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中国共产党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

2021-05-06韩强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 2021年2期
关键词:意识形态工作宣传工作中国共产党

[摘 要]中国共产党诞生百年来,一直高度重视宣传工作,在各个时期都积累了做好宣传工作的丰富经验。改革开放以来,面对国内外各种社会思潮的侵蚀,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性日益突出,逐渐把宣传工作定位于意识形态工作,明确了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原则、任务、思路、方法,形成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有效体制机制,使党的宣传工作经验得到升华。其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始终坚持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不断创新意识形态工作的方式方法,与错误思潮作斗争,加强对社会思潮的引领成为我们必须坚持的基本经验。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意识形态工作;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21)02-0086-15

[收稿日期]2021-02-15

[作者簡介]韩强(1965—),男,山东禹城人,博士,北京联合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二级教授,北京市长城学者,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研究方向为党的建设基本理论、党内法规制度、海外中国共产党。

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中,党一直高度重视宣传工作,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基础上形成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党成立之初,就把宣传工作确立为党的基本工作,层层设立宣传部门,不断创新在各种环境和条件下开展党的宣传工作的方式方法,取得显著成效和宝贵经验。改革开放以来,面对国内外各种社会思潮的侵蚀,特别是经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考验和苏东剧变的警醒,中国共产党把宣传工作逐渐定位于意识形态工作,把壮大主流意识形态提高到重要位置,把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制度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之一,使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成为全党共识,意识形态工作局面也发生了根本性好转。当前,意识形态工作仍面临复杂的形势,意识形态安全面临新的考验,需要我们在总结历史经验中吸取力量,更好地完成意识形态工作根本任务。

一、中国共产党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的历史进程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可以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期: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建立至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1949年10月至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从1978年12月至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召开,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从2012年11月至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1]从党的百年历史看,中国共产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视是一以贯之的,但由于党所处的环境和任务不同,这一工作也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点。

鉴于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通常使用“宣传工作”这一概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通常使用“宣传工作”“宣传思想工作”概念,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意识形态领域复杂局面的加剧,开始更多地采用“宣传思想工作”或“意识形态工作”概念,因此,笔者在行文中涉及民主革命时期时使用“宣传工作”,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使用“宣传思想工作”,改革开放之后使用“宣传思想工作”或“意识形态工作”概念,但三个概念的基本内涵没有质的区别。

(一)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宣传工作

民主革命时期党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武装斗争推翻反动的国民党政权,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因此,党的宣传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揭露国民党政权和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坚定全党全国人民夺取革命胜利的信心。为此,在不同阶段,党的宣传工作的重点也有所不同,并取得了明显成效。

1.建党初期的宣传思想工作

在建党之初,党需要树立旗帜,明确方向和任务,并借以号召和团结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进行彻底的革命斗争,因此党的宣传工作以进行理论宣传和革命动员为主要任务。其中,中国共产党的宣告成立虽然“其作始也简”,但是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表明的: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逐步被一切反动势力视为洪水猛兽。虽然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进行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壮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声望,使大革命走向高潮,但是随着国民党背叛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陷于失败,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中迎来了自己最为黑暗的时刻。

这一时期是党的宣传工作的初创时期,但是一经问世即不同凡响。中国共产党在一大党纲中自豪地宣称:“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2]P5本党纲领为“(1)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2)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3)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4)联合第三国际”[2]P5。为了宣传共产主义,率先明确了宣传机构和人员的配置,要求“凡是党员不超过十人的地方委员会,应设书记一人;超过十人的应设财务委员、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各一人”[2]P6。在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关于宣传的决议放在第二部分,凸显其重要性,并明确规定:“一切书籍、日报、标语和传单的出版工作,均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每个地方组织均有权出版地方通报、日报、周刊、传单和通告。不论中央或地方出版的一切出版物,其出版工作均应受党员的领导。任何出版物,无论是中央的或地方的,都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2]P7-8。在1921年11月陈独秀签发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关于建立与发展党团工会组织及宣传工作的决议》中,不仅明确中央局成立宣传部,而且要求“中央局宣传部在明年7月以前,必须出书(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二十种以上”[2]P10。在1922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政治宣传”工作排在报告事项的第二位,列“党员及党费”之后。[2]P27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章明确: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及各组均须执行及宣传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定政策,不得自定政策。[2]P62既明确了党组织的宣传之责,也规定了宣传工作的政治纪律。

国共合作之后,党日益认识到宣传特别是对产业工人进行宣传的重要性,在1924年5月的《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文件》中,明确“在大产业的工人里扩大我们的党,是现时的根本职任之一”[2]P196,要求党的组织“地方委员会由三人组织之:委员长兼宣传部,秘书长兼组织部,…中央及区亦应分设宣传、组织、工农等部分担责任。…小组的工作除教育党员征求新党员外,还应当常常在工人群众里做宣传的工作。…中央的各部之中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部和工农部。…中央宣传部应当在党报上加重党内教育的工作,并且指导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党内教育的问题非常重要,而且要急于设立党校养成指导人才。再则政治宣传亦急于有全国的进行规划”[2]P196-197。据此,中央正式决定分设宣传、组织、工农等部,罗章龙成为中央宣传部第一任部长。

