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宏振

张哲来找我的时候，我还在犹豫要不要答应他去河湾小镇“度假”一天。我没在河湾镇停留过，坐车时路经几次都没有走出去看一看那边的风景。这个季节，紫荆花开，香樟树清香扑鼻，野棕榈高高耸立在岸边。河湾镇有一片大湾河右岸唯一的沙滩，黄昏时分最迷人，迷人到什么程度我没有见识过。沙滩岸前有一片迷宫般的柳树林。张哲说他在林间迷失过。据说，某年八月份的一天，夕阳落山，余晖消失的那一刻，沙滩上的沙粒忽然散发出了绯红色的光芒，好像燃烧的火苗，把河面照耀得像一块漂浮的血红的旗帜。

我问张哲：“你见过吗？”

张哲耸耸肩膀说：“一个传说而已，许多年前的事情了。”

中考之前，我答应了张哲，暑假我们一块出去玩一天。他建议说就去河湾小镇，去他家，去那个沙滩，去河里游泳，八月份的沙滩不容错过。

张哲跨在小电驴上说道：“胖子和朱子琪，他们也都去呢。”

我们四个人做什么事都得混到一块。

我陶珊珊、胖子、朱子琪，还有张哲，即将进入不同的高中。以前我们在班上被称为“神经四侠”。我天生就是翻白眼的高手，翻得比誰都快都恐怖，如果我是一名演员，最适合扮演翻白眼的尸鬼。他们都叫我“白眼母狼”——我仅当这是一个褒奖。有一次下雨天，我躲在教室门后面，找准一个比较胆小的女同学，我跳出来一翻白眼，立马把她吓得跌在地上嚎啕大哭。胖子喜欢脱衣服，可能因为他是胖子，身体脂肪多，容易冒汗，一冒汗就脱衣服，他总在女生面前暴露他那白皙的胸脯和肥猪一样的肚子。女同学们会失声惊叫，骂胖子耍流氓，向班主任告状。胖子就是死性不改，一脱再脱。我从不忌讳胖子向我袒胸露肚，顺眼的时候我就摸一摸，看不惯的时候我就用笔头戳他。胖子最怕我出其不意。朱子琪爱打扮，追赶时髦，属于学校里的另类女生，她把头发染得金黄金黄，眉毛修得一丝不苟，抹口红，涂粉底，把十只手指和十只脚趾都涂上不同颜色的甲油，合并在一起就像人间的两道彩虹。一年到头有三个季节她都穿着露脚趾的凉鞋。除了我，班上没有女生愿意跟她混一块，都怕被她感染到。张哲呢？他人面相长得一般，尖鼻子，小嘴巴，戴副眼镜，外表斯文，内心奔放。他爱说一些黄段子，信手拈来。女生们听了都羞羞答答的，唯恐避之不及。那些话又不方便在班主任面前被复述，因为大家都觉得“敏感”，也就没人投诉他。我不喜欢听那些黄段子，但我喜欢他的人。

“那就这么定了。”我扶着窗框应他，“就去河湾镇。”

我叫张哲明天上午过来接我。他向我打了个“OK”的手势，然后骑着小电驴离开。我认为去“度假”之前会有一些阻碍，其中最大的阻碍就是我爸妈。他们一定会阻止我到河边或者海边玩耍，除非他们都在场，但事实他们不可能在场。这事说来遥远，我妈妈十几岁时，我大舅为了救她而溺水身亡，她心里一直感到愧疚。我外婆爱子心切，多年来都憎恨她，疏离她，冷落她，直到后来外婆得了阿尔兹海默症，那些陈年旧恨才慢慢地获得和解。然而，我妈心里知道，那种愧疚是难以消解的。再说了，我又是家中独女。

“不行。你不可以去。”我妈的语气坚定而不可辩驳。

我冲我妈翻白眼以示抗议。这也是我对我妈最任性、最厌恶的反抗方式。但凡在家遇到我妈的“强权”的压制，我都会不留情面地翻白眼。我爸就坐在沙发上，看着我们争吵、对峙，有些置身事外的意思。但是我妈不会让他坐视不理，一定会把他拉到她的阵营，以此继续压制我，直到打消我的那些叛逆而危险的念头。据我所见，我爸一般会站在我妈那边。我也没有指望他会帮我说好话，有时候还会让我哭笑不得。有一次他来参加班级的家长会，他竟然在那么多家长面前爆料我在家里的任性与懒惰。他把我的某些在别人看来是缺点的东西说成了他视为可爱与个性的特质。回家之后我就跟他吵翻了。不过这次，他让我另眼相看。

