生活无法自理，大小便只能依靠纸尿裤。

一年前，2020年4月末，侄子把张兰从社区边上的养老院接回，由侄媳刘璐在家照顾。2021年2月，张兰因吃东西噎着，阻塞呼吸道住了院。说不清楚具体是什么原因，出院后，她说话变得含混，无法表达自己的意思。医生告诉家属，老人全身机能都在下降，“随时可能没”。

79岁的张兰在同辈里排行老幺，家族里4个哥和3个姐都已过世，也没有子女。“我这么伺候她，她心里也没有我”，刘璐觉得，在这个世上，张兰只有一个“宝”——和她同岁的徐萍。

2019年中旬，徐萍的精神状态变差，丧失自理能力，社区通知徐萍的妹妹带她去看病。之后，张兰失去了和徐萍的联系，关于两人财产的争夺也开始了。

2020年4月，沈阳市大东区法院认定徐萍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妹妹成为她的监护人。之后，徐萍方向大东区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张兰“返还原物”，包括开户名为徐萍的6张存折、16张存单，一共29万余元存款。张兰方提出反诉，认为徐萍方擅自卖了一套两人约定共有但户主名为徐萍的房子，25万元的卖房款，应当分给张兰一半。大东区法院驳回了双方的请求。

徐萍方继续上诉，除要求退还29万元存款外，还在二审期间提出，张兰应归还徐萍金项链、金戒指，还有两人使用多年的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等物品。二审再次驳回了徐萍方的上诉请求。

一审、二审的法院判决都认为，徐萍和张兰是长期共同生活的同性恋人关系，但这并非法定婚姻家庭关系，财产不受婚姻法保护和调整，相关权属认定适用财产取得的一般规定。

沈阳一家社工组织“爱之援助”主任马铁成也找到了张兰家。

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到这类案例。他过去听说的同性恋伴侣财产纠纷，均为一方失智或死亡后，家属和同性伴侣争夺财产，最后又都以伴侣的妥协结束。“作为伴侣一方，更多考虑的是希望对方走得安心，不要因为遗产的事闹得沸沸扬扬。”

涉及同性恋伴侣的财产纠纷，能公开查询到3例，都存在双方财产混同的情况，但法院认为没有充分证据能证明。判决均认为，同性恋伴侣间的财产权属不适用于婚姻法和同居关系的保护，仅适用于一般共有的规定。

判决的依据都清楚分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曾撰文指出，同性恋伴侣并未上升为法律认可的“婚姻关系”，如果法院随意扩大法律规定的适用，任意运用民法中“法无明文规定不禁止”与“类推适用”的原则，将有可能陷入伦理道德争议中，有失法院的中立性与客观性。

侄媳刘璐如今还担心，张兰目前居住的房子会成为徐萍方继续打财产分割官司的对象——房产证上登记了张兰和徐萍两人的名字。

这些日子，陆续有记者和公益组织成员到访这间小屋子。张兰静静躺在床上，不时望向正在聊天的刘璐和陌生来客，没人清楚她是否听懂了什么。

S厂的特立独行者

张兰和徐萍在那个年代如何相识并决定共度此生的细节，已无法从当事人口中知晓，只能从周围的同事和亲人的讲述中得到还原。

像计划经济时代的东北大厂那样，S厂曾有上万名工人，厂区内，医院、学校、邮局、电影院一应俱全。

那时候，到S厂工作并不容易。多位老人回忆，“文革”前，厂区还用铁丝网和外界区隔开来，外来探亲或是办公事，都得登记才能进入，工人们要不就是接父母的班，要不就是专业素质高，才能分配到这家国营单位。