由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在当时,党高度重视宣传工作,不仅层层成立党的宣传部门,明确宣传职责,而且注重在工人阶级中开展宣传工作,宣传工作的领域、对象、方式都得到了进一步拓展。正是由于党的宣传工作卓有成效,所以到大革命后期,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有了极大的增长,党的力量迅速壮大。据统计,到1927年4月党的五大召开时,党员发展到57967人,其中工人成分占党员总人数的50.8%,农民为18.7%,知识分子为19.1%,军人为3.1%,中小商人为0.5%,其他成分为7.8%,女党员占到党员总数的8.27%。[3]P188此时中国共产党已成为一支极为重要的政治力量,党的旗帜和形象在全国逐步树立起来,为民主革命的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土地革命时期的宣传思想工作

随着国民党叛变革命,大革命归于失败,此后中国共产党召开八七会议,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口号,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此后党领导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虽然都失敗了,但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创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国革命进入到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土地革命新阶段。面对农村环境中建立根据地、主要领导农民进行武装斗争的实际,加之国民党反复进行军事“围剿”,革命力量面临严峻考验,党的宣传工作的重要性进一步突出。为此,毛泽东在1929年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把宣传工作规定为红军的“第一个重大工作”。他指出:“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由这个宣传任务之实现,才可以达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所以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4]P96

这一时期党的宣传工作面临许多紧迫的任务,一是在恢复党组织的同时恢复宣传工作体系。由于国民党叛变革命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各地党组织受到极大破坏,面对这一不利局面,八七会议后中央决定恢复和重建各地党组织,包括建立中央派出机关——北方局、南方局和长江局,在国民党统治区建立党的秘密工作体系,在各地恢复受到破坏的党组织,到党的六大召开时,党的地方组织已有12个省委、3个临时省委、400多个县、市委。[3]P266与之同时恢复的,也包括党的宣传工作体系。二是开展与错误路线的斗争。其中首要的是同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是大革命失败的重要政治思想原因,八七会议批评了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央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但陈独秀在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阶级关系、革命战略策略等问题上仍坚持其托洛茨基主义错误观点,中央与其进行了政治、思想、理论上的斗争,最终于1929年11月把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开除出党,对其他同志进行了思想教育。《古田会议决议》专门就纠正党内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错误思想进行了批判。[4]P78-88此后,由于党处于幼年时期,到30年代初又发生了三次“左”倾错误,特别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使苏区受到极大损失,中央红军不得不长征。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核心地位,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使中国革命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折。通过与错误路线的不断斗争,使全党对中国革命性质、道路、前途等的认识有了进一步深化,保证了正确革命战略策略的制定,也展现了党的宣传工作的强大功能。三是探索宣传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的革命道路。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创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但是当时一些人也提出了各种疑问,如红军能不能站住脚?红色政权能不能长期存在并得到发展?为此,毛泽东集中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文章,阐述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这一思想的提出成为毛泽东思想初步成熟的标志,对中国革命起到了重大指导作用。此后,中国革命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依托逐步发展壮大,到1930年夏,全国已建立大小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到约7万人,连同地方革命武装共约10万人。[3]P280四是教育全党正确认识土地革命性质,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政策。八七会议明确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要求必须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六大进一步明确了中国革命的土地革命性质,大会通过的决议案指出:“推翻地主阶级私有土地的制度,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是当前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3]P261。对土地革命性质的明确,使党可以立足这一实际,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以调动农民革命的积极性。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及中央苏区等通过制定《井冈山土地法》《土地法草案》和根据各地实际进行农村根据地土地政策的调整,在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同时较好地保护了中农及富农的利益,扩大了农村统一战线,使农民参与革命的积极性空前高涨,革命根据地也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壮大。所有这些,都是与积极有效的宣传工作分不开的。

3.抗日战争时期的宣传思想工作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使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日本逐步扩大侵华战争,1937年的七七事变后日本开始全面侵华,也揭开了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序幕。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宣传工作以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抗日战争胜利为主要任务,在党内则开展了整风运动,使全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思想统一和行动一致,同时进行了各种形式的宣传工作,宣传党的抗日政策,与各种错误思想进行了坚决斗争,取得了宣传战线的巨大胜利。

