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

文洁若不会用电脑，她还保留着最古老的写作方式——要修改时，用剪刀剪下指甲盖大小的白纸，用胶水工整地贴在原处。可以想象，这让她的翻译变得愈发缓慢，年轻时文洁若有过6天翻译3万字的纪录，如今却像一颗颗数豌豆，比如2020年12月23日，平安夜前一天，她在日历本上记下了当天完成的工作量，“一页，400字”。

缓慢的含义

2020年，文洁若老师93岁了。她每天六点起床，八点开始工作。书桌在客厅的窗边一角，上有稿纸、剪刀、胶水、放大镜、两张台灯，以及十来支一摞放在纸盒里的笔。桌上铺了两层柔软的白毡子，对于老人来说，能减少一点冰冷和硌手感总是好的。文洁若背弯成了弓形，整个身子都呈现塌缩之势。她近视又固执地不戴眼镜，有一只眼睛甚至超过1000度，当她朝书桌俯身时，这个衰老的妇人就给人一种奋不顾身之感，仿佛要朝着书桌跳水。

她已经握不住笔了，可能是因为衰老，可能是因为超过70年的攥笔后，食指已经变形弯曲，如今她将笔扣在右手虎口，用拇指根抵住，在方格稿纸上一格格拖出字来，写下的字就呈现笨拙的偏斜，和年轻时的笔迹大相径庭。但驾轻就熟后这些都不是问题，早上八点开始工作，天黑了扭亮台灯，文洁若一直工作到晚上八点。

她在做翻译。到底自己翻译过多少日文书？她也记不清了，大名鼎鼎的川端康成、芥川龙之介的作品当然翻译过，并不那么为人所知的三浦绫子、佐多稻子之类的作者，还能排出一串。如今，离退休又过去了三十年，她的翻译从未停止。现在，她已经成为中国翻译日本文学最多的人。

文洁若不会用电脑，她还保留着最古老的写作方式——要修改时，用剪刀剪下指甲盖大小的白纸，用胶水工整地贴在原处。可以想象，这让她的翻译变得愈发缓慢，年轻时文洁若有过6天翻译3万字的纪录，如今却像一颗颗数豌豆，比如2020年12月23日，平安夜前一天，她在日历本上记下了当天完成的工作量， “一页，400字”。

以缓慢的速度，2020年的文洁若在翻译太宰治。出版社对原有的译本不满意，请她重翻。年初在翻译《人间失格》，年中是《美男子和香烟》《丑角的花》，年末又成了《惜别》。她匍匐在书桌前一日又一日，稿纸就积了厚厚一叠。

在太宰治之外，即使没有出版社接手，她又开始独自整理三浦绫子的《绿色荆刺》。在93岁这一年，她先后翻译着五本书。

文洁若是已故作家、记者萧乾先生的妻子。1983年，他们搬入了位于复兴门外，这栋简易塔楼里的二室一厅。

萧乾还在世的时候，家里的访客总是络绎不绝，文化名人、青年学者、传记作家，都是来找丈夫的。那是一段快乐而热闹的时光。

萧乾去世后，曾经络繹不绝的访客少了许多，房子冷清下来。她以一种毫不拖泥带水的态度向丈夫的“身外之物”告别。萧乾的手稿、信和照片交给了图书馆，内蒙古大学建了一座萧乾文学馆，她就邀请他们来家里挑选可资纪念之物，后者来北京用卡车拖走了一车，宛如搬家，包括萧乾从英国带回来的自行车。她甚至捐掉了这个房间里除自己以外的一切声音：萧乾的收音机、唱片机，乃至电视机。

她一个人住在里面，以翻译和书为伴。房子老了，她也老了。四维寂静，只有笔头作响。

她把所有精力都贡献给了工作，前来拜访的人总会震惊于房间里的杂乱，到处都是书，地上也是，常常给人无处下脚之感。她有三台旧冰箱，只有一台能用，另外两台，分别购置于1980和1990年代，冻库里也放着她的书和稿纸。她在书与书的包围中曲折穿行，碎步无声，就像一只上了年纪、依然能不失优雅的猫。

“我一个人过得挺好。”文洁若说，“还有翻译要做。”

事情起了变化，是在2020年的8月，那一天她下楼取报纸，回家的时候，钥匙已经插迸锁孔，自己却突然摔倒了，右手骨裂。她忍了一天，第二天不得不去医院，荒废了一天的工作，在日历本上，她用左手歪歪斜斜写下当日的请假事由：去医院。

她一个人继续工作，继续追赶太阳

保姆郭阿姨有过十几年看护老人的经验，文老太太这样的也是第一次遇见。手上还打着石膏，就要让她帮忙翻字典。看她手不方便，想着是不是要喂饭，老人第一个抗议， “你把筷子给我啊。”她举着石膏，担心成了废物。