“放她去吧。她也不小了，知道保护自己了，是吗？”我爸平静地说道。

我有些惊讶，默默地点头。

我妈始终没有动摇她的想法，她就是一个性格固执的妇女。晚上吃饭的时候，她一直不理我和我爸，故意用筷子把瓷碗划出声响。大人的反抗要么是暴戾的，要么是沉默的。我妈的反抗阵地之一就是在饭桌上，用她吃饭的方式来传递抗议之声。以前爸妈吵完架，我妈也是用这种方式对付我爸的。我妈摔碎过不少碗。摔碎了几个，我爸第二天就去镇上买回几个。这次我妈没有摔碗。我还想着明天给她买碗回来呢。她在饭桌上没有说话，不代表默认了。我躺床上准备睡觉时，她下楼来忽然打开了我的房门——她进我房间从来不敲门的。我也不知道她何时会大驾光临，哪怕进来见我换衣服时脱得光溜溜的，她也不会觉得冒犯到了我。

她指着我凌乱的房间又责备起来：“你不要总是把房间弄得像个鸡窝似的。你都快要上高中了。不要还像个上幼儿园的小孩子那样，好嘛。”

指责，谩骂，排斥，在我的家庭生活中，这些不仅不代表着一个阴沉的家庭世界，反倒是一种释放压力的方式。我猜我妈来找我，是因为没有说服我爸，才来我房间找我发泄的。我垫高枕头，看着她训斥我的样子，就让我想起学校的班主任。班主任把我们“神经四侠”训了不知几遍，言辞犀利，恨不得把我们四个人踢出学校，她还经常摆出“叫家长来”的架势吓唬我们。不过我们不吃那一套。

我也不再吃我妈的那一套了，她总是以“保护或者爱”的名义来教训我，束缚我，这让我吃不消。她指责够了，骂累了就回房间睡觉了。她明天还要上班。她是一名会计。

睡觉之前，我给张哲发了信息，叫他明天早上六点钟到我家屋后的那条小路上等我，而且要做好隐蔽。我用了一个词“越狱”，来形容我此次的行动。他又给我回了一个“OK”的手势，没问其他。他们三个人在微信群里聊天聊到很晚，讨论着怎么度过明天。我却沉沉睡去了。

这一觉睡得很短暂，我好像才迷住眼皮，天就已经敞亮了。我听到外面有人敲响玻璃窗。他轻轻地敲了三下。我知道是张哲奉命来接我了。他的小电驴就停在屋后篱笆旁的小路口。他染了棕黄色的头发，像动物园里雄狮的杂毛，穿着一件白色T恤衫，胸口上有一张大大的“X”图片，那是理发店里的一种剪刀。我听张哲说，他爷爷以前是军营里的一名理发师。

“我爷爷还上过战场呢。”张哲说道。

“上了哪个战场？”我问他。

我想这个问题有些为难他了。他的历史成绩从来没有及格过，在班里属于“拖后腿分子”。不过他也不是一无是处，至少还有一技之长，他的语文成绩每次考全班第一。即便如此我还是没对他刮目相看，他还是那个喜欢在女生面前讲黄段子的男生。

“好像七八十年代跟越南人打的吧。我不清楚。”他笼统地说道，“我奶奶是个越南人。我从没有见过她。我出生之前她就得癌症去世了。我爷爷告诉我的。”

我把我的小背包从窗户塞出去给张哲。包里装了一个充电宝和一件长袖衫——我不知道为什么拿的是长袖衫，而不是其它。我小声地嘱咐他，到路口等我。我还不知道我爸妈是否醒了，但我听到楼上有一些动静。六点十分。他们通常不会这么早起来，以前至少要六点半我妈才会起来做早餐。我放假之后，她就睡到七点才醒来了。她一般不会理我吃不吃早餐的。她做好早餐自己先吃了然后去上班。我爸会来敲我的门，他有时候像个绅士，敲门之后得到我的允许才会进来。但有时候我也会拒絕他进来。

