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明

【摘要】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恩格斯提出工人政党放弃暴力革命，转向议会斗争，工人报刊同时转向宣传普选和议会活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这个重大史实和理论问题，预示了西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曲折性和长期性。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恩格斯的预言;欧洲党报的转向

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在伦敦出版，向世界郑重宣告：共产党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暴力革命思想和共产主义学说在《北极星报》、共产主义者同盟机关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改革报》和《共产主义同盟文献》上陆续刊发，[1]欧洲各国工人党开始发动“起义”“暴动”和“巷战”，同统治阶级展开殊死“决战”。1884年，恩格斯在《马克思与〈新莱茵报〉》一文回顾这段历史时说，我们揭露各种议会迷，参加工人的街垒战，“决战临近的时候，报纸的语调变得一号比一号更猛烈和热情”。“面对8000驻军和警察，仅有8支步枪和250发子弹的《新莱茵报》编辑部”成为难以夺取的堡垒。[2]

十年后，恩格斯却提出，街垒和巷战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社会民主党需要使用议会斗争的新武器，工人报刊要转向宣传普选和议会活动。恩格斯这一观点在工人政党及报刊内部引起震动，对此，马克思主义理论界至今仍争论不休。历史无可辩驳地证明，恩格斯对国际工人运动及报刊敏锐的洞察力，远远超出狭隘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呆滞、僵化的目光。

一、恩格斯的预言与党报转向的文献考证

1895年1月30日，德国工人报纸《前进报》经理理查·费舍想把马克思1850年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发表的有关1848年革命的三篇文章集册出版，他征求恩格斯的意见并请他写一篇序言。恩格斯很快写完了《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以下简称《导言》），对欧洲40多年的工人运动进行了深刻反思和务实的总结。他写道：“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决定作用的筑垒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恩格斯同时强调，普选权“因而成了我们最好的宣传手段，耐心的宣传工作和议会活动，在那里也被认为是党的当前任务”。①

站在时代前沿，环视欧洲工人运动的险恶，恩格斯提出的这一科学预见引起欧洲各派别的注意，各阶级的报刊竞相报道，同时也引起工人政党及其报刊内部的争论。德国社会民主党成员、《社会民主党人报》主编、恩格斯秘书组成员爱德华·伯恩斯坦完全赞成恩格斯的主张，从1896到1898年在报刊上发表了多篇题为“社会主义问题”的文章，提出“通过选举和议会斗争实现社会主义是可行的”。“社会主义能够通过资本主义而实现，而不是经过资本主义的灭亡而实现。”[3]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观点。

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领导人、《新时代》杂志主编和主要撰稿人卡尔·考茨基虽然在党报党刊上批判伯恩斯坦的上述观点，但他对伯恩斯坦的见解“感到特别高兴”，认为“这是我和恩格斯所做的工作的继续”。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小册子中他提出，不能把无产阶级专政同民主对立起来，“工人阶级只有通过工会和党内缓慢而稳定的‘力量积累，通过立法选举‘征服现有国家，才能走上一条通往社会主义的真正民主之路”[4]。伯恩斯坦和考茨基都是当时影响较大的工人政党报刊的负责人，他们的观点在欧洲工人报刊上广泛传播，这些报刊从宣传暴力革命转向鼓动议会斗争。

但恩格斯的观点和伯恩斯坦、考茨基对其观点的发挥，遭到一些工人运动领袖的质疑和反对。德国革命家和鼓动家、德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罗莎·卢森堡在《改革或革命》一文中批评恩格斯有关议会道路的表述，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学说辩护，认为议会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幌子，无产阶级革命家不能上当受骗。卢森堡指出：“我敢肯定的一件事是，熟悉恩格斯作品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部著作，就会看到所散发出来的教义充满真实、活泼和纯朴的革命精神。我们可以确信，恩格斯将率先抗议纯粹和简单的参加议会。”[5]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也展开对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的批判。1899年，列宁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在俄国《工人报》和《前进报》上揭露资产阶级民主的欺骗性和议会道路的虚伪性，认为伯恩斯坦散布的理论毫无意义、毫无原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针对考茨基提出的民主就是多数人统治，无产阶级专政也向资产阶级开放民主，列宁在《真理报》上发表了题为《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的短文，认为不同阶级有不同性质的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消灭议会制，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6]