党在宣传工作中坚决举起抗日旗帜,推动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共中央连续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为日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等宣言和决议,揭露日本侵略罪行,号召全国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争得民族的解放与独立。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作战。此后,中国共产党发动了全国性的抗日救亡运动,与各抗日力量进行广泛合作。1934年4月,中国共产党提出并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而奋斗。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调整了各项具体政策,得到全国各界的热烈响应。1935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大规模抗日爱国运动——一二九运动,掀起全国抗日救亡新高潮。1936年5月毛泽东、朱德联名发布《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公开放弃反蒋口号。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迫使蒋介石作出了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等六项承诺,从而结束了十年内战,基本实现了国内和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即通电全国,号召全中国同胞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同时促成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于9月22日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正式形成了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此后,中国共产党在宣传工作中堅定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妥协、分裂、倒退,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在打破国民党三次反共高潮中,党的宣传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揭示抗日战争胜利的光明前途,鼓舞全国各族人民的信心。抗日战争爆发后,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强大军事实力,国内存在“亡国论”和“速胜论”两种错误观点,中国共产党内部也有一些人存在轻视游击战的倾向。为了揭示抗日战争的前途和战略策略,1938年5月到6月间,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的演讲,系统阐明了持久抗战的总方针。1938年7月首次出版了《论持久战》。书中毛泽东在总结抗日战争初期经验的基础上,科学地论证了抗战的发展进程和基本规律,阐明了争取抗战胜利的持久抗战道路,批判了对抗战的各种错误认识,从思想上武装了全党全军和人民群众,坚定了中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成为指导全国抗战的理论纲领。正是在《论持久战》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武装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游击战争,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为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论持久战》的发表和传播,成为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的成功典范。

加强抗日根据地的对外宣传工作。面对国民党和日本侵略者对各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军事和新闻封锁,必须加强对外宣传工作,以宣传党的抗战路线和政策,争取国内外正义力量的支持。在1938年3月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外新闻宣传工作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这次会议认为:“我国抗战已经进行了八个月,但是,我们的国际宣传工作,我国各界民众团体对国际上各种民众团体的联系,都太薄弱了。”[5]P458同年11月6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通过决议认为,当前紧急任务之一是:“集中一切力量,反对日本法西斯军阀侵略者,加紧对外宣传,力争国外援助,实现对日制裁”[5]P752。八路军第129师政委邓小平在指示部队政治工作时曾说,要“大大地加强对外宣传工作。要通过文艺作品、报告文学、新闻通讯、摄影、绘画等,把我们真实的战斗生活反映到国际上去,流传到华侨中去,传播到大后方去”,要改变“打哑巴仗”的现象,经常用各种方法对外宣传部队的战斗生活。[6]P261938年春,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成立,其主要任务就是进行对外宣传。同年5月,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国际宣传委员会,并成立国际宣传组作为其办事机构。对外宣传一方面是对国民党统治区和日本占领区民众进行宣传,另一方面是面向国际社会开展宣传,当然两者是有机统一的。这方面的突出工作一是大量印刷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书,并运送到大后方蒋管区,在国民党和后方民众中产生了广泛影响。该书还翻译成英语,在国际友人和海外广泛传播。毛泽东在为英译本写的序言中写道:“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孤立战争的观点,历史已指明其不正确了。”[7]P121二是接待了数批西方新闻记者和军事观察团访问延安,向国际社会宣传了延安边区,赢得了世界正义力量的同情和支持。

当然,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宣传工作既围绕抗战来展开,同时也涉及许多其他方面,如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开展的重要工作,支持抗日民主政府,开展文化运动等等,为抗日战争胜利作了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

4.解放战争时期的宣传思想工作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顽固坚持独裁统治,依仗美国支持,撕毁停战协议,悍然发动内战,中国革命走到了战胜国民党反动派、夺取全国胜利的紧要关头。为了彻底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共和国,党的宣传工作积极投入到这一任务之中。

明确革命胜利的前途是这一时期宣传工作的重要任务。抗日战争胜利后,建国成为首要任务,中国三种主要政治力量各有其建国方案。对此,毛泽东曾经讲道:“从整个形势看来,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8]P1130围绕建立什么样的国家,中国共产党驳斥了地主阶级和买办大资产阶级主张继续实行军事独裁统治、使中国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道路的建国方案,指明了民族资产阶级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从而确立了建立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共和国的基本方向。最终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和国民党政权的垮台,前面两种方案都宣告破产,只有人民共和国方案得到了实现。

