雒三桂　陈茜

内容提要：在元代初期的特殊时代背景下，赵孟頫虽然出仕元朝，但从其传世的诗文来看，其内心依然充满了对故国与家乡的怀念，以及出仕新朝、受人排挤鄙视的无奈。仕宦生涯的颠簸与现实政治的黑暗，又增强了赵孟頫对故乡的思恋与对山林隐逸生活的向往。因此，从其心理状态与仕宦形迹考察，赵孟頫一直处于“遗民”状态，对仕宦生活的厌倦、对故乡的怀念、对渔樵生活的向往一直是赵孟頫内心的主要倾向，也是其诗文创作的主旋律。虽然其传世的书法与绘画作品对这种心理状态少有触及，但诗文创作更能反映其真实的内心世界。理解这一点，对我们深入理解赵孟頫的书画艺术极有帮助。

关键词：赵孟頫;遗民;仕宦;隐逸;丘壑

遗民是中国古代一个特殊现象。虽然最早的“遗民”概念指亡国之民，如司马迁笔下的殷商遗民，或《左传》中被强国灭亡的诸侯遗民;但从秦代以后，“遗民”的概念更多地带有较为明显的政治性。那些被称为“遗民”的人往往因为在新朝政治失意而拥护前朝，对已经灭亡的前朝充满怀念，即使被迫出仕，其思想与行为也充满了矛盾。還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前一个王朝灭亡之后不愿意为新王朝服务，选择隐居以明志。与“遗民”含义相近的是“逸民”。逸者，逃亡也。逃避于山林，尽可能避开新朝的关注，努力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与一定的政治自由。这些人物，古人往往以“高士”或“处士”相称。无论“遗民”还是“逸民”，支撑其行为的主要是传统儒家忠君、事亲的人格理想。颜师古曾经说：“逸民，谓有德而隐处者。”所谓德，孔子的“忠君”思想是其核心。“逸民”的主要行为特点是“逃”，即隐居;“遗民”的核心则是“遗失”“亡失”，身体无法逃避，内心则忠于旧朝。“遗民”往往是前朝的士宦阶层，改朝换代后，或逃于山林，或消极避世，思想上则矛盾、痛苦，乃至抗争。而绘画与诗歌尤其适合个人隐秘情感的抒发，因此我们在历代绘画作品中常常能够见到含义隐晦的作品，往往是画家在无奈的现实中用手中的画笔尽其笔伐之能。诗歌作品则更为常见，因为诗歌是最直接，也是最自由的抒情工具。

赵孟頫虽然出仕元代，但如果我们仔细抽绎其传世的诗文书画，可以发现其内在的心理更像一位宋代的“遗民”。

一

赵孟頫仕于元代，并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遗民”，但在其内心深处，对宋王朝的怀念终生未能抹去，出仕元朝只加深了他内心的痛苦。因此，赵孟頫是一个身在朝堂却心在故朝的“遗民”，他的人生轨迹及心路历程也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

赵孟頫作为宋室后裔，曾出仕南宋朝廷。未冠试吏部选，调真州司户参军。南宋灭亡后，隐居家乡吴兴，努力勤学。其间，吏部尚书夹谷公曾举荐其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未赴任。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行台治书侍御史程钜夫奉诏搜访江南遗佚，赵孟頫被迫出仕，入新朝为官，并受到特别重视。《元史·赵孟頫传》云：“孟頫才气英迈，神采焕发，如神仙中人。世祖顾之喜，使坐右丞叶李上。或言：‘孟頫宋宗室子，不宜使近左右。帝不听。”从此赵孟頫开始了他在元代朝廷荣耀又艰难的为官历程。

