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6年李安宅在美国耶鲁大学学习期间，结识了耶鲁大学皮博蒂博物馆（Yale Peabody Museum）馆员奥斯古德（Cornelius Osgood）。两人商讨和制定了在李安宅的河北农村老家和奥斯古德在美国佛蒙特州家乡的乡村，采用“内部人”和“外部人”交叉的视角进行人类学研究的计划。1938年奥斯古德按约前往中国。由于其时正值日本侵略中国之际，原定河北的调查计划无法进行。于是两人在抗战后方——云南昆明的高峣村合作调查。25年后奥斯古德在美国出版了这次人类学调查的成果《Village Life in Old China： A Community Study of Kao Yao， Yunnan》。对于李安宅来说，高峣田野的经历以及他与奥斯古德共同制定的研究计划和思路，对其今后的学术之路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在其后的研究中将内外交叉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贯彻始终。

[关键词]奥斯古德;李安宅;高峣;内部人;外部人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21）11-0057-0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20世纪20-40年代人类学华西学派的学术体系研究”（17ZDA162）;202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汉藏茶叶贸易及其对西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作用研究”（21YJA85000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志扬，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中心研究员。广州 510275

2007年5月，我和同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工作的何国强老师来到云南昆明西山脚下的省委党校，给中山大学与云南省委党校联合招收的云南省在职硕士研究生集中授课，为期半个月。每天晚饭后，我和何老师都要外出散步。课程进行了一半时的一天晚饭后，我们照例外出散步，从省委党校所在地苏家村走到了相距不远的高峣村。何老师曾在高峣村做过调查，对这里的情况比较熟悉，也认识一些村里的村民。

高峣村位于滇池西北角，西面紧邻昆明著名的西山风景区。想来以前高峣应该是一个景色秀丽的村庄。不过我们2007年来到这里时，经历了城市化改造，高峣已经不复往日乡村的旧貌。一座高速公路高架桥沿着滇池岸边穿村而过，伸向远方，十分突兀，与周边景色极不协调。村里水泥楼房林立。由于规划得不好，显得凌乱无序。何老师带我来到一户人家，我在这里看到了几幅镶在镜框中的上世纪30年代高峣村的老照片。照片下面有文字介绍，看后我才知道其中一幅照片有李安宅和于式玉夫妇。这些照片的主人是碧鸡镇镇政府的一位干部，他妻子是高峣村村民。我们来到他家的时候，他正好在家。他向我们介绍了几幅照片中的人物，其中有些是他家已经故去的亲人。

图1 李安宅（左三）、于式玉（左二）在高峣

从这家出来后，何老师告诉我，耶鲁大学的人类学教授奥斯古德和李安宅抗战期间曾经来这里做过为期五周（1938年7月11日-8月14）的人类学田野调查，他现在在高峣村的研究属于对奥斯古德调查的追踪研究。他计划把现在的高峣和抗战时期的高峣做一个对比，以说明高峣从上世纪30年代末至今的社会文化变迁过程。①他还告诉我，他翻译的奥斯古德的调查报告——《旧中国的农村生活：对云南高峣的社区研究》（《Village Life in Old China： A Community Study of Kao Yao， Yunnan》）②即将由香港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出版。刚才我们看到的那几幅老照片就是来自这本书，是奥斯古德当年拍摄的。

图2 奥斯古德旅行线路

图3 高峣村鸟瞰

图4 高峣村的渔民和舢板

可能由于从事藏学研究的缘故，我对照片上李安宅先生的印象十分深刻，虽然当时没有深究他来高峣做了什么调查，但是这张照片一直深深印刻在我的脑海里。2020年10月初，我接到 “纪念李安宅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筹委会的会议邀请函时，③立刻联想到2007年在昆明高峣村期间看到的李安宅先生的照片，于是开始追寻李安宅在高峣的足迹。

一、奥斯古德与李安宅合作调查过程

在现有的追忆李安宅先生学术经历的论著中，很少有人提及李安宅在云南时期的经历。他们夫妇两人的著述中也很少关于高峣的回忆，仅在李安宅1961年所写个人自传中有，“安宅去西北前，曾借道云南，与耶鲁大学的人类学者欧兹古合作调查昆明高桥旦族村④一个月”寥寥数语。[1]李安宅在高峣的活动，我们也只能透过奥斯古德著作中的零星线索略知一二。

