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婷婷 黄卫东 邱兆轩

摘  要：新时代下我国经济发展战略根本目标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绿色创新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与路径。我国能源型企业作为重要微观主体期望通过绿色创新获得持续发展。目前已有研究对绿色创新绩效形成条件和机制缺乏深入探讨。文章结合我国能源型企业绿色创新实践，在TOE框架基础上提出驱动能源型企业绿色创新绩效整合性分析框架。并使用fs/QCA对我国249个能源型企业案例进行组态分析。文章研究结论有利于深化对我国能源型企业绿色发展中多重因素间复杂互动本质的认识，为绿色创新管理带来有益实践启示。

 关键词：绿色组织认同;CEO社会资本;环境规制;模糊集定性（fsQCA）;绿色创新绩效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The fundamental goal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the new era is to promot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Green Innovation is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and path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na's energy-based enterprises， as an important micro-subject， expect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rough green innovation. At present， the existing achievements of gree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formation conditions and mechanisms lack of in-depth discussion. Based on the TOE framework，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integrated analysis framework of gree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energy-driven enterprises. fs/QCA is used to analyze the configuration of 249 energy-based enterprises in China. The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is helpful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essence of complex interaction among multiple factors in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energy-based enterprises in China， and to bring beneficial practical enlightenment to the green innovation management.

Key words： green organizational identity; CEO social capit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fsQCA）; gree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0  引  言

20世紀90年代以来，物流在国外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增长点，而在中国才刚刚起步。现代企业激烈竞争的结果使生产企业和商业企业都进入一个微利时代，产品的成本和利润也变得非常透明。各个企业之间的竞争已经体现在生产经营、市场运作的各个方面，不仅是在技术、人才上展开，同时也在物流和供应链方面展开，而企业物流服务之间的竞争将会更加激烈。经济新常态下，创新已成为最核心的经济增长内源动力。其中，绿色创新既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要举措，也是追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探索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绿色创新与传统工业中生产模式与工艺技术创新有着质的区别，并不是对后者进行简单修补与纠偏就可以轻易实现的。基于此，国内外学者对绿色创新进行了大规模研究与有益探索，然而其中多数研究都沿袭“现状研究—问题成因—对策建议”的单一逻辑主线展开，在对物流企业绿色创新的实践归纳和描述性总结的基础上提出规范性优化路径，基于经验素材的实证探讨相对比较缺乏，对于相关理论的边际知识积累仍有待进一步加强。尽管一些学者也提出了企业绿色创新绩效评估标准，构建了指标体系后开展相关实证研究，但这些研究并没有针对导致物流企业绿色创新绩效产生原因进行深入探讨，缺乏对核心条件及其组态分析，不能系统揭示背后的多要素互动内在复杂运行机理。尤其对于被广泛应用于解释技术采纳现象的“技术—组织—环境”（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TOE）框架而言，现有研究对三层次条件间联动匹配模式的忽视已经成为制约该理论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阻碍（邱泽奇，2017）。

 在复杂组织治理中，组态分析视角被广泛用于理解组织结果背后的因果复杂性（杜运周、贾良定，2017）。这个视角认为多重影响因素间互相依赖，可以通过差异化排列组合来达到影响组织结果的共同目的。本文将在我国物流企业绿色创新发展的实践场景下，借助“组态分析视角”实证探讨物流企业绿色创新高绩效和低绩效的形成路径。本文焦点问题如下：影响地方物流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条件组态有哪些？哪些条件在其中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它们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匹配和替代关系？

 TOE理论框架由技术因素（动力）、组织因素（基础）、环境因素（保障）构成，各因素间的分力与合力共同对组织创新绩效与组织发展产生作用，具有极强的灵活性、实用性与概括性。基于这些理论特征，研究者在运用该框架时可以结合具体的研究领域、场景与对象做出调整与增改，由原框架衍生构建出丰富的研究模型。本文在TOE框架基础上，结合我国物流企业绿色创新实践的特点，提出了理解物流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整合性分析框架，并以我国249个物流企业为案例，试图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fs/QCA），超越个案特殊性揭示导致物流企业绿色创新高绩效和低绩效的条件组态和路径。通过对TOE框架中三重条件协同效应的探讨，阐释物流企业绿色创新绩效背后多重条件间的复杂互动本质，以弥补现有研究的相关局限。本研究有助于深化对物流企业绿色发展路径和驱动机制的理性认识。