对于赵孟頫出仕新朝的原因，史料并没有详细的记载，我们可以从其传世的诗文及其朋友的诗文中得到一些线索。事实上，在元代，南宋遗民若想隐居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外界的干涉常常会找上门来，对其施加压力，进行威逼利诱。戴表元等人就因此而被迫出仕。在《剡源戴先生文集·送屠存博之婺州教序》一文中，戴表元就曾谈到这种迫不得已的情势，说：“古之君子可以仕乎？曰：可以仕，可以不仕也。今之君子可以不仕乎？曰：不可以仕，而不可以不仕也。”又说：“以为不仕而为民，则其身将不免于累也。”何梦桂曾有过受县尹捆绑凌辱的亲身体验;谢枋得因拒绝出山而被困大都，最终绝食而亡，一家大小或战死或自尽，史称“阖门死节”。赵孟頫出仕元朝也有可能遭受过威逼利诱，这一点从其“捉来官府竟何补，还望故乡心惘然”的诗句中可以看出。赵孟頫传世的山水作品中最早的一幅手卷《谢幼舆丘壑图》绘于1286年赴大都之前，画面内容颇能反映赵孟頫当时的思想。《世说新语·品藻》载晋明帝问谢鲲：“君自谓何如庾亮？”谢鲲回答说：“端委庙堂，使百僚准则，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谓过之。”而《江左名士传》载，谢鲲“通简有识，不修威仪。好《老》《易》，迹逸而心整，形浊而言清。居身若秽，动不累高”。无疑，在赵孟頫心中，谢鲲“迹逸而心整，形浊而言清。居身若秽，动不累高”，是被当作典范的，也比较符合赵孟頫出仕之前的现实环境与个人心境。但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寄志于丘壑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赵孟頫想隐居的想法也受到其母亲丘氏的影响。据史料记载，父亲去世后，母亲丘氏嘱其努力为学：“汝幼孤，不能自强于学问，终无以觊成人，吾世则亦已矣！”《大元故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赵公行状》说其母亲丘氏曾经嘱咐他好好读书：“圣朝必收江南才能之士而用之。汝非多读书，何以异于常人？”这样的记载，多半出于后人的杜撰，绝非赵孟頫或丘氏的本意。在《宋高宗书〈孝经〉马和之绘图一册》卷后，赵孟頫曾作跋语说：“孝者，百行之首;经，为日用之常。故夫子设教，必以孝为先也。而弟子授受，以为日用常行之道，诚事亲始，充而广之。至于事君立身修德，不外是矣。圣人之心，岂外是乎？”（《石渠宝笈初编·卷四十一》）可见在赵孟頫心中，孝大于忠，母亲对他的期许与要求大于在新朝出仕。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中，“学而优则仕”“治国平天下”是士人天生的责任与义务。隋、唐以来，这一人生价值观因科举制度的确立得以实现。宋代正是科举制的鼎盛时期，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着赵孟頫的思想。在《送吴幼清南还序》中，赵孟頫说：“士少而学之于家，盖亦欲出而用之于国，使圣贤之泽沛然及于天下，此学者之初心。”这种思想，在南宋未灭亡之前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但南宋灭亡之后，情形完全改变。在早年的一些诗歌中，赵孟頫曾经谈到宋、元更迭之后社会地位与心理的巨大反差。他写道：“朝为人所慕，夕已为世怜”，“昔为闺中秀，今作市门鄙”。南宋的灭亡，使身为南宋宗室的赵孟頫从天上论落人间，如谢幼舆般向往丘壑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只是这种选择既有主动的成分，更多的则是身世沦落的被动。

