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东汉清议与士人文化新变研究”（项目编号：18FZW013）阶段性成果。

摘  要：“称号”风尚在中国起源很早。在先秦至西汉的社会生活中，诸多方面皆有加号称谓的可能，其中以对人物冠以称号的现象居多，在人物类的称号中看到较多的又是关于王侯将相的称号。至东汉，“称号”在社会上更为风行，一些新的称号对象相继出现，其中数字式称号使用频繁;与前代“称号”多发生在王侯将相身上不同，东汉人物称号表现出普遍化、平民化的倾向。

关键词：称号风尚;周汉文化;普遍化;平民化

作者简介：沈潇钦（1984.11-），女，汉族，江苏南通人，青岛大学继教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1）-09-0-03

“称号”是中国最古老的社会文化之一，上古时期各部族皆有称号，部落首领亦有名号，如“轩辕氏”“伏羲氏”“神农氏”等等。从夏商周至秦汉时期，各国都有名号，各国首领逝后又有谥号，而历代与此相关的官号、爵号更是多种多样、层出不穷，至汉武帝时又有年号纪年出现。除与国家行政体制相关的称号之外，随着历史的发展，与政治现象、学术著作、各类名物、山岳形胜、地名地标、个体人物等相关的称号，在周汉时期也陆续出现。

一、先秦至西汉“称号”概览

观览先秦至西汉的社会生活，诸多方面皆有加号称谓的可能，其中以对人物冠以称号的现象居多，且方式多样、种类繁多。在人物类的称号中，看到较多的又是关于王侯将相的称号，而关于普通士人的称号则相对较少。

对政治现象的称号，如西周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史记·周本纪》），汉武帝封赏周代苗裔姬嘉三十里地，号曰“周子南君”（《史记·周本纪》）。对学术著作的称号，如战国韩相申不害著书二篇，号曰“申子”（《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汉人陆贾著书十二篇，号曰“新语”（《史记·陆贾传》）。对学术流派的称号，如桥仁著《礼记章句》四十九篇，号曰“桥君学”（《后汉书·桥玄传》）。对具体名物的称号，如汉高祖的印玺世世传受，号曰“汉传国玺”（《汉书·元后传》）。对山岳形胜的称号，如汉武帝所登天柱山，号曰“南岳”（《史记·孝武本纪》），汉代南阳郡叶地有长城，号曰“方城”（《汉书·地理志上》）。对地名的称号，如秦朝灭亡之后，其领地被分为三部分，立壅王、塞王、翟王，号曰“三秦”（《史记·秦始皇本纪》）。

对人物的称号名目繁多，从来源方式上看大概有三种。第一种为统治者赐号或封号，如商帝武丁梦见一个叫“说”的圣人，后来在傅险（地名）发现了一个叫“说”的人与梦境契合，“故遂以傅险姓之，号曰傅说”。[1]（102）又如秦穆公授予百里奚国政，号曰“五羖大夫”;商鞅被秦孝公封为列侯，号“商君”;赵奢由于攻打秦国有功，被赐号“马服君”;白起能抚养军士，使百姓安宁，被封号“武安君”;吕不韦因功封号“文信侯”。除此之外，战国四公子又有“信陵君”“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的封号。及至西汉，赐号与先秦时期基本相同，如汉王刘邦拜叔孙通为博士，号“稷嗣君”;汉景帝认为石奋和他的四个儿子都是二千石的官员，“人臣尊宠乃集其门”，[1]（2764）号石奋为“万石君”;丞相车千秋因年事过高，皇上准许他乘小车进入宫殿中，号为“车丞相”。第二种为某人自号扬名，如项梁在反秦战争时期自号“武信君”;项羽在秦朝灭亡之后自号“西楚霸王”。第三种为众人对某人加号称道，早在上古时期，高阳氏的才子八人和高辛氏的才子八人就有“八元”“八恺”之称号。春秋时期，吴国公子季札被封于延陵，世号“延陵季子”。战国时期，秦惠王之弟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号曰“智囊”。西汉时期，名将李广在右北平抗击匈奴，匈奴人号其为“飞将军”;汉昭帝、汉宣帝之世，韦贤笃志于学，通《礼》《尚书》《诗》，号称“邹鲁大儒”。