动员各方面力量取得解放战争胜利是宣传工作的根本目标。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在军事、经济实力方面都占有极大的优势,要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必须动员一切积极力量,为此党通过广泛的宣传工作动员农民、工人、小资产阶级参与到革命队伍中来,特别是对广大农民的宣传动员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在农村通过土地改革使广大农民分得土地并在政治上获得翻身以后,其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工农联盟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在“保田参军”的口号下,大批青壮年农民踊跃参加人民军队。各地农民不仅将粮食、被服等送上前线,而且成立运输队、担架队、破路队等随军组织,担负战争勤务。他们还广泛建立和发展民兵组织,配合解放军作战。人民解放战争获得了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的支援。民众的支持在淮海战役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淮海战役期间,543万群众奋勇支前,平均一名解放军身后就有9名普通百姓“护航”。男女老少齐上阵,给解放军送军粮、送衣被、送武器、运伤员,仅小推车就动员了88万辆。陈毅同志曾深情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对被俘虏的国民党士兵的思想改造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的巨大威力。解放战争的胜利可以用摧枯拉朽来形容,之所以能够顺利取得胜利,一个重要原因是对被俘虏的国民党士兵执行了正确的政策,尊重他们的选择,同时进行了成功的思想改造。对于俘虏和起义的国民党士兵,我们通过开展“控诉运动”,使这些士兵认识到旧军队是反动军队,而解放军是人民子弟兵;通过开展“诉苦运动”,控诉地主剥削阶级对农民的压榨,把对旧制度的仇恨记到国民党反动派身上,激发推翻这一制度的自觉性;通过开展“思想还家运动”,引导士兵自觉站到人民立场上来。同时还进行了三个教育,包括“战争观念教育”,解决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战争观问题:“团结内部教育”,教导重建平等的官兵关系;“政策纪律教育”,教育士兵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准打人骂人。通过这样的思想教育,许多原国民党军队和士兵迅速调转枪口,英勇作战,成长为革命战士,在解放战争中立下了功勋,有的甚至成为我军的优秀指挥员。毛泽东在晚年曾感慨地说:“释放俘虏放得好,国民党怕得很。”[9]P444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宣传思想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任务也从过去为夺取政权而奋斗转变为为巩固政权而努力,这一工作在宣传社会主义制度、服务重大任务、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反对错误思想、鼓舞人民干劲等方面的使命进一步突出。

明确了执政条件下加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性。在党执政的条件下如何对待和运用宣传工作是全党面临的新问题,在当时的思想文化领域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面对存在的轻视这一工作的倾向,毛泽东指出:“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共产党应该管,共青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10]P385“各个省、市、自治区的党委应该把思想问题抓起来。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而且还很尖锐。思想问题现在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各地党委的第一书记应该亲自出马来抓思想问题,只有重视了和研究了这个问题,才能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各地方要召开像这次宣传会议一样的会议,讨论当地的思想工作和有关思想工作的各方面的问题。”[11]P2821950年,邓小平在西南区宣传工作会上也曾提出:“出报纸、办广播、出刊物和小册子,而又能做到密切联系实际,紧密结合中心任务,这在贯彻实现领导意图上,就比其他方法更有效、更广泛,作用大得多。”[6]P145特别是1951年发生了围绕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凸显了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性。1950年底,由孙瑜编导、赵丹主演的《武训传》在全国公映,这是赵丹在新中国成立后主演的第一部影片。一年之后,掀起了全国性的大讨论大批判,《武训传》也被禁止上映,成为新中国首部禁片。毛泽东关注了这一讨论,并于1951年5月在审阅《人民日报》的社论稿《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时写道:“《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性质。象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诬蔑农民革命斗争,诬蔑中国历史,诬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宣传。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12]P166之后,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提上议事日程。同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政协会议上提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12]P184当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在文学艺术界开展整风学习》的通知,要求各地文艺界通过整风学习运动,“克服文艺干部中的错误思想,发扬正确思想,整顿文艺工作,使文艺向着健全的方向发展”[12]P188。

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击败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的进攻,中国共产党积极动员民众,发挥人民力量,开展了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等斗争。对于社会反映的镇反过头及一些地方存在的宽大无边问题,毛泽东曾写信给黄炎培,强调:“对匪首、恶霸、特务(重要的)必须采取坚决镇压的政策,群众才能翻身,人民政权才能巩固。…宽大应有边,镇压也应有边”[12]P141。面对美帝国主义军事介入朝鲜,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为了保卫国家和人民生命安全,中央果斷决策出兵朝鲜,进行抗美援朝。为了支援前线,国内进行了广泛宣传动员,激发了全国人民斗志,形成了青年踊跃参军、全国人民积极捐献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景象,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

形成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全党共识。新中国成立后,一些人以功臣自居,出现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等倾向,为此,1957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运动中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反革命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大民主”,主张取消党的领导,实行西方“轮流坐庄”的政党制度,走资本主义道路。1957年6月,中共中央部署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1958年夏,反右派斗争基本结束。反右派斗争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但是,反右斗争出现了严重扩大化,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当作了敌我矛盾,把一些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挫伤了一些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造成了不幸的后果。从1959年到1964年,党先后给大约30余万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摘掉了帽子。1978年,党中央对尚未摘帽的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同志全部摘帽,彻底平反。反右派斗争反映了当时在思想领域存在不同认识,同时也表明了正确开展思想斗争的重要性。

