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迈　张艳国

摘要：在五四运动百年之际，中共中央两度召开相关重要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高度肯定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并作出了新的更高评价和理论概括。习近平对五四青年、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的新评价、新概括和新阐述，既有宏大的历史视野和事实依据，又有中国共产党人百年来传承和弘扬五四精神的使命担当和深蕴其中的理论逻辑，发出了高度评价五四青年和五四运动、深刻提炼五四精神的新时代最强音，它所传导的信息是丰富的、深刻的，影响也是巨大而深远的，对于深化五四运动史和五四精神史研究尤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对五四青年的崇高评价，既具有厚重的历史依据，又具有超拔的理论高度;对五四运动的崇高评价和新定位，既根植于百年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巨变，又立足于五四运动历史价值在新时代的彰显引领，五四运动成为世代传承的革命旗帜和红色标识;对五四精神的新提炼新概括，既是对伟大五四精神一脉相承、忠于历史的继承，又是高举新时代精神旗帜对伟大五四精神认识的深化提升和理论超迈。

关键词：五四运动;五四精神;五四青年;新评价;新概括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1）04-0077-09

在五四运动10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两度召开相关重要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高度肯定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并作出了新的更高评价和理论概括。2019年4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进行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五四运动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是我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五四精神是五四运动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激励中国人民奋勇前进的精神力量①。2019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召开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深刻论述了五四运动在百年中国社会深刻变革中的转折点地位和划时代意义，将五四运动的历史贡献和重要地位提高到新的时代高度：“五四运动，爆发于民族危难之际，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是一场中国人民为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而掀起的伟大社会革命运动，是一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以磅礴之力鼓动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志向和信心”②;五四运动“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为新的革命力量、革命文化、革命斗争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③。习近平从民族精神发展与时代精神生成的历史与现实维度，对五四精神进行了新概括，深刻揭示了伟大五四精神的时代价值和支撑意义：“五四运动，孕育了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伟大五四精神，其核心是爱国主义”④;“新时代中国青年要继续发扬五四精神，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不辜负党的期望、人民期待、民族重托，不辜负我们这个伟大时代”⑤。这些新评价、新概括和新阐述，既有宏大的历史视野和事实依据，又有中国共产党人百年来传承和弘扬五四精神的使命担当和深蕴其中的理论逻辑，发出了高度评价五四青年和五四运动、深刻提炼五四精神的新时代最强音;它所传导的信息是丰富的、深刻的，影响也是巨大而深远的，对于深化五四运动史和五四精神史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对五四青年的崇高评价，既具有厚重的历史依据，又具有超拔的理论高度

历史事件的主体是人;人造就历史运动，又形成并升华了人与事相结合的精神。习近平在两次重要会议上的重要讲话，首先聚焦五四运动的“先锋”——青年知識分子，即“五四青年”，并对五四青年及其历史贡献给予崇高评价，既走进历史深处，客观实在;又不拘泥于历史，具有深厚的家国情怀和中华文化底蕴，占据超越历史的理论高度。

（一）知识青年在五四爱国运动中扮演的先锋角色

100年前，民国初建，中国社会性质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国家和民族的危难并未终结。1923年，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说：“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⑥ 这说明了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之间的内在联系：辛亥革命革了皇帝的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专制主义王朝统治，中国社会出现了新的希望;但是，随着一系列的复辟运动和尊孔逆流兴起，民国社会重又回归黑暗笼罩。这说明，政治上的革命并不能代替文化上的革命;在一定意义上说，文化革命是政治革命的有力支撑。从辛亥到五四的“巨大社会落差”导致了新文化运动的兴起⑦。新文化运动，“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⑧。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胜利的协约国一方在巴黎召开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也派出代表团，提出废除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关税自主权等条件和要求。但是，巴黎和会却无视中国的合理要求并把德国在中国的所有权益一律转交给日本，而北洋政府却授意代表团在此“合约”上签字。

消息传回国内，全国各界群情愤慨。北大学生罗家伦、段锡朋、傅斯年在得知北洋政府同意和约中关于山东条款的消息后，决定举行全体学生临时大会。5月4日上午，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13校学生代表，在法政专门学校开会，决议下午在天安门前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4日下午，北京13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代表云集天安门，举行游行示威，他们手中举着各色各样的标语小旗，先后冲破北京政府教育部代表、步兵统领李长太、警察总监吴炳湘的干涉与阻拦，向东交民巷挺进，掀起了震惊中外的五四学生爱国抗议活动。

