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振坤 ，吴华勇，刘峰*，张甘霖 ，李德成，郑光辉，曾荣

1.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土壤与农业持续发展国家重点实验室，江苏 南京 210008；2.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4；3.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4.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流域地理学重点实验室，江苏 南京 210008

焦化是对生态环境影响最大的产业之一，它是指以煤炭为主在能源结构中进行清洁能源转换的流程工业，作为中国冶金、化工的支柱产业之一，在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

中国是全世界煤炭资源储量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已查明的储量为1.67×1014t。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焦化行业发展飞速。根据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炼焦行业协会统计，2019年中国焦炭产量达4.71×109t，占世界焦炭总产量的68%，多年居全球首位（本刊，2020）。在区域分布上，中国焦炭产量分布呈现出北多南少，西多东少的特征。2018年华北地区焦炭产量占比最大，为40.85%；其次是华东地区，占比19.04%；第三是西北地区，占比16.29%（陈子萍，2019）。山西省、河北省产能超过1×109t，山东省、陕西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产能超过5×108t（中国炼焦行业协会，2018）。

在国家尺度上研究焦化场地的时空变化与形成机制，对于中国现阶段开展土壤、水、大气环境的空间治理和国家生态环境建设的宏观战略决策具有重要意义（于晓曼等，2015；彭逸喆等，2020；王秦等，2020；陶诗阳，2016），同时对焦化及相关产业制定未来发展规划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目前已成为生态环境与资源领域一个重要的研究问题。国内外学者对于焦化行业和场地的研究，当前主要集中在以下3个方面。一是焦化工业的行业发展与对策。丁明洁等（2013）、李超等（2018）、郑文华（2004）等探讨了中国焦化工业的发展近况，并针对存在的主要问题，结合未来发展提出了应对政策。赵小英（2006）从国际炼焦技术与国家焦炭产业政策的角度，论述了山西省焦化工业未来的发展策略及技术路线。二是环境污染治理。赵春丽等（2019）对焦炉烟囱废气SO2、NOx污染控制技术进行了研究，梳理了国内在源头控制、过程控制和末端治理方面采取的污染治理技术。Rachawl et al.（2015）应用地球化学法和矿物学方法对波兰南部靠近焦炭工业地区的森林表层土壤进行了定性和定量评估。三是单个焦化场地的污染物浓度时空特征。刘庚等（2012；2013）研究了某大型焦化企业污染场地内多环芳烃污染的空间分布，分析了污染物空间范围预测的不确定性。

然而，在国家尺度或长时间跨度上对焦化场地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演变过程的研究鲜见报道，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生态环境建设的宏观决策以及对土壤、水和大气环境空间治理的有效开展。为此，本文以中国具有较大潜在污染的焦化场地为研究对象，利用多种地理信息空间分析方法，在国家尺度上研究焦化场地近 20年来的时空演变过程特征，探讨其与自然地理因素和社会经济政策等因素的关系，以期为中国现阶段环境空间治理、国家生态环境建设的宏观战略决策以及焦化及相关行业的宏观调控和发展规划提供支撑。

1 材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2000—2020年全国焦化场地信息（包括名称、位置、运营时间等）来源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index.htm）、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子基金旗下官方备案企业征信机构天眼查（https://www.tianyancha.com/）等企业信息共享平台网站以及中国知网（https://www.cnki.net/）2000—2018年相关文献（例如，张尚宣等，2017；张俊叶等，2017），收集 1000余个以炼焦为主且工艺陈旧的主要因搬迁产生的焦化场地，这些场地都存在较大的潜在污染，共计样本数量1045个。焦化场地位置的地理坐标数据是利用中国高分一号遥感影像、Google Earth高分遥感影像和百度地图等按场地范围中心处拾取。地形数据使用SRTM（Shuttle Radar Topography Mission）DEM（Digital Elevation Model）数字高程模型数据，空间分辨率250 m，来源于数据共享网站（Consortium for Spatial Information，https://srtm.csi.cgiar.org/srtmdata/）；地形坡度是在 ArcGIS软件中利用坡度分析工具基于DEM采用文献David（1999）的坡度算法计算；全国地级市行政区和铁路与公路矢量数据来源于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http://www.resdc.cn/）。在ArcGIS软件中，利用投影工具将所有地理数据统一转换为WGS1984/Albers投影坐标系统。另外，焦化行业国家政策信息主要来源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官网（https://www.ndrc.gov.cn/）和北极星环保网（http://huanbao.bjx.com.cn/）。

