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胜 张春梅

抗战结束后，处理汉奸成为至关重要而又颇为复杂的问题。言其重要，是因为它关涉战后国民政府的秩序重建，新旧秩序能否顺利交接，汉奸处理实乃关键所在。言其复杂，是因为它涉及方方面面，如何处理普遍存在于收复区的汉奸及其财产？在有关法律制定的过程中，民意、人情与法理之间如何取舍？因鼓励检举汉奸而导致的诬告之风应如何遏制？这些问题都需要国民政府审慎对待。以往学者或者通过接收与肃奸的内在逻辑探讨国民政府合法性削弱的根源，①或者对国民政府惩治汉奸政策的历史演变进行学理性分析，②或者通过个案研究详述国民政府惩奸过程及其失策之处。③那么国民政府处理汉奸失策的根源在哪里？在制度设计与践行的过程中存在哪些漏洞？对国民政府秩序重建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试对这些问题进一步分析、厘清。

一、战后国民政府惩治汉奸陷入两难困境

众所周知，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与伪国民政府在性质上虽然不同，但两者同根同源的历史却难以否认。前者坚持抗战，后者屈膝投降，皆因对抗战前途认知不同，导致国民政府的大分裂。但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又使两个政府难以做到泾渭分明，如周佛海既是汪伪集团的得力干将，又曾担任过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还是CC 系的旧人。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造成国民政府与部分伪政府要员“合作”的客观现实。

在抗战期间，国民政府采取利诱、威压两手政策对汉奸进行拉拢、策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