为响应和支援北京学生游行示威抗议，全国各地或成立学生联合会，或罢工、罢课、罢市，举行游行示威，“五四风潮”席卷全国。6月3日，成百上千名学生涌向街头抗议，并发放传单，高呼口号，向民众宣传;而反动军警无耻地镇压学生，在逮捕170多名示威学生的同时，还向各校周边派出大量警察戒严。4日，北洋政府逮捕学生800余人，又引发了新一轮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6月5日，上海工人开始大规模罢工以响应学生罢课，拉开了中国工人阶级自发参与爱国运动的序幕，为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增添了新的阶级元素和时代元素，标志着进步学生与工人阶级相结合，揭示了此后学生运动的发展方向，“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单靠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这支军队，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⑨;“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⑩。自此，五四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向上海，工人成为运动的主要力量。6日，上海各界联合会成立，反对开课、开市，并且联合其他地区，告知上海罢工主张。上海的“三罢”运动，得到全国22个省150多个城市不同程度的响应。11日，北大著名教授陈独秀等也走出校园，到北京前门外人群中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声援学生：如果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陈独秀被捕后，各地学生团体和社会知名人士亦纷纷通电，抗议政府暴行。面对强大社会舆论压力，北洋政府相关负责人曹汝霖、陆宗舆、张宗祥等相继被免职，总统徐世昌提出辞职。6月12日以后，工人相继复工，学生停止罢课。6月28日，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最终取得胜利{11}。

（二）五四爱国运动体现的青春张力

五四运动前夕是一个青春崇拜的时代。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在西方列强的侵略、欺压下，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抗争的进步中国人一刻也没有屈服、沉沦，他们力图挽狂澜于既倒，希望国家如青春那样富有朝气、富于活力、蒸蒸日上。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创办《清议报》，继续呼吁变法维新，并抒发少年中国、青春中国的情怀。他“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坚信“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12}。孙中山发动资产阶级革命，最早主要是由青年鼎力襄助的。1894年11月，28岁的孙中山在成立兴中会宣言中，最早提出了“振兴中华”这个领跑近代中国进步的目标和口号{13}。在孙中山周围，团结了一批有着共同抱负的年轻人：如25岁的陈少白，26岁的陆皓东，33岁的郑士良等人。1905年，黄兴在日本结识并长期追随孙中山，他比孙中山小了8岁;比黄兴小一岁的湖南青年陈天华，其革命启蒙著作《猛回头》和《警世钟》广为流传;同为湖南人的青年革命家宋教仁，又比黄兴小9岁;1903年，四川“仔儿”、“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写成《革命军》名作，更只有18岁。这些时代青年，胸怀大志、不计得失，勇立时代潮头、引领时代前进。

1915年9月，《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标志着新文化运动揭幕。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和骨干，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人，平均年龄只有三十余岁。一大批进步青年在新文化运动的感召下，迅速投身于新文化运动的滚滚洪流之中。如京津地区的青年学生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张太雷、周恩来等人，被誉为一时俊彦。陈独秀在《新青年》发刊词中大声疾呼：“青春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身。”{14} 打动了无数青年人的青春热情。李大钊在《青春》一文中激情澎湃、豪迈激越地号召：“以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15} 后来，毛泽东评价说，“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16}。

组织、发动、积极参与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的青年集体行为，抒发了时代最强音。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广大爱国青年学生不计个人安危得失，挺身抗争，绝不屈服。“国土不可断送、人民不可低头”，这就是五四运动发出的时代强音。在5月3日晚召开的北京大学学生大会上，17岁的刘仁静（后为中共一大最年轻的代表）当场举刀励志;法科学生谢绍敏咬指血书“还我青岛”，次日游行时作为抗议标识之一，悬挂在天安门前。在5月4日当天，游行示威的青年学生高呼“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宁肯玉碎，勿为瓦全”、“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充分彰显了青年学生的爱国主义豪情。这正是毛泽东评价五四运动具有“杰出的历史意义”之所在，击中了它带有“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要津和关键{17}。

