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婷婷，郑逸芳，许佳贤

（福建农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福建福州 350002）

引言

2017 年3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住建部联合发布《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标志着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进入“强制”时代。强制分类对于垃圾围城和城市环境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也曾多次就推行垃圾分类做出指示。垃圾分类本来被视为公民的道德素养，何以在政策上由激励性转为强制性？其背后的政策变迁过程和历史根源为何？对这两个问题的回应，将有助于推动强制分类政策的完善和施行。

已有研究中，一方面，不少学者针对强制分类政策进行研究。冉德超等认为强制分类对环境改善和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并结合国内外经验提出推进强制分类的政策建议[1]；张劲松就我国施行强制分类难度大的原因展开分析，提出强制分类需具备必要条件[2]；田华文基于政策工具视角对江西和我国台湾地区两地的垃圾分类进行案例研究，回答了强制分类是否可行及其制约条件[3]。另一方面，不少学者综合回顾了我国垃圾分类的发展历程。张农科从1957 年算起，依据垃圾分类的目标导向将该历程分为三大阶段[4]；范文宇和薛立强认为中国垃圾分类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同样依据垃圾分类目标导向进行阶段划分[5]；彭韵等则认为中国垃圾分类始于20 世纪90 年代，依据发展程度可分为三阶段[6]。可见，学界分别从横纵向展现了我国垃圾分类的概貌，为推进垃圾分类政策的实施和完善提供了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