大门已经反锁了，这应该是我妈干的。我连院子都出不去。我没有时间找钥匙开门了，说不定她把钥匙戴在脖子上呢。我走回客厅，踮着脚尖走到屋子尽头，回到我的房间——夏天太热了，放假之后，我就从二楼搬回到了一楼。我必须采取紧急而隐秘的措施——从窗护栏上面爬出去。我实践过很多次了。我的身材恰好能从窗护栏里钻出去。以前我晚上逃出去玩就是走这个隐秘的路子。他们不会发现我，也从来没有发现过。我庆幸从家里逃出来的时候，我爸妈没有看到这叛逆的一切。这种离家的方式是有一些过分，但总比等待他们醒来开门这个方法好。我们在学校不想上课的时候还没有翻墙出去过呢——不是我们没有想过翻墙，而是门卫是个认真负责的大叔，他总是握着一根长长的警棒在周围来回巡逻。我们压根没有翻墙的机会。

我要去的河湾镇，张哲的家，以及那个沙滩，距离我家大概有十公里路程。我们路过了镇上的主干街道。街上已经热闹轰轰了，路边吆喝卖早餐的，收购农副产品的，都在追赶着一天中早晨的时光。我爸以前开车贩卖过一些青枣，后来亏掉就没做了。我常常跟他来到镇上，穿梭在交易市场里面，也在许多个这样的早晨中追逐过阳光，欢乐、有趣、童真，直至这些都与我渐逝渐远。我们没有停留，回忆只会让你止步不前。张哲加大了车速，路边的房屋与人群在我们身后逐渐稀疏，消失。然后我们穿行在树林里面，在逶迤的公路上，背对着阳光，听着早蝉在树桠间嘶鸣。八月，既是喧闹的，又是宁静的。晨光直射下来，照着我的后脑勺，照着我的后背，照着我的脚肚，我感到微微的灼痛。我拍拍张哲的肩膀，叫他再加快车速，想尽快从那种灼痛中解脱出来，因为我感到像是有黄蜂在身上蜇我，浑身滚辣辣的疼。张哲说车已经开到最快了，估计是电量不足了。

果然，小电驴在半路上熄火了。糟糕透了，周围又看不到人家。我们没办法给车充电，只得下车走路了。我一边骂张哲，一边走向那段长长的山坡。道路两边大部分是荒地，长着高过膝盖的茂密的杂草，风吹草叶就像一波一波扑过来的水浪。还有一阵阵燥热的空气和牛屎味。在坡脚下，有一片青枣园。我爸以前就是去那个枣园订货的。

张哲抓着车把，脚蹬着地，往坡上推车。我像旅游观光似的，拧了一条金银花藤，拔了一把草叶，缠了缠，卷了卷，自制了一顶带着金银花瓣的草帽，再摘几朵紫菀花插在边缘，戴在头上就像一顶别致的王冠。张哲嘲笑我说，那就是一顶绿帽子，你想戴绿帽子吗？这不是什么新鲜的玩意儿了。以前我们在学校后面的树林里上实践活动课的时候，就做起了这种打发时间的玩意了。我们只要走出沉闷的课堂，就有无数有趣的方式消磨时光。我对研究什么光合作用、化学反应这些东西不感兴趣。只有像胖子这种无聊的人才会问生物老师：“如果我吃了草，走在太阳底下，会不会身体也进行光合作用，释放氧气呢？”生物老师是个留着平头，一身狐臭的中年男人，他反问胖子：“吃草，你是牛吗？”朱子琪慢吞吞地插话道：“有时候猪也吃草的啊！”

“你不给我做一顶吗？”张哲推着小电驴，满头大汗。

“你不是说我戴绿帽子吗？我觉得你不喜欢。我就不给你做。”我说道。

张哲好像有些生气了，但他只会闷着，不会轻易表现出来。我惹他，他也不会冲我发怒，一次都没有过，就连他满嘴冒泡的黄段子都不会冲我讲，反而有时候跟我说话时笨嘴笨舌的。有时候我觉得，张哲的成长既孤独又野蛮。对他人、对他的生活、对周围的一切，他都表现得有些置身事外。他好玩，看起来像对生活有热情，但事实不然，那是假象。我想，如果他没有热情，没有爱，不去拥抱与接受生活与他人，那么直视彼此内心的就剩一片荒凉。在荒凉中长大的，都是野蛮的，像那些疯长的杂草一样，没人管束。

我们终于上到了坡顶。张哲累得气喘吁吁了，他坐在车座上，脚尖抵着地面，撑着小电驴，就这么坐着歇息。八月的风迎面扑来，有燥热有凉爽。我站在路中央，俯瞰着连绵的草丛，望着笔直而下的道路，隐约可见前方树林下面的行人、楼房与街市，还有更远处的柳树林与大湾河。我还没觉得累，反而一扫之前失望的情绪，兴奋感占据了心头。我张开了双手，在火球似的太阳底下，炙热的水泥路面上，发疯似的向远方大声呐喊。那一刻，我觉得我就是风，自由自在的、没人管束的风。

