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设计的时间维度来看，高科技时代更值得关注的是高科技与高人文的离合关系。本文基于时间维度回顾设计在不同时代的发展历程，梳理每个时段中形成的设计价值观念，推敲有利于积累和发展的两大机制——人文审美和科技功用。尤其发展到日新月异的未来设计阶段，设计时常超越价值判断但设计在每一个时间维度里发生的价值转变，实际上始终不离本题。

时间维度；可持续；虚拟与赛博；价值主张

“设计”的概念在近30年来，从早期新媒体艺术变革，发展到数字设计再演变到科技艺术，每一个阶段都是由科学思维与技术变革推动了艺术界的生态环境、设计模式、创作媒介、通识美育与运营模式。大型的科技公司越来越注重未来设计的作用，未来设计的规则还将重构，设计能开拓崭新的市场。设计的界限将会变得模糊，跨平台的设计结合、设计的同理心、超越“传统的人”的运行系统，“智慧个体”将延伸为“智慧的群体”等等。从20世纪到21世纪整整100年，设计从双手创造的功用、审美、逻辑、想象、情感，演变为抽象的“计算”。设计的方式已经转移为“大计算”和“数据控制”，其表象是通过非情感逻辑来进行运算的。设计发展到了人工智能时代广泛应用的阶段，各种人工智能设计、生物艺术、虚拟现实、四维打印、智能穿戴、可视化自动化设备、生产车间，都存在智能化管理应用。设计的时段性、地域性、文化差别等界限已经发生重要改变，对设计的价值判断也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

1963年，韩国艺术家白南准在“对音乐的说明：电子电视展”上第一次将黑白电视机作为创作载体，开启了数字艺术创作的尝试。这类采用了现代科技和新媒体形式的创作，后来细分出许多分支。如：数码艺术、电脑图绘艺术、电脑动画艺术、虚拟艺术（virtual art）、网络艺术、互动型艺术、电子游戏艺术、电脑机械艺术、3D打印艺术品，还有利用了应用生物科技的艺术作品等等。科技艺术作品已经不是简单的二维与三维作品，而是已经向高纬度的四维空间进步。

虽然科技与艺术本身暂时还没有成为艺术史上的另一个艺术运动，然而我们却看到了艺术家的科技作品已经在各领域内百花齐放。

这些年，科技范式给艺术领域带来澎湃的认知刷新与发展红利，并由此产生了很多关于新兴科技和传统艺术家之间的文化位移与身份争论等[1]。

于是，一系列问题接踵而来——未来设计是否可控？基于计算机的设计有无人文情感？未来的设计价值观是否需要重新定义？设计史学家重新对设计价值的梳理，必然是要针对在资源禀赋、区位条件、经济体制、发展路径、科技发展等方面的动态维度而设定对现代设计所持的立场与看法。

1.设计是一种积累型的发展模式

从时间维度回溯设计的发展阶段，各国在构建设计体系时，大致可分为如下几个阶段，且大多数处理了三个类似的问题：一是关于当代设计的来源问题；二是关于设计与消费、生活的关系；三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三个问题构成了传统、当代与未来设计价值构建的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涵盖的范围最保守，但具有可操作性的特点；第二个层次高于第一个层次，对两者之间的关系承上启下地衔接；而第三个层次突破了种族、国别的边界，造就了不同种族的审美与科技的共享。这三个层次也是每一个时代设计体系有效运作的核心。具体如下：

图1 达·芬奇绘《维特鲁威人》（Vitruvian Man）

图2 伽利略用写实画家的技巧记录下的“月球观察笔记”

