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妮娜

内容摘要：艾滋病不仅是一种单一的生理性疾病，也是一个被人为定义、建构起来的产物。“瘟疫”是理解艾滋病这种流行病的主要隐喻，用来指最严重的群体灾难、邪恶和祸害。除此之外，它从“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病”转换为一种道德批判、或政治态度。本文将以阎连科的长篇小说《丁庄梦》为研究对象，浅要分析艾滋病在具体的文学作品中，其多重隐喻修辞是如何被艺术性的书写、表现的。以此瓦解艾滋病的隐喻性，给予所有疾病患者以人道主义关怀。

关键词：艾滋病 隐喻 权力 人性 死亡

艾滋病被称为“20世纪的瘟疫”。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首次把艾滋病这个社会现实问题纳入到文学批评的理论视野中进行审视和剖析，反思并批判了诸如结核病、艾滋病、癌症等如何在社会的演绎中一步步隐喻化。

《丁庄梦》是“中国第一部描写艾滋病题材的长篇力作”，作者将疾病、灾难和死亡这样的宏大主题融入到一批底层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丁庄”是一个较典型的中国内地乡村，村民普遍贫穷、人际关系相对封闭，但我们能通过这个小窗口，看到一场血之灾与人之恶，并洞察当时的卖血制度。阎连科笔下的“艾滋病村”是一个充满象征与隐喻的小社会，较清晰地蕴含着社会、道德、政治的隐喻含义，批判了一个非人道的乡村状况。

一.热病村的权力运作

由于艾滋病比起其他病毒潜伏期更长，死亡速度也较慢，所以它裹挟着更多的人性，具有的社会意义也更强。在热病村“丁庄”这个小社会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背后政治权力运作的复杂机制。

在央视报道《骇人的“血浆经济”——走访河南“艾滋病村”》中，上世纪90年代，卫生厅官员大力鼓吹“卖血致富”，农民片面追逐无知消费，由此形成了一条贫困家庭快速致富的捷径。最初几年，看似达到了国、官、民三者的“共赢”，但当潜伏期长的艾滋病集体爆发后，成批的平民百姓人亡家破、房空财尽。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对视血液为生命之本的农民来说，最初他们都不敢卖血，直到教育局局长组织村民去隔壁“致富模范县”参观，大家被上杨庄的富裕景况所震撼，“丁庄开始卖血了。丁庄轟的一声卖疯了”。黄勇提出，《丁庄梦》中的政治、宗族文化、经济精英，在物欲与灾难面前都呈现出应对失序的状态。在这场血祸面前，“乡村代理人”老村长李三仁，因为对教育局局长的卖血指示采取抗拒的态度，“开会宣布一下就撤了”。在丁庄，政权的更迭呈现一种随心所欲的状态，李三仁的被罢免凸显了农村治理体系的不合理性。民间政权的更迭如此简单粗暴，也给之后贾根柱等人随意夺取乡村政治权力预留了可能性。

“我”的爷爷丁水阳在丁庄有较高的文化身份与影响力，他是朴素的乡村道德伦理的守护者和切身实践者， 始终坚守着良知， 是晦暗生活中的一丝光亮与诗意。可是， 在金钱物欲的冲击下，村民的宗教信仰变得不堪一击，以丁辉为代表的年轻一代村民，对传统宗族文化不再具有敬畏之心。丁水阳所坚守的伦理道德与文化在欲望与热病的双重夹击下，毁灭殆尽，最终沦为沉默的失语者。

“我”的父亲丁辉是这场瘟疫的罪魁祸首。他混进权力体制内，并配合地方政府多次窃取属于村庄的利益，靠榨取村民们的血液走上了发家致富之路，摇身一变成为了所谓的“经济精英”。倒卖血、卖棺材、配骨亲、卖墓地，丁辉的个人发家史就是丁庄的集体毁灭史。最后还将死去的“我”做为进一步向上层社会流动的工具与筹码，在政治权力面前，亲情被无情解构。

贾根柱和丁跃进进一步加快了丁庄走向毁灭的脚步。他们上台后以权谋私，掌控与瓜分所有公共利益，盘踞了学校的公共财产，并一夜之间砍光了丁庄所有的树。他们出于个人私利拟定的七条规定，与《动物农庄》里的“七诫”不谋而合，成为极权主义者，“领导”了所有“低于他”的人。

政治、宗族文化、经济精英的集体失序，正是《丁庄梦》所蕴含的多重隐喻，但为了避开敏感的政治话题，作者未对权力进行直接抨击，更多的笔触是写对农民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二.患者与非患者的典型形象

之所以我们会赋予疾病如此多的隐喻意义，首先离不开疾病本身的“不寻常”。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生与死的过渡段，是每个人都不想遭遇却又无法避免的事情。尤其是像艾滋病这一类的恶性、慢性传染病，它是一个被定义、被建构的产物。一开始，对艾滋病的话语建构就把人划分为“患者和非患者”两类。

《丁庄梦》里那些输血感染的人，被同村村民乃至自己的家人冷淡疏远。小说中的艾滋病患者都自发聚集在丁庄小学，与外界的非艾滋病患者处于隔绝的状态，不仅是空间上的远距离，更是精神与情感上的疏离。年轻貌美的玲玲，因为患病被新婚半年的丈夫赶出家门，在热病病人活动场与其他患者一道悲惨地活着。非艾滋病患者真得能被称为“健康”吗？显然不是，这只不过是尚未患病的人给自己和异化的“他者”贴上的标签，并在潜意识里进行道德评判。