1935年至1936年，李安宅来到耶鲁大学访学，其间他选修了人类学系主任萨丕尔（Edward Sapir）的语言学课程，从而认识了就职于耶鲁大学皮博蒂博物馆的奥斯古德。在此期间，对东方文化怀有浓厚兴趣的奥斯古德谈及了他的一项合作研究计划，即在李安宅的家乡——河北省迁安县（现为迁西县）洒河桥镇白塔寨村进行调查研究。两人一拍即合，对该计划进行了仔细的商讨，并定于1938年开展这项工作。1987年，年近八旬的奧斯古德在《美国人类学家》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Failures”的文章，[2]详细回忆和描述了他曾经的设想。他说最初的计划是，两人一起调查李安宅位于长城脚下的华北农村家乡。调查采取的方法是，奥斯古德作为“外部人”（as a foreign American），李安宅作为家乡的“内部人”（as a native of the village），采取内外交叉的视角共同研究村落社会文化，然后各自写出论文（monograph）。这一阶段工作完成后，两人再移至奥斯古德在美国的家乡——佛蒙特州的乡村进行研究。在第二个阶段，两人角色进行置换，奥斯古德作为家乡的“内部人”，李安宅作为“外部人”，再一次进行内外交叉视角的研究。1961年李安宅在向西南民族学院党政组织汇报的个人自传中，对两人合作的方法和目的有所提及，“在耶鲁大学时，曾与该校欧兹古教授约，我再到美国时由他当向导，他到中国时由我当向导，共同进行民族学调查，以求本地人的主观和外来人的客观两种观点相结合，真正作出科学的东西”。[3]

今天看来，这种交叉的视角无疑是对当时盛行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反思，强调了“内部”或“主位”观点的重要性，而此“内部视角”（internal approach）往往是远观的局外人所无法体察的地方性经验，有助于摒弃“外部人”先入为主的偏见，了解“内部人”自己是怎样感受和理解他们自己文化和生活的。由此推想，当他们在李安宅的家乡中国河北农村进行调查时，李安宅虽然是洞悉当地情况的“内部人”，但他受过系统的西方学术训练，充分掌握西方学术术语、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能够与奥斯古德在同一个学术话语平台上进行平等对话，两人可以没有障碍地进行人类学上的“文化转译”（即用作者惯用的语言，加上学术术语和理论分析将研究对象的知识体系进行诠释，介绍给同行或其他读者受众）。因此他无疑是奥斯古德最佳的“内部人”人选。

1938年夏天，奥斯古德打算按计划从美国出发前往中国进行调查。由于其时正值中国抗战最为艰苦的时刻，纷飞的战火打乱了他精心设计的研究计划。他预定的河北迁安县调查地已经无法成行，留下了深深的遗憾。后在芝加哥大学校友、语言学家李方桂（李方桂是萨丕尔在芝加哥大学的学生）的建议下，他决定去中国抗战的后方——云南昆明进行调查研究。[4]3681938年6月14日，奥斯古德从美国出发，乘“加拿大女皇号”客轮先到上海，然后转道香港，再坐船穿过琼州海峡到越南海防，在海防换乘火车经河内、老街进入中国云南河口，最后到达昆明。通过当地人的帮助，他选择了位于滇池岸边的高峣村作为田野调查地。之所以选择高峣，一是相距昆明不远，生活便利;二是高峣相对来说还保留了传统的中国乡村文化元素，没有受到太多西方文化的冲击，便于了解和认识中国传统社会自身的发展逻辑和规律。这可能也是他日后书名中将高峣定位为“旧中国乡村”（the village of old China ）的原因。对此次调查，他设定了两个目标：一是获得有关中国农村直观的物质文化和社会行为方式的田野资料;二是用田野资料呈现古老文明在一个地方的传承和变迁。奥斯古德于1938年7月11日正式进入高峣村，住进村小学校内戏台二楼的房间里。他的团队成员包括充任翻译的云南大学的学生何家炳（Ho Chia-Ping），以及一个从昆明城里雇来的厨师。