二、东汉“称号”风尚的发展

东汉是士人文化高度发展的时期，但政治上却极度动荡不安，“学仕结合的教育模式，也使各地儒士因学而游、因仕而交的现象逐渐增多”。[2]社会环境的变迁，“促使学术、思想乃至社会风俗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3]与其他文化形式一道，“称号”在东汉社会上也更为风行。除了前代出现的称号对象继续存在外，一些新的称号对象也相继出现。如对军事队伍的称号，城头子路（姓爰，名曾，字子路）与肥城刘诩起兵卢城头，号其兵为‘城头子路”（《后汉书·任光传》）;又据《后汉书·光武帝纪》载，两汉之交动乱之际，诸贼并起，“又别号诸贼铜马、大肜、高湖、重连、铁脛、大抢、尤来、上江、青犊、五校、檀乡、五幡、五楼、富平、获索等，各领部曲”，唐人李贤对这段文字注解到：“诸贼或以山川土地为名，或以军容强盛为号。”[4]（16）此外又有对家族的称号，如秦彭族兄间担任两千石官员者有多人，故三辅地区号秦氏家族为“万石秦氏”（《后汉书·循吏传》）。还有对特定事件的称号，如李膺为东汉末年名士，“士有被其容接者，名为登龙门”（《后汉书·党锢列传》），从此“登龙门”便成为士人拜访李膺受到尊荣之事的称号，且常为后世文人引用为典。

另外，在东汉时期，数字式称号使用频繁。东汉末年的桓帝、灵帝时期，为对抗宦官擅权乱政，谣谚与“称号”被士人群体“用作舆论宣传的工具”，[5]这尤其体现在第一次党锢之祸发生之后，《后汉书·党锢列传》载及当时的情形为：“自是正直废放。邪枉炽结，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顾，次曰‘八及，次曰‘八厨，犹古之‘八元、‘八凯也。”[4]（2187）由这段材料可以看出，“三君”“八俊”等称号借鉴了历史典故，即前引《左传·文公十八年》载录的高阳氏才子八人（八恺）和高辛氏才子八人（八元）。[6]（1861）其实，与“八元”“八凯”类似的数字式称号在东汉之前也有存在，如西汉初年有“商山四皓”，王莽时有“九虎将军”。而到了东汉，尤其是东汉中后期，这种数字式的人物称号在士人间的流传更为频繁。举例来看，如汉顺帝时期，周举等八人巡行地方，对各地贪猾的豪强进行弹劾，推举清廉正直的士大夫，八人也因此得到朝廷的擢升，故天下人对他们称号为“八俊”（《后汉书·周举传》）。汉安帝时期，荀淑的八個儿子并有声名，时人谓之“八龙”（《后汉书·荀淑传》）。这种数字式称号标榜的方式，无疑能把某方面特征相似的士人凝聚到一起，在士人内部增强认同感与自豪感，于士人之外又易于被常人记诵、传扬，不失为显声扬名的良方。

除以上所述外，在东汉还能找到很多数字式称号的例子，如汉明帝时有“二稺”（《后汉书·儒林传》），桓、灵之世又有“贾氏三虎”（《后汉书·党锢列传》）、“平舆二龙”（《后汉书·许劭传》）、“凉州三明”（《后汉书·段颎传》），东汉末年又有“陈氏三君”（《后汉书·陈寔传》）以及我们熟知的“建安七子”等。由此可见，数字式称号在东汉使用非常广泛，像是士人间的一种文字游戏，它往往能给人以极强的心理感应，从而形成一定的传播效应。

三、东汉人物“称号”的特点

对人物加号称谓的现象在东汉依然频见，除在称号来源上继续保持着赐号、自号、他人加号的形式外，相对于前代称号多发生在王侯将相身上来说，东汉人物称号则表现出普遍化、平民化的倾向。