1  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

1.1  我国物流企业绿色创新：实践经验与研究进展

 基于不同研究对象与研究视角，学者对于企业绿色创新内涵提出了不同的阐释。欧盟委员会将“绿色技术创新”定义为旨在节约资源，避免、消除或减轻环境污染的技术、工艺及产品的总称。早期研究认为，绿色创新应包含6个方面，即产品设计、绿色材料、绿色技术、绿色设备、绿色回收和绿色包装。近期研究越来越关注绿色创新与相关系统的联系，提出绿色创新是一种涵盖工艺、过程、管理、营销等方面的革命性环境创新，其主张在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提升产品一致性和生产标准。张锋等立足管理理念视角，强调绿色创新技术创新中的作用，将绿色理念以绿色产品和工艺的形式贯彻于整个产品生命周期当中，最终实现经济与环境双赢。据此，本文参考学者研究将“绿色创新”定义为以商业经济与自然环境和谐发展为核心目标，运用各种技术手段以提升产品生命周期全过程（包括产品设计、绿色材料选择、工艺设计在内的一系列环节）的绿色化程度。

 在生态保护议题日渐受到社会公众关注的背景下，各类企业尤其是物流企业均开始将注意力转移至其决策行为与经营行为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上。绿色创新融合技术、自然生态、人本与社会经济四大价值，是四者共同形成的有机整体。在绿色创新行为驱动方面，目前研究主要聚焦于内、外部各类因素对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不同驱动作用。

 具体而言，在企业外部因素中，经济与制度是驱动企业进行绿色创新的主要力量，对二者可持续性的高估值成为企业提高绿色创新绩效的重要动力源;而企业风险感知、社会资本与产业位势发展不均的态势则对驱动企业绿色创新行为产生消极影响;政府补贴、环境法规、市场需求、专利保护（张振刚，2016）等也是驱动企业绿色创新行为、提升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主要外部动因;此外，绿色供应链、企业政治资本、利益相关者压力乃至于银行绿色贷款效度等也不同程度地作用于企业绿色创新行为与绩效。

 企业内部因素方面，企业针对其所处环境不确定性与风险的认知和把控均一定程度上影响绿色创新行为的驱动;互动导向、创业导向等导向型因素利于激发企业创新意愿，驱动企业绿色创新行为实施;也有研究表明研发溢出、技术创新能力、研发人员与资源投入等技术条件在企业内部环境中对提升企业创新意愿发挥主要作用。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丰富并加深了人们对于物流企业绿色创新实践的认识与理解，尤其是从企业治理與制度设计视角出发的绿色创新政策建议研究成果颇丰。然而现有研究中从经验素材入手进行描述性与规范性分析的实证研究存在较大空白，且已有的实证分析大多忽视系统整合分析而广泛采用单一要素价值分析，针对绿色创新驱动机制、组织过程与制度环境等多重条件之间的协同影响研究十分匮乏。故在中国情境下，物流企业绿色创新作用条件与机制研究需要完善相关研究，进一步为相关概念与机理提供更加科学全面的解释。

1.2  理论视角：基于技术应用情境的TOE框架

 TOE框架由Tornatizky等学者提出，用于研讨多层次技术应用场景对于技术实现效果的作用机制，在技术具体应用环境研究、组织对技术的需求程度研究以及技术使用组织框架的程度研究等具体情境中被广泛运用。基于技术应用的系统分析，TOE框架将影响技术应用的变量条件分为技术条件（Technology）、组织条件（Organization）与环境条件（Environment）。技术条件反映的是技术特征以及技术与组织之间的联系，关注技术与组织能力之间的匹配度与技术使组织获得何种收益;组织条件反映的是组织管理相关因素对技术所起到的作用;环境条件主要反映企业经济环境与政府公共政策以及社会文化情境等企业内外部环境相关变量。目前我国学界正在努力研究TOE框架与中国情境的结合，对技术、组织、环境三者的具体内涵进行衍生和拓展，探索其在具体领域中的应用。无论是在模型的成熟程度还是应用领域的广度看来，TOE分析框架已经深入各个政府、社会团体以及企业等众多社会主体及其决策考量要素中。