如果说右派问题反映了党内思想分歧、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话,那么作为执政党,要解决社会生产、人民就业吃饭等各种问题,必然面临更多各种各样的矛盾,如何解决矛盾需要我们正确认识矛盾,并善于运用宣传思想工作的优势去化解矛盾。为此,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倡导把正确区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该讲话1957年6月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运用唯物辩证法科学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第一次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命题,全面分析了各种类型的人民内部矛盾,系统论述了正确处理各种矛盾的方针政策。强调要用民主的方法,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作为从政治上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解决经济领域中的矛盾,应依据发展生产、统筹安排、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的原则;科学文化上的问题,应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民族关系中的矛盾,应采取加强民族团结、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的方针;在与民主党派关系上,应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等。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论述,特别是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观点,以及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方针和方法,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丰富和发展。

面对思想领域的问题和如何做好宣传思想工作,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全面阐述了他对于宣传思想工作的认识。讲话共谈了八个问题,一是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二是关于我国知识分子的情况;三是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四是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结合的问题;五是关于整风;六是片面性问题;七是“放”还是“收”;八是各个省、市、自治区的党委应该把思想问题抓起来。他指出:“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11]P281当前“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11]P268。宣传工作的重点是切实做好五百万左右知识分子的说服教育工作,使他们切实转变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如果在今后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在我们的知识分子中间能够有比较多的人接受马克思主义,能够有比较多的人通过工作和生活的实践,通过阶级斗争的实践、生产的实践、科学的实践,懂得比较多的马克思主义,这样就好了。”[11]P270实现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使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相结合是一个重要途径。当时最重要的宣传思想工作任务就是开展整风,即整顿全党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整风的方法,“一方面要严肃认真,对于缺点和错误,一定要进行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一定要纠正;另一方面又要和风细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反对采取‘一棍子把人打死的办法”[11]P274。尤其要注重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学习马克思主义,避免出现片面性问题,避免犯思想上的绝对化、形而上学地看问题的错误。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去批评,要帮助他们。在领导工作中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最后他强调,各个省、市、自治区的党委应该把思想问题抓起来,要把这个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要研究。[11]P282

总的看,毛泽东在宣传思想工作方面形成了许多创新性的重要思想,如关于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要实行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又红又专的方针;关于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实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关于知识分子要同工农相结合,通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社会和工作实践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思想,等等。这些思想广泛存在于他的代表性著作如《青年运动的方向》《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等等之中,至今仍有重要指导意义。

当然,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毛泽东把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形势估计过于严峻,仍然视为社会主要矛盾,导致发生了十年“文化大革命”,而宣传工作也步入误区,犯了极端化、片面化的错误,自身的工作体制机制和形象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留下了惨痛的教训。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宣传思想工作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逐步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政治路线,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党的历史方位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变化,使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更加复杂严峻,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險、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也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相应地,在意识形态领域加强宣传教育、巩固主流意识形态、批判各种错误思潮也变得更加重要和紧迫。

这一时期历经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三任领导人,他们对于宣传工作都给予了高度关注,对于做好这一工作作出了许多重要指示。改革开放之初,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随着各种西方思潮的涌入,国内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自由主义等也在滋长,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形成冲击,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率先意识到加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性。江泽民也强调:“越是改革开放,越要重视宣传思想工作。”[13]P4071996年1月他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进一步指出:“宣传思想工作在全党工作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国家的法律法规,都要通过宣传思想工作灌输到群众中去。宣传思想工作部门担负着宣传群众、动员群众、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责任。我们要集中精力把經济建设搞上去,促进社会全面进步,需要宣传思想工作提供强有力的保证。”[14]P496他在视察人民日报社时也强调:“党的新闻事业与党休戚与共,是党的生命的一部分。可以说,舆论工作就是思想政治工作,是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所系的工作。”[14]P564胡锦涛2008年1月22日在同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代表座谈时也指出:“宣传思想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中具有重要地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5]他强调:“高度重视宣传思想工作,是党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优势。”[15]历任领导人对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视、指示和部署为做好这一时期的宣传思想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尽管期间发生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并导致八九风波,但是,总体上看,意识形态工作在保证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保障改革开放顺利推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也取得了明显进展,主要体现在:

一是恢复确立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纠正了“两个凡是”,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由于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在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期间,仍坚持“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没有解决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问题,也没有解决中国如何发展的问题。因此,在邓小平和胡耀帮等中央领导的推动下,以在《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为标志,在全党全国掀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通过讨论,解决了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问题,统一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消除了改革发展的思想阻碍,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二是正确评价了建国以来的历史和毛泽东的贡献,特别是正确评价了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改革开放之初,在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同时,也存在片面否定毛泽东的错误倾向,为此,正确评价建国以来的历史和毛泽东的贡献就事关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和社会主义方向。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共分八个部分,一是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二是建国三十二年历史的基本估计;三是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四是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五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六是伟大的历史转折;七是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八是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其中明确规定:“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16]P811“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16]P825这样的评价得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拥护,也澄清了许多认识问题,实现了新的思想统一。