组织、参与五四愛国运动的青年学生，是当时最有血性、最有担当的一代有为青年。组织、发动和参与五四爱国运动的那些青年学生们，他们热血沸腾、义无反顾地走上街头，心中只有国家和民族安危，就是没有想到个人利益;他们没有权，没有枪，没有钱，只有一腔爱国的热血和不甘为外人奴隶的志气。在游行示威中，爱国学生冲入赵家楼曹宅，痛打章宗祥，引发震惊中外“火烧赵家楼”事件。被捕学生许德珩的诗句：“为雪心头恨，而今作楚囚。被拘三十二，无一怕杀头。痛殴卖国贼，火烧赵家楼。除奸不惜死，来把中国救。”{18} 正是五四时期青年学生勇于担当，不怕牺牲精神的生动写照。毛泽东评价说，数十万的学生“英勇地出现于运动先头”，“这是五四运动比较辛亥革命进了一步的地方”{19}。

组织、参与五四爱国运动的青年学生，是那时站在中国发展最前沿、引领时代的弄潮儿。中国青年在五四运动中作为一支新生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作为五四运动的亲历者，毛泽东这样评价青年学生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广大和更觉悟。”{20}

五四运动以后，“劳工神圣”、“到民间去”等口号流行开来，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看到了社会底层、普通民众中所集聚的巨大政治能量，只有唤醒民众觉悟，国家才有希望。习近平指出，“五四运动改变了以往只有觉悟的革命者而缺少觉醒的人民大众的斗争状况，实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全面觉醒。经过五四运动洗礼，越来越多中国先进分子集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21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正式成立，中国历史掀开了崭新一页。”{21}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22}

（三）“五四运动”既是一个历史性概念，也是一个后起的纪念性概念

五四运动以发生于1919年5月4日的北京学生运动而得名，是对历史事件的文化固化，而其表述则几经变化。5月5日，北京学生《上大总统书》中，将五四运动称为“五月四日之事”。11日，《每周评论》第21号的《一周中北京的公民大活动》一文称之为“四日事件”、“四日的示威事件”。18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发表的《罢课宣言》和《上大总统书》，最早使用“五四运动”一词。前者说：“外争国权，内除国贼。‘五四运动之后学生等以此呼吁我政府而号召我国民盖亦数矣”;后者写道：“五四运动实国民之义愤所趋”。5月20日，北京《晨报》登载了这两份材料。这是“五四运动”一词首次见诸报端。26日，《每周评论》第23号刊登了北大学生罗家伦的《“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23}。之后，该刊6月1日第24号《查禁“妨害治安”集会出版之经过》一文继续使用“五四运动”一词，说“自‘五四运动之后，社会上对于学生的举动，几乎没有一个不注意的”{24}。“五四运动”的概念随后开始广泛使用。

“五四运动”的含义，原来只是指5月4日学生集会游行示威事件;之后，又概称5月4日学生集会游行示威至6月28日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这一时段的群众爱国斗争;后来，随着“五四”纪念活动开展，“五四运动”一词的含义不断扩大，往往将1915年9月开始的新文化运动也纳入其中，这就出现了所谓广义“五四运动”之说{25}，也就形成了一个具有时段标识的“五四时期”{26}。

1919年10月12日，陈独秀、李大钊在《国民》杂志周年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演说中，陈独秀对五四运动的性质作出明确界说，认为五四运动“实为国民运动之嚆矢，匪可与党派运动同日而语”;李大钊在演说中认为，五四运动是“排斥侵略主义”的运动，认为“此番运动仅认为爱国运动，尚非恰当，实人类解放运动之一部分也”。“国民运动之嚆矢”、“人类解放运动之一部分”，两人对五四运动的看法虽有所不同，但都突破了当时社会上仅仅将五四运动作为爱国运动的观点{27}。1925年5月3日，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向导》发表署名双林的文章，纪念五四运动6周年。文章认为，如果“单认‘五四是学生爱国运动及思想革命的纪念”，那就“未免减少了‘五四之政治上的意义”{28};文章认为，五四运动是积极的群众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运动，是带着群众性质的第一次运动，是辛亥革命以后第二次民族革命，是巨大的民族革命的潮流，推动了工人阶级觉悟。这对五四运动的历史地位和革命意义作了高度概括。