1.2 研究方法

首先，以中国地级市区行政单元为基本分析单元，按场地运营时间分别提取全国所有分析单元在2000、2005、2010、2015和2020年5个年份的焦化场地数量，并统计计算了5个年份每个分析单元内焦化场地的数量及变化。然后，基于各年份焦化场地样本点，采用 ArcGIS软件空间统计分析工具中的标准差椭圆法（Lefever，1926；Furfey，1927）、最邻近分析法（Clark et al.，1954）和核密度函数（Silverman，1998）3种方法，定量分析了焦化场地的时空演变特征，然后对其与资源禀赋、地形地貌、交通条件、公众环保意识和国家行业政策等因素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1）标准差椭圆法

采用标准差椭圆法可以研究焦化场地在空间上的总体分布情况，计算公式为如下：

式中，x和y表示焦化场地i的坐标；表示焦化场地标准差椭圆的重心（平均中心）坐标；n表示焦化场地的数量。

分别计算2000、2005、2010、2015和2020年5个年份的标准差椭圆转角θ、最大标准差距离x（椭圆长轴）、最小距离y（椭圆短轴）等参数，定量描述中国焦化场地的空间分布特征，揭示其空间扩散方向以及离散程度。其中椭圆转角是指从正北方向开始按顺时针进行测量的长轴夹角；椭圆长半轴表示焦化场地在空间分布上的总体扩散方向；椭圆短轴的长度代表焦化场地的集聚程度，短轴越短，表示焦化场地越集聚。

（2）最邻近分析法

最邻近分析法是一种空间计量统计法，用来判断区域内地理要素的空间集聚形态，其表达公式为：

式中，为最邻近距离指数；n为样本点的数量；A为区域总面积。

对各年份进行最邻近分析计算得到最邻近距离指数、标准差Z值和P值等参数，分析焦化场地样本的集聚程度。其中反映了焦化场地的集聚形态，＜1为集聚型分布，=1为随机型分布，＞1为均匀型分布。标准差Z值用来指示焦化场地的离散程度，P值代表显著程度，标准差Z的临界值（双侧检验）1.65、1.96、2.58分别对应P值的 0.1、0.05、0.01。P＞0.1时显著性较差，说明焦化场地为随机分布；0.05＜P＜0.1时显著性一般；0.01＜P＜0.05时显著性较强；P＜0.01时极为显著。

（3）核密度函数

核密度函数是利用平滑的曲线模拟焦化场地样本点，形成模拟的概率分布曲线，它可根据单位网格内样本点的密度估计网格周围焦化场地分布密度并形成空间连续的光滑表面。核密度函数算法公式为：

式中，η(m)表示焦化场地的核密度估计；r为核密度函数的搜索半径，即带宽；n为在带宽范围内的焦化场地数量；dis是焦化场地点i与m之间的距离；θ表示dis的权重。

带宽是核密度估算的经验参数，本文分别选取了 100、150、200、250、300、350、400和 450 km的带宽进行试验，对结果得到的核密度分布图检查发现，当带宽小于300 km时，不能有效捕捉到中国部分地区如西北地区焦化场地的空间变异；大于300 km时，则因带宽过大也不能有效捕捉到中国一些地区焦化场地的空间变异，结果过于粗略；而300 km左右带宽则最能体现中国焦化场地的时空变异特征，所以将该带宽值作为计算搜索带宽。核密度值越大则集聚范围越大，生成相关年份的核密度分布图，利用核密度函数来探索中国焦化场地的分布状态。