在中国特色制度情境下，基于西方实践条件的TOE框架应该相应地做出适应性调整。目前相比西方情境下的研究，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TOE框架实证研究与适应性修正仍待进一步完善，并急需进一步加深研究深度。已有研究方面，郭迅华等（2010）进行的“开源软件”在政府部门中应用效果的实证分析是较早结合我国具体实践开展的TOE框架实证调研。简言之，TOE模型优良的概括性决定“技术—组织—环境”三方面条件在中国情境中的具体应用需要深入的发掘与拓展，三者的内涵需要根据研究对象、领域与实践场景的变化进行调整与延伸。

 需要注意的是，TOE理论模型尚未处理好多重技术应用场景之间的关系组合问题，也即技术、组织、环境等三重条件究竟会通过何种联动匹配模式来影响组织的技术应用水平（邱泽奇，2017）。尤其在多重因素研究视野下，物流企业绿色创新绩效不仅受到企业自身所拥有的资源禀赋的影响，还取决于企业所处外部环境是否会对这些资源禀赋产生效用营造友好促进氛围。实际上，复杂组织治理的实践经验表明，对多重条件的组态（Configuration）分析有助于研究者进一步厘清各个条件在影响组织结果上的复杂机理。这是因为，在“组态视角”下，多重影响条件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并且会通过相互间的联动匹配来共同形塑组织结果（Fiss，2011）。除此之外，不同条件组态还可以通过“殊途同归”的方式产生相同的组织结果。因此，组态分析的重要意义在于，企业管理者可以根据组织自身条件禀赋的储备情况，借助差异化的条件匹配手段以实现相同的预期目标。在我国物流企业绿色发展的实践场景下，各个企业在先天资源禀赋和所处发展阶段上的差异意味着通过多元驱动机制以推动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极强必要性。基于此，对物流企业绿色创新绩效背后技术、组织、环境等多重条件的组态分析便具有了现实意义。

1.3  分析框架

 本文结合现有研究，基于我国物流企业绿色发展的具体实践情境，利用TOE理论框架模型构建出如图1的衍生拓展框架。

第一，技术条件。具体包括技术平台基础和技术兼容两个二级条件。在技术与组织的相互作用中，技术的自身特征会对组织采纳、应用技术的一系列行为产生影响。一方面，技术平台基础具体指当下物流企业技术开放共享平台已满足互联网、计算机软硬件以及数据接口等方面的技术条件，其技术优势对于满足绿色创新技术的供需双方、获取绿色创新技术数据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进行的跨平台大数据分析可以深入认识各类绿色创新科技资源的发展情况，为有针对性地进行绿色创新决策提供准确有效的信息支持。除此之外，体现出更强技术优势的技术开放共享平台在加速绿色创新资源开发、提升行业间技术传输效率方面具有显著价值，为实现高效而低成本的绿色创新开放共享与信息支持机制、提高物流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另一方面，技术兼容首先反映的是企业内部技术环境同各类型合作主体所拥有的IT软硬件与技术，以及企业拟采纳新技术之间的匹配程度。高技术兼容能够推动绿色创新在各主体、各领域之间扩散。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背景之下，技术兼容成为物流企业开展绿色创新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其次，技术兼容还体现在主体使用价值观方面，具体包括主体需求同创新管理模式、使用方法以及价值创造形式间的兼容与匹配程度。