二

赵孟頫出仕元朝的过程，史书只有简单的记载，远不足以反映这一时期赵孟頫的心理变化。但可以确定的是，赵孟頫仕元之后心理压力极大。出仕元朝后，赵孟頫既要忍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下亡国之民不能坚守气节而被迫出仕新朝的羞辱，更要忍受满朝蒙古贵族的讥笑与嘲讽，官场争名夺利也增加了内心的痛苦。对于元世祖忽必烈而言，无论赵孟頫如何才华横溢、风度翩翩，如神仙中人，赵孟頫也只是他推行汉地新政、争取汉族人心的棋子，是一个好看的摆设;对蒙古贵族而言，赵孟頫是被灭亡的赵宋皇室的后裔，使其立于朝堂，赋以闲职，体现的是征服者可以随时体会的优越感。因此，这也注定了赵孟頫出仕元朝，只能担任虚职，编撰文字，点缀朝堂。其所擅长的书画，更为朝廷显贵津津乐道。残酷的现实，使得怀着功业之心的赵孟頫渐渐失去了信心。在《和子俊感秋五首》中，他说：“吾生性坦率，与世无竞奔。空怀丘壑志，耿耿固长存。”“归休盍不早，胡为受形役。”“今日非昨日，荏苒叹流光。丘壑之志既不能实现，又不得不像陶渊明那样慨叹自己为五斗米而受“形役”之累，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在家乡吴兴，赵孟頫的名声因出仕新朝而严重下降，人际关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未曾出仕的同乡多责难他。朱谋垔在《画史会要》中记载：“钱选，字舜举，号玉潭，霅州人，宋景定间乡贡进士。及元初，吴兴有八俊之号，以子昂为称首，而舜举与焉。及子昂被荐登朝，诸公皆相附取宦达，独舜举龃龉不合，流连书画，以终其身。”（朱谋垔《画史会要·卷三》）钱选与赵孟頫关系甚好，赵孟頫传世的诗文中曾多次提到钱选，但钱选并没有走与赵孟頫同样的道路。另一位南宋遗民戴表元则写了《招子昂饮歌》，明确劝赵孟頫不要出仕元廷，但未奏效。赵孟頫为官返乡时屡遭冷落，郑思肖就无视赵孟頫“才名重当世”，“恶其宗室而受元聘，遂绝之。子昂数往俟之，终不得见，叹息而去”。老朋友对自己的背离，不可能在赵孟頫的心中没有留下伤痛。因此，虽然身在元廷，表面上官位显达，赵孟頫却常常怀着自卑的心情与其他遗民往来，在钱选、龚开、温日观等人的画上题诗作跋时，赵孟頫常常自叹弗如。这种“自叹弗如”可以视为一种谦虚，却未必不是一种心态谦卑的表现。尽管如此，赵孟烦和大部分同乡还是相交好的，和钱选也保持密切往来。钱选的画很多都有赵孟頫的题跋，如《八花图卷》《花卉二页》《牡丹卷》等。赵孟頫的《四慕诗和钱舜举》不仅表明钱选拒绝仕元而自行隐退的心志，也表明赵孟頫对钱选的处境及意志的了解。《松雪斋集》中的《詠逸民十一首》，大量引用历代隐士的典故以显示自己内心的高洁，说明赵孟頫很在意同乡遗民对自己的看法，竭力保持与南宋遗民的亲密关系，隐逸的逸民所树立的清逸标准也使深陷俗世的赵孟頫感到愧疚。在《和姚子敬韵》中，他写道：“同学故人今已稀，重嗟出处寸心违。自知世事都无补，其奈君恩未许归。”在晚年所写的《自警》中，赵孟頫道：“齿豁头童六十三，一生事事总堪惭。唯余笔砚情犹在，留与人间作笑谈。”这表露了一种惭愧和自卑的复杂心情。在其写给中峰和尚的书札中，赵孟頫哀叹：“弟子日堕在尘埃中，孤负提警之意，面发赤，背汗下。”可见其内心常怀这种愧疚与自责的矛盾心理。

赵孟頫上大都后不久，和他一同北上仕元的同乡吴幼清请辞归乡。赵孟頫在《送吴幼清南还序》中说：“吴君之心，余之心也。以余之不才，去吴君何啻百倍！吴君且往，则余当何如也？”在《次韵周公谨见赠》中，他说：“池鱼思故渊，槛兽念旧薮。官曹困窘束，卯入常尽酉。简书督期会，何用传不朽！十年从世故，尘土满衣袖。归来忽相见，忘此离别久。缅怀德翁隐，坐羡沮溺耦。新诗使我和，矉里忘己丑。平生知我者，颇亦似公否？山林期晚岁，鸡黍共尊酒。却笑桓公言，凄然汉南柳。”除了表明他和周密是无话不说的知己，更表达了赵孟頫对家乡吴兴的思念以及对官场处处拘束的无奈心情。