（4）多因素时空关联分析方法

为甄别焦化场地与其驱动因素之间的关系，在对焦化场地时空演变驱动因素已有认识的基础上，一方面采用空间叠加分析和统计分析方法对焦化场地空间分布与煤矿资源、交通条件和地形地貌等的空间分布进行关系分析，另一方面采用时间变化一致性分析方法对焦化场地的时间演化特征与交通条件、社会经济与政策和公众环保意识等的时间演变特征进行关系分析。

2 结果与讨论

2.1 中国焦化场地时空分布特征

2.1.1 数量分布特征

2000、2005、2010 、2015和2020年5个年份中国焦化场地的数量统计描述和时空分布如表1和图1所示。从焦化场地数量来看，2000年最少，2005年剧增，增幅达227%，2010年略增，增幅仅有2005年增幅的1/10，2015年达到最多，2020年开始有所下降。这说明，2000—2020年间中国焦化场地数量呈先快速增加后缓慢增加再缓慢减少的变化趋势，2005年左右是重要时间拐点。这种数量变化趋势也清晰地反映在这一时期焦化场地空间分布的变化中（图1）。另外，由图1也可以看出，尽管在时间上不断变化，但基本空间格局大体比较一致，焦化场地主要分布在中国华北、西南和西北地区，东南地区分布较少。

表1 2000—2020年中国焦化场地的数量变化特征Table 1 Changes in the number of coking sites during the period 2000-2020

图1 中国焦化场地数量的时空分布Fig. 1 Spatio-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the quantity of coking sites

2.1.2 分布方向性差异和发展趋势

标准差椭圆用于定量刻画焦化场地空间分布的方向和形态特征（Furfey，1927）。图2显示了5个年份中国焦化场地标准差椭圆的位置、方向和形态。近20年来，焦化场地的空间集聚重心总体上呈现不断向西北方向移动的趋势，但主要在111°27′—114°09′E 和 34°29′—35°26′N 范围内变动（表2），该范围偏离中国大陆的几何中心（103°40′E，36°03′N），说明中国焦化场地不是均衡化的发展。标准差椭圆的覆盖范围在 2000—2010年间呈现不断扩大的离散特征，2010—2020年间呈现缩小的趋势，表明 2000—2010年间椭圆外部的焦化场地不断增加，2010—2020年间分布在椭圆外部的焦化场地减少。

图2 2000—2020年中国焦化场地分布的标准差椭圆的位置和形态Fig. 2 Locations and shapes of 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s of the coking sites distribution during the period 2000-2020

表2 2000—2020年焦化场地分布的标准差椭圆参数Table 2 Parameters of 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s for the distributions of coking sites during the period 2000-2020

2000年椭圆扁率最大，说明该年份焦化场地的分布方向趋势最明显；2015年椭圆短轴最长，面积最大，说明该年份焦化场地分布最广，随机性最强；在转角和长轴方向上，2020年转角比2000年增加了17.88°，呈现从西南—东北走向往西—东走向变化的趋势，即向西—东走向的集聚效应日益增强；分布重心具有向北偏西方向位移的趋势，移动距离介于28.13—149.18 km之间（表2）。

2.1.3 时空分布形态和集聚特征

表3列出了不同年份全国焦化场地的平均最邻近距离计算结果。5个年份的平均最邻近指数均小于1，|Z|均大于2.58，且P值均小于0.01，表明近 20年中国焦化场地分布模式总体上均呈显著性的集聚分布。

图3展示了中国焦化场地核密度的时空分布，直观地刻画了焦化场地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和分布形态及其变化。图中不同的颜色代表了不同的核密度值，不同的形状代表集聚区的大小，颜色越深则集聚程度越高，颜色越浅集聚程度越低。根据核密度数值分布，将其划分为低集聚（＜0.42×10-4/km2）、中集聚（0.42×10-4—4.86×10-4/km2）、高集聚（＞4.86×10-4/km2）。

图3 中国焦化场地的核密度时空分布Fig. 3 Spatio-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nuclear density of coking sites

表3 2000—2020年中国焦化场地的最邻近距离分析结果Table 3 Results of nearest proximity distance analysis on the coking sites during the period 2000-2020

