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悦

“后真相时代”的定义

2016年，《牛津词典》将“后真相”定义为“诉诸情感及个人信念，较陈述客观事实更能影响舆论”。 “后真相时代”的一大特征就是情绪走在真相之前，人们往往愿意相信自己相信的东西，而不愿意去了解真正的事实。基于片段的事实与个人的价值判断优先于事实的真相。

“后真相”其实并不是一个新词汇，早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史蒂夫·特西齐就曾用“后真相”来描述“水门事件”“海湾战争”等一些政治、军事领域的事件。2004年，美国作家凯伊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后真相时代”，他指出人类社会对某件事的评价并不仅仅非黑即白的矛盾关系，其中还存在着许多“模糊的陈述”，而后者介于真实和谎言之间，将对新闻报道的准确性和客观性产生一定的冲击。互联网的应用扩展了“后真相时代”的适用范围，让其从政治领域逐渐蔓延至社会领域，尤其是我们中国的网络舆论场中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后真相”特征。 “后真相时代”中民众媒介使用情况 首先，民众信息的接收习惯发生变化。从传统媒体进入到社交媒体时代，“人人皆有麦克风”成为了不可争议的事实，因此产生了信息过载的问题，进而影响到了民众的媒体信息接收习惯，人们关注的并不再是信息对客观存在的意义，而是信息对人自身的意义。

其次，民众的思考方式发生变化。人们在“后真相时代”中往往是从关系和情感的角度思考问题，进而用“立场”去评价所见所闻，以自身的社会地位和情感进行质疑，而不对事件基本的情况进行核实。这种习惯的转变使人们很容易丧失判断力，容易盲从。尤其是一些青少年网民极容易被网络环境所影响，他们喜欢即时性、狂欢为主的表达，缺乏理性的思考，而一旦缺乏理性的思考，对事件的任意解读就成为了引导公众舆论的导火索，因而在许多社会新闻事件中扮演着“舆论推手”的角色。

再次，频繁出现的反转新闻弱化了社会的价值共识。从传统媒体过渡到社交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主体被不断泛化，自下而上的传播方式颠覆了精英阶层对信息权力的垄断，过去由少数人或者精英阶层所提倡的核心价值观的主导地位受到了冲击。而进入到“后真相时代”后， “后真相时代”最大的特征就是民众的价值判断和情绪优先于事实成为民众判断某个舆论事件的依据。人们更可以随意对信息进行拼凑或演绎，这使真相在“几经辗转”后变得面目全非，备方主体竭尽全力地争夺话语权，使社交媒体等平台从自由而理性辩论的“公共领域”，变为各种扭曲价值观，甚至非黑即白的思维横行的领域，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价值共识的形成。

“后真相时代”呼唤民众提高媒介素养

“后真相时代”中媒介素养的目标

“媒介素养”的提出是为了赋权或者保护普通民众成为独立思考的个体。“后真相时代”中谁控制着媒介、通过什么方式控制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媒介内容上看，基于信息真实性的操控在“后真相时代”中变成了对个体情感和价值观的操控;从媒介使用场景上看，媒介对民众生活的渗透是全方面的、深刻的;从媒介的控制者看，他们的身份更加不易被识别。包括那些掌握着民众生活大数据的企业，他们通过隐蔽的手段，如通过算法推荐技术形成“信息茧房”，通过水军等操控社会舆情，让民众在不知不觉中被裹挟着向前;从媒介使用的结果上看， “后真相时代”中民众容易丧失判断力，盲从式信任和盲从式质疑更迭登场。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后真相时代”中民众媒介素养提升的核心并不仅仅是接近、使用、评价和批判媒介内容，更应该前置为媒介与人的关系探讨，人应该超越媒介成为独立的个体，成为能掌控情绪、理性使用情绪的人，而不是依附媒介做一个观点和价值判断受到媒介影响的人。

“后真相时代”媒介素养提升的路径

“后真相时代”民众的媒介素养应该包括：使用媒介的思辨能力、对于碎片化信息的思考能力以及对自身传者身份的认知能力三个部分。首先，从使用媒介的思辨能力上看， “后真相时代”中媒介呈现出多样化、丰富化和普及化特征。民众不仅能接触到我国官方媒介，也能夠接触到海外的“另类媒介”。在此过程中一些民众盲目信任海外“另类媒介”，而对国内官方媒介持“嗤之以鼻”甚至是对立的立场态度，将可能使一些别有用心的信息侵蚀我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同时，我国的网络媒介取得了亮眼的成绩，微博、微信、抖音、豆瓣、知乎等成为“观点”的自由市场，这些平台表现出了最贴近民众的视角，因此使民众能够轻易对这些平台及其发布的信息产生信任感和认同感，但殊不知这些平台上信息真假难辨，鱼龙混杂，因而民众需要提高对媒介平台的辨别能力，不能盲目地信任或是盲目地质疑。

其次，提高对碎片化信息的思考能力也是极为重要的。人们的内心深处或多或少会对某一些事件存在预设的立场，人们的价值判断会受这些立场的影响，而碎片化的信息所带来的一个危害就是使人难以接触到全面的事实而仅凭一些信息片段去推测事件的全貌。比如在“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刚曝光的时候，网上流传出了一则一位女司机逆行的片段，这一片段一经曝光后，人们便凭借着脑补的真相和对女司机的刻板印象对该女司机发起了“舆论热议”，这无疑体现出了当下民众思辨能力的缺失。因此作为信息的接收者，民众需要有让“新闻飞一会”的耐心，擦亮眼睛，提高对信息的独立思考能力，在舆论事件曝光后能够多花时间思考事件的来龙去脉、倾听各方的观点，而不要在冲动之下成为假信息的二次传播者和网络暴力的催化剂。

最后，民众还需要提高对自身传者身份的认知。 “后真相时代”每个人都是信息的传播者，在我们拥有了传播权力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提高相应的责任感和专业主义素养。应该保证从我们自身发出去的信息的真实性，并尽可能在核实接收信息的真实性的基础上对信息进行二次加工或转发。只有每个人都对话语权存在敬畏，才能够减少“后真相时代”反转新闻的频频出现。

正是因为民众媒介素养的缺失，才使得现存的媒介场域中存在假新闻肆虐、群体对立等现象。本文探究了“后真相时代”中所暴露出的民众媒介素养缺失的问题，并提出了“后真相时代”媒介素养提升的目标和对应的解决路径。本文认为民众需要通过提高对使用媒介的思辨能力、对碎片化信息的思考能力以及对自身传者身份的认知能力以适应日益变化的传播环境的新需求，并减轻反转新闻和情绪倾泻给社会带来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