张兰和徐萍都在沈阳市粮食局设于S厂的粮站工作。二十多岁时，两人被分配在同一间单身宿舍。

提起她俩，相识的人总会用一个词形容，“挺特性的”。在东北话里，这意味着不合群。

多位同事的讲述建构起了这样的形象。张兰不识字，没什么文化，她在粮站干体力活，负责给凭粮票取粮的人称斤两。在年轻时的照片里，张兰梳着中分短发，身着中山装，穿皮鞋，内搭藏蓝色尼龙袜。除了外形中性，同事们回忆，她说话也“糙得很”，时不时就能听到她骂娘，走路晃着膀子，大摇大摆。

同事郭惠英比她们年轻6岁，在她记忆里，大家不愿意和张兰一起上厕所，在浴室碰到也会尽量避开。

提到徐萍，老人们的态度翻转了180度。“唉哟，她能写会算，那可是这个。”一位曾和她一块“坐办公室”的老人竖起了大拇指。

徐萍技校毕业，在当时算是高学历。毕业后，她就被分配到粮站当会计。她还拿过市里的先进工作者奖，“手底下好几个徒弟”。徐萍爱打扮，在旅游的照片里，她留着齐刘海，短发齐肩，爱穿裙子、高跟鞋，总是戴宽檐草帽，脖子系着条纹小方巾。

私底下，徐萍也不怎么和同事们来往。和她在一块，郭惠英总觉得找不到什么共同话题，这被归因于徐萍的高学历，“人家那是有学问的人，哪像咱普通人喜欢闲唠嗑”。

同事们觉得，徐萍是被张兰“带坏的”。那时候，有人给徐萍介绍过对象，还是厂里车间的干部。男方拿了几箱子的彩礼来，张兰硬是没开宿舍门。

侄媳刘璐告诉马铁成，直到现在，徐萍的家人还是认为张兰耽误了徐萍的前途，要没有张兰，徐萍早就结婚、生子了。马铁成觉得，这是对同性恋群体的刻板印象，“难道只有穿着打扮和自己性别不相符，才是同性恋吗？”

那时候，粮站里的姑娘大多和S厂的工人结了婚。郭惠英24岁时嫁给了一位钳工，算是身边人里结婚最晚的了。在她印象里，大多数女性在22岁左右就成了家，离开单身宿舍。

而张兰和徐萍在宿舍里待了十多年，不再有人给她们介绍对象。马铁成在两人的相册中敏感地察觉到，或许她们有属于自己的社群——在一张照片里，她们和另外两位女性聚餐，面对镜头，一同举起装满啤酒的玻璃杯。

“搭伙过日子”

长达五十多年的时间里，她们分工明确，张兰主外，徐萍主内。

侄媳刘璐回忆，搞“外交”，张兰是一把好手。她通过在粮站工作的便利，给厂里管理层的人报信：粮站新到了细粮，赶紧来买。长期和领导维系良好关系，使得两人在分到一套30平方米的房子后，张兰又向厂里申请到一套50平方米的房子。1993年前后，两人退休，搬入现在住的房子，“我姑要是没这能耐，徐萍能看得上她？”

在刘璐的讲述里，第一套房，是以她们两个人的名义要来的，房产证上写着徐萍的名字；后一套房，起初房产证上也只有张兰的名字。

2020年说话还清晰的时候，张兰跟刘璐讲过一些两人的事。“我姑可宠着老徐了，吃草莓给她吃那个尖儿，西瓜给她留着吃中间的心儿。是不老姑？”说着，刘璐转头望向床上的张兰，张兰发出了些含混不清的喃喃声。

曾和两人住一个小区的朋友杨玉珍回忆，一次吵架后，徐萍和她的一位远房亲戚联系，决定去外地做生意，才刚走呢，张兰就闹翻了天，天天上杨家哭，大半夜还跑出门去，要寻短见。杨玉珍不得不给徐萍打去电话，把她“拽了回来”。

两人彼此依靠，也逐渐疏远了各自的原生家庭。“那时候，家里谁能支持她俩这事儿？”关于张兰年轻时和家人的相处，刘璐也不清楚，她嫁到张家时，张兰已经五十多岁，各家只是“各过各的日子”，相互很少来往。