作者极力地消除患者与非患者之间的界限，用大量笔墨刻画了一群普遍自私贪婪的典型形象。他们负载着人的劣根性，愚昧无知、顽劣冷漠，人性里无限膨胀的私欲暴露无遗。在卖血问题上，他们从被动“启蒙”到主动迎合。人死如灯灭，作者虽然同情丁庄人的悲苦与贫穷，但他无法认同丁庄村民与贫穷作斗争的方式。将自己的身体商品化，他们妄图通过身体来摆脱贫困、救赎自己，而不是通过精神来进行救赎，最终只会走向宿命的悲剧。

最值得关注的是，村民在多个场合里所展现的“看客心理”。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 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识的示众的看客。”阎连科传承了鲁迅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从开篇的马香林唱坠子起，所有村民就处于一种看戏的状态;爷爷反对拉课桌时，大家只是“不想让隆重的戏匆匆收场”。在最后几章，更是“人山人海地看。一大片的人，还有邻村的，邻庄的，都如看戏样看着这热闹，就把半个丁庄的街道挤满了。”通过看客视角的几次转移， 暴露了他们自私冷漠、随风而倒的本性。看客的外在行为是“看”，内在心理特征是期望从中获得一种心理安慰与邪恶快感。

实际上，热病患者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害者，比如半瓶血都不卖的李三仁，在外部的舆论压力下，走上了卖血的道路;丁辉为了盈利，重复使用针头，还总会多抽村民100毫升血液。但这些受害者却得不到社会的同情，反而被社会所蔑视、孤立，热病患者饱受身心折磨，最终被逐出正常社会。

三.爱情与死亡叙事的意义

艾滋病是一种令人羞耻的、粗俗的疾病，患者被归于“危险群体”、“贱民团体”，并在道德上有极强的罪恶和羞辱感。艾滋病所附带的道德上的惩戒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身体上的痛苦。

在《丁庄梦》中，丁亮与玲玲之间的情欲是因为疾病造成的压抑，患艾滋病及其产生的后果是激发情欲迸发的原因，而不是性放纵导致的结果。因为身体上的痛苦与情感上的无所依托，丁亮与玲玲之间的“贼爱”，笔者看到了在疾病面前，死亡叙事所呈现出的生命的本质。在故事最后，两人携手克服了种种艰难险阻，达到肉体和灵魂上的契合，因为爱情甚至甘心付出自己的生命。使小说浸润着情爱之美与感伤之美。丁亮与玲玲以性为旗，反抗着不公的社会与命运。

在笔者看来，艾滋病病毒对身体的入侵，增强了即将死亡的丁亮与玲玲强悍的生命意志。身为女性，玲玲不为传统的道德准则所禁锢，以身体和性作为赌注，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了个人欲望中，并张扬自己的生命意志力。当她遇到了能够感同身受、有难同当的丁亮，爱情和欲望一同刺激着两人的心灵。他们脱离了现实的约束，得到了灵魂上的救赎。如《西厢记》《牡丹亭》这一类爱情叙事，跳出了“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传统轨道，肯定、提倡人的自由权利和情感价值。爱情能够使病人“死”而复生，再次充满对生命的热情。因此，疾病的意义并不是对生命的扼杀，相反，在这种接近死亡的极致的生命状态中，人能够因为脱离现实的约束从而恢复自主选择性。

佛经谈到“善恶报应，祸福相承”，于是“恶人始有恶疾”成了很多作家的道德准则。当个体的恶行得不到社會与法律的制裁时，疾病会成为作者手中的道德符码。小说中最大的恶人丁辉，在做尽一切恶事之后，被他的父亲丁水阳一棍打死，阎连科按照了传统式小说的“善恶报应”的逻辑进行收尾。但这样的结尾并未让读者大快人心，毕竟恶人患恶疾，在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下耗尽生命，而不是一死了之，或许才能让读者产生快感。读者出于对命运不公的控诉、对社会不义的怨恨，希望能在文学作品中得到宣泄。但在大多数文学作品中，无论是何种疾病，总是下层劳动人们在承受。从社会特权阶层的角度看，疾病仿佛具有阶级性，有高低贵贱之等级划分。

四.结语

《丁庄梦》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绝望的艾滋病灾祸图景，它毁掉了村民的健康。更肆意侵蚀了贫困乡村的灵魂。阎连科最后将一切追溯到生命的源头“女娲造人”，希望万事万物回炉重造，以获新生。作者在真实的对社会状况描述之外，还上升到人文情怀的高度来认识疾病。对新世纪艾滋病问题的关注，就是关注人类自身的生存环境与命运，《丁庄梦》无疑显示了作者的人道主义关怀。小说也瓦解了疾病的隐喻性，获得对普遍的人性和人生、生命与生存意义的关切和关爱。

参考文献

[1]阎连科.《丁庄梦》[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1.

[2]（美）苏珊·桑塔格著、程巍译.《疾病的隐喻》[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3]黄勇.《精英失序的世界，阎连科<丁庄梦>及其国家隐喻》[J].《二十一世纪》（香港），2012年12月号.

[4]黄勇.《农村的行政动员与发展灾难——论<丁庄梦>中的卖血故事》[J].《二十一世纪》（香港），2013年8月号.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