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曹禺先生的话剧在很多方面都体现出了他对女性的人道主义关怀，他的话剧《北京人》就曾塑造过愫方、瑞贞、袁园这样鲜活的具有觉醒意识的女性人物，她们努力地想要冲破封建社会的禁锢，投奔更加光明和自由的未来。在时代变迁的历史洪流中，女性的独立意识越来越强烈是历史的必然。

关键词：曹禺;话剧;北京人;女性独立意识

作者简介：张藤露（1997.3-），女，汉族，湖北人，艺术专业硕士，武汉大学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电影编导方向。

[中图分类号]：J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1）-09--02

《北京人》这部话剧描写了一个曾经的名门旺族，如今徒有其表并即将走向衰败的典型中国封建官宦世家。曹禺先生重新將笔触从反映抗战现实转移到没落的封建大家族上，继承了《雷雨》、《日出》等著作中对于人的关注，尤其是作品中对于女性形象的塑造是不可忽视的部分。

“曹禺是我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话剧艺术的天幕上升起的一颗璀璨耀目的明星，他的剧作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标志着我国现代话剧文学发展到了真正成熟的阶段。”[1]曹禺先生的作品之所以有如此高的地位，惊艳之处不仅仅是在情节新颖、结构严谨、语言精炼等方面，更重要的是他的作品总能从不同的方面诠释出各种深刻的内涵。本文通过《北京人》这部话剧剖析曹禺作品中所凸显出来的女性独立意识。

一、影响曹禺关注女性的因素

曹禺在谈《北京人》中曾说过：“创作总是有生活依据的，但是又不是简单地按照现实那个样子去写。”[2]在曹禺的创作中，尤其是在关注女性的思想上，现实生活对他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一）家庭因素

曹禺也曾家境优越过，但是在黎元洪下台之后，家里的收支开始逐渐拮据起来。曹禺曾明确表示过，《北京人》中的曾皓就有其父亲的影子，他的父亲也一直想要望子成龙，但是又总因自己人生的不顺将气出在子女身上。曹禺的母亲在生下他三天之后就去世了，从小失去生母的曹禺一直缺乏和渴望着母爱。家中保姆的凄惨遭遇，也让曹禺认识到了底层女子生存的艰辛。虽然继母和保姆都很照顾曹禺，但是亲生母亲的爱是始终无法被取代的，这也是他心灵深处一直以来的遗憾。而且在这个家庭中，女人们的爱又或多或少受到了父系权威的压迫，所以更让曹禺感受到女性在家庭地位中的低下。这样环境下成长的曹禺，亲眼见证了女性被封建礼教束缚后的悲剧命运，也影响了他今后的创作，因此在他的作品中，时常能看到一个个被封建礼教压迫却具有独立意识的女性形象。

（二）国内思潮的熏染

曹禺在早期的创作中刚好处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阶段，这场运动使得曹禺在今后的创作中都十分重视对人的描写。曹禺曾说：“我喜欢写人，我爱人，我写出我认为英雄的可喜的人物;我也恨人，我写过卑微、琐碎的小人。我感觉到人是多么需要理解，又多么难以理解。”[3]

五四新文化运动让更多的人 认识到底层人民的生活悲剧，尤其是对女性独立意识的探讨，国内掀起了一股解放女性思潮。曹禺也是在这样的熏染之下，对现实生活有了更加深入的体会，对于女性问题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如此便有了他笔下一个个鲜活的独立女性形象。

（三）契诃夫戏剧的影响

曹禺在学生时代便开始了对国外戏剧的研究，在创作中先后借鉴过莎士比亚、易卜生等人的作品，而在《北京人》这部话剧中他最深得契诃夫戏剧的精髓。无论是悲喜剧的交融、生活化的戏剧结构还是多余人形象的塑造等方面都存在着契诃夫风格的体现，而对于女性的关注也是这两位作家在创作中的共通之处。

曹禺和契诃夫是中俄两国戏剧界的代表人物，他们创作中的女性形象都对自己的人生做出过选择，而不同的选择也决定了不同的命运。例如在契诃夫的戏剧《三姐妹》中，三姐妹无父无母，没有家产又没有爱情，但是三人相依为命，依旧坚强地寻找着人类幸福的彼岸;《樱桃园》中的安妮雅面对命运的打击，依然心存美好、热情似火。而在曹禺的《北京人》中，瑞贞冲破禁锢住自己的牢笼，给丈夫递上一封离婚协议书，也给自己的未来书写了更多的可能性;愫方这种秉性高洁的女性，也在“天塌了”之后终于思想觉醒，毅然决然的离开，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两位作家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背景下，一同着眼于女性问题，为身处在黑暗中的女性们指出了一条思想独立之路，让更多被封建礼教折磨的女性们看到了新的出路。

二、话剧《北京人》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曹禺在《北京人》这部话剧中主要塑造了两种类型的女性，一种是被封建文化摧残后极度扭曲的簇拥者曾思懿，另一种是受到封建礼教的压迫后极力想反抗的曾瑞珍和愫方。而袁园这个女性形象更是作者安插在剧中脱离于封建礼教之外生命力的象征，和剧中其他的女性角色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论如何，《北京人》中的女性形象都在一定程度上 具备着女性独立意识。