我们毫无阻碍地冲下了山坡，在热闹的街市上留下车痕，在刷得天蓝色的居民楼房上掠过一道光影。葱郁的紫荆树，高大的野棕榈以及迷人的香樟树——这里的人好像都生活在树荫下，能躲过八月恶毒的太阳。我觉得以前所看到的河湾镇，仅仅是从一个小窗户所看到的那么狭隘与有限，我还以为我看到了它的全部，知道了它的一切。我想，如果不亲自来看看这里的人如何生活，如何聊天，如何死亡，那就不算是了解了它。有趣的是，这里有些楼房的墙上贴着巨大的海报，有些涂上了精美的壁画，还有些漆了不同色彩的图案。张哲说，这些都是为了宣传故意弄上去的。我们经过钉在路边的一块宣传牌，上面介绍说，河湾镇正在创建大湾河右岸最具有艺术风格的旅游小镇。

“真的吗？”我好奇地说，“你家的墙壁上也有这样的画吗？”这是胖子和朱子琪在微信群里说的。他俩要中午才到张哲家来，因为住得都比我们远，有公交车往来，十几分钟一趟，只是这里的公交车都走得很缓慢，像旅游观光一样。

“才没有呢。”张哲说道。

以前河湾镇就是一个旅游小镇。我们一路过来也看到了一些到现在还没有拆掉的、但是已经废弃的广告牌，就竖立在显眼而空旷的荒地上，或者钉在路边的树干上，甚至涂鸦在墙壁上，等等。现在，它依然是一个旅游小镇，只不过没有广告牌上描述的那么令人向往。即使是八月这样的旅游旺季，河湾镇还是过于冷清。越靠近河岸那边，楼房的颜色就多是乳白色的了，偶尔还会看到一些痕迹模糊、但仍能辨认的宣传标语“控制人口增长，促进社会进步”，等等。

我们来到了张哲的家。我一点惊讶都没有，反而有些失望。他家的墙壁光秃秃的，没有海报，没有壁画，不是天蓝色，也不是乳白色。这就是一栋普普通通的两层的房子，孤零零地蹲在镇上的边缘，面朝河湾。房前有一个供顾客纳凉的铁棚，上面吊着两把三叶扇，地面上摆放了四张桌子，八张凳子，全是木头削成的——准确来说，桌子其实是用香樟树干充当的。圆滚滚的树干被劈成两块，长形截面被磨得很光滑，翻过来就成了桌面。那些凳子其实是树墩做的。这么看来，那些桌椅板凳好像是手工艺品，但其实毫无艺术价值。他家的小卖部也确实没有什么特色可言，跟各个大街上的那些没有区别。

张哲把小电驴推到了香樟树下。树干上钉着一个插座，一条电线从家里拉出来，软塌塌地横过半空，再绑在树干上。下面放着一些劈成块状的木柴，一把木柄斧头被扔在那堆木柴上面。这时候，我看到张哲的爷爷从侧边的小门走出来，他走下台阶，站在木柴堆旁边，俯下身子拾起了十几块小木柴抱在怀里，然后盯着在树下插电座的张哲。他爷爷没说话，任由张哲自己在摸索。他爷爷转身的时候看到了我。我有些不自然地挥手打了一声招呼，嘴里叫了一声“爷爷”，但我确定那只是嘴形，我压根没有叫出声。

他爷爷说：“你同学来了？”

张哲应声说：“是啊。”接着继续弄他的插座。好像插座坏掉了。我急忙走向张哲身边，问他我能帮上什么忙。我不想怔怔地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像根木头。

他爷爷看着我说道：“进屋来坐，让他自己去搞。”

他家的房子有点小，一楼客厅是卖场，玻璃柜里、置物架上都是琳琅的货物，看着眼花缭乱。这里有一间小茶水间，偶有一些熟人过来就坐里面喝茶闲聊。屋子尽头的小隔间用作了吃饭的小客厅，平时也就他爷俩，一张圆形饭桌，四张橡胶凳子，一个看起来有些古旧的木制的橱柜——我在外婆家看过类似的橱柜，小柜门是往外拉的，上面绘有精致的龙凤图案，里面被一块木板隔开，分上下两层，两边各有一层细密的防蚊蝇的金属纱。他们的睡房都在二楼。楼梯有点窄。楼梯口挂着一张他爷俩的彩色合照。照片里面的张哲还是一个婴儿，他光着身子坐在大水盆里嬉水。我掏出手机，对着那张合照聚焦，拍下了他，以后可用作嘲笑张哲的料子。