尽管无法按照预定计划与李安宅在华北农村合作研究，但是奥斯古德仍不愿放弃之前的研究设想，在他到达上海时，曾经得到消息，说李安宅一旦逃出已被日军占领的北平，便会尽快前来与他会合，重续前约。根据奥斯古德的记述，李安宅夫妇是在奥斯古德进入高峣调查后的第19天，即1938年7月29日来到的。他们从北平到上海，然后乘船到香港和越南，一路辗转抵达昆明。李的到来让奥斯古德非常高兴，午饭时还特意让厨师杀了一只肥鸭款待夫妇二人。李安宅在高峣总共16天，加入奥斯古德团队参与了对高峣的田野调查，直到8月14日调查任务结束返回昆明。

图5 奥斯古德拍摄的高峣渡口

为了便于交流和工作，奥斯古德安排李安宅夫妇住在他隔壁的房间。不知什么原因，李安宅对高峣的兴趣不大，他认为这里没有多大研究价值，但他同时也表示不会干涉奥斯古德的工作计划。他只愿意充当临时翻译，接替没有调查经验和英语并不流畅的何家炳的翻译工作。当然，在工作中，李安宅并没有将自己局限于翻译的角色，而是积极参与到具体的田野工作和问题讨论之中。在开始的几天里，他首先通读了奥斯古德的前期调查笔记，对其中存疑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看法，奥斯古德根据他的意见进行了修改和补充。比如对“高峣”村名的来历，李安宅认为是以尧而命名的山。奥斯古德的汉语水平十分有限，李安宅的加入无疑使调查进度大大加快。奥斯古德能够在短短的五个星期内顺利完成对高峣村的调查，并在相隔25年后利用调查资料撰写出40多万字的著作，李安宅自然功不可没。奥斯古德提到，作为社会学家，李安宅特别关注当地的社会组织。但具体进行了什么调查和研究，却没有记录。另外，李安宅的夫人于式玉此间也在高峣，还偶尔前往昆明城里捎回信件，购买烤鸭、火腿、糖果及其它生活用品。[4]341根据书中的内容来看，受过良好的学术训练，又作为女性学者的于式玉并未参与调查。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主要基于两点：首先，奥斯古德在书中没有提到于式玉对工作的参与;第二，有关妇女方面的描述均来自男性报道人，不见高峣妇女自己的视角。例如，在关于新婚夫妇隐私记录的章节中，奥斯古德特意提到，“由于没有女性村民的看法（no women gave opinions），这种描述的意义并不大。”[4]272可以想见，在当时男女授受不亲的中国传统农村社会，如果没有女性学者的参与，自然很难获得有关妇女生活的资料，尤其在涉及隐私部分更是困难。

图6 奥斯古德与李安宅的住处：小学校院内的戏台

“内部人”和“外部人”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看问题的角度和对生活事项的关注点，以及对文化元素的解读必然有所不同，而这些不同之处正是人类学家感兴趣的地方。我认为，奥斯古德邀请李安宅来高峣一起研究，还是希望李安宅扮演“内部人”的角色，与他的“外部人”视角进行参照对比，以期得出内外交叉、更为客观的结论。

李安宅对于他和奥斯古德之间的友情十分重视。从他1938年的行程上看，他们夫妇是专门为了奥斯古德的高峣调查来到云南的。因为高峣调查結束后，李安宅未在云南多停留，于10月底到达甘肃，出任甘肃科学教育馆社会科学组组长，[5]并很快应顾颉刚之请在1939年初前往甘肃夏河拉卜楞寺，在拉不楞三年多的时间里，完成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有关藏传佛教的调查和研究，撰写了享誉学界的《拉卜楞寺调查报告》。