2000年，中国焦化场地的中集聚区出现在华北、东北黑龙江、东南和云贵地区，这些地区几乎无高集聚区，呈斑状分散分布（图3a）。到了2005年，整个华北地区、东北黑龙江和西南云贵地区形成了高集聚区，华南中部、西北新疆和东北辽宁等地为中集聚区，西北的甘肃等地为低集聚区，相比2000年集聚区数量和程度有了显著增加（图3b）。2010年，在华北地区、华南中部、东北的黑龙江和西南的云贵地区等地形成了高集聚区，西北新疆和东北部分地区等地形成了中集聚区；与 2005年相比，西北的甘肃形成了新的中集聚区，新疆的集聚程度又有了明显增加（图3c）。2015年，高、中集聚程度与 2010年相比无明显变化，华中的湖北省形成了新的中级集聚区，西北的甘肃由中集聚区降为低集聚区（图3d）。2020年，高和中集聚区也无明显变化，仅东北部分地区和华南中部由中集聚区降为低集聚区，西北青海形成低集聚区，集聚区在空间上渐次连接成片，说明焦化场地空间关联性也在加强（图3e）。

2.2 中国焦化场地时空演变的驱动因素分析

2.2.1 煤矿资源禀赋条件

焦化工业的主要原料是煤，为了减小运输成本，焦化场地的选址一般会考虑距离煤矿的远近和交通便利性。中国统计年鉴数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8）显示，全国煤炭消费总量2001—2013年间呈现先快速增长后缓慢增长的趋势，2014年后煤炭消费总量缓慢减少，这与焦化场地在近20年间先快速增加后缓慢增加再缓慢减少的趋势一致。截至2018年底，全国规模以上煤矿企业数量为4505家，内蒙古、山西、陕西、新疆、贵州、山东、河南、安徽8个省（自治区）亿吨级规模以上企业原煤产量3.12×1010t，占全国的88.1%，其中，晋陕蒙新四省（自治区）原煤量占全国的74.3%。在区域分布方面，煤炭生产重心继续向晋陕蒙新等资源禀赋好、竞争力强的地区集中。以山西为例，山西省煤炭资源丰富、资源储量大，其煤炭勘察开发区域主要集中在晋北、晋中和晋南地区（霍超，2020），受煤矿影响的焦化企业也主要分布在山西的中部和南部（易海杰等，2019）。作为全国煤化工大省的陕西，拥有着14个煤炭规划矿区，位居全国第四的煤炭储量，其煤炭资源主要分布在渭河以北，丰富的煤炭资源不断吸引焦化企业向渭河以北的石炭-二叠纪煤田铜川矿区、蒲白矿区、澄合矿区和韩城矿区演迁移（李聪聪等，2020）。中国煤炭资源分布总体上是西多东少、北多南少，华北地区比例最大，其次是西北地区，西南和华东地区的比例相差较小，中南地区的比例最小（王海宁，2018）。这种分布与本研究焦化场地集聚区域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焦化场地在华北地区、西北新疆和西南云贵等地区形成高中集聚区，东北部分地区和华南中部形成低集聚区的空间分布格局。

2.2.2 交通条件

焦化场地原料的输入和产品的输出需要便利的交通条件，对交通运输具有较强依赖性。以2020年中国焦化场地样本数据为例，分析交通对焦化场地分布的空间依赖关系（图4）。焦化行业对交通的依赖性使焦化场地表现出临近交通线布局指向，多数焦化场地主要分布在铁路干线附近，如南北向的京哈线、京广线、宝成-成昆线和焦柳线以及东西向的浙赣线、贵昆线、沪杭线等，少数依公路分布，如京津唐线、京石太线等。总体上看，西疏东密的交通运输格局表现出由点到面的网络化扩张趋势，不断吸引焦化场地沿交通线布局。另外，焦化工业的主要产品是焦炭，焦炭主要服务于钢铁冶炼工业，焦化场地选址与钢铁冶炼厂位置也有一定的依赖性。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20），中国粗钢产量在近20年持续增加，由 2001年 1.51×108t增加到 2020年1.06×109t，与焦化行业总体上上升的趋势有一定的一致性，钢铁产量的持续上升使其对焦化行业保持较强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强了两个行业之间的依赖关系。以山西省为例，作为全国第五大钢铁大省，其钢铁联合企业选址普遍分布在交通网更密集的晋中和晋南地区（杜国名，2017），与省内焦化企业分布特征相一致，这也说明了两个行业在发展演变上的依赖性。