他爷爷就坐在屋后的小棚子下面，往炉膛里塞木柴。灶上锅里的水已经沸腾，顶着铝锅盖嗙嗙地响。他爷爷看着水沸了，却还往炉子里加木柴。锡桶里装着一只血淋淋的死鸡。一地鸡毛。这个棚子是用铁架撑起来的，周围钉上十幾根有一米多高的木桩，然后围成一个半封闭的小院子。后面便是我们刚才经过的道路，有几户人家的房子就盖在高大的香樟树下。蝉鸣不息，树影斑驳，树根纠缠环绕，生长进了院子里，撑破了地面。他爷爷就坐在那些露面的树根上。

“张哲说你以前上过战场。”我走下台阶，蹲在他爷爷身旁，说道。

“是啊。不过我只是一个给人剪头发的小兵。”他爷爷说。

“那你在战场上杀过敌人吗？”

“我不拿枪，不去打仗，怎么杀得了敌人。”他笑道。

“我猜你有六十岁了。”我说道，“我外公七十了。”

他爷爷又笑了。“我今年也七十了。”

他爷爷在家里也戴着军绿色的帽子，看起来后脖子上的褶皱没那么多，脸色淡黄，像傍晚的阳光，短袖衫里露出白里透红的手臂，茸毛稀疏，青筋显露，衰败的迹象并不明显，好像还流淌着勃勃生机的血液。如果不是闻到了他爷爷身上的，像烂在地上的木头散发出来的淡淡的酸腐气味，我都不太相信这是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他爷爷一笑之后很久都没有说话了。我认为我们第一次聊天就聊进了死胡同。

张哲忽然在唤我。我站起来走回屋里，穿过客厅卖场，出到门口。他说怎么刚才不见我。我说在屋后跟他爷爷说话。

“我爷爷太闷了。”张哲说道，“他跟你聊了什么？”

我说什么都没聊。我其实想聊，想听他爷爷说那张照片里的张哲，他小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因为张哲很少跟我们聊他小时候的事情。张哲总是说他没有童年，没有“小时候”。我说，每个人都有童年，就你的被狗吃掉了啊。他也不争辩。

他说，他把坏掉的插座拔了，换上了新的。他手里还抓着一根剪下来的电线。他说有一次换插座时被电了，电线粘着手，手抓着电线，怎么都松不开，整个人都麻痹了。他说是他爷爷及时拉下电闸，才救了他的命。张哲伸出左手掌给我看。小拇指与无名指之间有一道电击后的，皮肉皱缩起来的伤痕。

我问他：“被电咬住是什么感受？”

张哲说：“整个人都要窒息了，快要死的感受啊。”

他张开五指，把那只电击过的手掌伸到我的眼前吓我。我立马转过脸去。他笑着说你也怕了吧。我说有什么可怕的，我也有办法治你。我把拍下的那张照片亮在他面前。我威胁他说，要把照片发到班级群里，让大家看看他的裸照。他像被我抓住了命门，立马屈服了。

“我非常讨厌那张照片。”张哲说道。

他打开冰箱，取出两瓶冰冻豆奶，递给我一瓶，伸着开瓶器想帮我撬开。我说不想喝。我不喜欢喝豆奶。我妈以前也经常在早餐上给我备一杯豆奶。有一天，我在豆奶里吃出了半只苍蝇，立马把吃进肚里的早餐都吐光了。那次之后我就再也不敢喝了。后来我妈也不给我准备了。

“怎么之前没有听你说过啊？”张哲大笑道。

“你也没有跟我说过你被电击了啊。”我说道，然后冲他翻了个白眼。

张哲拱了两下瓶子就喝光了豆奶，确定喝干净之后，他把空瓶子放在了角落边的塑料篮里。那边还有叠得很高的废纸箱，到了周六就会有人过来回收。他放下瓶子向我吹了一声响哨，叫我跟他出去。门前空地长着一丛丛的金丝草，没人将它们铲掉，叶子都晒蔫了。自然，原始，凌乱，任其自生自灭，这里的一切似乎在彰显着蓬勃的生命力。他带我走到道路边上，那里设有一道铁护栏，他伸手指着前方那片柳树林说，我们傍晚要去的沙滩就在那边。我只看到柳树，看不到沙滩。我问他为什么现在不带我去。他说现在没什么好玩的，而且太阳这么猛烈，像在喷火，沙子都很烫脚。