尽管李安宅和奥斯古德在高峣一起工作的时间总共只有半个月，但在这半个月的时间里，李安宅给予奥斯古德很大的帮助。以至于他在书的扉页上写上了“献给我的朋友李安宅”（For my friend LI AN-CHE）。这无疑是对李安宅工作的肯定，表明李安宅在奥斯古德对高峣的调查中起到过关键的作用。同时也是他们之间深厚友谊的表达。1947年夏天至1948年，二人重续前缘，奥斯古德以耶鲁大学研究院人类学主任的身份聘请李安宅为客座教授。在此期间，李安宅在耶鲁开设了“藏民文化”课程，并将已在国内发表的一些重要论文翻译成英文在英美的学术期刊上发表。[6]他们这一年的共事经历也是奥斯古德在他的后来发表的论著中将李安宅称为“同事”（colleague）的原因。

二、奥斯古德与李安宅合作调查的影响及意义

人类学田野工作的主要方法是参与观察。参与观察要求研究者浸淫于研究对象的生活之中，身临其境并成为当地社会中的一分子，即从“内部人”视角进行观察。但是，“内部人”对自己文化进行研究时，也有着不可避免的不足。因为作为“内部人”的研究者与他们研究对象之间有着太多的相似性，二者之间缺少了文化距离感。经常不自觉地会对一些日常生活中的观念和行为失去敏感性，从而“见怪不怪”，为一些习以为常的，想当然的表面现象所迷惑。

而作为“外部人”的研究者由于与研究对象之间存在着文化的差异，有不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因此在研究中能与研究对象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感，也就是文化距离。这种文化距离使得“外部人”比“内部人”更容易看到事物的整体，摆脱“内部人”既有的思维定势。“外部人”另外一个优势就是有利于产生比较研究，由于我们在看到一些特殊的文化事项时，往往会将其与自己的文化做比较。比较的结果可能会更好地理解研究对象的文化逻辑和重新反思自己的文化。 因此，“内部”和“外部”互为补充和交叉的视角是人类学家在田野工作中所追求的目标。它要求研究者既能参与到研究对象的文化之中，获取他们的观点和看法;又要能抽离出来，站在一个局外人的中立立场，从科学、理性的角度对获得的内部人观点进行分析和诠释。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传统人类学田野的参与观察法、“主位”和“客位”的概念，以及由这两个二元对立概念产生的民族志作品被后现代人类学家不断批评。美国人类学家格尔兹更是从“近距离经验”（experience-near）和“远距离经验”（experience-distant）来强调经验是人类学民族志的取向，说明民族志作品来自于地方社会知识体系与人类学家本身的双重作用。但从学科发展脉络的角度看，“主位”与“客位”的研究方法在人类学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不用质疑的。

“内部人”与“外部人”内外交叉视角的研究取向在现在看来已经成为了人类学家的共识，但是在上世纪30年代就有了这样的看法并付诸实践，无疑是超前和具有预见性的。从19世纪到上世纪70年代，西方人对中国的研究侧重于西方对中国社会的冲击和影响，以及中国社会对西方世界的被动反应，并将其作为一个固定的模式和套路。而奥斯古德特意选择高峣这个在他看来没有受到多少外部影响，较为完好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村落，以及与具有“内部人”视角的研究者合作进行研究，无疑是想了解中国社会自身发展的规律和逻辑，这种研究取向试图弥补西方学术界所忽视的中国内部发展动力的问题。我认为这种人类学取向的研究，甚至影响到今后历史学家对1970年代前西方学术界流行的关于中国社会“冲击——反应”模式的反思，出现了柯文（Paul A Cohen）等人倡导的“中国中心主义”，以及“地方中心性”的历史观，挑战局外人（西方中心主义）对中国历史的歪曲。[7]

李安宅作为奥斯古德华北农村调查计划的“内部人”，参与了计划的制定。他们共同制定并在高峣村尝试了这种内外交叉视角的人类学研究方法。尽管没有完全按照这种方法在高峣完成计划，两人的合作时间也仅有短短的半个月，并且奥斯古德在后来的回忆中将其视为学术研究生涯中的失败案例（Failures）之一，但他们的努力和尝试还是值得充分肯定和尊重的。