（四）五四爱国运动中江西籍青年学生发挥了重要的组织领导作用

在五四运动中，有一个值得重视的亮点，就是一批赣籍青年学子积极领导和参与了五四运动。这在以往的研究中，不太受到重视。赣籍进步学生不仅积极参与了五四运动，而且还积极组织领导了五四运动。比如，永新的段锡朋（1896—1948）、九江的许德珩（1890—1990）、南昌的罗家伦（1897—1969）、祖籍江西永丰的傅斯年（1896—1950）、萍乡的张国焘（1897—1979）、安福的罗隆基（1896—1965）和王造时（1903—1971），等等。他们不能被遗忘，也是不应该被忘记的历史人物。

段锡朋、许德珩、罗家伦、傅斯年、张国焘等人作为五四运动中北大学生的主要代表，在整个五四运动中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在北大法科大礼堂全体学生会议上，张国焘第一个登台发言，陈述主张，博得满堂喝彩。这次会议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段锡朋当选为联合会主席，傅斯年担任5月4日游行的总指挥，会议还推举段锡朋、傅斯年、罗家伦为学生总代表。

5月4日，罗家伦起草了游行示威运动中唯一的印刷传单《北京学界全体宣言》，高呼“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不可以低头！”还提出“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当游行学生到达东交民巷使馆区时，军警重重包围东交民巷入口，不让通行，北京大学学生推举段锡朋、罗家伦、许德珩、狄膺四位代表前去与东交民巷大使馆官员商谈。

5月5日，京畿警备总司令段芝贵专门派人到北大警告学生，段锡朋挺身抗辩，表示学生不怕恐吓和压迫，决心再接再厉干下去。不久，他作為北京代表到上海参加全国学联大会，并当选为会长，策划和领导了此后一系列学生活动{29}。

在五四运动中，张国焘的演讲才能得到充分发挥，产生了积极作用。北京大学联合会成立后，张国焘先后担任了讲演部长、主席职务，发表了一系列爱国主义与民族自卫的主题演讲，还负责组织学生团体、编印传单和报刊。讲演团成员在张国焘的带领下，经常活跃于北京的街道、车站和人群集中的地方，激情宣扬抵制日货、爱国救亡主张。张国焘本人也因学生领袖身份，并与警察发生冲突而遭反动军警逮捕。

5月4日下午，清华的罗隆基从校外朋友打来的电话中得知，城内有很多学生在示威游行，他就立即邀集王造时、何浩若两人进城去打探情况。他们回来时正值晚饭。罗隆基就站在食堂凳子上，情绪激动地向大家报告五四游行示威的消息，并振臂高呼：“同学们，北京各学校的同学都起来救国了，我们不能坐视不管，应该急起响应。”第二天，清华学校便与各学校一起行动，投入五四运动的浪潮中，罗隆基也因此被李大钊誉为“把清华园掀翻了的江西粗布土衣学生”{30}。

清华代表团成立之后，王造时负责组织和参加进城演讲，编写传单。6月3日，清华代表团派出百余人进城演讲，近三分之一被抓。王造时次日主动请缨穿上童子军服，带上牙刷、毛巾和马甲等，与同学们做好坐牢的准备，进城演讲{31}。此外，他还通过在《清华周刊》等刊物上发表文章，积极为五四运动摇旗呐喊。

江西籍青年学生在五四运动中的活跃程度和社会影响力，从段祺瑞在当时的一次紧急会议上的说法，就可见一斑：“北京此次闹事的学生中，江西有三只虎，不打不得了，不打要翻天。”{32} 他所说的江西三只虎，指的就是北大的张国焘、段锡朋与清华的罗隆基。

二、对五四运动的崇高评价和新定位，既根植于百年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巨变，又立足于五四运动历史价值在新时代的彰显引领，五四运动成为世代传承的革命旗帜和红色标识