這种争论尽管各执一端，但欧洲大多数国家的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及其报刊已经把宣传议会斗争作为主要报道内容，这和恩格斯多次耐心地说服和透彻地分析有关。早在1890年9月27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9号）发表了恩格斯《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它声明，《社会民主党人报》应当退出舞台，“因为在变化了的条件下，《社会民主党人报》本身必然要变化，它的任务、撰稿人和读者都要变化。然而，起过如此明显历史作用的报纸，它的版面、而且只有它的版面反映了德国工人政党生命中最有决定意义的12年的报纸——这样的报纸，不能够也不应当改变自己。它应当仍旧是原来的它，否则就应当停刊。在这一点上我们大家的看法一致”。“应当努力暂时用合法的斗争手段对付下去。不仅我们这样做，凡是工人拥有某种法定的活动自由的所有国家里的所有工人政党也都在这样做，原因很简单，那就是用这种办法收效最大。”[7]

这封信在该报上发表后，1890年9月30日奥地利杂志《社会民主党人月刊》第9期也刊登了这篇“告别信”。同年10月2日和3日，《萨克森工人报》第119号（最后一段被删掉）和《柏林人民报》第230号（开头两段被删掉）又分别发表了“告别信”。此外，“告别信”在1890年9月25日的《每日纪事报》第8903号和1890年10月意大利的《正义报》上再次相继发表。恩格斯的告别信明确提到，在社会民主党报刊上公开讨论议会斗争手段是必要的，以便发动广大工人群体参加竞选运动。[8]

热衷选举、报道议会辩论，已经成为当时工人报刊的潮流。1895年3月30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发表了题为《目前革命应怎样进行》的社论，从恩格斯的《导言》中摘取几段话，号召工人政党的所有活动都要通过选举和议会来开展，“无论如何要守法”。恩格斯看到社论非常愤懑，向《前进报》编辑李卜克内西提出抗议，反对歪曲他的观点。恩格斯在1895年4月1日给考茨基的信中再次强调，有必要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导言》全文以“消除这个可耻印象”。[9]因为恩格斯在“导言”中提醒各国党在进行议会斗争时仍保持“革命权”，一旦反动政府用暴力对付工人运动，党就要用革命的暴力反对反动的暴力，但恩格斯这些话却被《前进报》删去了。恩格斯主张，如果形势需要使用暴力夺取政权，就要付诸暴力，这同伯恩斯坦和考茨基完全放弃暴力的立场有原则性区别。

从唯物论立场看，“党报转向”是历史趋势的必然反映。历史条件变了，无产阶级政党及报刊不能不适应时代要求，用新的斗争方式和手段完成新的任务。早在1892年11月3日，恩格斯在写给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拉法格的信中就强调：“街垒和巷战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如果同军队作战，进行抵抗就是发疯。因此，必须制订新的革命策略。一个时期以来，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但是还拿不出一个定见。”[10]11月12日，恩格斯在伦敦又致信拉法格说：“你们现在可以看到，四十年来，只要善于使用，普选权在法国是多么好的武器！这要比号召革命缓慢而枯燥，但是要可靠十倍，而且更好的是，能最确切地指明哪一天应当号召武装革命。”[11]恩格斯这一预言的酝酿，可以追溯到1848年。当欧洲大革命遭到失败，德累斯顿和埃尔伯费尔德的起义被镇压、伊瑟隆的起义被围困、《新莱茵报》编辑部人员受到法庭审讯时，印成红色的《新莱茵报》最后一号报纸上就“警告科隆工人不要举行毫无希望的起义”。[12]所以，恩格斯在《导言》中强调：“在罗曼语族国家里，人们也开始逐渐了解到对旧策略必须加以修正。德国人作出的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的榜样，到处都有人效法;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耐心的宣传工作和议会活动，在那里也被认为是党的当前任务。”[13]这些明确的结论说明，19世纪90年代，西欧工人政党和报刊的当时的任务应当而且已经转向合法的议会斗争。

为了鼓舞各国工人党及其报刊深入做好选举和议会参政工作，恩格斯在《导言》中引用具体数字，说服各国工人党及报刊编辑发动选举与议会斗争一定要有信心。他指出：“由于德国工人善于利用1866年实行的普选权，党的惊人的成长就以无可争辩的数字展现在全世界面前：社会民主党所得的选票1871年为102000张，1874年为352000张……1884年为550000张，1887年为763000张，1890年为1427000张。于是国家的手就软了。反社会党人法没有了，社会黨人的选票增加到了1787000张，即超过总票数的1/4。”