第二，组织条件。其中具体包括绿色组织认同、管理层环境承诺和CEO社会资本三个二级条件。以组织认同理论作为基础，绿色组织认同在绿色组织的具体视角上赋予企业环境管理行为以现实价值，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解释模式。绿色组织认同有助于内部成员建立与企业相关联的共同观念，促使成员理解企业环境管理目标与经营活动间的联系，将环保意识融入日常工作。作为驱动企业绿色创新的因素之一，绿色组织认同能够让员工对环境管理形成积极认知，激励员工整合和利用与绿色创新相关的新知识、新想法，进而积极参与旨在满足消费者环境需求的绿色创新行为。绿色组织内部所形成的情感联系有助于激励员工积极参与绿色创新行为，有利于员工与企业形成一致的环保目标，并且这种共同目标有助于提升绿色創新绩效。环境承诺所测度的则是企业实施环保行为倾向或者意愿的强弱程度，致力于减轻企业经营运转活动对生态环境的消极作用。有研究表明，环境承诺水平越高，企业越愿意承担环境责任，表现之一为重新设计运营策略或商业模式，进而降低企业活动给自然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具有高环境承诺的企业通常更加倾向从利益相关者层面获取知识与技能，用于提升企业绿色创新能力。同时，具有高度环境承诺的企业愿意积极维护客户关系，通过了解客户环保偏好，进而创造出能够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或者服务。因此，环境承诺有利于强化企业在绿色产品设计、绿色工艺、绿色营销等方面的创新行为，进而改善绿色创新绩效。CEO社会资本则为物流企业实施绿色创新活动提供各类社会关系资源，对提升企业价值具有重大帮助。企业并非孤立存在的个体，通过与外部环境及各类社会主体建立关系形成网络，企业成为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节点;利用作为节点所扭结的各类联系，企业得以提升取得各类稀缺资源的能力。在极具中国特色的关系主导型社会情境中，CEO社会资本作为外部治理的重要因素在企业绿色创新资源配置中起到独特而关键的作用，未来将对提升物流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做出更大的贡献。

第三，环境条件。其中具体包括环境规制强度与金融发展水平两个二级条件。

2  研究方法与数据

2.1  定性比较分析

本文拟采用fs/QCA方法进行组态分析，针对我国情境下物流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多元驱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QCA在20世纪80年代由Ragin（1987）提出。研究者可以利用QCA分析开展跨案例比较研究，分析寻找各类条件组态下匹配模式与结果变量之间的逻辑关联，也即“条件变量的哪些组态可以导致结果变量的出现或消失？”，依据上述逻辑关系分析的结果，在承认因果复杂性的前提下，进一步对多重条件变量之间所具有的协同效应进行识别与深入研究（杜运周、贾良定，2017）。

不同于以回归分析为主的定量分析以及以案例分析为主的定性研究，QCA具有以下独特的研究优势：第一，以大、中、小等不同样本划分为基础展开跨案例比较可以更好地识别各个组态下条件变量对于结果变量的作用机理，并且为实证结果增加一定的外部推广度。第二，研究者还可以识别出具有等效结果的条件组态（Equifinality），可以帮助人们理解不同案例场景下导致结果产生的差异化驱动机制，并进一步讨论条件间的适配与替代关系。第三，研究者还可以进一步比较导致结果产生与消失的条件组态，拓宽其对特定研究问题的理论解释维度。这是因为，在“因果不对称性（Causal Asymmetry）”的逻辑前提下，结果变量出现的条件与导致结果变量的“否集”出现的条件可能并不相同。

 2000年起，国外学界在实证研究中对QCA方法的关注呈现显著上升趋势，其中涉及的应用领域包括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与国际关系等各类学科领域。近年来，国内学界也开始陆续将该方法应用在组织的战略管理和技术应用等领域中（黄荣贵、桂勇，2009;王凤彬等，2014;杜运周、贾良定，2017;郝谨等，2017;范梓腾等，2018;王璁、王凤彬，2018;程建青等，2019）。

 定性比较分析由以下3个基本类别组成：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与多值集定性比较分析（mv/QCA）。相较于cs/QCA和mv/QCA只适合处理类别问题的特点而言，fs/QCA还具有进一步分析处理有关程度变化或部分隶属问题的能力（杜运周、贾良定，2017）。正因如此，fs/QCA在近年来的相关实证研究中被广泛使用。本文采用该方法主要有以下两大原因：（1）基于相关关系的回归分析方法假定变量都是独立的，这一前提假设仅适用于探索单个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净效应”，对于多变量综合影响研究束手无策，而fsQCA分析原因条件不同组合所构成的多重并发因果关系，可以揭开原因条件如何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物流企业绿色创新的“面纱”;（2）fsQCA能够识别引起结果发生的原因条件的充分性和必要性以及不同原因条件间互补/替代性，从而进一步加深对于各层面影响因素对绿色创新绩效影响的理解。本文分析软件是fsQCA3.0。

