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 榕 肖 晗 彭 穗

上世纪初，Emil Adolf von Behring凭借白喉的抗毒素获得了首届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Niels Ryberg Finsen凭借光线治疗狼疮获得了1903年诺贝尔奖，这是20世纪初医学研究的写照，某种新的临床技术或发现能较快推动临床医疗的进步。随着科学发展，科学家们开始不满足于传统的“discovery”，基础医学开始快速发展并成为医学进步的心脏，医学由“discovery”向“design”转变［1］。1970s开始飞速进步的基础医学累积了大量研究成果，但随之带来了新的问题。医学科学复杂性的增加使得成果向临床转化变得日益困难。Am J Med 2003年总结了1979—1983年间，6家顶级基础医学杂志上发表的101篇最具临床转化前景的基础医学成果，20年间仅5篇被批准应用于临床实践，3/4的基础研究甚至没有进入临床前研究［2］。上世纪末美国医学界已经意识到，临床研究已成为生物医学发展的“科学瓶颈”。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于2006年成立了临床和转化科学专项基金，开启了加强临床研究，加速基础医学成果向临床实践的转化的过程［3］。英国在2006年卫生部文件中提出要解决医学研究的临床应用所面临的问题，并在2007年成立了大型生物医学研究中心，计划5年内提供4.5亿英镑供转化医学方面研究［4-5］。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中国，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国家的研究与试验发展（Research and Development，R&D）投入大幅增加，自2009年起已位居世界第二位［6］，但据统计，大约每20项科技成果才能获得一项发明专利付诸应用［7］。2013年Lancet一项报道称，我国临床研究现况堪忧，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研究未能以临床为导向，未能转化为成果改变临床实践，并提倡中国对医学研究的引导进行相应改革［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