图4 2020年焦化场地与主要交通线的空间关系Fig. 4 Spatial relationship of coking sites to major traffic routes in the year 2020

2.2.3 社会经济与政策

改革开放的 40年中，中国焦化行业与钢铁行业发展紧密相连，1993—2002年中国钢铁和焦炭产量均先后跨越 l×109t台阶。这一时期，中国加入WTO，扩大了机电产品等外贸出口，申办奥运成功等加快了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国内GDP由2000年1×1014元快速增长到2005年1.87×1014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8），使中国焦化场地在2000—2005年间快速大量增加。随后在2005—2015年间，中国粗钢、生铁产量先后跨越 5×109、6×109、7×109t台阶（中国炼焦行业协会，2018）。快速增长的社会经济与钢铁产量带动了国内焦化场地的数量增长。同时，根据当时中国焦化行业“多、小、散、乱”的问题，国家发展改革委于2004年发布了《焦化行业准入条件》，并于2008年和2014年进行修订，2007年国家颁布《节约能源法》，2011年修订《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等一系列环境治理的法规政策和相关标准的影响下，焦化场地在 2005—2015年间的增长速率有所放缓。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其中之一，于2015年起实施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及4个配套办法，执行新建企业污染物排放限值，通过“关、停、并、转”等分化调整，使 2015—2020年间煤焦钢市场供需状况趋于平衡，焦化场地数量在 2020年出现了负增长。

2.2.4 公众环保意识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脱贫温饱问题的解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公众越来越关注生活环境质量，对土壤、水和大气等环境保护的意识不断提高。焦化生产往往伴随工业污染，公众环保意识的不断增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焦化场地的分布发生变化。为减少碳排放，中国 1998年签署京都议定书（杨红强等，2005），2016年加入巴黎气候变化协议以期减缓全球变暖（巢清尘等，2016），提前两年实现2020年气候行动目标并力争2060年实现碳中和（新华社，2020）。这促进了焦化行业转型升级，可能是导致 2005年后焦化场地增长速率逐渐降低的原因之一。在公众环境诉求的驱使下，为了改善煤炭产业空间布局与城镇、乡村聚落，以及生态功能区的空间冲突，许多原来位于城区或近郊的焦化场地被要求向外搬迁或关闭，如 2018年京津冀及周边实施“以钢定焦”，计划 2020年底所有4.3 m的焦炉全部关停，选址必须在产业园区内或建设钢焦一体企业等（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2019）。在公众环保意识的推动下采取的这些举措与近几年焦化场地的数量变化有一定的一致性，如2015—2020年的焦化场地数量出现了负增长。

2.2.5 地形地貌条件

地形地貌对焦化场地的分布有重要影响。高程和坡度是两个重要的地形属性。不同的高程和坡度条件下，焦化场地的分布数量存在差异（表4）。各年份均有约75.3%的焦化场地在高程小于800 m的低海拔区分布，倾向于分布在坡度9°以下平原丘陵区的焦化场地数量高达88.3%，其中，坡度3°以下的区域是焦化场地的主要集中区，数量占比约为65.4%。中国地势西高东低，大致呈阶梯状分布，西部的多山地海拔高，运输条件较差成本高，而且远离煤炭和钢铁等相关产业主要分布区，而中东部有着宽广的平原和低缓的丘陵，场地限制少，运输成本低，往往是焦化场地选址的优先考虑。低海拔地区地势平坦，平缓的坡度便于工业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输。因此，中国地形地貌条件的空间差异，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焦化场地在低海拔的平川区集聚分布以及空间上北多南少、东多西少的特点。

表4 中国焦化场地在不同高程和坡度级别的分布数量Table 4 Number of coking sites distributed in different levels of elevation and slope gradient

