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春济，杜 威，高 静

(1.上海师范大学 商学院，上海 200234；2.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会展与旅游学院，上海 201620)

一、 引言

2013年11月，国家主席习近平于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理念。此后，习主席站在治国理政的高度就精准扶贫发表了系列讲话，中共中央、国务院则相继发布了系列脱贫攻坚文件。在这种背景下，精准扶贫逐渐成为我国实现全面脱贫、全面进入小康社会的基本方略。面对密集推出的精准扶贫政策，作为国家经济中坚力量的企业迅速做出了响应。一个突出表现是，2013年以来企业用于扶贫捐赠的资金出现了明显增长，特别是扶贫攻坚进入“冲刺期”以后，企业用于扶贫捐赠的资金甚至还呈现出了超越企业慈善捐赠的重点——社会发展类捐赠(1)在本文中，将企业用于教育、环保、医疗、文化和体育健康目的的慈善捐赠，统称为社会发展类捐赠。的趋势。

已有研究显示，我国企业实施的慈善捐赠活动具有典型的工具性特征，特别是在宏观税负压力较大的情况下，通过捐赠实现避税往往是企业积极参与该类活动的主要目的[1]。在工具性逻辑下，面对扶贫捐赠的异军突起，本文关心的几个问题是:扶贫捐赠是否也是企业获得避税收益的载体？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在脱贫治理属地化特征明显的情况下，企业扶贫捐赠的避税效应又具有怎样的独特性？其内在机制是什么？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拟沿着“企业慈善捐赠动机——扶贫捐赠中政企双方的互动——政策响应的税收回报”逻辑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