赵孟頫在官场上多次被提拔，加之元世祖忽必烈对他的赏识，赵孟頫对忽必烈存有一些感激之情也在所难免。他在《元日朝贺》中写道：“皇图天远大，圣德日高明。兵息知仁布，民熙见化行。耄倪齐鼓舞，率土共升平。”对元世祖极尽赞颂。在《钦颂世祖皇帝圣德诗》中，他写道：“东海西山壮帝居，南船北马聚皇都。一时人物从天降，万里车书自古无。秦汉纵强多霸略，晋唐虽美乏雄图。经天纬地规模远，代代神孙仰圣谟。”更是强烈地表达了对元世祖的赞美之情。“状元曾受宋家恩，国困臣强不尽言。往事已非那可说，且将忠直报皇元。”这也表明了他北上仕元态度的转变，从消极被动的心态转变为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乍一看去，这类诗词有颂圣甚至谄媚的嫌疑，但元朝统一南北，开拓疆域是确凿无疑的事实。尤其是忽必烈稳定政权以后，汉儒文明有了复兴的可能，让赵孟頫看到了新的希望。在任期间，赵孟頫担任的官职并无实权，但他还是认真办事。《元史·赵孟頫传》中记载其重要的政治活动：一是改革元钞;二是参与诛杀权臣桑哥的斗争;三是在出任济南路总管府事时处理冤情;四是在济南时开学办堂，改良民风教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似乎带着“半生落魄江湖上，今日钧天一梦同”的喜悦。尽管如此，赵孟頫在新朝中的成长也是极其艰难的。在大都的六年中，虽然“议法刑曹，一去课文之弊;条事政府，屡犯权臣之威”，却并未实现政治抱负，内心想必是失望的。“青春憔悴过花鸟，白日勾稽困文簿”，斤斤于日常琐事，徒费青春。虽然出仕为官，生活却非常清苦，甚至有些穷困。他在广为人所知的《罪出》中这样写道：“在山为远志，出山为小草。古语已云然，见事苦不早。平生独往愿，丘壑寄怀抱。图书时自娱，野注期自保。谁令堕尘网，宛转受缠绕。昔为水上鸥，今如笼中乌。哀鸣谁复顾？毛羽日摧槁。向非亲友赠，蔬食常不饱。病妻抱弱子，远去万里道。骨肉生别离，丘垅缺拜扫。愁深无一语，目断南云杳。恸哭悲风来，如何诉穹昊！”这就是他在朝为官的生活与心理上最直观的写照。在《自释》中，他说：“君子重道义，小人贵功名。天爵元自尊，世纷何足荣！乘除有至理，此重彼自轻。青松与蔓草，物情当细评。勿为蔓草蕃，愿作青松贞。”以青松自喻，表达自己忠贞不渝的节操。他在《兵部听事前枯柏》一诗中说：“清晨骑马到官舍，长日苦饥食还并。簿书幸简不得休，坐对枯槎引孤兴。”《次韵叶公右丞纪梦》中有这样的诗句：“前年有诏举逸民，一旦驰驿登天府。岂知佐理自有才，勉强尽瘁终无补。青春憔悴过花鸟，白日勾稽困文簿。栖栖颜汗逐英俊，往往笑谈来讪侮。”这些句子，都是他在元朝为官的真实描述。对度日如年、消磨时光的无能为力，对“安知世故不相舍，坐受尘土凋朱颜”的无奈痛苦和无法排解的心情，使赵孟頫的心情陷入了长久的困顿之中。在宋朝，他有过功名，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和优越的经济条件，出身钟鸣鼎食之家，过着养尊处优、无忧无虑的富贵生活，更反衬了在元朝为官经济拮据的困境。在《题归去来图》中，赵孟頫说道：“弃官亦易耳，忍穷北窗眠。”迫于生计，不得不做官、养家，出仕后，俸禄不高，从五品的官职，月俸为银70两，迟迟无法接妻小到京城团聚。“青灯耿耿照土屋，白酒薄薄无荤膻。破愁为笑出软语，寄书妻孥无一钱”，就是对这种困境的无奈抒发。《投赠刑部尚书不忽木公》中“赋诗时遣兴，好客恨无钱”《和黄景杜雪中即事》中“燕雪常飞十月前，敝裘破帽过年年。拥炉自笑何为者，欲买浊醪无一钱”，都是表达对生活拮据的无奈。

南宋的灭亡，带给汉族知识分子巨大的心灵震撼与创伤。武力反抗失败之后，许多汉族知识分子被迫选择文学创作作为抒发内心情感的唯一手段。从总体上看，南宋遗民文学中隐逸避世的吟唱之风较前代异乎寻常地高涨起来，成为当时创作的主旋律。这种隐逸思想与当时整个文坛的创作倾向是相一致的，是那个时代所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南宋遗民大多在南宋灭亡之后迫于政治压力而隐逸山林，主动或被动地开始了隐逸的生活。像龚开、钱选、周密这些南宋遗民曾在南宋朝廷担任官职，从事政治活动，南宋灭亡之后坚决不仕元朝，选择隐逸山林，寄情山水，抒发内心的无奈与痛苦。