党报编辑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宣传暴力革命，如果无视形势的变化和自己的实力，固守旧的理念草率行事，则必将毁掉革命队伍的有生力量。对此，恩格斯对党报记者曾提出一段寓意深刻的名言：“新闻事业，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天性不那么灵活的德国人（因此犹太人在这方面也“胜过”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有益的学校，通过这个工作，你会在各方面变得更加机智，会更好地了解和估计自己的力量，更主要的是会习惯于在一定期限内做一定的工作。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新闻事业使人浮光掠影，因为时间不足，就会习惯于匆忙地解决那些自己都知道还没有完全掌握的问题。”[14]

二、工人政党及其报刊的实践逻辑

恩格斯多次强调，工人政党和它的报刊要面向现实，深入实际，在实践中确定自己的工作目标与任务。在《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一文中，他批评了那种“不经过冷静思考，不了解也不估计实际关系，就向全世界大声宣称自己的各种革命号召”的蛮干。1890年，他《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说：“在实践方面，我在这家报纸上看到的，是完全不顾党进行斗争的一切现实条件，而幻想轻率地‘拿下障碍物;这也许会使作者们的不屈不挠的年轻人的勇气受到赞扬，但是，如果把这种幻想搬到现实中去，则可能把一个甚至最强大的、拥有数百万成员的党，在所有敌视它的人们完全合情合理的哈哈大笑中毁灭掉。”[15]党报决不能不顾实际，鼓动工人阶级从事不具备现实条件的盲目斗争，只有遵循实际需要和可能胜利的实践逻辑，才能把社会主义运动推向前进。

必须看到，1848年欧洲大革命的失败改变了专制、割据、痛苦和蒙昧的欧洲，各阶级都在流血中吸取了教训。在暴力反抗的革命烈火燃遍各个城市时，皇权和新兴资产阶级一方面驱使军队残酷镇压平民的勇敢冲锋，也对巴黎工人6月起义构筑的600多个街垒（有的街垒高达七层楼那样壮观）而身陷恐惧。刚刚组建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一方面扩大劳动大众的选举权，另一方面用最新式的武器装备军队，城市建设不给巷战留下死角。正如恩格斯所说，普选权之所以成为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最主要的是因为斗争条件已发生了根本变化。由于军队的组织状况、军事技术的发展、先进武器的运用、城区新建街道等条件发生了对军队有利而对起义者不利的重大变化。“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16]

经济和物质生活状况，始终决定着人的精神追求和现实态度，报刊的实践逻辑是建立在经济决定政治这一唯物论的基础上的。恩格斯指出：“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从1848年起，经济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刚刚真正确立了大工业，并且使德国简直就变成了一个头等的工业国——这一切都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可见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17]在1890年至1900年间，德国的生产率提高了190%，瑞士为90%，瑞典为75%，意大利和比利时为50%，法国为35%，俄罗斯为30%……儿童的就学率几乎达90%以上。[18]

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选举中的影响不断扩大，工人及劳动群众的票仓成为政权归属的决定因素，迫使俾斯麦实行福利政策，缓和同工人阶级的矛盾。1883年，俾斯麦政府要求雇主提高工人的工资，颁布了《疾病保险法》《事故保险法》《老年人与伤残者保险法》，为工人及其家属、工伤者提供医疗保障，同时也为老年人及伤残者提供养老金和津贴。[19]德国成为欧洲第一个推行福利主义的国家，社会抗议活动显著减少。德国的变化，使西欧各国陆续颁布了福利措施，到1890年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描述的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在西欧各国已经很难看到。老百姓的生活明显改善，想发动这样的群众开展暴力革命，以牺牲生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等于把洒在地上的水用纸张收集起来，只能无济于事。1892年10月7日，恩格斯在《致奥古斯特·倍倍尔》的信中指出：“我现在正好在读汉斯·弥勒的那篇东西……他竟断言，暴力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革命的，从来都不是反动的;这头蠢驴不懂得，如果没有必须加以反对的反动的暴力，也就谈不上什么革命的暴力;要知道，对那些根本无须推翻的东西是不能进行革命的。”[20]尤其是“有技术的”工人，“他们有钱，但是越有钱，他们就越退化为单纯的患病职工补助会和丧葬基金会;他们保守，千方百计地尽一切可能躲避‘可诅咒的社会主义”。[21]推翻工人福利的任何暴力革命，必将遭到工人群众的反对，失去他们的拥护。