三是积极开展思想文化领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任务。改革开放之初,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随着各种西方思潮的涌入,国内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自由主义等也在滋长,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形成冲击,1980年8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和肃清政治思想上的封建余毒的历史性任务。同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批判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打击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反革命活动。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率先意识到加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性,明确指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实质是为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服务,是战斗的一种“武器”。当时在反思“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同时,在精神文化领域也出现了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表现为在文艺界有一些作品以伤痕文学的形式揭露社会伤疤,借以歪曲历史,丑化党和社会主义,理论界则出现了“异化论”和盲目崇拜西方的思潮。其中根据剧本《苦恋》拍摄的电影《太阳和人》成为具有代表性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作品,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邓小平敏锐地意识到类似作品的错误倾向,提出了反对精神污染的任务。1981年7月17日,他专门同中共中央宣传部门负责同志进行了谈话,其中谈到:根据剧本《苦恋》拍摄的电影《太阳和人》,“我看了一下。无论作者的动机如何,看过以后,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这样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作者的党性到哪里去了呢?有人说这部电影艺术水平比较高,但是正因为这样,它的毒害也就会更大。这样的作品和那些所谓‘民主派的言论,实际上起了近似的作用”[16]P877。他认为,“党对思想战线和文艺战线的领导是有显著成绩的,这要肯定。工作中也存在着某些简单化和粗暴的倾向,这也不能否认和忽视。但是,当前更需要注意的问题,我认为是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对错误倾向不敢批评,而一批评有人就说是打棍子。”[16]P877此后,中央专门召开思想战线座谈会,讨论落实邓小平谈话精神,会上胡耀邦发表《在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胡乔木作为时任中宣部部长也发表长篇讲话,论述了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也由此展开。

正是在此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上议事日程。1980年12月20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把精神文明建设列为重要议题进行了研究、讨论。邓小平在题为《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没有这种精神文明,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1981年6月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又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归纳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十个要点之一,并第一次把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奋斗目标概括为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1982年7月,邓小平在军委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阐明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主要是使我们的各族人民都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人民。同年9月,胡耀邦在党的十二大上的报告中,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了全面的论述,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报告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内容概括为思想建设和文化建设两大方面,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全党的任务,也是各条战线的共同任务;共产党的思想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支柱。1996年10月,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决议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团结和动员各族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此后概括提出社会主义荣辱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具有标志意义的重要成果,对于引领社会思潮和社会风气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总体上部署党的宣传思想工作。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加强宣传思想工作,中央几代领导集体主要通过召开一系列宣传思想工作会议,部署开展这一工作。1994年1月24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江泽民指出:“宣传思想工作部门承担着重大的使命。集中起来说,就是要正确地宣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生动地反映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实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而奋斗。我们的宣传思想工作,必须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不断培养和造就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发挥有力的思想保证和舆论支持作用。”[13]P4082000年6月28日,他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又强调:“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最根本的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们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是保证全党和全国人民加强团结、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思想基础。”[13]P411要求全党“在事关政治方向和根本原则的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旗帜鲜明,理直气壮,毫不含糊”[13]P411。2008年1月,胡锦涛在同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代表座谈时也指出:“要牢牢掌握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动权,高举伟大旗帜,唱响奋进凯歌,振奋民族精神,服务人民大众,以更深刻的认识、更开阔的思路、更有效的政策、更得力的措施,着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着力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着力推进改革创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为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营造良好氛围,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提供强大思想文化保证。”[15]会议提出了坚持高举旗帜、围绕大局、服务人民、改革创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创宣传思想工作新局面的要求,并就重点工作进行了部署,包括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进一步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进一步增强全民族团结和谐、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提高舆论引导能力,进一步为改革发展稳定营造良好氛围;加强思想道德建设,进一步培育文明风尚;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进一步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进一步提高文化发展活力;做好对外宣传工作,进一步展示和提升国家良好形象。[17]P60-67这些要求和工作部署,对于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在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中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的宣传思想工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宣传思想工作面临更为复杂的形势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全局高度更加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先后于2013年8月、2018年8月召开了两次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2014年10月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和全军政治工作会议,2016年2月召开了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2016年4月召开了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2016年5月17日召开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2016年12月召开了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等重要会议,就意识形态工作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問题进行了阐述和部署,形成了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这些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指导思想。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局面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作出了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的重要论断。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8月19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18]P153这“三个事关”,指明了意识形态工作引领社会、凝聚人心、推动发展的强大支撑作用和根本性、战略性、全局性意义。《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规定,宣传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加强党的思想政治领导、巩固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的重要方式,是为实现党的主张和奋斗目标动员组织党员、干部和群众所进行的理论武装、舆论引导、思想教育、文化建设、文明培育等工作和活动。宣传工作是党领导人民不断夺取革命、建设、改革胜利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19]当前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要战胜挑战和困难,必须坚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尤其要提高宣传工作的质量和水平,把握好时、度、效,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让群众爱听爱看、产生共鸣,充分发挥正面宣传鼓舞人、激励人的作用。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20]