综上所述，煤炭作为焦化行业的原料，由于其西多东少、北多南少的资源分布特点，以及中国地形地貌的空间差异对工业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输的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焦化场地的基本空间分布格局。在其时间演化上，2000—2005年，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内焦化行业投资不断升温，生产能力迅猛扩张，刺激了中国焦化场地数量的剧增，这一阶段主要驱动是社会经济因素。2005—2015年，随着“四纵四横”高速铁路网的兴建，交通运输格局表现出由点到面的网络化扩张趋势，铁路运营里程数由 2005年 7.54×104km增长到2015年1.21×105km（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8），奥运举办成功等进一步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焦化场地数量进一步增加，对交通的依赖性促使焦化场地沿交通网分布；同时，焦化污染问题日益突出，节能降耗和环境保护逐渐被高度重视，在国家宏观政策和行业标准的调控下焦化场地数量增长有所减缓，这一阶段主要驱动是交通条件、社会经济与政策。2015—2020年，政府在推进引导焦化行业转型升级的同时，加大环保宣传力度，公众环保意识显著提升，将环境和生态保护理念纳入区域发展规划和政策制定当中，焦化场地数量有所减缓，这一阶段发生演变的主要驱动是公众环保意识和政策。近 20年中国焦化场地的时空演变，不仅受到资源禀赋、地形地貌、交通依赖以及制度设计等因素的影响，也是国家经济发展方式战略不断转变的结果，即这种时空演变是自然地理条件、社会经济、国家行业政策和公众环保意识等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自然地理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焦化场地分布的基本空间格局，而社会经济、政策和公众环保意识则是主要推动了这种空间格局近20年的演变。

需要说明的是，限于当前数据资料的可获取性，本研究仅收集到了1000余个焦化场地样本，没有包括全国所有的焦化场地，但是三大资料来源是公开共享的，可查可靠的、有权威性的，基本涵盖了所有省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代表中国各地区焦化场地分布状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8；张尚宣等，2017；张俊叶等，2017）。首先，从全国看，据 2016—2020中国焦化行业投资分析及前景预测报告（中投顾问，2015）中提供的中国焦化企业分布图，中国焦化企业的分布特征总体上是北多南少，其中山西和河北数量最多，其次是河南、山东和辽宁，接着是内蒙古、云南和江苏，其余省份差异不大数量最少，这与本文中国焦化场地样本在各省区的空间分布情况比较吻合。其次，以山西省和陕西两省为例，在文献中两省内焦化企业的空间分布情况，也与本文在这两省的焦化场地样本分布情况进行了比较，发现在省内空间格局也比较吻合。如易海杰等（2019）、李聪聪等（2020）分别对山西省和陕西省内焦化企业空间分布的调查与本文该地区的焦化场地分布格局接近。因此，本文整理使用的样本数据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代表中国各地区焦化场地分布状况。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结果表明近 20年来中国焦化场地空间格局变化显著，在华北地区、西南云贵地区和西北新疆等形成高集聚区，分布走向有从西南—东北方向往西—东方向变化的趋势，分布重心有向西北方向移动的趋势，这表明在国家层面上应该及时开展实时的监测，密切关注其空间布局的动态变化，以及时制订和调整中国土壤、水和大气环境的空间治理、生态环境建设的宏观战略决策以及焦化行业的发展规划。

3 结论

（1）近20年来，中国焦化场地在数量特征上总体呈现先快速增加（2000—2005年）后缓慢增加（2005—2015年）再缓慢减少（2015—2020年）的演变趋势；在空间格局上，分布极不均衡，主要分布在华北、西南和西北地区，东南地区分布较少，呈现显著集聚性，集聚程度逐渐增强，形成了华北、西北新疆以及西南云贵等高集聚区，总体分布走向有从西南—东北方向往西—东方向变化的趋势，分布重心有向西北方向移动的趋势。

（2）中国焦化场地的时空演变特征，是煤炭资源禀赋、地形地貌等自然地理条件、交通条件、社会经济发展、国家及行业政策以及公众环保意识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自然地理条件塑造了中国焦化场地空间分布的基本格局，在此基础上，社会经济发展、国家与行业政策和公众环保意识等因素主要推动了空间格局随着时间的不断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