南宋遗民的文学创作有着特定的时代内容及由此特定时代内容所赋予的新特点。南宋之前，历代文人所抒写的隐逸情怀主要还是一种个人志趣的表现，尽管诗人的志趣根植于社会现实，但导致作者追慕林泉之隐的动因更多在于其个人的生平遭际和思想情趣。这种隐逸思想也从未成为文学创作的主导倾向。南宋遗民的文学创作则不同，隐逸情怀的表达是如此普遍和突出，以至在宋亡之后，无论隐居山林还是被迫出仕，其都不甘心屈事新朝。至元二十八年（1291），权臣桑哥伏诛，南人叶李因曾举荐其而遭罢黜，自此“省台之职，南人斥不用”（《元史·贡师泰传》）。南人在朝廷中地位完全丧失，赵孟烦感到自己就像身陷囹圄。残酷的政治斗争使他心惊胆战。入朝为官的艰难处境使得赵孟頫更加怀念在家乡隐居的悠闲时光，进而表达自己归隐山林的心情。在《寄鲜于伯机》中，他写道：“廊庙不乏才，江湖多隐沦。之子称吏隐，才高非众邻。脱身轩冕场，筑屋西湖滨。开轩弄玉琴，临池书练裙。雷文粲周鼎，《鹿鸣》娱嘉宾。图书左右列，花竹自清新。赋崩麦鲍谢，往往绝埃尘。我生少寡谐，一见夙昔亲。误落尘网中，四度京华春。泽雉叹畜樊，白鸥谁能驯？”整首诗没有一句不是表达对隐居生活的向往，又极其羡慕“闲身却羡沙头鹭，飞来飞去百自由”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在《赠相士》中，他说：“江南春暖水生烟，何日投闲苕水边？买经相牛亦不恶，还与老农治废田。”在《次韵左辖相公奉寄行台中丞徐公》中，他说：“尽日沉迷簿领书，何时重得赋闲居？已无梦想悬金印，岂有文章到石渠！白发故人霜柏在，黄尘游子断蓬如。旧游忆在吴兴日，自采溪毛脍白鱼。”其和妻子管道异对答的《渔父词》也表达了对隐居生活的向往。赵孟頫和妻子管道异在大都生活的共同经历使得他们更加羡慕在家乡吴兴悠游自得的生活方式。管道异的词句“人生贵极是王侯，浮利浮名不自由。争得似，一扁舟，弄月吟风归去休”，描述了他们在大都生活的心理状态，更将这种想要隐逸山林的感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奉酬戴帅初架阁见赠》中詩句“适俗固所愿，违己良足忧。感子赠言意，再拜涕泗流。安得骑麒麟，从子以远游”，《赠张彦古》诗句“我今素发飒以白，宦途久矣思归耕”，与《题东野平陵图》中诗句“骑驴渺渺入荒城，积水空林坐自清。政使不容投劾去，也胜尘土负平生”，都强烈表达了赵孟頫仕宦生活的无奈以及对隐逸生活的向往。《春寒》诗云：“山林隐未得，空觉此生劳。”《次韵子俊》诗云：“岁云暮矣役车休，蟋蟀在堂增客愁。少年风月悲清夜，故国山川入素秋。佳菊已开催节物，扁舟欲买访林丘。从今放浪形骸外，何处人间有悔尤！”表达了对故国山川的思念以及对潇洒畅快的隐居生活的憧憬。《送李元让赴行台治书侍御史》诗云：“骢马只今登宪府，白鸥何日傍沧洲？别离不似今朝恶，南望令人生白头。”表达了其精神上承受的巨大痛苦和无可奈何的追忆心态。《部中暮归寄周公谨》诗云：“三年谩仕尚书郎，梦寐无时不故乡。输与钱唐周老子，浩然斋里坐焚香。”表达了赵孟頫对故乡的思念和对内心安宁的渴望，折射出他对美好的精神生命和心灵境界的无限向往。赵孟頫诗词中有大量的剖白心迹的诗句，如“我生悠悠者，何日遂归耕”，“何年从此老，辟谷隐云林”，“余不溪上扁舟好，何日归休理钓蓑”，“官府簿书何日了？田园归计有时成”，“何当乞身归故里，图书堆里消残年”，“何时共买扁舟去，看钓寒波缩项鱼”，“何当便理南归棹，呼酒登楼看弁山”，“何当从子东南去，扫地焚香昼掩关”，“何当与子扁舟去，共挽清溪浣客衣”，“几时归去卧云林，万壑松风韵笙磬”。这些诗句都表达了一种迫切想要回乡隐居的情绪，“何日”“何当”表达了自己想要回乡隐居却无法挣脱现实束缚的迷茫与无奈。