形成了做好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的基本思路。在2013年和2018年两次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集中阐述了做好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的基本思路,其中强调,要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必须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把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和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要旗帜鲜明坚持党性原则,也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提出宣传思想工作的根本任务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21]P14。在2018年8月21日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他进一步指出:“做好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必须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举旗帜,就是要高举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完成好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推动工作的战略任务;聚民心,就是要唱响主旋律、壮大正能量,把全党全国人民士气鼓舞起来、精神振奋起来;育新人,就是要坚持立德树人、以文化人,履行好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重要职责;兴文化,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展形象,就是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下功夫,在关键处、要害处下功夫,在工作质量和水平上下功夫,推动宣传思想工作不断强起来,促进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为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作出更大贡献。[22]

提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根本制度的思想。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作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的重要论断。这是我们党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作为一项根本制度明确提出来。《决定》要求,坚持这一制度,必须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健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工作体系,完善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等各层级学习制度,建设和用好网络学习平台。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落实到思想理论建设、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教育教学各方面。加强和改进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建立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体制机制。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这一论断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关系我国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的重大制度创新,意味着党中央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境界,也体现了中央对意识形态工作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

出台《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实现了党的宣传工作的有法可依。2019年6月29日,党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工作地位作用、目标任务、职责使命、实践要求的一系列重要论述贯穿其中。《条例》共13章53条,大致分为三个板块。第一板块包括总则、组织领导和职责两章,主要是目的依据、定位作用、指导思想、根本任务、工作原则,以及机构设置、党委和党委宣传部职责等管总的内容。第二板块是第三章到第十一章,规定了宣传领域各方面工作,包括理论、新闻舆论和出版、思想道德建设、文化文艺、互联网宣传和信息内容管理、对外宣传、基层宣传工作、意识形态管理、加强党对宣传工作的全面领导等。第三板块包括保障和监督、附则两章,主要是机制保障、经费保障、表彰激励、调研舆情和信息化保障、法治保障、监督检查、责任追究等规定。《条例》提出了“一个高举”“两个巩固”“三个建设”的宣传工作根本任务,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创造力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强大感召力和影响力的中华文化软实力。《条例》的出台标志着宣传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建设迈上了新的台阶,真正实现了党的宣传工作的有法可依。

二、中国共产党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一直把宣传思想工作作为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团结带领广大人民实现党的奋斗目标的重要途径,并不断完善工作体制机制,改进工作方式方法,使宣传思想工作在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今天,做好宣傳思想工作更需要我们坚持继承已有的做法和经验,解决遇到的各种问题,不断开创工作的新局面。

(一)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任务之一是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无产阶级先进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开创并不断取得胜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体系,也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2018年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指引着人民改造世界的行动;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始终站在时代前沿。”[23]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本质所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最根本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精髓,不能犯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经验主义的错误。最关键的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并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指导新的实践。当前,就是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指导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

(二)必须始终坚持加强党的领导

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国家安全面临新情况,[24]P7-8特别是世界范围的新冠肺炎疫情使世界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严峻,各种力量和思潮的渗透更加明显,而国内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进入关键时期也使得各种矛盾日益复杂,思想引领难度加大。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越是到了关键时期,越是改革深化、情况复杂,越要做好意识形态工作,越要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在坚持加强党的领导的过程中,要通过加强政治领导保证党的事业和意识形态工作的正确政治方向,保证党的团结和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贯彻落实,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保证国家安全;要通过加强思想领导保证马克思主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指导思想地位,保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人们的普遍遵循;要通过加强组织领导保证意识形态工作体系能够不断健全和完善,保证选准用好宣传工作干部,进一步健全宣传工作体系,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党对宣传工作的领导中,必须健全完善党的领导体制,特别是基层宣传工作领导体制,改进党的领导的方式方法;要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责任落实和严肃问责,加强阵地建设和管理,切实做到党管宣传、党管阵地、党管舆论、党管媒体,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必须提高意识形态工作能力,特别是要提高把握方向、把握大势、把握全局的能力和辨别政治是非、保持政治定力、驾驭政治局面、防范政治风险的能力。