图3 科技与艺术的关联

第一层次：从设计的发生学而言，陶器被认为是人类第一件真正的“设计产品”。虽然随着时间维度的推移、以材料作为划分时代的标志如青铜时代、钢铁时代、高分子时代与复合材料时代不断新旧更替，但原始陶器的元创功能属性依然存在。科技从一开始就是造物技术与设计创新的重要支撑，古希腊的自然科学、数学、力学，以及先秦时期的“考墨学”的设计尺度与标准，城市营建、原子论、宇宙论、天文学，以及早期大学中的“七艺”人文设计课程等，都是促进传统造物艺术发展重要的支撑。古代文明在农业、纺织、采矿冶炼、水利灌溉与航海技术上，无论是“神人合一”还是“天人合一”，均在理念上体现出高度叠合的趋势，并随着时间推移，逐渐从贵族专享发展为公众化的服务。

西方在文艺复兴前后时期内的科技成果突飞猛进，往往被冠以“经院设计”的称号，当时的设计逐渐掺杂了数学的思辨理性、基督教的教义精髓和亚里士多德理论体系的综合。同时，东方由于纸张与印刷术的出现彻底改善了信息传达的程序，使其文化思想得以更为迅速地传播与发展。东西方各自确认了适合自身发展的设计体系，形成了较有逻辑的发展脉络，并刺激了近代设计的基本雏形。这些“积累型”的进展已不再局限于“大钟”、“风车”和“水磨坊”的设计，而是为设计提供了各种方法论，促进了第一层次内近代设计范型的转变。

第二层次：中世纪后期，各国分别结束了“神学千年黑暗”与“存天理灭人欲”的特殊时期，压制人文主义精神与个体创新的束缚开始松绑。此时中国明末工商业的崛起，造就了城市化、社会风尚、文化意识、价值观念的变化，如心学、实学、朴学、童心说、解缚说等等各种思潮相机而出。有明一代的设计习风旺盛，呈现了多元交汇的态势和创物设计的大革新。尤其是明代传教士联合中国士大夫合作将西方近代的哲学、逻辑学、艺术，特别是天文历法、物理学、机械工程学等自然科学技术传入中国，营造了中国的近代科技设计的母体。科学与技术的启蒙，让百工从地位低下的匠人变成开创万物的先行者，催生了具有近代性质的民生思想激流。从设计价值的时态变化来看，明代短暂而有力的设计黄金期与晚清“西学东渐”形成了中国近代设计的两大文化与世界趋势相接轨。与此同时，欧洲文艺复兴的蓬勃发展，带来了如巴洛克、洛可可的繁荣和人的个体解放，同时也推动了科学的发展，伽利略、达·芬奇、哥白尼、布鲁诺、笛卡尔、开普勒、牛顿、瓦特等人率先揭开了近代科学革命的序幕。自然法则的发展促使人们进行大规模的物质创造。此时的科学思维不仅仅是科学家和哲学家的专利，普通大众也遵循这种思维方法，进行普通的造物设计。

图4 日本HajimeSorayama空山基出版画集《Sexy Robot》当中的梦露造型的机械姬形象

图5 土耳其艺术家Refik Anadol的沉浸式潮汐艺术

第三层次：现代主义在科学领域、艺术领域与工业生产领域对世界政治体制、社会结构、意识形态等诸多方面带来了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设计从此绑在技术革新的战车上，每一次技术革命都催生出新的设计发展。近代设计的潮流分两个历史时期：1.20世纪20年代，欧洲形成了以柏林为核心的科学艺术兴盛期；2.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1960年代后期，美国式的消费时代带动了艺术创新。这两个时期的设计都集中在科学带动下的艺术领域和工业设计领域，从功能和形式上开启了机器美学与艺术设计形式结合的模式。被誉为“现代主义之父”的威廉莫里斯对现代主义设计价值观的改变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2]。

