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国华，丁安然

（武汉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引言

2021年修订通过的《行政处罚法》第33条第1款规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该条款是在原条文第27条第2款基础上新增的规定，可概括为“首违不罚”。学界对这一新增规定观点不一。肯定论者认为“首违不罚”将人文关怀精神贯彻于执法当中，有利于改变行政处罚中的“乱罚”现象，树立“服务政府”的形象；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协调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关系，从而推进行政执法的顺利进行。[1]（p60）质疑论者却认为“首违不罚”不仅可能引起公共利益与第三人利益之间的冲突关系，[2]（p50）还可能催生“以教代罚”之“懒政”，由此对其正当性产生怀疑。其实，“首违不罚”并非“空穴来风”，早在新增条款之前，“首违不罚”的执法现象已广泛存在于税收征管、交通执法、质量技术监管、市场监管、环保、财政、商务、城管等领域。因此可以说，《行政处罚法》新增之“首违不罚”规定是由实践推动的立法，也即“回应型立法”，该规定的明确从侧面印证了“首违不罚”的正当性。但质疑论者之担忧并非无道理，此问题关涉“首违不罚”之正确适用。加之“首违不罚”是我国执法过程中的内生性产物，无他国经验可供借鉴，迫切需要理论上的回应和指引。对此，本文从“首违不罚”的法律规范入手，在分析其含义之基础上揭露内在的法理基础和价值取向，以明确其适用边界。

一、“首违不罚”的规范意涵

从字面含义理解，“首违不罚”由“首违”与“不罚”两个部分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