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笑寒 李剑

摘要：是枝裕和是20世纪90年代日本涌现出来的独立电影的优秀代表，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涉及日本社会的家庭伦理问题，充满社会关怀和人文主义色彩。电影《如父如子》是是枝裕和聚焦日本边缘家庭关系的一部代表作品。是枝裕和结合日本的物质水平包括历史环境和社会生活，精神文明水平包括文化观念和思想形态，通过自己独特的镜头语言传达出作者对边缘家庭的情感关照，以偏纪实的叙事手法和美学风格传达导演对边缘家庭的伦理问题与情感维系的人文关怀，展现出边缘家庭伦理问题中人性的善待和接纳，从中折射出日本文化观念的大背景。

关键词：是枝裕和;边缘家庭;伦理问题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01-00-02

众所周知，是枝裕和的作品主题普遍聚焦“家庭”。他曾在与马克席林的对谈中表示，家庭伦理剧是他的起点。这部电影可以说是是枝裕和电影生涯的一个具有节点意义的作品，他从纪录片转向电影之后，最初导演的《幻之光》《下一站，天国》均带有浓厚的纪实色彩，其后的《无人知晓》《距离》暗含着冷峻的诘问，《花之舞者》《空气人偶》都带有一些浪漫主义的尝试，《步履不停》《奇迹》中的电影语言则逐渐淡化回归平和[1]。《如父如子》展现了他温暖平和但又客观理性的一面，他也凭借此作品入围第37届日本电影学院奖最佳导演奖，该电影也获得了第66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奖。

《如父如子》这部作品讲述的是男主人公野野宫良多事业有成，一家三口的生活幸福且快乐。然而有一天，医院来的一通电话告知良多可爱的儿子庆多竟然与自己没有任何血缘关系，而这一切都始自当年在医院再婚护士的调换。这使良多陷入了痛苦的抉择困境。同样痛苦的还有斋木夫妇。两家性格迥异的孩子，被迫要在血亲问题上作出选择。而庆多的生父斋木雄大虽然没有优渥的物质条件，却能给予孩子更多的关怀和父爱。这使得无论从哪方面都自诩人生赢家的野野宫良多在这场亲情的较量中输得一塌糊涂。性格强硬的良多在面对血缘与情感的两难选择时，表现出了既软弱又冷酷的一面。

这部电影关注了日本社会中的边缘家庭。所谓边缘家庭，即社会中存在一些以家庭为单位共同生活的群体，但他们彼此之间没有血缘关系。这种边缘家庭常见于收养家庭、重组家庭。如该片中抱错孩子的野野宫良多一家，野野宫夫妇不是孩子的血亲，以及是枝裕和另一部作品《小偷家族》中的组合家庭[2]，几个亲人之间没有血缘关系，却以家庭的形式一起生活，均属于边缘家庭群体。是枝裕和敏锐地捕捉到在家庭形式之下人与人之间血缘连接与情感连接的矛盾与冲突。尽管作品更强调血缘并非情感的充分且必要条件，然而在电影中，透过矛盾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导演尽力客观呈现出普世价值观下人们在家庭伦理问题上对血缘关系的偏重。

《如父如子》中探讨的边缘家庭的伦理问题虽是个例，但其个性寓于共性中，在观众中能唤起集体情感共鸣。这种对作品的情感共鸣来自两方面：一是在作品外部，即作品之外的日本本国的历史环境与社会生活，以及日本的时代思想形态与文化观念;另一种是作品本身，即导演是枝裕和在电影中通过镜头语言传达情感关照，以及通过电影的叙事风格传达出来的人文关怀。以下将从这四个方面展开讨论。

1 历史环境与社会生活

是枝裕和的作品创作背景源于他成长的日本社会环境，他对家庭伦理的关注源自日本的历史环境。战后的日本经济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代，许多电影作品开始关注人的家庭生活本身，如小津安二郎，虽然是枝裕和被誉为“小津接班人”，但与小津安二郎不同的是，是枝裕和的作品是对泡沫经济时代之后的日本一些边缘家庭的问题和社会现象进行探讨。20世纪70年代，日本曾出现过多起婴儿错抱事件，是枝裕和受此启发，写下了这部以亲子题材为背景的剧情片《如父如子》，讲述的是因抱错孩子在两个家庭中引发的故事。此前他更多的作品则是讨论日本的人伦义理，是枝裕和曾在访谈中表示，他曾在很久之前就开始思考如何用电影将日本民主主义引向成熟。