(三)必须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

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坚持党性,核心就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坚定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定宣传中央重大工作部署,坚定宣传中央关于形势的重大分析判断,坚决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所有宣传思想部门和单位,所有宣传思想战线上的党员、干部都要旗帜鲜明坚持党性原则。坚持人民性,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的伟大奋斗和火热生活,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满足人民精神需求。坚决反对把两者割裂甚至对立起来的错误认识和做法,借口加強党性搞片面对上负责和借口加强人民性否定党的领导都是极端错误的。

(四)必须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重要工作,必须根据党的政治路线来进行,围绕党的中心工作来展开,绝不能和党的中心工作搞成“两张皮”,甚至相互拆台。在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党的宣传工作始终为党的中心工作、奋斗目标服务,在统一思想、动员民众中发挥了独特作用,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显著优势。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要一百年不动摇,没有经济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的一切,因此,必须围绕发展开展意识形态工作,以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促进经济发展,争取早日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只有这样,意识形态工作才能完成举旗帜、凝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才能取得成功。

(五)必须不断创新意识形态工作的方式方法

意识形态工作的本质是针对人的思想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说服教育,就是进行思想政治工作。要真正说服人,除了讲清楚道理、进行科学理论灌输,还必须善于掌握运用科学的方式方法。在长期开展宣传工作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创造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如集中性宣传动员,思想政治工作,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生活困难相结合,集体学习与个人自学相结合,学习与实践相结合,运用新技术手段等等,促进了教育对象的思想转变。对于过去好的做法和经验,我们要坚持学习和借鉴,并联系新的实际加以灵活运用,切实避免因“老办法不顶用,新办法不会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没有用”而使意识形态工作流于形式的状况。

(六)必须与错误思潮作斗争,加强对社会思潮的引领

意识形态领域,社会主义思想不去占领,资本主义思想就必然去占领。舆论引导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任务,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13]P409在中国共产党一百年的奋斗历史中,广大人民群众为什么一直站在党一边,就是因为正确的思想引领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市场经济和外部资本主义世界的存在都为各种思潮的滋长提供了有利条件,其中有很多错误思潮在和我们争夺與论场和话语权,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和各种错误思潮的交流交融交锋在一些领域一定阶段还相当尖锐,鉴于此,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者对错误思潮要敢于亮剑、敢于发声,理直气壮与错误思潮作斗争,对于长期以来刻意歪曲主流意识形态、不遗余力渗透错误观点的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观、历史虚无主义等,以及各种质疑改革开放、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错误思潮和观点,要旗帜鲜明地予以反对和抵制。要及时分析研判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新动向、新特点、新趋势,只有做到未雨绸缪,才能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

中国共产党一百年的历史是不懈奋斗的历史、理论创新的历史、自身建设的历史,党的宣传和意识形态工作都始终融入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独特政治优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更要继承发挥好这一优势,使之发挥更大更突出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曲青山.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N].光明日报,2021-02-03.

[2]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4]毛泽东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6]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7]刘金田.中国的抗日战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8]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毛泽东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0]毛泽东选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11]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2]毛泽东文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14]江泽民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5]新华社.胡锦涛在同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代表座谈时强调 扎扎实实做好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思想文化保证[N].人民日报,2008-01-23.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17]胡锦涛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1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19]新华社.全面提升新时代宣传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水平——中央宣传部负责人就《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答记者问[EB/OL].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19-08/31/content_5426168.htm.

[20]新华社.习近平出席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EB/OL].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news/politics/2013-08/20/content_29776139.htm.

[21]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

[22]新华社.习近平出席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EB/OL].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18-08/22/content_5315723.htm.

[23]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5-05.

[24]本书编写组.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百问[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17.

Abstract:Since the birth of the CPC,it has alway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publicity work and accumulated rich experiences in each period.Since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the ideological struggle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facing the erosion of all kinds of social ideological trends at home and abroad.So,the publicity work has been gradually focused on the ideological work,the basic principles,tasks,ideas,and methods of carrying out ideological work have been explicitly defined,and effective system and mechanism for adhering to the Partys leadership have been formed.All these have further enriched the Partys experiences in publicity.Some of the basic experiences that we must adhere to include:always adhering to the guiding position of Marxism,always adhering to strengthen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insisting on the unity of party spirit and people orientation,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 of focusing around the central work and serving the general situation,continuously innovating in the methods of ideological work,fighting against wrong ideas,and strengthening the navigation of social ideological trends.

Key words:CPC;publicity work;ideological work;historical process and basic experience

(責任编辑:徐国栋)

猜你喜欢

意识形态工作宣传工作中国共产党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书法作品选
中国共产党100岁啦
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四中全会在京胜利闭幕
新时期党委宣传工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浅析新常态下国有企业宣传工作的对策
试论做好企业新闻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及途径
网络政治动员新思想阐析
高校宣传工作的现状与几点思考
建国以来高校校园流行文化变迁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