2.2  数据及校准

 在fs/QCA中，校准（Calibrating）指的是给案例赋予集合隶属的过程（Schneider & Wagemann，2012;杜运周、贾良定，2017）。对于具体问题研究而言，研究者需依据现有理论知识和案例情境，将变量校准为模糊集合。校准后的集合隶属度将介于0到1之间。为了将条件变量的取值校准到0到1的区间范围内，研究者需要结合案例中条件变量的实际取值分布，并根据案例的实际情况选取能够体现条件变量中间程度的取值来选取校准的锚点（完全隶属、交叉点、完全不隶属）。

 对于交叉点的选择，本文借助Tosmana软件（Cronqvist，2019）所给出的建议值，并结合作者对研究资料实际情况的判断来最终确定。对于“完全隶属”以及“完全不隶属”两个锚点的选择，本文参照既有研究，分别选取样本数据的95%和5%分位数（Andrews et al.，2016）。各条件变量测量指标描述与锚点确定如表1所示。

3  数据分析与实证结果

3.1  必要条件分析

进行模糊集真值表分析前需检查必要条件。这里的必要条件可视作结果的一个超集（Super set），且如果必要条件被包含于真值表中，其将有在纳入“逻辑余项”的解中被剔除出去的可能性，即必要条件可能被简约解消除（伯努瓦·里豪克斯等，2017）。在对条件组态进行分析之前，研究者还需首先逐一对各个条件的“必要性（Necessity）”进行单独检验。此后研究者需对无法单独作为必要条件的各个条件展开充分条件分析，并通过“布尔代数最小化”识别出对目标案例解释力度最大的条件组态。本文首先分别对各条件进行必要条件分析。物流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必要条件检测如表2所示。由于必要条件的必要性下限为0.9，并知表2中的各单项前因条件均无法构成影响绿色创新绩效的必要条件，意味着各个单项前因条件对于绿色创新绩效所具有的解释力度不强。故下文将这些前因条件导入fsQCA，以便深入探索影响高、非高绿色创新绩效的不同条件组态。

3.2  条件组态分析

在条件组态分析中，本文首先以各个单项前因条件的各种可能组合为依据，构建真值表，并在真值表分析过程中，按照案例实际分布将Raw Consistence阙值设为0.9，PRI Consistency的阈值设置为0.7，案例阈值设置为1。这样设置的目的在于，不仅符合既有研究的操作规范，还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组态分析在解的一致性和解的覆盖度上的最优平衡。如果Raw Consistency阈值太高可能会减小最终解的覆盖度，太低则会减小解的一致性。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将会得到复杂解（不包含“逻辑余项”）、简约解（包含“逻辑余项”，但不评价其合理性）、中间解（仅将符合理论和实际知识的“逻辑余项”纳入解）。一般中间解优于其他解，因为中间解不消除必要条件（伯努瓦·里豪克斯等，2017）。其他两种解分别用于确认条件组态中的核心与边缘条件：核心条件在对结果变量的影响中起到核心作用，而边缘条件只起到辅助作用;如果某一前因条件同时出现在简约解与中间解当中，则可将其确认为“核心条件”;若其仅出现于中间解则认为“边缘条件”（杜运周等，2017）。做出每一条件变量出现（Present）均可能提高绿色创新绩效的假设，通过反事实分析求得中间解，并且进行模糊集分析得到4种能够产生高绿色创新绩效的条件组态（路径），一致性均大于0.9，表明4种条件组态均为高绿色创新绩效的充分条件;解的一致性为0.902，再次验证了它们的充分性。模型解的覆盖度达到0.565，意味着4条路径可以解释将近57%的物流企业案例中高绿色创新绩效的原因。另一方面，做出每一条件变量缺失（Absent）均造成非高绿色创新绩效的假设，进行模糊集分析得到3种条件组态（路径），3条路径构成了非高绿色创新绩效的充分条件，且解释力度极强，能够覆盖81%的物流企业案例中非高绿色创新绩效原因解释。