对于老太太每天的伏案，郭阿姨更愿意说成“写作业”。每天伏在那，扭个台灯，还有电话来问进度，不就像学生写作业吗？

现在，连郭阿姨都知道了，“有两个稿，出版社着急要，这都赶完了。”

在93岁这一年，文洁若终于接受了现实，拥有了一个保姆。手好后，她继续翻译，郭阿姨就坐在客厅的旧沙发上，刷手机。写累了，她们就聊天。文涪若对家长里短的话题不感兴趣，对热闹时事也弄不明白，偶一追问还像犯傻，能把握的都成了“过去”。为了让聊天更为顺畅，她还把萧乾的传记拿给郭阿姨看，后者睡觉前翻一翻，倒是翻翻就睡着了。

“我的英文名是Maggie，我就叫萧乾Tom，因为有一个小说，乔治桑写的，里面有一对兄妹叫这个名字，我们也这么相称。”在一个冬日的下午，老人开始翻检回忆，仿佛从旧时光的口袋里掏出糖果。

她很少聊到自己，总是聊到丈夫。一方面是习惯使然，即使丈夫去世后，来家的人多是为了听她说说萧乾的故事，人们对丈夫比对她更感兴趣，她早已心知肚明。

另一方面，她是发自内心觉得自己的人生无话可说， “我没什么了不起的事，萧乾那才叫有意思。钱锺书说他有才华，关于我他可一句话都没说，见没见过都不记得呢。”这么说的时候，你不会从她的语气里感到一丁点不满。

客厅的正墙上，是一幅翻拍的萧乾先生的黑白照片，不过不是老年的样子，而是1942年32岁的萧乾在剑桥大学的留影。那是一个文洁若自己都没见过的青年时代的丈夫，在英格兰的艳阳下，歪着头露出顽皮的笑容。照片正对书桌，她也就日复一日在丈夫的微笑中努力工作。

丈夫比她大十七岁，与她结婚前，早已年少成名。他是写出《红星照耀中国》的埃德加斯诺的学生，与沈从文有师生之谊，和巴金是挚友，冰心叫他小名“饼干”，钱锺书赞他有才华……

他们是通过翻译结缘的。1950年代初，她梳着双马尾，是刚入职的小编辑，向萧乾请教一个翻译难题，后者给了她妥帖的解答。她写信夸对方造诣不凡，不留神“造诣”写成了“造脂”，萧乾看了就笑，呦，我可够胖了，再“造脂”还得了。

文洁若说，这些年有时会梦见丈夫，但不是客厅照片里青春正好的萧乾，而是那个满头白发她最熟悉的老头。 “他就在书桌这坐着，没说话，好像在等你赶紧说完他好继续工作。”文洁若说得笑起来，“反正在我的梦里，他都活着。还在工作。”

决定翻译有“天书”之称的《尤利西斯》的时候，萧乾80岁，文洁若一个月前刚退休。出版社最早属意的译者是钱锺书，后者回信说，“八十衰翁.再来自寻烦恼讨苦吃，那就仿佛别开生面的自杀了。”

一开始萧乾也不想，要“自讨苦吃”的是文洁若。“我想翻，主要也是替他考虑，他当时写了生活回忆录、文学回忆录，又要写感情回忆录……我说你重复自己不如翻译个大东西。”一直到老，文洁若也保持着直率的脾气。

而萧乾在文章里说，他同意，是因为文洁若，怕她一个人翻译，累“死”了让人笑话。

于是有五年的时间，一对老夫妻，每天五点起床工作，文洁若主译，每翻一章交给丈夫修改，规定每天不翻完一页原文不睡觉。他们从古英语中找注释，从《金瓶梅》里找灵感，过程艰苦如让脑细胞排队自杀，但后来他们说，那是两个人在一起最陕乐的五年。

一对老人拼尽全力，想要追赶时间，就像和太阳赛跑。直到其中一人先到了命定的终点。

“萧乾想写到最后一天。”如今回忆往事，93岁的文洁若语气温柔， “他昏迷前还拿着笔，算是做到了。”

以后的二十年，便剩她一个人继续工作，继续追赶太阳。

活下去

似乎只要活得足够长，就会与遥远的往事不期而遇。当文洁若一个人守在老房子里的时候，有一天，久未谋面的外甥女来找她，手里拿着一叠泛黄的信纸。那是在一间旧阁楼里发现的，阁楼的主人早已过世，打扫的人发现了一整叠八十年前写给阁楼主人的情书。写信的人，是她的二姐。

在文洁若的书桌上，一直摆着一幅幼年的全家福。那时她的父亲还是驻日外交官，他们一家生活在日本。照片里有父母、大姐、三姐、四姐、两个幼弟和自己，但没有二姐。因为在文洁若7岁的时候，19岁的二姐和阁楼的主人、她的老师私奔。父亲一怒之下登报与二女儿解除了父女关系，举家迁往日本。在日本的时候，收到了二姐的死讯，在死前，二姐诞下了一个女婴。