正如习近平站在历史和新时代的高度，全景式透视五四运动伟大意义所深刻指出的那样，五四运动的爆发，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重大事件，它扭转了鸦片战争后中国不断沉沦的发展趋向，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对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具有里程碑意义{33}。所谓里程碑，它本身就是一种标志性的印记，它在事物发展中具有值得“永久铭记”、“永远纪念”的“开创性意义”{34}。不是随便一个历史事件就可以称为“里程碑”的，它一定是具有转折性、阶段性和引领性的标识性意义。用“里程碑意义”评价，既是联系中华民族百年来民族解放运动、民族复兴运动的历史实际得出的科学结论，又是立足于新时代、放眼中华民族光辉前途的理论超迈。

（一）五四运动是戊戌变法以来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化和发展，是一次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先进的中国人在不断探索国家和民族的出路，从魏源、林则徐、洪仁玕到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再到孙中山、黄兴;从洋务运动、维新改良运动，再到以辛亥革命为标志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无数有识之士在侵略压迫中奋力抗争，但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哪怕是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专制制度的辛亥革命，也只是推翻了一个封建王朝，却并没有终结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命运。五四运动的爆发，给在黑暗中挣扎、痛苦中彷徨的中华民族带来了希望和光明，它不仅是戊戌变法以来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化和发展，更是一次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爱国革命运动，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而它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就在于凸显了斗争的坚决性和坚定性，在于从感性的排外到理性地认识到帝国主义的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的勾结联合。毛泽东指出：“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它具有坚定的革命气质，即彻底性和毫不妥协性{35}。刘大年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这篇著名论文中，考察了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脉络和深蕴其中的历史逻辑，认为，五四运动既是中国近代史“下降线”的谷底，又是近代史“上升线行进”的历史起点，“五四运动以后，有了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局势才为之焕然一新”{36}。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指出：“五四运动宣告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義革命的结束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37}，以教科书的形式将这一定义固化下来。

（二）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伟大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五四运动为新思想、新文化开辟了道路，促使思想界沿着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方向探求改造社会的新出路。彭明教授说：“五四运动是一个爱国运动，又是一个文化运动。”{38} 两者如车之两轮，相辅而行。文化运动为爱国运动做了思想准备，爱国运动又推进了文化运动的发展。五四运动之前，经过早期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中国思想界存在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各种主义和思潮，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为人们所重视。五四运动为新思想、新文化开辟了道路，促使思想界沿着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方向探求改造社会的新出路，介绍、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逐步成为进步思想界的主流。在当时创办的400多种新刊物中，宣传马克思主义或倾向于社会主义的就达200多种。五四运动后，《新青年》杂志逐渐转变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新文化运动发展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特别是对各种思潮和政治主张的反复鉴别比较，越来越多的爱国进步青年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开始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集合起来。在五四运动担任主要领导骨干的那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实践中得到淬炼和成长，很快完成了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39}。这已经是不争的历史结论。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等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逐步成长为早期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毛泽东在回顾五四时期思想经历时，谈道：“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40} 青年周恩来在致友人的书信中写道，“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41}。对此，丁守和（1925—2008）、殷叙彝（1925—2014）的《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三联书店1963年版）是国内最早的相关研究成果。拙作《李大钊、瞿秋白对俄国道路的认识》{42}，是目前为止将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道路选择结合起来的代表性成果之一。

（三）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具有阶级自觉，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阶级基础，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

习近平指出，五四运动，以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追求救国强国真理的进步性、各族各界群众积极参与的广泛性，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为新的革命力量、革命文化、革命斗争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43}。在五四运动中，中国无产阶级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工人阶级显示了伟大力量。工人在斗争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个事实，给予先进的知识分子以真切的教育。那些接触了社会主义思潮、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脱下学生装穿上粗布衣，脱下皮鞋换上草鞋，开始到工人农民中去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启发他们的觉悟，使之由自在的阶级成为自为的阶级。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直接推动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中国革命就有了新的领导核心力量，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区别于旧民主主义革命最根本的特征。张宝明指出：“近代以来，正是文化的酝酿、政治文化的锻造以及新型现代中国政治理想的频频招引，才有了新文化运动的巨大收获。而在这所有的收获中，又以五四运动的成果最为丰硕。我们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五四运动在现实与历史的双重助推下，催生并运作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20世纪的面貌从此为之一新”{44}，这个结论是比较恰当的。李新等主编的多卷本《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对此作了最详尽最权威的表述。