（一）愫方：秉性高洁的林中仙子

愫方是曹禺的作品中被塑造的最美的女性，她在如同死水一般的家庭中依旧秉性高洁，坚忍而顽强地活着。她的身世和林黛玉十分相似，寄人篱下的凄苦，心灵世界的丰富，造就了她小心翼翼在这个大家族中生活的“哀静”。她时常幽郁地望着天空，心中不知压抑着多少说不出的痛苦与哀伤。受制于封建礼教的束缚，她爱得太过隐忍，却也爱得伟大。她和曾文清通过诗画传递苦闷，惺惺相惜，“她哀怜于他甚于哀怜自己”，她会因为爱他而包容地爱着他的整个家庭。在第三幕第一景中，愫方和瑞贞的两人对戏吐露出了她一直埋藏在心底的声音，如同打开了一道阀门，将她内心的苦闷倾泻而出。“连他不喜欢的人我都觉得该体贴，该喜欢，该爱，为着——为着他所不爱的也都还是亲近过他的！”[4]愫方的爱是一旦爱上这个人，就会“情不情”之物，是有多么强大的内心才能支撑着她的这种爱。所以，她终日如同女佣一般伺候着老太爷，忍受着曾思懿的言语讥讽，为着心爱的曾文清担忧……

在“天塌了”这场戏中，愫方的女性独立意识也真正的觉醒了。文清回来了，天真的塌了，她一直以来的信念也随即被埋葬了。“曾文清：（没有说话，凄凉地）这，这只鸽子还在家里。愫方：（点头，沉痛地）因为它已经不会飞了！”[5]对于文清，她彻彻底底的失望了。她知道这个男人并不是她这辈子永远的依靠，只有靠自己才能冲破现有的束缚，于是，她毅然地跟着瑞贞离家，走向了更加美好的未来。她的一生不应该仅仅停留在这样的封建家族之中，只有相信自己才能有更多的可能性。愫方的出走，让她真正成为了傲然而立的林中仙子，也敲响了旧制度终将走向灭亡的丧钟。

（二）曾思懿：精明干練的封建社会牺牲品

曾思懿这个人物，用曹禺自己的话来说：“她是遭人恨的”。曾思懿的性格是奸诈的，对儿媳妇瑞贞尖酸挑剔，对愫方处处排挤，有着极为强烈的嫉妒心理，却还时常标榜着自己忠孝厚道、宽宏大量。她的牙尖嘴利、自以为是，总是惹得身边的人看她如曾家的一个“鬼”。她是悲剧的，她的精明干练撑起了整个家，却一直被老太爷忌惮，被自己的丈夫排斥。随着曾家逐渐走向衰落，她的命运也注定是封建社会的牺牲品。

曾思懿虽然始终没有离开封建家庭，但在一定程度上 也具备了女性独立意识，只是她的行为并没有完全脱离旧社会的牢笼。她也曾努力地想要 得到自己丈夫文清的爱，但是因为不能和文清互相理解，而成为文清与愫方之间的感情受害者。曾思懿其实和曾家老太爷一样，是被封建文化所扭曲心灵的人物。笔者认为，她在受到封建制度的束缚之后成为了这个制度的簇拥者，在行为上看起来像是处处遵守封建礼数，其实内心却一直承受着煎熬，她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和命运做着抗争，只是她的反抗都是遭人厌恶的。愫方在遭遇压迫后坚强隐忍，最终走向逃离。但是曾思懿的性格却决定了她遭受过多少痛苦，就要加倍奉还，这也注定了她终究逃离不出现有的生活。她打破了老太爷在家族中的权威、打破了愫方和文清之间的感情、打破了儿子儿媳的幼稚……她一直希望用自认为对的方式打破自己的命运，殊不知“伤人一千，自损八百”，她的行为也更加加快了家族灭亡的速度。

三、女性独立意识顺应着历史潮流

在传统封建礼教文化影响下的中国，女性始终是男性的附属品，“长期遭受男性们的压抑，甚至被贬于社会的视域之外，无声无息。”[6]从晚清时代算起，当时的民族危机加剧，惊醒了沉睡几千年的中国女子，在时代的推动之下，女性地位的提高成为民族国家的构建中急需解决的问题。西方现代思想观念的入侵，使得更多的女性开始明白接受教育和新思想的重要性。而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更加扩大了女性独立意识的传播，并且加深了人们对于底层女性的认识和关注。女性们开始接受教育，开阔自身的知识眼界，逐渐意识到封建思想的压迫，主动争取自己的独立人格。这些新式观念的传播，让足不出户的大家闺秀们看到了未来的希望之路，开始意识到自己掌握自身命运的重要性。

曹禺先生曾说：“现实主义当然要写时代，但不一定把那个时代的事都写进去。”[7]他的话剧是一种超脱世俗的存在，他剧中的女子也充满着勇气和反抗意识。曹禺先生对于女性的人文关怀一直受着时代的影响，女性几千年来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和男性在除性别之外本身并无差异。曹禺先生希望用他细微的笔触和精心的角色雕刻，营造出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女性形象，也表现出自身对于女性的尊重，更是呼吁整个社会对于女性尤其是底层女性的关注。

时至今日，女性地位是否在社会真正意义上得到了完全的提升，还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但是，在那个被灰暗笼罩的年代里，曹禺先生敢于用他自己的方式为女性发声的勇气是值得赞扬和学习的。他的话剧中塑造的女性形象，也是在女性独立意识的复苏过程中不可缺失的重要一笔。

参考文献：

[1]潘克明.曹禺研究五十年[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2][7]曹禺：曹禺谈北京人[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04页.

[3]曹禺.曹禺论创作[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9页.

[4][5]曹禺.北京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6]南帆.“两性对话”——中国女性文学发展前景[J].《红岩》杂志，1999（1）：62-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