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凡岭

通常被称作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五四运动”,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哪里,是史学界值得弄清的一个问题。

1999年5月14日《文摘旬刊》第683期以《谁最先提出“五四运动”一词》为题,摘录了黄志文发表于《新闻汇报》1999年5月3日上的一篇文章,提出:1919年5月26日罗家伦用笔名“毅”在《每周评论》第23号上发表《“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此时五四运动爆发仅22天。在该文中,作者从标题到正文都使用了“五四运动”一词。这是第一次在印刷品中采用这个提法,以后这个名词就成为这次运动的正式名称。不久,欧阳军喜在《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刊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儒学:误解及其他》一文中,也认为罗家伦在1919年5月26日的文章中“制造了‘五四运动这一名词”。那么,“五四运动”一词果真最早出现在罗家伦的这篇文章中吗?

据笔者所接触到的史料,在罗家伦此文之前,就已出现了“五四运动”一词。众所周知,五四运动以发生于1919年5月4日的北京学生运动而得名,学潮发生后的次日,北京学生上大总统书中,将其称为“五月四日之事”①;《每周评论》5月11日第二十一号在《一周中北京的公民大活动》一文中,则称作“四日事件”、“四日的示威事件”。5月18日在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发表的《罢课宣言》和《上大总统书》中,最早使用了“五四运动”一词。前者说:“外争国权,内除国贼,‘五四运动之后学生等以此呼吁我政府而号召我国民盖亦数矣”;后者写道:“五四运动实国民之义愤所趋”。5月20日北京《晨报》登载了这两份材料。这是“五四运动”一词首次见诸报端。5月26日《每周评论》第二十三号上刊登了北大学生罗家伦的《“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之后,该刊6月1日在第二十四号上发表的《查禁“妨害治安”集会出版之经过》中,继续使用了“五四运动”一词,说“自‘五四运动之后,社会上对于学生的举动,几乎没有一个不注意的”。随之,“五四运动”的概念便广泛使用。

1919年6月间龚振黄编写了《青岛潮》一书,于8月10日出版。所收材料从5月4日起到5月底止,共分十五章,其中第六章“北京学生爱国之愤潮”第一目便是“五月四日之运动”,主要论述5月4日游行示威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之经过。文中说:“学生界五四运动以后,外面虽似沉静,而内部爱国运动日益扩张。”②1919年9月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了察*6编的《学界风潮记》一书,上编记述“五四”到6月28日拒签和约爱国运动之概况,下编收录了有关文件。该书绪言说:“溯自北京五四运动,上海六五运动,以迄于今,光阴荏苒,忽忽三月余矣。”文中还说:“然自五四运动以后,政府对于学生界之正当请求,毫无采纳之意旨,而对于教育根本,反有摇动之主张。于是大众忍无可忍,于十八日开紧急会议,由专门等十八校公决,十九日一致罢课。”③以上两书皆未以“五四运动”命名,书中“五四运动”的涵义仅指5月4日的学生爱国斗争事件。

1918年7月蔡晓舟、杨景工同编的《五四》一书,较详细地叙述了五四运动的经过。第一章为五四运动之前因;第二章为五四学生示威之始末,时间自五四示威游行至6月中旬全国学生联合会之成立;第三章为五四运动各界之响应;以下各章依次为舆论、文电录要、附录。该书“五四运动”的涵义就不止“五四”当日,而包括了“六三”、“六四”政府之大拘捕、6月间各地三罢斗争及三个卖国贼的罢免等内容④。1925年匡互生所写的回忆录《五四运动纪实》,将五四运动的经过分为13个问题,其中6月28日拒签和约作为它的尾声⑤,这就将五四运动明确界定为1919年五六月间的群众爱国运动。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当年五四运动的亲历者多是此看·55·