对于李安宅来说，虽然他认为高峣并不是一个理想的田野点，并对其没有多大兴趣，但他与奥斯古德共同制定的研究计划和思路以及高峣田野的经历，对他今后的学术之路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在其后的研究中将内外交叉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贯彻始终，并在很多时候表达出他对这一立场的看法，例如，他在1948年在耶鲁讲学期间完成的一篇未刊手稿《美国人类学十年》中说，“调查人的背景不同，假定不同，结果自然不同。”[6]在《实地研究与边疆》一文中，他主张，“旁观式审问式的研究不如同情處境参与其行动，更来得亲切自然而易洞明其窍要”;[8]又如，他认为中国既有的两种文化——农耕文化（代表内地）和游牧文化（代表边疆），可以借助新的技术和不同视角，将两者统一起来，使双方都步入一个更高的层次，而每一个都贡献最好的东西给国家。

不过，在现实世界中，很难遇到合适的“内部人”。因为人类学研究的“内部人”必须具备几个必要的条件，既要是当地人，又接受过系统的人类学训练。于是李安宅在方法上做了一些变通。例如在甘肃拉卜楞寺的三年学习和研究中，他努力将自己变为一个藏文化的“内部人”：拜高僧为师，学习藏语文和藏族宗教文化，吃糌粑喝酥油茶，像当地藏族一样生活，[9]彻底把自己融入藏文化的情境之中。同时，作为一个接受过人类学系统训练的学者，他又能及时抽身而出，以学者的科学、理性的态度分析材料，进行文化转译。他兼具“内部人”和“外部人”的双重角色，即从“内部人”的观点去获取第一手资料，从“外部人”的立场分析和诠释资料。

1962年，李安宅曾经在日记中对他与奥斯古德的合作进行过“反思”：“这种表面上平等的合作，只能对于强者有利，对于弱者不利。至于两种观点相结合便是科学，当然也是胡说。可是我当时的水平，竟是如此。”[3]限于他当时的处境和特定的时代背景，他说这番话也可能是无奈之举，并非是自己内心想法的真实表达。

注释：

①2008年暑假，也就是我们到访高峣村的第二年，何国强教授带领中山大学人类学系2005级人类学专业本科生来到这里进行田野教学实习，对该村的社会、经济、文化、宗教信仰等各方面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调查，并出版了调查报告。见何国强主编：《滇池草海西岸八村调查报告》上下册，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

②[美]科尼利尔斯·奥斯古德著：《旧中国的农村生活：对云南高峣的社区研究》，何国强译，香港：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2007年。

③由四川大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举办的"纪念李安宅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于2020年10月24日在成都召开。

④李安宅将Cornelius Osgood译为“欧兹古”，在此我选择了何国强的译法。此处“高桥”即“高峣”，当地人将“峣”读为“qiao”。“旦族”（the boat people）是滇池打鱼为生的渔民。据奥斯古德的调查，当时高峣村有渔民36户，211人，占高峣总人口1330人的16%左右。参见Cornelius Osgood， Village Life in Old China： A Community Study of Kao Yao， Yunnan， New York： The Ronald Press Company， p215， 1963。

参考文献：

[1]汪洪亮.李安宅的学术成长与政治纠结[J].民族学刊.2016（1）.

[2]Comelius Osgood， Failure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ew Series[J]. Vol.87. No.2， p382-387， 1987.

[3]王川：一个人类学家对于自己研究史的讲述：以李安宅先生1961年5月15日《自传》为中心（上）[J].中国藏学.2015（2）.

[4]Cornelius Osgood， Village Life in Old China： A Community Study of Kao Yao， Yunnan[M]. New York： The Ronald Press Company，  1963.

[5]汪洪亮.李安宅、于式玉先生编年事辑[J].民族学刊.2013（6）.

[6]汪洪亮.李安宅未刊手稿：《十年来美国的人类学》及其解读[J].民族学刊.2019（1）.

[7] [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M].林同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107.

[8]李安宅.实地研究与边疆[J].边疆通讯.1942（1）.

[9]张庆有.记中国藏学先辈李安宅、于式玉教授在拉卜楞的岁月[J].西藏研究.1989（1）.

收稿日期：2020-07-10 责任编辑：王 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