设计史之所以将包豪斯与乌尔姆等学院载入史册，是由于人们将它们的设计统一认为是科技与艺术的结合，是真正的现代设计。包、乌学院创造出的新理性主义设计理念，对世界的现代设计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发挥了设计共同民主与科技相结合的高度现代主义理想[3]。20世纪50年代美国在经济大萧条时期通过设计来有意识地刺激消费，引领全球在进入了消费时代。现代主义在战后得到大发展，大量新技术、新材料的产生，促进了工业设计美学走向定型与成熟。它的前进轨迹往往出现繁荣与倒退、危机与飞跃、虚耗与积累的循环之中[4]，设计也在这个过程中毫无悬念地从现代主义走向了“当代主义”（为大众的设计）。

随着20世纪60年代的菲利普约翰逊第一次提出设计理论的概念以来，每一次艺术运动都改变和更新了设计价值理论。全新的市场促进了后现代性的出现，设计渗入了日常生活。文丘里在70年代高举“拥抱大众，拥抱通俗，拥抱大街”的旗帜，并直接影响了后现代主义对人文主义的关怀——“为人而设计”。与其说前几次科技革命是人的体力延伸的话，那么20世纪的计算机则是一种模拟智能的延伸。不可预测的信息设计时代成为“赛博空间”的加速器，并通过生物技术、基因工程、材料创新等各种技术，将人从羸弱的动物变成了拥有强大能量动力的“赛博格”。因为赛博时代倡导的是一个“非中心的”的思想体系，这种对以往“权力中心论”的分解较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契合泛民主思想，更意识到全球人类设计、消费共同体的到来不可阻挡。比如“SpaceX星链计划”将在2021年初步实现，将在太空中组建卫星互联网，理论上可以为整个地球提供高速免费的“无缝隙覆盖服务”。

这种“改变世界连接方式”的新型互联网，将会极大地改变未来“非中心的”体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一文中总结了设计的四大特质：分散权力，全球化、追求和谐、赋予权力。这种分权与赋权形象后来被形容为：沙皇退位、个人抬头。《全球通史》的作者阿诺斯形象地说：“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地球上只面对自己，而不再有敌人和伙伴。”[5]人工智能艺术无论在绘画还是设计的角度，已经展示了初步取代低科技设计的先兆。19世纪声势浩大的现代主义艺术运动到未来设计的“艺术立法”，敏锐的史论家们已经将科技介入艺术的程度，视为对未来艺术的评价标准与量化标准。很明显，过去仅仅从口头宣示“艺术主权已经转移”的方式已经过渡到可供参考的量化模型和运行数据。这种转变，目前已经取得了压倒性的理论与实验优势。在结论上看：如果说抽象主义是艺术史的自然进步，而算法的全面参与将会大大改变艺术家的身份与社会生活。

基于上述事实和本文的计议，可以推论出设计机制在每个阶段的价值累积中都得到了启发式的利用。然而，是什么推动了不同时代、不同国家都在创造性地制定了适应国情的设计机制，并富有成效地推动了设计文明的生长呢？人们能够找出许多经济的、社会的、未来的理由和解释，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价值观念的动态转变，即：传统设计向社会设计再向未来设计的动态转向，它始终面向社会、面向实践、面向未来的轴线，从不拘泥于习惯，传统和先例[6]。我们可以看出，理性思维始终是设计从自然状态进入科学状态的前提条件。它促使社会发生重要的变化：理性思考逐渐取代了表象设计。在此框架下的设计行动也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合理性与科学性。而联系这三个层次的关键词就是“人”、“技术”、“公共利益”和“新的公约”。由上述变化，充分说明设计价值的本质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积累型”的发展模式，人才是一切设计需求的实现者与需求者。

从时间维度来评判上述各国的关注点，可以发现，高科技时代更值得关注的是高科技与高人文的离合关系。当我们以人文的眼光回顾设计时序的发展，就可以发现贯穿始终的是对人的价值、人的尊严的执着追求。它存在于一切文明活动中，在不同社会、不同时期、不同文化中，从手工时代起人类就决定了设计在人群体中的地位与关系之中。在这个技术迅猛发展的社会里，一个个新兴城市群、一件件创新产品正在建构、发育和演化。这是一个设计价值观博弈演化的过程，也是未来设计冲出当代设计固有的意识通道，形成未来价值观的必然过程。