法。被称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的陈独秀认为:“五四运动的重要事实是:北京学生团三千余人,反对巴黎和约签字,民国八年五月四日,为外交的示威,火烧曹汝霖的住宅,痛殴章宗祥;六月三日,北京学生讲演团被捕者千余人,上海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要求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并释放被捕学生,同时南京、杭州、武汉、天津、九江、山东、安徽、厦门、广州的学生及搬运苦工先后继起,一致声讨卖国贼及排斥日货;至十日北京政府下令罢免曹、陆、章,上海始开市、开工、开课。”⑥这里将五四运动限定在5月4日至6月中旬。五四运动的骨干分子许德珩先生在他的历次回忆文章中,则是将五四运动定为从5月4日起至6月28日止。如1951年他曾写到:“大会决定了第二天(四日)早晨到天安门齐集,示威游行,这就导入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到了六三罢市,接着工人罢工以后,军阀统治阶级就不能不接受惩办卖国贼的要求,来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了。强盗分赃的巴黎和会的和约,在这样的情形下,中国的代表也不敢签字。……五四运动到了此时,形式上是发展到最高阶段,走上了结束之途。”⑦由上不难看出,“五四运动”开始单指5月4日学生示威之事件,之后便概称五六月间的群众爱国斗争,应该说,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而在后来有些研究者,则将它的内涵前移和推后而加以扩大,出现所谓广义“五四运动”之说,认为五四运动包含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和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两部分,从时间上便从1915年9月至1926年7月《新青年》停刊⑧。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事实上,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本不是一回事,它们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性质不同的两个运动。五四运动是一次爱国的政治运动,如前所述,时间仅仅在1919年五六月间;而新文化运动是对民族文化的批判与创新运动,从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创刊,直到“民国十年(1921年)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战和民国十二年(1923年)人生观之论战,为一个终点”⑨。也有人甚至认为到1926年7月《新青年》停刊。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新文化运动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各种新思潮的传播扫清了道路,从而为五四运动作好了思想准备;五四运动则推动了新文化运动更深入地发展,促进了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新文化运动进入新的阶段。十分明显,从时间上看,五四运动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发生的,前者仅仅两个月,而后者至少6年之久,如果说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虽与事实不符,但逻辑上还说得过去;而新文化运动当作五四运动的一部分,那就不仅事实不符而且在逻辑上也讲不通了。从通常历史运动命名的办法看,皆是以某一事件开始发生的日期而冠之,如“五卅运动”、“一二·九运动”等等。“运动”的时间当然不能仅限于某一天,而是可以往后延续,但尚未有前移的。按照五四运动包括新文化运动的看法,那么就要提前三年半之久,这是违背常规的,否则,就只能称之为“九一五”运动,而不能叫作“五四”运动了。从性质上看,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思想文化革命,五四运动是一场政治运动,它只是包含有新文化运动的某些内容,并非包括整个新文化运动。而五四爱国运动就是五四运动,二者完全是一回事,并非五四运动的组成部分,冠之于“爱国”二字,只不过是强调其反帝爱国性质而已。因此,新文化运动只能作为五四运动爆发的背景之一,而不能把它说成五四运动的一部分;五四运动并非由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两部分组成;五四运动就是1919年群众爱国运动。

综上所述,“五四运动”一词最早出现于1919年5月18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发表的《罢课宣言》和《上大总统书》,最早见诸报端是5月20日的北京《晨报》。其涵义开始单指5月4日学生集会游行示威之事件;稍后便概称五六月间的群众爱国斗争;后来某些人又加以扩大,将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也纳入其中,出现所谓广义“五四运动”之说。

①②③④⑤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五四爱国运动》(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23、179、378、447～485、489～502页。

⑥ 陈独秀:《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所得教训》。《新青年》1923年12月20日。

⑦ 许德珩:《五四运动在北京》。《九三社讯》,1951年第3期。

⑧ 苏琳:《五四运动与人性解放》。《社会科学研究》1995年第1期。

⑨ 张闻天:《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1936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31页。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历史系)责任编辑:蔡世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