另外，从社会生活层面来看这部作品。电影从细节处表现出对当时日本各阶层的物质生活状态以及精神生活状态的探讨。从野野宫良多的工作状态可以看出日本工薪阶层的生活方式，他们每天拼命工作，周末仍然把家庭生活抛在一边，去公司加班。然而，一部分人在追逐利益与工作晋升的过程中也开始意识到了家庭生活的重要性。野野宫良多的老板劝他多花时间陪陪家人，以及电影镜头下斋木雄大一家过着虽然贫穷但充满幸福快乐的生活，这一点无不体现出那个时代的日本，经济经历腾飞之后开始迅速衰退。社会环境的变化也开始影响民众的精神世界，最首要的是人们开始反思自己匮乏的家庭时光，孩子们想去野营、放风筝的情节于台词出现数次，也能够体现出他们精神上对自然的亲近与向往。除了展现日本工薪族的状态外，电影也刻画出贫富阶层之间的对立。家庭条件富裕的良多一家对庆多从小就实行精英化教育，电影一开始就是庆多小学面试的场景，大家西装革履，正襟危坐，庆多用在小学入学面试培训班学到的方法编造了一个和父亲一起出去野营的谎言，以求得面试顺利通过。这体现了日本青少年精英教育竞争的激烈。野野宫良多也在影片前半部分数次嘲笑斋木夫妇的工作是不务正业，赚不着钱，车子也破旧不堪。和斋木夫妇一家吃饭时，良多十分反感斋木一家咬吸管等不讲礼仪的举动。甚至为了炫耀自家条件的优渥，让斋木雄大坐很久的地铁到自己家里参观。当无法在生子与养子之间取舍时，居高临下地向斋木雄大提出用金钱换来两个孩子同时抚养的过分要求。这些都反映出两个阶级的对立，更多的是富者自居高位对贫者的俯视与偏见。

2 思想形态与文化观念

就家庭伦理观而言，这部电影从三个方面反映出日本当时的思想形态。首先，作品反思了传统观念上的“父权”与“父性”的关系。就日本的传统观点来看，父亲在家里是作为权威存在的。比如电影中父亲良多要第一个去泡澡，儿子在父亲回来之前不许动筷子。良多的父親与母亲离异后再婚，尽管继母善良宽容，但有着陈旧价值观的父子依然不给继母称呼。当得知良多与庆多并没有血缘关系时，良多的父亲也很严肃地向良多强调血缘的重要性，而继母则劝良多“养恩”多过“生恩”，妻子绿和斋木夫妇一家对此事的态度也均未把血缘凌驾于情感之上，这些都反映了当时日本已不再是父亲作为家庭支柱的时代，父权中心的价值观已成为过去式。再来看影片所探讨的“父性”的话题，影片中的良多认为优秀的父亲理应有优秀的儿子，但当他发现庆多钢琴谈不好时，便将一切归咎于血缘。在双方家庭都在纠结要不要换孩子时，良多以物质条件宽裕为由试图将两个孩子都据为己有，却吝啬花时间陪伴孩子，从这些方面来看，良多在影片中是一个几乎没有“父性”的人。而同样为父的斋木雄大，日常生活中是个外貌邋遢、举止不文雅、爱占小便宜的人，但他却拒绝了良多的金钱交易，在日常生活中愿意花时间陪伴孩子成长。对比良多的种种表现，同样为父的雄大更具“父性”。

此外，在文化层面，电影也反映了一些关于现代家庭中的婚姻类话题。比如夫妻关系、再婚现象与再婚家庭的继父母与子女的相处这样一些侧面话题。在对夫妻婚姻关系的探讨中，电影通过绿与良多的夫妻关系，反映出日本男权社会的牢固根基。妻子绿是一个传统的家庭主妇，她没有可以聊天的朋友，所有的生活围绕着丈夫与孩子。她总是克制自己的情绪和想法，顺从丈夫的决定。绿生长在农村，即便是和良多结婚6年之久，她与母亲却仍觉得是高攀了良多，甚至当绿的母亲在与良多对话时也对良多卑微顺从。

3 镜头语言传达情感关照

从镜头语言上看，本片的电影语言是温柔克制的。是枝裕和的镜头语言总给予人物情绪足够的空间，即使在母亲绿与父亲良多吵架这段本片最为激烈的冲突中，镜头也是带有一定距离感的，几乎没有任何夸张情绪的特写。是枝裕和擅长使用大量的长镜头和固定镜头，这使观众的情感能够得到充分释放，对于处理一些较为敏感细腻的情绪表达，镜头视角的这种距离感虽然固定不变，但会在无形之中拉近观众与角色的距离感，使镜头中角色的性格特征更为立体，如在母亲绿与儿子庆多相处时，镜头总是格外包容而有耐心，仔细地记录着庆多身上乖巧的一面。而當父亲良多出现的时候，庆多弹钢琴的形象则是模糊处理，而且并没有给出具体的形象，而是置于画面边缘，以此来表现良多对庆多的忽视。在刻画两家父母的时候，镜头也总是刻意压低，以小孩子的视角仰视父母的形象。

