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庚宏，施本植

（云南大学 经济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

一、引言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农业劳动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和城镇化的不断推进使得束缚在农业的富余劳动力逐步被解放出来，形成了大量的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劳动群体，[1](p139-191)即农业剩余劳动力。与此同时，随着制度障碍的破除和新兴行业的涌现，农业剩余劳动力追寻着非农就业机会的市场信号，促使农村和城镇之间产生了双向作用的“推力”和“拉力”，不断“推拉”着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镇流动、向非农产业转移。[2](p2-11)进入21 世纪，随着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的转变，依靠低人力成本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3](p111-117)尤其是电信技术与互联网技术突飞猛进，使得劳动的贫瘠、贫乏和不稳定性日益加深。[4](p74-82)一方面，城市面临着招工难的“民工荒”问题；另一方面，仍有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聚集在农村。党的十九大以来，“乡村振兴”战略不仅提出了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目标，更是提出了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的长远规划，这为解决农业劳动力剩余问题提供了有利的政策契机。当前，将农业转移人口纳入规划性变迁之中，[5](p53-62)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合理流向的重要途径。这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科学测度当前我国农业劳动力剩余状况，深入分析影响农业劳动力剩余的因素。这对于合理解决农业劳动力剩余问题和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当前，部分学者已运用不同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不同时期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进行了估算，并且对影响农业劳动力剩余的因素进行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