“那是不是傍晚就可以看到燃烧的沙滩呢？”我问道。

张哲噗嗤地笑了，说：“那就是一个传说。我都没有看过。不过要是没有云挡住太阳的话，傍晚的沙滩和河水也是很美的。”

他说，河对岸就是市区。我们站在路边隐约可以看到大湾河左岸高高低低的楼房，还有岸边的植被和行驶的车辆。仅仅是一河之隔，左岸是现代都市，高楼满地;右岸是小城小镇，荒野丛生。与左岸相比较，右岸这片自然生长的土地显得有些不搭调，就像失衡的天平的两端，但其实它们都处在同一水平线上。

胖子开着电动摩托车去接了朱子琪。他俩来到时已经是中午了。车还没有停稳，朱子琪就急着跳了下来，嘴里还骂骂咧咧，说胖子身上的汗臭像猪屎一样难闻。胖子不甘示弱，回击道，你朱子琪身上也有一阵阵的鸡屎味。他俩又拌上嘴了，在学校里拌嘴，在学校外也拌嘴。我看着胖子穿的短袖衫都被汗水濡湿了，而且脖颈上还不停地流淌着汗珠。

“我差点就放弃来了哦。”朱子琪抱怨道。她染着一头金黄的头发，像在头顶上燃起的火苗，此时被风吹得一头凌乱了。“别看了，带我去洗把脸，照镜子，补一下妆啊。”朱子琪一把挽起张哲的手臂往屋里走去。胖子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推着电动摩托车走到小电驴旁边，从后备箱里取出充电器，插上插座。“朱子琪一直都在骂我，我真想把她丢在半路上。”胖子抱怨道。他脱了短袖衫，拧了一把，掉下几滴汗水，然后跟着张哲与朱子琪走进屋里。

我把没喝的豆奶放回冰箱里。这时候，一个头戴斗笠的老太太提着塑料篮子走了进来，她穿着黑色的碎花衬衫——跟我外婆穿的那种款式一样，薄款的，有两排整齐的纽扣，下摆有两个口袋。老太太佝偻着身子，走到桌子旁坐下，她的年纪跟张哲的爷爷的差不多，可能还要长几岁。篮子上面有一块用来遮掩的毛巾，看不到里面装了什么，但能闻到一阵像是烤鸡的香味。她往上挪了一下斗笠，看了我一眼，眼睛像两个洞，然后像尊雕像一动不动了。我往屋子里喊张哲。他没有应我。我听到他们吵吵嚷嚷，咚咚咚地跑上了二楼。我不知道老太太要买什么，也不敢跟她说话，无计可施，又不想打搅她的清静。过了片刻，张哲的爷爷也拎着一个同样的塑料篮子走出来。篮子里放着一只蒸熟的鸡，还有一瓶白兰地，一扎艾蒿草，三只柑橘，六七根线香。他爷爷走下台阶，老太太从凳子上站了起来。

我说：“她一直坐着，我不知道她需要什么。”

“她不需要的，”他爷爷说，“她跟我一块去祭拜張哲的奶奶。”

张哲的奶奶就埋在那片柳树林里，而这位老太太是张哲的姨祖母，也就是他奶奶的亲妹妹。当年那两个年轻的越南姐妹是华侨后裔，她们的家在战火中被毁了，父母死于炮火，后来她姐妹俩就跟着他爷爷从越南老街进入了中国云南。过后不久，姐姐嫁给了他爷爷，妹妹嫁给了他爷爷的队友。他姨祖母家住在河湾镇的西南端，有一座大房子和一个大院子，还有儿孙陪伴。

张哲在二楼喊我。他们窝在张哲的房间里玩“英雄联盟”。他的房间里散发着一阵阵的臊味，加上二楼闷热，没有开空调，一把落地扇像哮喘病人似的吱呀呀地转着。简直让人感到窒息。