从普遍性上来说，不论身份地位高低，上自帝王，下至普通士人皆有“称号”加身。如两汉之交各支起义军中“铜马军”最为强大，刘秀将降服的铜马部众分配给诸将统帅，共有数十万人之多，所以关西地区称号刘秀为“铜马帝”。刘秀即位天子后，常特诏御史中丞、司隶校尉、尚书令会同并专席而坐，京师民众对他们称号为“三独坐”。又如光武帝时期名臣董宣不惧权贵、抨击豪强，京师民众号其为“卧虎”。汉章帝巡视地方路过任城时，特意看望了原尚书郑均（此时已辞官归乡）并敕赐尚书禄以终其身，所以时人号郑均为“白衣尚书”。这是民众自下而上对身份地位较高者的称号，与统治者自上而下的封号或赐号有别。另外，在东汉身份地位相对较低的士人同样被予以加号称道，如任延求学于长安时，显名太学，“学中号为‘任圣童”（《后汉书·循吏传》）;马严、马敦兄弟在钜下生活时，三辅地区的民众对他们的义行称赞有加，并对二人称号为“钜下二卿”;汝阴令宋登为政清明，当地民众号称他为“神父”;荀靖因才华高而显名，被称号为“玄行先生”。

从平民化上来看，普通士人和平民百姓也加入到了称号的创作与传播中来。《后汉书·张霸传》载：“（张霸）年数岁而知孝让，虽出入饮食，自然合礼，乡人号为‘张曾子。”《后汉书志·五行志》载：“桓帝时，梁冀秉政，兄弟贵盛自恣，好驱驰过度，至于归家，犹驰驱入门，百姓号之曰‘梁氏灭门驱驰。”[4]（3269）从“乡人号”“百姓号”之类的称谓上可以看出，这种称号都流传于普通士人或平民百姓间。另外，据《后汉书·皇甫嵩传》载，黄巾军起义之后，又有多数小股起义队伍“并起山谷间，不可胜数。其大声者称雷公，骑白马者为张白骑，轻便者言飞燕，多髭者号于氐根，大眼者为大目，如此称号，各有所因。”[4]（2311）这里的“雷公”“飞燕”“氐根”“大目”之类，是根据人的形体音貌特征给予的俗称，当然也是一种称号行为，只是它们创作、传播于下层百姓之中，稍显俗气。

综上可见，称号风尚发展到东汉，已完全成为一种大众化的社会文化，几乎遍及社会上下。“称号”与谣谚、题目文化一样“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凝练性”，[7]其在周汉时期的发展与应用，完全可视作语言艺术，既可用来形容人物，亦可用来形容人物之外的其他各类事物。对于人物而言，一旦被冠以稱号（集体或个人），则会迅速引起他人的注意，可谓一种扬名之举，所以历史上的人物称号现象绵延不断。

注释：

[1]（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3.

[2]孙立涛.汉代儒学教育模式与儒生成长之特点[J].孔子研究，2017（1）.

[3]孙立涛.殷商始祖神话在周汉时期的流传与改造[J].殷都学刊，2020（4）.

[4]（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5]孙立涛.乡人谣反映汉桓帝即位前后党争[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02-18（005）.

[6]（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0.

[7]孙立涛. 魏晋“题目”与官员选拔制度关系再议[J].文学遗产，2018（6）.

参考文献：

[1]（晋）袁宏撰，周天游校注.后汉纪校注[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2]（东汉）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

[3]孙立涛.东汉末年“二郡谣”述论[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01-11（005）.

[4]（东汉）王符著，汪继培笺.潜夫论笺[M].北京：中华书局，1979.

[5]吕宗力.略论民间歌谣在汉代的政治作用及相关迷思[J].社会科学战线，2008，（09）.

[6]臧知非.汉儒价值观念变迁的几个问题——答陈启云先生[J].史学集刊，2007，（01）.

[7]孙立涛.关于汉末“清议”褒贬不一问题辨析——兼及汉末士人儒家传统精神的阐释[J].殷都学刊，2019（3）.

[8]（清）阮元.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