2.未来设计价值的构建

设计史习惯将早期“设计”理解为“造物”。“造物”在西方造物的意志中有“上帝元创”的意思，而中国《考工记》“知者创物，巧者述之”中的“创物”之说，则凸显了人是创物活动中的主导者，人是“创”与“述”的决定者。东西方都将“创物”与人类学、社会学、逻辑学、传播学，特别是将哲学和美术等思想结合起来。直至发展到近代社会，20世纪英国设计委员会的布莱克才第一次提出要将设计独立出来。设计从此才在大人文学科当中明确了身份，获得与文学、社会、哲学一样的地位，并首次冠以“设计史”的史学概念。设计确定了它“不是艺术史的附庸，也不是建筑史的附庸，不是技术史或其他的附庸”。除此之外，教育界也积极在RISD、MIT、CSM等院校尝试采取艺术与科学结合的教学模式。这些专业课程开设的目的让“艺术与科学”充满了前瞻性与先锋性。

未来设计的战略布局是构建各国重塑设计价值体系的根本。首先，从设计理论建构与设计实践发展两部分来看。

（1）理论的构建。当代设计思潮如结构主义、人工智能、混沌理论、绿色设计、信息技术等方面的理论构建发展迅速[7]。事实上当代最杰出的艺术家大多为新兴的科技艺术家，这些高段位的设计师，正在被赋予制造“概念”的能力。中国在设计理论起步较晚，相信在未设计领域中也一定会有像传统设计领域的大师接连出现。因为高速发展的科技单靠一个国家的意志是不可能实现的， 全球已经真正面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命题。当代设计已经从单独的力量， 变得要求自我保存。其首要的义项从早期设计“概括性”“少数性”的概念，发展到“科学性”；“正义性”“大众性”；第三才是“整体的”“共同的”。由上可见，当代设计的价值逐渐发展到了适合于全人类的价值取向，其服务的对象也逐渐变成“人类共同体”[8]。人工智能将对传统艺术带来颠覆，但同时也会解放传统艺术的机械部分。无论是13世纪的颜料、17世纪的光学还是19世纪的投射与镜面，20世纪的计算机，每一个时代的技术变革都没有边界且相互连续，而且都是解放“旧理由话语体制”的催化剂。

（2）实践的构建。信息时代的到来，全球走向数字经济，延伸出数以万计的数字产品与服务，设计制造成为各国未来竞争的重要阵地。有关研究表明，信息化水平每提高10%，人均GDP即可增长0.5至0.62%。各国围绕以信息技术为主的制造业，都提出了相应的战略：美国的“国家制造创新网络”、日本的“工业价值链”、德国的“工业4.0”，还有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等等[9]。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孕育，智能制造正成为全球制造业变革的重要方向和制高点。各国之间关于制造的战略各有差异，体现如下：传统设计程度的集聚与传承模式的不同，决定其工业制造的战略差异。简单来讲，对制造业而言，设计的作用就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整个生产过程完全通过人与数据的系统进行生产。而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则提出“全生产系统维护（TPM）”为核心的生产管理体系理念，构建了非常具有日本国民精神特色的“全效率、全系统和全员参与”体系。而支撑德国工业4.0计划的是德国在制造系统中通过设备和生产系统的升级，将设计固化在制造设备上的举措。与日本和德国相比，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采用了6-sigma的制造系统与竞争体系，使得企业数据中心的设计信息可以轻松通过软件自动完成。