 产生高、非高绿色创新绩效组态如表3所示。相关符号参考Ragin等（2008）的表示惯例，用●标记条件变量出现，用？茚标记条件变量不出现;大圈代表核心条件，小圈代表边缘条件。空格表示条件变量无关紧要（既可以出现，也可以不出现）。

（1）高綠色创新绩效的驱动机制分析

条件组态1表明，当物流企业在面临高强度的环境规制时，如果能够提升企业内部的组织环境承诺水平和CEO社会资本，其将会拥有高水平的绿色创新绩效。其中，CEO社会资本（组织）为核心条件，组织环境承诺（组织）和环境规制（环境）为补充条件。由于组织、环境条件需要通过相互间的联动适配才能够发挥作用，并且CEO社会资本为核心条件，因此本文将其命名为“组织驱动型”。该路径能够解释约62%的物流企业绿色创新高绩效案例。其中约14%仅能被这条路径所解释。

 条件组态2表明，当企业面临较强环境规制，企业所在城市金融发展水平较高，企业CEO社会资本水平较高时，将战略要点放在提升技术兼容水平，也将拥有高水平的绿色创新绩效。其中，技术兼容程度（技术）为核心条件，CEO社会资本（组织）、金融发展水平（环境）和环境规制强度（环境）为补充条件。由于技术、组织、环境条件需要通过相互间的联动适配才能够发挥作用，本文将其命名为“综合驱动型”。该路径能够解释约43%的绿色创新高绩效案例。其中约9%仅能被这条路径所解释。

条件组态3表明，当企业拥有较好的技术平台基础，也即拥有较高的技术创新能力，其将会拥有高水平的绿色创新绩效。这意味着，相较于其他条件而言，技术创新能力对于绿色创新高绩效而言更加重要，因为其可以单独构成解释结果产生的充分条件。由于在这条路径下，当技术创新能力存在时，其他条件对于绿色创新高绩效而言无关紧要，因此本文将这条驱动路径命名为“技术驱动型”。这意味着，技术创新能力能够有效破除组织、制度、环境等客观禀赋条件对物流企业绿色创新实践的制约。该路径能够解释约22%的绿色创新高绩效案例。另外，大约有7%的绿色创新高绩效案例仅能由该条路径解释。

 条件组态4表明，当企业面临较强的环境规制时，提升组织内部绿色认同水平，可以有效提升创新绩效。该路径能够解释大约31%的绿色创新高绩效案例，其中约6%仅能被这条路径所解释。由于组态4中核心条件是环境规制，绿色组织认同为补充条件，所以将该条路径命名为“环境驱动型”。

（2）绿色创新低绩效的驱动机制分析。QCA方法的因果非对称性意味着某结果出现与否需要使用不同的“原因组合”来分别进行解释（伯努瓦·里豪克斯等，2017）。因此，为更全面深入地探索提升绿色创新绩效的驱动机制，本文进一步分析了导致绿色创新低绩效的组态（路径），结果分析如表3所示。

组态NH1：～OEC×～TPF，明无论环境层面的条件多优越，只要组织环境承诺（组织）较低的物流企业缺乏技术平台基础（技术），绿色创新绩效的提升就会受到抑制。可能的原因是，一旦物流企业技术平台基础较差或者缺失，那么其进行绿色创新活动存在天生的缺陷，更论及不到创新绩效的提升;若企业组织环境承诺水平较低，企业内部自上而下的绿色创新意识与认知都处在较低水平，这也将从根源上遏制了企业绿色创新实践的主观意愿。

 组态NH2：～GOI×～FDL×～TCL，表明即使企业组织环境承诺、CEO社会资本、技术平台基础都达到较好的水平，如果企业面对的金融环境发展水平低或金融发展体系不完善，绿色组织认同水平较低或缺失，技术兼容度也较低，那么物流企业绿色创新绩效提升就会受到较大的阻碍。