“甚至……”我靠着门框，有些厌恶道，“甚至，你的房间比我的还乱。”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男生的卧室，就让我大跌眼镜。他的小书桌靠着床头，上面放着好几本《斗罗大陆》，而大部分书籍都堆在书桌的一侧，旁边有一个大的白色整理箱，不知里面装着什么。衣柜门敞开，衣服乱糟糟地堆起来，有的掉在地上被踩上了一个鞋印。鞋架上放着一只耐克球鞋，另一只落在地上。一双穿得脏兮兮的阿迪达斯袜子让人见了想吐。我是穿不起像耐克这么贵的鞋子的，我爸妈也不舍得花那个钱，我妈在我身上花钱一直以来都比较节省，也花得谨慎。我没上过辅导班，也报不起兴趣班。我妈有先见之明地说，你在学校都学不好，就不要指望能在校外学好。我其实喜欢穿回力鞋，感觉它很轻盈，有韧性，买的时候也没有负担。张哲说，他爷爷也不舍得买，是他攒了两年卖废纸箱的钱买的。

我惊讶道：“你竟然瞒着你爷爷干这种事？”

张哲还理直气壮地说：“攒了两年，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我们四个人里面，胖子家最富裕，他爸爸是服装厂的老板，他是家中小弟，有四个姐姐，他爸爸娶过两个老婆，第二个老婆才生了胖子这一个男丁。朱子琪生活在单亲家庭里，她爸妈在她上初中时就离婚了，她跟她爸爸爷爷奶奶一块住。她爸爸在一家房地产公司上班，平时很少管束她。她每个月都可以在她妈妈那里得到一笔零花钱。我去朱子琪家玩过几次，就想看看她都有什么型号的口红，都喷哪个牌子的香水，还顺便蹭用一下。她爷爷奶奶也都不怎么吭声，任由我们关在房间里发癫，狂笑，甚至在床上跳上跳下。

张哲呢？我们对他的家庭知之甚少，甚至都没有见过他父母。学校开家长会，他爷爷也不会参加的，三年都没有来过一次。作业本或者考试试卷需要家长签名的，我们都是互签，他签他爷爷的名字，每次都能混过关，反正班主任对我们总是拖班级后退的“神经四侠”不抱有希望了。他嘴里也很少提到“父母”，提到的时候，他就说他爸妈都在省外工作，所以才常年不回来。有一年他生日，他就是那样告诉我们的。

“我想去那里面看看。”

我站在窗户旁，遥望前方的柳树林。那里还有一片茂密的茅草地，此时看不到任何人影。他爷爷和他姨祖母应该在林子里了。除了看到随风摇摆的柳条，就剩一波波腾起来的热浪。那一个被太阳炙烤的地方，便是我们抵达沙滩之前的第一道屏障。

“我们现在就去沙滩那边，反正迟早要去的。”我说。

他们三个都朝我看过来。

“要吃点东西再去吗？”张哲说。

我泡了一碗泡面，就着一根玉米香肠吃了。胖子还光着半身，短袖衫搭在肩膀上，他手里抓着一包炸薯片，刚吃完两个咸鸡蛋。朱子琪走到哪里都不会入乡随俗的，她拉开冰箱拿了一瓶罐装啤酒。“有花生米吗？”她拔掉拉环，问张哲。张哲哼的一笑说，朱子琪你真会享受。他转身回屋给她挑了一包大的。她接了去，撕开包装，抓了一小撮伸进嘴里，就着啤酒嚼起来。

我们磨磨蹭蹭地又花了一些时间。张哲说，去了肯定要下水游泳，但是太阳在喷火，此时沙滩上肯定很少人。他又说，沙子肯定很烫脚。

“我们就先躲在柳树林里吧。”他建议道，“等太阳不那么猛了再出去。”

胖子和朱子琪都有备而来，他俩带上了泳衣泳裤，放在了车的后备箱里。我什么都没有准备。我也不清楚为什么要带上一件长袖衫。我是为了挑战我妈的“强权”，逃离我家的烦闷气氛才出来“度假”的。

我说：“我不想游泳。我也不会游。”

“不游泳太无趣了。”胖子说道。

去年暑假，我们四个人在校外的游泳馆游过一次。那天是胖子的生日，他出钱请我们去馆里游泳。那一次我就被水呛得够惨，整个人往池底下面坠落，是张哲潜过来接住我慌乱的手，才把我捞上水面。我回家后还瞒住了我爸妈。张哲朝我笑了笑，好像体会到了我的难处。他转身走到屋后面，过了一会，抱着一个充满气的拖拉机轮子的内胎返回来，啪啦一声扔在我的脚下，说：“为你准备的救生圈。”