“科技艺术”概念的首次提出是在20世纪70年代。2007年中国作者张燕翔在《当代科技艺术》一书中，也提出“科技艺术”的新概念[10]，但这个概念真正为中国公众接触到是在2017年5月，TeamLab在北京举办了“花舞森林与未来游乐园”的大型作品展览。最近三年这方面的创作和文章呈现井喷式发展，科技艺术史或艺术批评已经在探索和评估“新文科”可能会带来的重大变革话题，“泛艺术化”日益将日常生活与艺术归于一体。当今国际上的科技艺术作品大致有如下三种：第一类是科技人员在研究时附带的边缘交叉作品；第二类是科技含量很高的创作，但仅用作新思维的启发；第三类是科技含量低，大多数是艺术家创作的纯视觉作品。可以肯定的是，科学建立了严密的逻辑大厦，而艺术家则建立了美学的逻辑。艺术与科技从人类之初就是多元的、互为参照的存在。从事实上看，未来大艺术活跃的领域，都是与“信息”“智能”“材料”“工具”相关的内容。

未来抢占战略制高点的应用艺术将涉及数据（Data）、人工智能（AI）、自主技术（Autonomy）、量子（Quantum）、生物技术（Biotechnology）以及材料（Materials）等技术领域。这些颠覆性的技术革命像一个巨大的“过滤器”，一次次筛选与淘汰旧模式，突破新瓶颈。在一次次颠覆眼球与惊世骇俗中完成对艺术、艺术家的重构：(1)身份重构：当下世界最杰出的艺术家大多为科技艺术家，大部分以专业技术为突出特征的艺术创作是利用新型科学工具完成的；(2)边界重构：传统的创作边界已经转变成“逆效应”，艺术家的创作延伸到VR、AR、MR、智能、生态、暗物质等虚拟或多维空间中。伴随科技的巨大进步，于是有人认为未来可以不受达尔文进化论的限制，并预言到2100年前，科技与艺术两大学科之间的重要构成将无法区分。不管上述观点是对是错，值得欣慰的是，中国科技界与教育界已经开始在开放性地研究与坦诚讨论这些未来的学科建构，这是一个良好的起点。

3.结语

每一次对科技的强调，都是对设计价值重新定义的机会。每一次设计的腾飞，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纳为科技与艺术积累、衍生和飞跃的结果，这种结果又会建立出下一个更高的层面上的社会公约。由此复照本文开题的问题：1.当代设计价值累积的途径不是预设的，也不是一种单纯的意志共同体，其发展模式毫无疑问是积累式的。2.从“创物”诞生以来的实践、理论等参照来看，无论科技发展到哪一步，设计的价值依然不需要重新评估与重置，设计构造的理论与实践秩序依然具有可操作性。3.当代设计较以往任何时代而言，其合法性论证的路径与理论建构更为清晰和完整。对当代或未来设计价值观的再讨论，不仅可以辨析争论，而且还可以厘清在设计正当性重建中的发展路径与潜在问题，进而可能获得一个检视设计价值观问题结构的宏观视角。

注释:

[1]谭力勤：《科技艺术——艺术历程中又一关键转折点》，《中国美术报》2020年11月17日。

[2]庞小敏：《后现代主义对当代视觉传达设计的影响分析与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湖南大学，2008年。

[3]薛晗、薛生健：《现代主义设计的本质是形式主义》，《江苏理工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第60-65页。

[4]何人可：《工业设计史》，《第四篇 1940年至当代的工业设计》，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1991年。

[5]《第一章全球化的内涵及对 几个相关论题的认识》，《抵拒与超越——中国学校道德教育应对全球化挑战的价值难题》，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5月1日。

[6]何顺果：《一种积累型文明发展模式——试论美利坚文明的一个重要特点》，北京大学历史系《美国研究》2006年3期，第7-28页。

[7]郄建业、李成、杜汭《混沌理论与现代设计创意》，《包装工程期刊》2006年。

[8]黑格尔：《法哲学原理》, 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82页。

[9]刘志琳：《美国重振制造业的战略思想》，《北方经贸》2018年第12期。

[10]匡南、孙红：《浅析科技服务业与制造业关系》，《商》2014年第22期，第2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