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鹏飞， 姚 娟， 胡继然， 郭晓彬

(新疆农业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52)

草原作为陆地生态系统中重要的植被类型，不仅是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也是保障现代农业与畜牧业发展的重要资源。生态优先、生态生产并重的功能定位极大地提升了草原在国家生态安全建设中的地位[1]。长期对草原不合理的开发和利用导致草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不断下降，严重阻碍了我国草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超载放牧被认为是中国草原退化的主要原因,调控牧民的养殖规模是草原生态保护的重点。国家相继实行了一系列草原生态保护政策，通过禁牧和草畜平衡等措施积极引导牧民适度规模养殖，缓解草原生态压力[2]。自草原生态保护政策实施以来，草原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趋势得到了有效遏制，但政策实施的减畜效果并不理想。2016年全国草原监测报告中指出全国重点天然草原的平均牲畜超载率为12.4%，禁牧区仍存在着违禁放牧、禁牧补助标准偏低、生态补偿方式单一、缺乏有效监督等问题[3]。牧民作为草原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充分发挥其参与草原生态保护的主观能动性，是草原生态保护政策得以有效推进的关键所在[4-5]。

在当前草原牲畜超载率普遍较高这一现实背景下，牧民的减畜行为被认为是最直接有效的草原恢复及保护方法。近年来，学术界对牧民的生产决策行为进行了大量探索。相关研究指出牧民的生产决策行为是在个人特征、资本禀赋、认知局限、情感依赖等内部因素以及政策法规、信息来源、社会规范、区位禀赋等外部因素共同影响下做出的最佳理性反应[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