（四）五四运动彰显了中国青年、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力量

五四运动促进了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最广泛地动员和启迪着全国人民的爱国情感和民族意识，从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到工人阶级、工商业者，从北京、上海到武汉、南昌等大中城市，其参与人数之多、涉及地区之广、舆论声势之大，远远超过了此前近代中国的任何一次革命运动。五四运动弘扬了中华民族探索、奋斗、开拓、奋进的光荣传统。在五四运动中，爱国的知识青年起到了先锋作用，承载了历史使命，走在时代最前列，体现了时代青年的光辉价值;五四运动以来一百年中国青年运动的行进轨迹证明，中国青年用自己的爱国之情、救国之志、报国之行，书写了创造青春之中国、青春之民族的壮丽华章。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中国青年始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毛泽东的著名论文《青年运动的方向》是为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所作，对青年运动的伟力首次作出了科学阐述，这已经是学术界、理论界的共识。石仲泉教授认为，五四运动所展现出来的百年惊天伟力，正是由政治和思想两个向度交汇而来，为中华民族追梦前行提供了精神力量{45}。

三、对五四精神的新提炼新概括，既是对伟大五四精神一脉相承、忠于历史的继承，又是高举新时代精神旗帜对伟大五四精神认识的深化提升

马克思说过，一个时代的精神，是青年代表的精神;一个时代的性格，是青年代表的性格{46}。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是继承和弘扬伟大五四精神的号召者、主导者，而一代又一代青年则是五四精神的承载者和传递者，五四精神总是与青年紧密地、牢固地连接在一起。五四运动以后，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主题斗转星移。五四精神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起，就深深地融入党带领中国人民求翻身得解放、搞建设谋发展、创改革图复兴的革命文化之中，人们对五四精神的认识也不断地深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基本内涵亦有所不同，形成一部内涵丰富、形象丰满、感召强大的五四精神史。

（一）具有革命性的五四精神

1919年5月26日，罗家伦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对五四运动表现和升华的精神进行了梳理，认为五四运动蕴含的“学生牺牲的精神”、“社会制裁的精神”和“民族自决的精神”，是“关系中国民族存亡”的时代精神。这就把五四精神与爱国救亡精神联系在一起了。

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李大钊最早提出和概括了“五四精神”，并就其内容作了重要阐发。1921年5月，李大钊在纪念五四运动两周年之际著文指出，“五月四日这一天，是中国学生界的‘May Day”;五四运动的精神是“干涉政治”、“直接行动”的反抗强权的精神，并盼望中国学生界把“直接行动反抗强权世界”的这种精神光大起来{47}。此后，李大钊又将“五四精神”中的“干涉政治”解讀为反帝和反封建，并指出“五四精神”还具有“争取民族独立、民众自由与解放”的新内涵。在1924年5月纪念“五四”期间，李大钊撰文指出，“五四”纪念日“ 是中国全国学生膺惩中国卖国贼的纪念日，是中国全国学生对于帝国主义行总攻击的纪念日，亦即是被压迫的民众向压迫的国家抗争自由的纪念日，这是国民的学生的日子。我们在今天应该把国际帝国主义侵略我们的痛史，细数从头，把‘五四运动的精神，牢牢记住，誓要恢复国家的主权，洗清民族的耻辱”{48}。

1924年12月，陈独秀在总结历史教训时认为，五四运动的精神既是反帝反封建伟大实践的深刻体现，又是伟大新文化运动、启蒙运动的精神内涵，虽然运动没有完全达到理想的目的，“而在此运动中最努力的革命青年，遂接受世界的革命思潮，由空想而实际运动，开始了中国革命之新的方向”{49}。他以“革命”来界定“五四精神”，将“无产阶级参加革命”这个因素作为考量五四运动具有“中国革命之新的方向”的依据，诚如研究者所言，这实际上是对五四运动何以能成就其“五四精神”的最好解读{50}，由此也使得五四运动与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紧密联系起来。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关于“ 五四精神”本质上是“革命的”这一诠释，就成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五四运动的基本共识和权威依据。