等到出门的时候，时间已过午后。我们四个人前后一排往河岸的方向走去。这段水泥路是新铺的，两边还裸露着泥土，挖了很多浅坑，没有草坪，没有树木。路面被晒得滚烫，脚底快要冒烟了。我感觉自己快要燃烧了。

张哲嘟囔道：“只有疯子才会选择这个时间去河边，等你们回来的时候，肯定黑了一大圈。”

我们跨过了一道护栏，跳过一条小水沟，走到了那两排香樟树之间的小路上。我在路边就闻到了飘溢过来的树香，等我走到树荫下时，好像那些芳香便消失了。我抱着这个黑漆漆的充气“救生圈”，感觉是一个累赘，又像一个炸药包，随时都可能在我的胸口上发生爆炸。如果它能在水里保护我，拯救我，那么我现在把它视为累赘，把它扔在一旁，是不是很不明智呢？我被它拖得步伐都慢了下来，因为有点沉，中途还短暂休息了一两次。我看着他们的背影，与我的距离越拉越远。他们也没有回头看看我是否有跟上去，就径直往前走，把我忘记了。我没喊住他们，这是我的主意，是我非要顶着烈日出来的。我不得不加快步伐追赶上去，因为我看到他们快要走到柳树林了。等我追到树林边时，他们都不见了。我脚下有两条道路，左边这条挨着柳树林的边缘，右边那条则延伸进柳树林中间去。

我正犹豫的时候，看到了通往林间的小径路口落有一个扭曲的啤酒罐——那正是朱子琪丢下的，有可能是她故意给我留下的标记。我立马抱起“救生圈”，确定了他们的去向似的，也迈进了这片曲径通幽的柳树林。

没见到地上有人的脚印，但我很肯定他们是沿着这条路穿过去的。细细的柳条垂落下来，挡住了我前面的视线，有的触到了地面，有的碰到了我的头顶，我一边走着一边伸手拔开眼前的障碍物，没留意脚下的路，鞋尖绊到了一块石头，我的身体立马往前倾，差点就摔了一跤，幸好我抓住了一把垂下来的柳条，只是晃了几下身子，最后又站稳了。我的“救生圈”被我甩到了前面去。我抬起脚跨过那块石头，就在那匆匆地一瞥里，我好像看到了石头上面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我弯下腰，抱起那块石头。有人在淡黄色的石面上用黑色的墨汁写了两个数字，上面是：1984，下面是：068。起初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可好奇的，只是一块石头而已。我把石头扔回地面，弯腰抱起滚到另一棵树脚下的“救生圈”时，又看到了同样写着两个数字的石头。石头上的数字与上一块的不同，上面是：1992，下面是：036。同样地情况，我又在另外一棵树下再次找到一块石头，上面也是写着两个不同的数字，分别是2003和022。我不禁心里一怵，立马联想到惊悚电影里面的情景，于是不敢久留了，迈开脚步往前面跑了起来。我当时并没想要往后退，可能后退我已经找不到原来的路了。我在奔跑中感觉像被一阵沁人心脾的风包围着。天仿佛没有那么燠热了，身边凉风习习，非常舒畅。柳条打在我的脸上，我也顾不着喊疼了。我转了一个又一个的弯路，好像每个弯都是一样的。就在一个长满茅草的地方，我遇见了张哲的爷爷。他爷爷独自拎着篮子与我迎面而来，把我吓了一大跳。这次我摔倒了。他爷爷原地立着，一点慌张的表情都没有。

“你怎么也进来了？”他爷爷说道。他姨祖母没在身边。

“你看到张哲了吗？”我站起来，气喘吁吁地问道，“他们把我落下了。”

我心里有一阵酸醋一样的滋味正在涌出来。我已不确定他们是否走过这条小路，还是我自己一厢情愿，走上了一条退不回去的道路。在我踏进柳树林的那一刻，我就有种犯了错误的感觉，好像我选择的道路与我想要到达的目的地南轅北辙。

他爷爷笑着说：“可能他们也在找你啊。”

我扫视着周围，见到一个水鸟从茅草丛蹿出去，再无其他身影。

我失落的心情慢慢地舒缓了。周围很安静，我又感到了自己的心跳。我看了一眼他爷爷挽住的篮子，里面只剩下一个空的搪瓷碟子。他爷爷说来祭拜张哲的奶奶，可我没有看到周围有什么坟墓。林间的茅草高低不齐，也许隐没在某个看不见的地方了。我心有疑惑，却也不敢贸然问出来。

但是，我却问了另外一个问题。我说为什么树下的石头都有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