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雪松

1920年1月，孙中山在致海外同志的信函中，高度肯定了刚刚过去的五四运动，并断言其背后的推动力来自出版业：“推其原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①十年后，商务印书馆的编辑李泽彰这样强调新文化运动给出版业内部带来的冲击：“到了这个时候，风气一变，莫不以发行新文化书籍为急务。”②1947年，沈从文则勾连起“新书”与“出版业”，认为二者共同推动了行业分野：“随同五四运动的发展，为推行出版物，中国产生了个新书业。”③

“新书业”作为一个描述性与规范性兼具的概念，既指由“五四”启蒙知识分子掌舵，以新文化、新文学、新思想书籍为主营业务的出版社，又引申为此类出版社所构成的行业。正如上海新书业公会在成立宣言中所说，“自五四运动以来，我国文化骤更一新面目”，其参与人员系“多数著作家，感于时代之需求，往往投身出版界，努力于出版事业之经营”④。在彼时读者眼中，“新书业”“营业的目标都很集中，既不印行中小学教科书，也不出版大部头的国故书，所以他们全副的力量都可以从印行新书上完全表现”⑤。如果将考察的时段向后延展，“新书业”作为1949年后私营出版业改造的主要对象，它与社会主义出版体制之间的内在关联亦会浮现。

从1928年12月5日上海新书业公会宣告成立⑥，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在这近三十年的时间内，各类新书店层出不穷。在“新书业”中，既秉持启蒙理想，又赚取丰厚利润，最后更获得政治认可的开明书店，于中国现代出版史留下了深刻印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