（二）内化为中国共产党精神旗帜的五四精神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自己作为五四精神的坚定继承者和弘扬者。在中共中央一系列决议、领导人的重要讲话中，将五四精神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设定五四青年节{51}，将五四精神与党领导的青年革命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将五四精神的学习、纪念常态化。特别是在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一系列演讲、文章中，对五四精神的集中概括，代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五四精神认识的最高水平。1939年5月1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撰写的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文章《五四运动》中说：“全国的青年和文化界对于民主革命和抗日战争负有大的责任。我希望他们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把自己的工作和工农民众结合起来，到工农民众中去，变为工农民众的宣传者和组织者”{52}，继而在20周年纪念大会演讲中说，“使全国青年和全国人民结合起来，使革命由失败转变到胜利”，“这就是我所希望于你们的”{53}。毛泽东的谆谆教诲、殷殷期望，至今依然振聋发聩。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广大青年弘扬五四精神，体现为紧紧围绕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受欺凌、受奴役、受压迫的艰难历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担负起反对“三座大山”压迫、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使命，将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五四运动的时代精神和推进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实践有机结合起来，走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道路，将自己的青春、智慧和力量汇聚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之中，使自己的人生价值在伟大社会革命中得到充分实现，使青春之歌、青春花朵在伟大社会革命进程中得到讴歌、得以绽放。

道路决定命运，旗帜决定方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青年为民族解放而热血沸腾，为革命胜利而不惜献身，这就是内化为中国共产党精神旗帜的不朽标识。

（三）改革开放道路上迎风飘扬的五四精神大旗

在五四时期，五四精神是来源于爱国主义民族精神而生发的具有鲜明特征的时代精神，经过历史发展、升华，这一时代精神与以爱国主义为内核的中华民族精神紧密相连，汇聚为具有新的历史特点和活力的民族精神。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继承和弘扬五四精神，将五四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和改革创新时代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矗立了改革开放道路上迎风飘扬的五四精神大旗。

在上世纪90年代，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向新世纪、向现代化的光辉目标、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前进，江泽民在《爱国主义和我国知识分子的使命》这篇著名讲话中，高度肯定五四运动的伟大意义：“五四运动是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也是一次追求民主、科学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它标志着中国民主革命进入一个崭新阶段，体现了中国人民爱国、革命、进步的强烈愿望和坚定信念。”{54} 概括地说，五四精神就是民主、科学、爱国、革命、进步，而爱国主义则是五四精神最本质、最鲜明的时代特征。1998年5月4日，江泽民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发表《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的讲话，再次强调指出：北大爱国青年发起的五四运动，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五四运动的精神，最根本的就是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55} 将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与时代发展、民族命运、人民要求和国家前途紧密结合起来，广大青年只有在竭诚为祖国和人民的奉献中，才能焕发出青春的绚丽光彩。

1999年5月4日，胡锦涛在五四运动8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了《当代青年要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崇高责任》的著名讲话，指出：“五四运动鲜明贯穿着彻底、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题”，“五四运动树立了一座推动中国历史进步的丰碑。五四运动也孕育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伟大精神”，“五四运动所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这种历久弥新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是我国几千年来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源泉。”{56} 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就是要“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形势和任务，把五四精神同人民群众推动社会进步的实践结合起来，使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始终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和鲜明的时代性，不断升华到新的境界。”{57}

站在五四运动100年后的今天，中国经历了站起来、富起来的历史性变革，正走在强起来的新时代征程上。新征程需要精神支柱，新时代要挺起奋进的精神脊梁。2019年4月30日，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揭示了五四精神的深刻内涵及其价值意义，既继承前人，又有新的深刻阐述。他指出：“五四运动以全民族的力量高举起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五四运动，孕育了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伟大五四精神，其核心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的精神的核心，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历史深刻表明，爱国主义自古以来就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之中，去不掉，打不破，灭不了，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的强大精神动力，只要高举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就能在改造中国、改造世界的拼搏中迸发出排山倒海的历史伟力”;“新时代中国青年要继续发扬五四精神，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不辜负党的期望、人民期待、民族重托，不辜负我们这个伟大时代”{58}。至此，伟大五四精神的内涵表述就在新的时代和革命实践中基本固化、定格下来：一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为引领，将五四精神纳入奔涌不息、源远流长的民族精神谱系之中，使之具有历史的厚重感和民族文化的底色和本色;二是以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业的接续性、进步性为时代精神体现，展示了五四精神從本质上讲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三是凸显五四运动高举的民主、科学大旗，弘扬的民族精神、科学精神，既体现五四运动当时的历史真实，又代表了时代发展的进步方向和价值正义。五四精神的历史感、时代感，五四精神的民族性、大众性，五四精神的革命性、凝聚性和引导性，爱国主义的精神本质、追求进步的不懈奋斗勇气在新时代必然地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精神力量和文化资源。百年来，虽然对五四精神的概括、提炼有所变化，但是，变化的只是时间、时代，传承的则是五四精神的本质，而不变的是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伟大五四精神的继承者、弘扬者对五四精神的礼赞和承担，不变的更是时代青年的使命和担当。