1890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选举中获得143万张选票，一跃成为德国第一大党，迫使俾斯麦下台，《社会党人法》被废除，极大地推动了国际工人运动。恩格斯此时认为：“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这些（本文作者加）应当而且能够写到党纲里去，就是把权力集中到人民的代议机关之手的要求。如果我们不能再多走一步，暂时做到这一点也够了。”[22]189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提出每天8小时工作制;禁止使用14岁以下的童工，进一步推高了该党在选举和议会講坛上的声望。[23]

工人报刊尊重实际，遵循实践逻辑，必须了解人民的实际需要和情绪，抛弃宣传空洞的原则和不切实际的革命公式。恩格斯在《导言》中正是这样评价当时的欧洲工人政党和报刊的：“从最低的要求看，可以通过选票的增长，每三年计算一次自己的力量。”这“既增强工人的胜利信心”，“又增加了对手的恐惧”，“成为我们最好的宣传手段”。这是“一种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一种“解放的手段”。

恩格斯没有完全否定暴力革命的作用，党报在历史危机时刻应当宣传暴力革命的伟大作用，而不是拒绝这种宣传。1890年3月9日，恩格斯写信《致威廉·李卜克内西》强调：“在当前，我们应当尽可能以和平的和合法的方式进行活动，避免可以引起冲突的任何借口。但是，毫无疑问，你那样愤慨地反对任何形式和任何情况下的暴力，我认为是不能接受的。”[24]当统治者使用暴力对付我们，我们就从议会斗争的舞台转到革命的舞台。[25]“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但它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26]1917年，这种危机在俄国出现，列宁迅速从瑞士秘密回到彼得格勒，利用《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和《真理报》反复号召工农和士兵暴动，10月发出武装攻打冬宫的动员令，诞生了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中国在蒋介石背叛革命、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危机中，中国共产党人不失时机地发动了南昌起义，毛泽东同志领导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党报在28年的浴血战斗中深入宣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革命真理，中国共产党终于夺取了政权。但是，也有违背恩格斯论断的另例。1917年，芬兰工人党（1903年改名为社会民主党，1966年成为执政党）在选举中失败，在工人武装自卫军的带领下爆发大规模的罢工和示威，芬兰的资产阶级组建了武装志愿军对抗工人自卫军，整个芬兰瘫痪了，出现社会危机。工人党中央领导层发生分裂，党内投降派借助党报《工人日报》号召停止罢工，等待党的组织委员会和政府达成协议。总罢工取消了，资产阶级志愿军乘机疯狂地搜捕工人自卫军，在双方冲突中有20000人丧生。事后，资产阶级政府到处抓捕工人党领袖、骨干以及罢工者，有10000人被处决，全国约5%的人被送进集中营。[27]完全放弃暴力革命酿成的这一血的教训，同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成为鲜明的对照。

三、历史对恩格斯预言的有力验证

恩格斯的预言经过100多年的考验，从正反两方面验证了它的科学性。社会民主党至今在欧洲大多数国家存在，多年来成为国会大党或执政党，它们的报刊宣传企业国有化、福利主义、社会平等和自由，得到工人和下层劳动群众的广泛支持。从1900年到今天的120年中，先后有40多个工党、社会党、社会民主党通过竞选上台，单独执政或联合执政，把民主社会主义推向鼎盛。在亚洲，尼泊尔共产党人普拉昌达领导游击战争达十年之久，解放了全国70%的领土，全国报刊强烈呼吁和平协商、由人民决定国家命运的强烈舆论攻势，迫使君主专制政府做出让步，尼共赞成“通过和平谈判和议会解决国内阶级矛盾，满足老百姓的要求”，防止双方军政人员继续流血牺牲。[28]在首次大选中尼共以压倒性优势获得胜利，普拉昌达出任总理。尼共新闻发言人说：“成千上万尼泊尔人的牺牲得到了回报。我们今天废除了君主制。尼泊尔人民已从长达数世纪的封建统治中被解放出来。现在，社会经济根本变革的大门已经敞开。”持保皇立场的尼泊尔军方表示，尊重制宪会议的表决结果。[29]