 组态NH3：～CSC×～GER×～FDL，表明即使企业拥有优越的技术条件，如果面临的外部环境中，环境规制强度和金融发展水平都不尽人意时，CEO社会资本的缺失将会进一步遏制其绿色创新绩效的有效提升。在外部环境不佳时，根据资源依赖理论，企业尤其需要借助组织层面的社会资本去获取资源，形成资源的有效配置，若社会资本缺失，将会是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提升变得困难重重。

3.3  条件间的潜在替代关系

 通过对比H1、H2、H3、H4这4个组态发现，根据覆盖度指标，H1是H3的3倍多，它解释了结果变量的62%，更可能有效地提升物流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即大部分物流企业是通过H1路径取得绿色创新高绩效。这充分说明了企业CEO社会资本作为无形的社会嵌入和非正式制度形式，能够深层次、强有力地影响企业经济活动，尤其是对绿色创新活动的影响甚至超过了一些正式制度因素。

 比较各个条件组态的异同点能够进一步识别技术、组织、环境三大条件之间的潜在替代关系。如通过对比条件组态1与组态2可以得出，物流企业如果处在拥有良好的CEO社会资本条件，但面临着高强度环境规制的情境时，其所具备的组织环境承诺、金融发展水平、技术兼容水平的条件组合可以和绿色组织认同相互替代，以利于促进其绿色创新绩效提高。

 技术、组织、环境条件的潜在替代关系表明，组织层面的绿色组织认同、组织环境承诺、CEO社会资本这3个条件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在特定的客观禀赋条件下，绿色组织认同、组织环境承诺、CEO社会资本都能够发挥出环境与技术条件组合出现时才有的作用。另外，图2、图3和图4所揭示的绿色组织认同、组织环境承诺和技术兼容性的替代关系则进一步凸显了组织条件在提升物流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重要作用和现实意义。这是因为，考虑到技术基础与技术兼容作为一种客观禀赋条件，企业往往难以在短期内快速改变现状。而作为一种主观可控条件，企业则往往能够在短期内通过提升组织绿色认同水平和环境组织承诺。

本研究采用fsQCA方法，针对不同影响因素对我国物流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展开了实证基础上的组合构型理论分析，突破了以往类似研究利用统计回归分析与结构方程模型仅能从单一因素角度，而不能全面以多元复杂因素视角对相关作用机理开展分析解释的局限性，研究结论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价值。这进一步加深了对物流企业绿色创新绩效机理的理解，也再次证实并拓宽了fsQCA在创新管理领域应用的可行性和有效性。而从实践上来说，本研究结论为政府管理机构、物流企业更好地制定策略以提升绿色创新绩效提供理論指导。例如从政府治理层面，各级政府应妥善发挥政府生态职能，适时适度提升环境规制强度：一方面导入先进物流管理理念。由于中国物流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很多企业已经认识到发展物流的重要性，因此中小企业发展物流必须导入先进的绿色创新理念，只有这样才能够在竞争中保持不败;导入先进的物流管理和绿色创新理念，必须综合运用各种运作驱动的方法，包括物流运作、资金运作及市场运作;鼓励、推动高污染企业逐步减少排污行为，提升污染物处理水平。另一方面逐步提高污染治理相关成本，倒逼物流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利用制度与法律杠杆有效促进绿色绩效提升。同时在市场建设层面，通过完善金融市场，提升金融发展水平，可以有效提升资本配置效率，缓解资金资源不足对物流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负面冲击与消极影响。本文研究结论能更好地助力政府精准出台政策扶持物流企业进行绿色创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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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1-06-0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青年基金项目“基于动态能力的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质量提升对策研究”（20CRK004）;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金青年项目“中小企业绿色创新的多层次诱发机制及绩效转化过程研究”（19YJC630025）;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对双创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17GLC001）;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技术创新能力与技术创新网络共轭双驱机理研究”（TJS216050）;南京邮电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企业创新网络对集群升级的影响研究”（NYY215009）;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信息产业融合创新与应急管理研究中心项目

作者简介：单婷婷（1986-），女，江苏盐城人，南京邮电大学，讲师，博士，研究方向：财务管理、产业经济、创新创业管理;黄卫东（1968-），男，江苏连云港人，南京邮电大学，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网络舆情管理、产业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