刘璐眼里，张兰总想着维护自己和徐萍的那个“家”。腿脚还利索的时候，她有时去哥哥姐姐家串门，“不花钱，就把别人家的菜往自己家拿”。到年纪再大些，屋子有漏水等状况要人帮忙，张兰才会联系同住在S厂区的侄子，其余时候，几乎没有联系。

徐萍老家在沈阳农村，更是切断了和家人的沟通。在一块工作的时候，同事们还以为徐萍“家里没人了”，直到财产纠纷发酵，才知道还有个妹妹。

两人在这里居住近三十年，在邻居看来，两个人一直保持着神秘。除了遇上打个招呼，客套地拉上几句家常，不会有更进一步的交流。一位老人说，“要想打听她俩的事，你向外人绝对问不出来。”

如果在小区里打听张兰和徐萍的名字，知道的人的确不多。关于她俩的故事，更多以流言的方式传播出来。一提是两位同居的女性，大多数人很快反应过来，“哦，你说的是那俩没结婚的大姑娘啊。”

而向杨玉珍问起两人的关系，她先是严肃起来，“她俩关上门后的事，谁能知道？　没任何一个人说她俩是同性恋。”很快，熟络起来后，她又挑了挑眉，降低音量，“俩人就睡一张床。S厂谁不知道她们是同性恋？”

刘璐不喜欢别人用“同性恋”描述两位老人的关系，“我就不爱听，谁说我就跟谁急眼。”她否认，“什么同性恋、八性恋的？　根本没这回事！”刘璐给两人的关系定义，“这不就是互相没找到合适的对象，一块搭伙过日子吗？　她俩属于抱团取暖、相互帮助。”

“她俩可好了”，在近两个小时的交谈中，刘璐不时重复着这句话。在她看来，两人的感情“可歌可泣，值得好好写一写”，甚至“都可以写剧本、拍电视剧了”。

但她又不希望记者们找邻居询问两位老人的情况。“我们都尽量隐藏这事情。现在闹得整栋楼的人都知道，人家还不得看笑话？　他们怎么合计咱呢？”这时候，她又话锋一转，“这事儿有啥好宣传的？”

马铁成理解刘璐矛盾的心态。在他看来，刘璐接受了两位老人相处的状态，但还没法接受同性恋群体，更觉得自己因亲人是同性恋而被议论是件羞耻的事。马铁成觉得，刘璐希望这段五十多年的感情让更多人了解，但不想让周围人知道，“要是这事被赤裸裸地说出来，她在这个小社会里就待不下去了”。

到访一次后，刘璐拒绝了我此后的采访请求，她发来信息，“我们只想过安稳的日子。”徐萍的妹妹也通过代理律师拒绝了采访。

“我俩的事”，谁说了算

安稳的日子是从2009年起逐渐失去的。徐萍开始有了小脑萎缩的状况，记忆力逐渐减退，情绪变得易怒。为了房子和钱的事儿，两人开始起了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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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玉珍记得，那时候，徐萍希望在现在住房的房产证上加自己的名字，“老徐可是会计出身，她多在乎钱呐”。同事们提出的一个佐证是，快退休的时候，徐萍因为3万元出过事，被判了缓刑。

根据2021年4月的这份判决书，早在2008年末，两人就写过一份遗嘱，约定两套房子的所有权两人各占50%。法院认为，张兰方提供的遗嘱是复印件，并且徐萍的签字和本人笔迹不一致，没有认定其效力。

邻居大都见过徐萍在小区里骂过张兰，大都是和房子、钱相关的事。有时严重起来，徐萍还会抡起手来打张兰。刘璐说，后来，房产证上就加上了徐萍的名字。

徐萍的病症还在加重。2015年，她因脑器质性精神障碍，在沈阳一家精神病医院住院4天。根据判决书里记录的检查结果，她的精神状态尚安静，个人生活能自理，但存在明显的被害妄想，认为家里的钱、物都被张兰偷走了。