那叠旧信里，二姐问情郎：你说我活得了几十岁呢？我可不愿意像老太太似的，越老一定陉没意思的。也不知道我若是三十岁、四十岁了是什么样。

文洁若将这叠情书交给了一位相熟的编辑，托他出版成书。于是在新世纪，当年的“五妹”已经成了老太太的时候，永远年轻的二姐成为了一本书的作者。

文洁若告诉编辑，她不要稿费，只让他给自己两百本二姐的书。从这之后，每一个来访的客人，她都送他们一本，两百本送完了，她又买了两千本。

如今，垂垂老矣的文潔若喜欢以夸耀的语气回忆几个姐姐。大姐是文家女儿中唯一会写小说的，小说发表在《国闻周报》上;二姐学法文，自然是最浪漫最有勇气，她为了爱情不惜与家庭决裂;三姐最潇洒，她骑自行车上学，戴一顶贝雷帽，因为成绩优异被辅仁大学免试录取;四姐和自己长得最像，但四姐是天才，会五国外语，还会拉丁文，能弹钢琴会作曲。

但后来，曾经的五姐妹都离散了，大姐只身去了异国他乡，再没有写小说;二姐早亡，一张相片也没有留下来;四姐因为二姐的去世对人生充满幻灭，年纪轻轻就入了修道院，二十二岁就死了;三姐在十九岁的时候摔伤了腿，在床上一躺十七年，能站起来的时候，青春都消散了。

“我是家里最笨那一个。”文洁若说，这不是谦虚。如果说她有着比姐姐们更多的成绩，那只是因为她一直活着，还可以继续努力，这就是她的幸运。 “活下去”是反抗、是希望，“活下去了”是运气，也意味着就有全力以赴的义务。

活得越长久，人生就充满告别，也是无法可想的事。丈夫走了，五姐妹只剩下她一人。她用自己的方式怀念他们，她给萧乾编全集，给二姐出书，将自己的译本以三姐的名字发表，给孙女取名Sophie，那也是姐姐的名字。

而最佳的怀念方式，自然是继续工作。

较量

文洁若的手摔伤后，出版社老干部处的工作人员跑了来，问她要不要找一个养老院，保证优中选优，她坚定地拒绝了。

“我不去。”文洁若说，“我问都在里面干嘛，说弹钢琴、唱歌跳舞、健身操，就干这个，都是玩儿不千活。那怎么行，我要工作。”而且，老人还有另一层顾虑， “里面的人跑来找我要书怎么办？我也不能把他们全得罪了。”

于是就有了郭阿姨的上门。来的第一天，碰见同一栋楼的邻居，邻居对她说，你待不了三天就得走。因为老太太过得太清苦，家里连台电视都没有。文洁若知道后不服气，她对郭阿姨说，干嘛三天，你好好陪我三十年。

“哈哈，再活三十年可能也不现实。”文洁若说得自己笑起来， “但二十年可以的。”

许多拜访过她的人，都听老太太说过要活够113岁的目标，她已经计划好了，翻译到100岁，然后估计脑子不够用了，再开始写回忆录。旁人委婉地提醒她，现在动笔也可以，她从不为所动。

作为一个93岁的老人，文洁若的身体堪称优秀。编辑李若鸿每年会陪她去体检，除了眼睛，一点问题没有。直到现在，她也能颤巍巍蹲下来，在她的冰箱冻库里扒书。

这二十年，文洁若说她从不感到孤独。她不像一般的老人，愈到晚年愈渴望家人的陪伴。萧乾去世后，她原本答应去儿女身处的美国，但那年发生了“911”，这就让她有了不去的借口。

但一点孤独都没有吗？李若鸿说，大概还是有的，她只是不表露出来。比如有人要采访她，她就高兴，至少有人陪她说话了。虽然她不主动给儿女电话，但接到他们的电话，她也开心。她不是不想他们，只是不想离开这间旧屋子，离开她的工作。“她不信能在海外做她在国内做的事儿。我猜她更怕失去各种联系，变成无关紧要的‘普通人。至今一笔一划地手写每一个蝇头小字，错了用橡皮擦涂改液抹或用剪刀剪掉再用胶水重新粘起来，跟半个世纪前如出一辙，想教她打字拒绝学。我们没法反对她的选择，话说尽了都没用。”

旧一年的日历本已经写满了，2021年的日历上她又在开始新的工作记录。她全身心投入其中，既得宁静又得幸福。

在她最满意的翻译作品、日本小说《五重塔》里，她曾经用优美的语言道出过作者的感叹：人之一生莫不与草木同朽，一切因缘巧合都不过浮光掠影一般，纵然惋惜留恋，到头来终究是惜春春仍去，淹留徒伤神。

那该怎么办呢？

既不回顾自己的过去，也不去想自己的未来……在这鸡犬之声相闻、东家道喜、西家报丧的尘世上，竟能丝毫也不分心，只是拼死拼活地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