注释：

①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并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4月20日。

②③④⑤{21}{33}{43}{58} 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5月1日。

⑥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14册，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45页。

⑦ 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陈旭麓先生说，由辛亥革命所唤起的中国社会的希望，同民国初年中国社会的黑暗之间形成一种巨大的落差，巨大的落差产生了巨大的波澜，于是就有新文化运动。见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陈旭麓文集》第1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41页。

⑧{17}{22}{35}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0、699、700、699页。

⑨{53} 毛泽东：《青年运动的方向》，《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5—566、569页。

⑩{16}{19}{20}{52} 毛泽东：《五四运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9、559、558、559、560页。

{11} 事件经过，参见亲历者陈独秀在1924年12月的回忆。陈独秀：《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618页。

{12}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饮冰室合集》第2册，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396页。

{13} 孙中山：《檀香山兴中会章程》，《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0页。

{14} 陈独秀：《敬告青年》，《新青年》1915年第1卷第1号。

{15} 李大钊：《青春》，《新青年》1916年第2卷第1号。

{18} 转引自张耀杰：《以理爱国与依法爱国：90年的纪念与反思》，《法制日报》2009年5月4日。

{23} 有人将罗家伦列为“五四运动”概念的第一个提出者。参见李向群：《罗家伦——阐述五四运动目的及精神第一人》，《北京档案》2009年第4期。

{24} 参见孔凡岭：《“五四运动”一词最早出现及其涵义的演变》，《历史教学》2000年第7期。

{25} 张艳：《五四运动阐释史研究（1919—1949）》，浙江大学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

{26} 参见张艳国：《破与立的文化激流——五四时期孔子及其学说的历史命运》，花城出版社2003年版，第5—8页。

{27}{50} 参见吴汉全：《“五四精神”的早期演进历史——从陈独秀、李大钊的言论来看》，《理论视野》2014年第10期。

{28} 双林：《五四纪念与民族革命运动》，《向导》1925年第113 期。

{29}{31} 参见廖太燕：《从地方触摸历史：五四运动与江西》，《创作评谭》2019年第3期。

{30}{32} 参见周英才：《坚持团结进步的罗隆基》，《文史春秋》2004年第7期。

{34} 齐卫平：《五四运动以来“三大历史性事件”里程碑意义的思想意蕴》，《江汉论坛》2019年第5期。

{36} 刘大年：《中国近代史诸问题》，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9页。

{37}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65页。

{38} 彭明：《五四运动史》（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52页。

{39} 参见钟轩理：《五四精神与中国道路》，《人民日报》2019年5月20日。

{40} 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106页。

{41} 鲁振祥等主编、《党的文献》杂志社编：《红书简1》，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5页。

{42} 张艳国：《李大钊、瞿秋白对俄国道路的认识》，《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10期。

{44} 張宝明：《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情缘》，《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5月6日。

{45} 石仲泉：《五四百年：一部思想解放的史诗》，《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

{46} 转引自人民日报评论员：《以奋斗与担当写下青春诗行——让五四精神在新时代放射光芒》，《人民日报》2019年5月13日。

{47}{48} 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64、711页。

{49} 陈独秀：《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618页。

{51} 1939年，陕甘宁边区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规定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1949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正式宣布五月四日为中国青年节。

{54} 江泽民：《爱国主义和我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0页。

{55} 江泽民：《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3页。

{56}{57} 胡锦涛：《当代青年要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崇高责任》，《胡锦涛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60—361、363—364页。

作者简介：张艳国，江西师范大学省级协同创新中国社会转型研究中心主任、首席专家，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西南昌，330022。

（责任编辑  张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