其间也有几个国家的激进社会主义者力求用暴力夺取政权，经过多年艰苦的丛林战斗，都一一失败了。阿根廷人切·格瓦拉参加了危地马拉的革命运动，在美国的支持下，工农起义遭到政府的残酷镇压，约有9000人被捕或被杀害，切·格瓦拉机智脱身投奔古巴卡斯特罗，成为古巴革命的核心人物。古巴革命胜利后，切·格瓦拉被任命为国家银行行长和工业部长，对古巴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他将企业收归国有，实行土地改革，临街店铺和家庭作坊或被没收或勒令停业。他强制人们进行无偿劳动，对缺勤的工人定为“危害生产罪”;把留长发、听西洋音乐、穿紧身裤和信教者视为违反革命道德，一律关进劳动营。切·格瓦拉推行这些过激的政策，引发古巴报刊的广泛争论，激起古巴民众和领导层的强烈不满。1965年，切·格瓦拉离开古巴，潜入非洲刚果（金）打游击，组织民众攻击政府机构，指使部下强行在大街上征兵，大批组织起来的游击队员纷纷投奔政府军。他仓皇逃离非洲进入玻利维亚，带领50人的游击队在南美丛林展开游击战，1967年他被当地农民出卖，政府军在他中弹受伤后将其擒获，次日被杀害。格瓦拉死后，不仅社会民主党报刊，就连西方的右翼报刊都纷纷报道他的传奇人生，把它称为时代的精神楷模，美国《时代》杂志将他选入20世纪一百个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的革命壮举不仅没有取得政权，反而被工农群众所抛弃。

另一个暴力夺取政权、实行激进共产主义的事件发生在柬埔寨。1970年，朗诺将军在美国策动下发动政变，推翻了西哈努克的王国政府。1975年4月17日，以波尔布特为书记的柬共领导的红色高棉军队攻占首都金边，推翻了朗诺的军人政权，建立了一党专政的独裁政府，在柬埔寨施行暴政。②1978年，波尔布特政权垮台，红色高棉的暴力革命和农村共产主义实验终于一败涂地。同一时期，秘鲁光辉道路、菲律宾新人民军、印度纳萨尔派等左翼游击队的武装夺权斗争，由于政府围剿，追随的人越来越少。他们的暴力活动，被一些媒体报道为匪帮劫掠或恐怖组织，大都已被政府军打散。

二战后，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运动则呈现出另一番景象，多数国家在社会民主党执政后发挥其公共职能，党报和左翼报刊深入宣传企业国有化和民众福利的日益提高。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出于战争需要，英、法、德等国将大部分私有重工业收归国有，二战后工人政党执政又接连颁布国有化法律，赎买大量私人支柱产业，国有资产形成庞大的规模，凸显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1982年，法国国有钢铁行业比重为80%，航空运输业占87%，邮政、电信、铁路运输、烟草以及煤气产业国家控股一度高达100%。截至2001年末，德国国有企业数量达到全国总数的十分之一，2005年供电企业完全由政府控制的有688家，私人电厂仅有5家。瑞典国有企业从林业到影剧院经营遍布全国各地，1991年政府有6家信贷公司和452家股份公司，2001年从电信到医药生产的产值达到（折合人民币）180亿元的净利润。最近30年欧洲右翼政党接连执政，右翼媒体高调宣传私有化浪潮，国有或国家控股企业大量减少。英国撒切尔夫人就曾宣布把高利润的“英国国家石油公司”“英国航空航天公司”“英国欧洲航空公司”等国有企业的资产降价出售给私人，利润较低、就业率较高的钢铁、造船、汽车制造业则由政府管理。

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的党报一方面宣传本党的党纲，同时对右翼政党和报刊反对企业国有化和提高全民福利提出挑战。德国社会民主党党报《前进报》和党刊《新社会》在宣传中强调，联邦及地方政府拥有或参股的公共企业应占有一定比重，促进职工就业和国有企业的公共服务。《前进报》和《新社会》经常向选民指出，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根源是人道主义哲学、基督教、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学说和工人运动的经验。“民主和人权不仅仅是实现社会主义目的的政治手段，而且是社会主义目的的根本实质”，全民共同参与企业和社会管理是议会民主的重要任务，也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最佳办法。[30]《前进报》和《新社会》把实行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看作是实现社会主义的重要前提，也是达到收入和财富公平分配的根本措施。1986年，《前进报》和《新社会》公开宣传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的一个观点：“过去，社会民主主义总是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现在，在一个资本主义已经无可替代的世界上，其取向就是‘告别社会主义，走‘第三条道路，即社会民主主义道路。”[31]社会民主党出现某种蜕化的倾向。