无论是在山林隐居还是在朝廷做官，除了现实世界带给赵孟頫的众多烦扰之外，藏在他内心深处对南宋朝廷深深的怀念之情更使得他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宋亡入元后，南宋遗民经常怀念在故国时的生舌，在痛苦的现实生活里频繁地回忆往往日的欢乐，更增添了他们的感伤与惆怅。这种由今昔对比所产生的怀想之悲，在赵孟頫初次归乡时就有“五年京国误蒙恩，乍到江南似梦魂”的惊叹，“只应将世事，都付酒杯中”的无奈与可怜，以及“倦游客子何时去？屡欲言归天未许。故乡乐事时上心，破浪长鱼日登俎”的煎熬。赵孟頫作为声名显赫的人物，不能畅快淋漓地抒发自己内心的感情。他在《次韵章得一同原父侄游兰泽》诗中写道：“绿树暗暗草接天，已愁春尽更闻鹃。落花飞絮都成恨，痛饮狂歌浑欲颠。”全诗采用借景抒情的表现手法抒发自己心中的惆怅。他在《赵村道中》中写道：“昔年干戈动，兵尘暗三吴。长江已无险，智勇亦难图。筑垒依平山，谋国一何愚！桢干群林空，遗址莽丘墟。至今蓬蒿下，犹有白骨枯。天阴万鬼哭，惨惨荒山隅。兴亡自有数，不敢问何如。独冷野菊花，立马为踌躇。”从叙事的角度以直白的诗句抒发触景生情的强烈感伤，更不必说人在异乡，周围充斥着不同文化背景和语言无法交流的异族人，心里难免不是滋味。“白发故人霜柏在，黄尘游子断蓬如”，表达了诗人漂泊无依的无奈。正如所有遗民一样，赵孟頫面对这样的现实状况无可奈何，只能用“故国金人泣辞汉，当年玉马去朝周。湖山靡靡今犹在，江水悠悠只自流。千古兴亡尽如此，春风麦秀使人愁”这样的诗句来宽慰自己的内心。在《岳鄂王墓》诗中，他写道：“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知。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胜悲。”对宋室覆亡的痛惜溢于言表，更流露出身世浮沉之感。《次韵刚父即事》诗云：“溪头月色白如沙，近水楼台一万家。谁向夜深吹玉笛？伤心莫听《后庭花》。”表达了沉重且伤心欲绝的哀愁。《次韵舜举春日感兴》诗云：“飞花苒苒催华发，宿草青青失古阡。回首旧欢如梦过，不知今日是何年。”这是一种对明知是梦却不愿醒来的故国生活的追忆。

虽然赵孟頫仕元并非完全自愿，在京城做官期间心情也极其复杂，但不可否认的是，赵孟頫北上仕元，促进了南北地区文化和艺术的交流与发展。鲜于枢原是北方人，因仰慕南方深厚的文化底蕴而搬至南方生活，赵孟頫与其交好，《松雪斋集》中就有不少写给鲜于枢的诗文。也正是凭借在元朝做官的便利，赵孟頫能够看到很多古画真迹，在归老吴兴时就曾带有大量名画真迹，这对赵孟頫艺术上的发展是很有帮助的，不仅促成了他不同风格、不同题材的创作，更奠定了他在绘画史上无法超越的地位。在中国文化史上，许多伟大的人物都是生活在政治极其动荡的社会中。所谓国家不幸，艺术之大幸;家庭不幸，艺术家之大幸。在一个变动极大的时代中，有个性且有才干的人，可以看准时机，随机应变，逐步施展他的抱负，以消除社会及个人的矛盾，从而获得较高的成就。赵孟頫的贡献就在其中。

综上所述，赵孟頫虽然在元代出仕，但其内心却处于矛盾、痛苦的“遗民”状态。故国已成往事，未来渺不可知，这种极端压抑的矛盾状态于赵孟頫而言无疑是人生的悲剧，这是时代使然。数百年后，我们读其诗文，依然能够感受他的痛苦与煎熬。只有将赵孟頫放置在他所生活的时代环境之中，我们才能正确地理解他的艺术和他的生活。

约稿、责编：史春霖、金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