这部电影的很多细节来源于导演是枝裕和的真实体验。关于这部电影，他曾说，“总而言之我想试着尽我所能地发挥，类似这种家庭里父亲的角色我还没有创作过，所以应该会很有趣。当时自己有个三岁的孩子，试着进行了一些父亲与孩子之间的对话。并没有多少时间能在一起的父亲与孩子，究竟应该怎样去维系，每天都为此烦恼”[3]。是枝裕和也曾在受访时表示，自己并没有在父亲的陪伴下成长，身边也并没有具有父权的男性，因此影片中福山雅治饰演的父亲角色经历了一段从性格专制严厉、淡漠亲情到珍惜亲情、珍惜家庭的转变，这也是是枝裕和使角色朝着自己所理解的方向靠拢，对作品整体进行把控。

4 纪实性叙事风格传达人文关怀

从作品的叙事手法可以看出，是枝裕和的电影语言深受侯孝贤电影的影响，表现出一种具有现实主义风格的纪实性叙事美学。侯孝贤是一位擅长运用长镜头保证时空完整性与连续性的导演，电影热衷于以一种极为安静、舒缓的节奏完成叙事[4]。其电影《刺客聂隐娘》中嘉信公主和聂隐娘在漫天白雾中结束对话，以及在电影结尾，聂隐娘和磨镜少年在极富古韵的美景中骑马远去，意味着聂隐娘摆脱了自己的刺客身份，获得了身心自由的真正幸福。这些镜头均展现了长镜头所蕴含的诗性美学[5]。在《如父如子》中，同样可以看到这些纯粹诗意的影像表达。比如在最后一次两家野营中，良多与庆多进行最后的“父子”诀别，电影将这对父子置于一段流动的小河边，河中间是一块巨石，此时故事的情节是两家人正在聚会，但画面除了演员台词以及水流声以外，再无其他声音。河水淙淙，时间流逝，对于这对父子来说，6年的陪伴相处都在彼此心中树立了一处不可回避的沉重，展现出大和民族极尽“物哀”之美[6]。这段长镜头始终没有拍儿子庆多的脸部表情，画面中只有庆多认真注视父亲诀别时瘦弱的背影，情景交融，令人尤为心疼。

电影在叙事上有多处蒙太奇对比。在表现主角良多由无“父性”向有“父性”的变化中，电影用服装加以区别，在良多穿着深色西装和深色外套的几处情节里，他的形象是没有父性的，他责怪庆多晚上没有练钢琴，责怪妻子疏忽抱错孩子，当他看到斋木一家其乐融融却不愿承认自己在父亲这个身份中严重缺位时，他只能通过不断嘲笑斋木雄大的家境和工作来找补自己的软弱与不负责任。而当他穿着开始变得越来越生活化时，良多父亲的角色厚度也在加深。电影最后一段被设计在一处两条最终交汇的林荫路上，父亲一边追逐庆多，一边误入与庆多不同的小路，这一点其实致敬了《偷自行车的人》。在电影的最后，父子两条道路的最终交汇寓意着父子之间的和解，血缘与感情的交汇、家庭的复合。

5 结语

是枝裕和用他极尽细腻克制的表达方式，诗意地表现出蕴藏在平民文化中每一个家庭单位中的脉脉温情。这部电影所展现的各色人物的生活状态也真实地投映出整个日本社会的生活百态。透过是枝裕和的家庭题材电影，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边缘社会家庭伦理问题的情感关照与人文关怀。舒缓流畅的故事、日常琐事的静谧影像、自然流露的深沉感情无不使他的作品看似平凡却处处皆风景，既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又有独特的美学价值。

参考文献：

[1] 杨清玉.论日本导演是枝裕和的生活电影[J].电影文学，2017（13）：93-95.

[2] 暴凤明.《小偷家族》的家庭自我认同意识重构[J].电影文学，2019（23）：134-136.

[3] 马克·席林.是枝裕和访谈[J].博源，译.世界电影，2012（1）：153-159.

[4] 王永收.本土经验与静观美学：侯孝贤电影诗学论略[J].创作与评论，2015（18）：99-103.

[5] 马莹.《刺客聂隐娘》的意境美学[J].电影文学，2018（16）：76-78.

[6] 李丙垚.基于日本文学中的物哀美学思想研究[J].中外交流，2019（06）：52-53.

作者简介：陈笑寒（1995—），女，江苏徐州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数字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