瑞典通常被视为民主社会主义的窗口，以“混合经济”作为社会基础。社会民主工人党（又称瑞典社会民主党）自1921年至今，大部分时期都是执政党，依靠高税收推行福利政策。该党以瑞典《晚报》为机关报，瑞典广播电视台作为公共媒体，这些媒体负有宣传执政党和政府方针政策的义务。《晚报》和电视每天向全民报道“人民之家”型的福利方针与计划——如何实行全民养老金和全民医疗保险制度。如今瑞典国民平均收入进入世界首富行列，以“从摇篮到坟墓”的最慷慨的社会福利而闻名。2018年2月联合国公布，瑞典是世界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瑞典人民享有管理国家的权利，每个公民都有权参与生产管理与分配。当工人和工厂主发生矛盾，在工会主持下双方通过谈判解决，不能解决的，由社会民主工人党在电视上主持双方对话，组织各界代表发表意见作出公判。经过一次或多次这类报道，双方不得不采纳“社会公议”消除分歧。瑞典媒体不断制造舆论压力，维护了社会公平正义。

1900年2月27日建立于伦敦的英国工党，最初称为“劳工代表委员会”，在近一个世纪曾多次上台执政，成为英国议会第二大党。1990年5月，工党提出新的施政大纲，放弃了老式国有化政策，社会分配优先考虑“创造财富的人”。它没有党报，但一部分左翼媒体支持工党政策，成为工党的义务宣传员。《每日电讯报》是英国最大最权威的报纸，报纸的座右銘是“过去、现在也就是未来”，立场虽倾向保守党，但在工党执政期间也踊跃报道工党领袖的主张和活动。《卫报》与《镜报》倾向于支持工党，在大选和工党执政期间，大量刊载工党领袖的言论和活动。2018年，英国因脱欧问题出现社会分裂，保守党和工党针锋相对。脱欧的主张深受广大工人和城市劳动群众欢迎，但工党却站在中产阶级和资本集团一边，公然反对脱欧，引起工人群众和工党支持者的不满，《卫报》与《镜报》在脱欧问题上同工党渐行渐远。没有媒体的有力支持，在2019年末的大选中保守党狂胜，工党遭到惨败。

在美国，民主社会主义始终被视为异类，只有民主党内的左派人士对社会主义怀有激情，其代表人物为伯尼·桑德斯。这一派没有自己的媒体，但许多报刊、电视台和网站经常宣传他们的主张，拥赞他们的社会改革方案。从2008年开始大量年轻人加入这一派，积极参与其政治活动，正如《美国瞭望》杂志执行主编哈罗德·迈耶森撰文说的，美国现代资本主义的全面溃败，促成美国社会主义的兴起。[32]桑德斯主张企业国有化，放宽自由市场，将土地和资源交给市场分配给下层劳动群众，让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红利。现有24位社会主义者进入美国国会，这些议员通过CNN、CBS、脸书、推特等媒体进行社会主义宣传。2019年《纽约时报》在专题文章《民主党正在社会主义化吗？》中提出一组调查数据，在民主党内，18～34岁党员中有61%的人对社会主义持正面态度。

一百年来，西方民主社会主义借助媒体的宣传声势，在竞选、议会辩论与争夺国家权力的角逐中，取得压倒右翼政党的优势。但在最近二三十年，民主社会主义的威望明显下滑，在选举中多有失利。由于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西方制造业日渐萎缩，税收缩减，底层群众的生活缺乏保障，民众的失业率居高不下。自由主义思潮在媒体上无限扩张，工人阶层严重分化，工人政党的号召很难得到下层民众的广泛响应。[33]工人政党报刊和左翼媒体对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很少触及，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有制同公有制、议会民主同人民当家做主混为一谈，回避资本主义的要害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弊端，工人政党在启发底层群众的觉悟方面毫无作为，因此，民主社会主义转变为科学社会主义必将经历较长的历史时期。

注 释：

①原载1894—1895《新时代》杂志第2卷第27和28期，《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8页。

②《惨绝人寰的柬埔寨大屠杀》（搜狐网2020-02-14）、《红色高棉统治下的人间炼狱》（历史新知网，2018-10-11）等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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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