一年后，张兰自觉照顾不过来徐萍，每人每月花费1200多元，住进了社区附近养老院的双人间，养老院曾让两人登记监护人的信息，张兰觉得没这个必要，她告诉院长，“我俩的事，谁都说了不算，就我俩说了算。”

这也是同性恋群体最关心的事之一，年轻的同性恋人们上门拜访张兰，原因也在于此——“朝夕相处50年，比不上有血缘关系的没好好相处一天的人。”

2017年，民法总则中规定了成年人意定监护制度，此后同性恋群体可以通过办理公证，按照自己的意愿，指定同性伴侣作为自己失能后的监护人，优先于法定监护。但即便办理了意定监护，在两人都丧失自理能力后，实际效力也会失去。

搬进养老院的张兰和徐萍已经感到衰老的威胁，却没考虑到俩人的事，会有谁也无法做主的时候。

养老院每天都会组织唱歌、跳舞、打乒乓球，张兰和徐萍从不参加。在院长对两人模糊的记忆里，她们总是挎着胳膊走在一块，步子很慢，晃晃悠悠。

生活也“没什么花样”。连着几年，两人在冬天总是穿着同款大红色短款棉袄。有时候不想吃食堂，出去换换口味，也只是在养老院边的小饭馆里，花十来块钱点上一碗疙瘩汤，就是一顿不错的饭了。

院长记得，入院时，徐萍精神已经有些恍惚。大多数时候，她都听张兰的，“老张说啥就是啥”。每月的缴费都由张兰取钱，再到财务交款。只是在养老院，徐萍有时也会和张兰因为钱的事打架，“钱都搁你那了，怎么就给我这么点儿？”张兰生气起来，也会还嘴，“你打我啊，你把我打死才好。”

到了最严重的时候，在食堂里，徐萍会把送餐的盘子狠狠往桌上砸去，又或是脱下鞋子，朝张兰排队的打菜窗口猛地扔过去。考虑到徐萍的行为可能伤及他人，养老院多次劝退两位老人，并建议徐萍到医院去做检查。

2019年4月，两人终于离院回家。社区工作人员前去探访，发现屋子里床上、地下全是粪便。社区联系上徐萍的妹妹，把她带去医院治疗。

之后，工作人员再次上门，发现独居的张兰已经无法站立，丧失了自理能力。2019年7月，她被社区送回了养老院。这一次，张兰和两位植物人分在一个房间，再也没人和她说话了。护工记得，张兰常问起老徐，“她在哪个屋呢？”

直到2020年春节，刘璐和丈夫去养老院看望老人，才知道她已经卧床不起。4月，夫妻俩把张兰接回了家。按刘璐自己的说法，自己是“替爱人尽孝心，也给我儿子打个样，让他学着点儿”。但侄子夫妇的意图也会被人揣测，成为老人们闲聊的谈资，“谁还不是图那点房产呢？”

两位老人的事在沈阳本地热搜榜上连续待了好些天，年纪稍大些的同性恋者，将如何解决养老问题提上了计划日程。有人认为“养儿防老”，考虑领养个孩子；也有目前还单身的，希望找个比自己年龄小些的伴侣，可以照顾自己终老；又或是几对关系比较好的伴侣，开始探讨抱团养老的可能。至于财产分配，也有人开始联系律师，咨询订立遗嘱的事。

这一切都与张兰无关了。她还是天天念叨着徐萍。半夜，她总会含糊地喊着“老徐”，说些让人听不清楚的“胡话”。

刘璐问她，“姑姑，你想老徐吗？”

“想。我想她啊。”

刘璐再问：“那她打你吗？”

“没有。”床上的张兰，不忘维护着老徐。

（文中张兰、徐萍、刘璐、郭惠英、杨玉珍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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