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复仇女神》是菲利普·罗斯《命运四部曲》系列小说的最后一部，也是他的封笔之作。小说以阿诺德之口讲述了脊髓灰质炎和二战大背景下主人公巴基的坎坷经历和不同寻常的自我实现之路。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小说中的“父与子”关系之“追随-背离-回归”来透视罗斯在年过古稀之时对于犹太传统与美国现代主流文化的阈限性、集体与个人、人生意义等问题的终极审视与思考。

关键词：需要;自我实现;父与子;罗斯;犹太

作者简介：林微（1994-），女，汉族，黑龙江省牡丹江人，英语语言文学硕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犹太文学等。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1）-06--02

按照犹太传统的“父与子”母题，可将“父与子”关系分为家庭罗曼司式的父子关系、父辈与子辈、师傅与门徒、上帝与信徒，甚至是视角更为宏大的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的关系等等。“父亲”往往象征着权威、传统与固守，而“儿子”则代表着服从、适应和突破。[4]本文通过“父与子”母题分析《复仇女神》中主人公巴基和阿诺德对于自我实现之路的追寻过程从而理解罗斯暗含于文本之中对于犹太人身份和传统走向的成熟思想蜕变。

一、“父与子”关系之追随

传统上，犹太人就有追随圣父耶和华的信仰。据《旧约》记载，笃信上帝耶和华的希伯来人被上帝选中为天选之子，他们与上帝缔结圣约，盟约要求他们将上帝视为唯一的神并按上帝的授意从事。[5]被上帝受膏的弥赛亚诸如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摩西等都曾与上帝达成盟约，为希伯来人民传达圣意，上帝必将拯救那些坚信他的子民，也必会惩治无端作恶、破坏约定的人。

犹太人历史上也笃信集体精神。追溯犹太人的历史渊源，我们就能窥见其遭受迫害的原由。然而意志坚毅的犹太人凭借着难以磨灭的民族信仰和团结一致的集体精神最终存活了下来，犹太人民也终于得以安家和建国，这深深地体现了父辈与子辈齐力同心所创立的不朽传奇。

《复仇女神》中的“父子”关系首先体现在巴基与外祖父身上。罗斯塑造了子女对父亲的血缘归属和自然崇拜，同时也体现了子女对父亲传统意志的传承。这种追随父辈的行为不仅出于血缘纽带的本性，也出于人性本身的需要。根据马斯洛的自我实现理论，只有当低级需要得到满足，人类才会将目标瞄准更高一级的需要[2]，最终达到精神境界的满足与擢升。巴基由外祖父母养育成人，虽然缺失了父母之爱，但是外祖父如父亲一般的坚忍不拔以及外祖母的温柔慈爱正好弥补了巴基爱与归属的需要，尤其在外祖父正统犹太教的熏陶之下，巴基成为了一名品质坚毅的体育老师。

其次，“父与子”的关系还包括师长和学子之间的关系。因此，“父子”关系也体现在巴基与其学生阿诺德身上。他在与孩子们的交往中正好扮演了父亲的角色。孩子们的尊敬和仰慕不但满足了巴基作为“父亲”受尊重的需求，而且还满足了他对于归属与爱的需要。相应的，他也给予孩子们细腻的关爱，提供给孩子们师长如父亲般的强大后盾，让孩子们在爱与归属的需要上得到满足。作为在传统犹太环境长大的罗斯，也如阿诺德一般依赖他的“父亲”，我们从罗斯将纽瓦克市搬到小说中就可以看出父辈的传统力量对他的影響。这种深刻的影响力便是源于深厚的“父子”情感和血缘纽带的追随与拥护。

二、“父与子”关系之背离

犹太人受难史的起源通常被归结为违背了与上帝的契约。在《创世纪》之中，亚当和夏娃违背上帝的旨意偷食禁果，这打破了与上帝的约定，上帝降下惩罚使之遭受无尽的苦难。[5]此外，在《旧约》之中仍有证据指出犹太人与上帝“父与子”关系产生的裂痕给犹太人招徕苦难。在上帝经年累月的庇佑之下，希伯来人开始有恃无恐、作奸犯科，曾经顺从的子民也为了安宁转而去信奉其他的神祇，这让上帝怫然不悦，降下灾难。可见，“父子”关系中也不乏“父与子”之间的冲突。

此时，环境更为轻松、文化更加包容的美国无疑成为诸多逃亡中的犹太人首选的理想国。然而，美国并没如犹太移民想象之中的那般理想，他们在与美国文化的交融之中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冲突，常常因为身份的特殊性而面临进退维谷之境。对于固守犹太传统还是努力适应美国主流文化往往让他们产生困惑，尤其是出生在美国的犹太人后代，他们受父辈传统文化的影响，也受到来自美国主流文化的同化与渗透。

在文化适应的程度上，父辈犹太人更希望保留祖辈世世代代的传统文化与精神并相信只有通过犹太人内部的团结一致才能够抵御外在的非犹太人敌对势力，而后代则更希望积极融入美国文化，努力实现自我价值。因此，在文化和历史两种维度之中，“父与子”的关系产生了冲突。作为第二代移民后代，罗斯尝试通过文学的手段去争取民族、文化和精神的开放和自由。然而罗斯的见解却不能被传统犹太父辈所接受，使他不可避免的处于尴尬的境地之中，在传统犹太文化和美国现代主流文化中夹缝生存。

“父与子”关系的冲突在罗斯笔下的《复仇女神》中也有所展现。势不可挡的脊髓灰质炎还是席卷了犹太社区，运动场上的孩子，相继患病，甚至死亡。与此同时，玛莎不断劝诫巴基离开纽瓦克到安全的印第安山来工作。在死亡恐惧的重压之下，巴基选择了逃离纽瓦克，这使他辜负了外祖父的期许，也罔顾责任与担当的教义，选择了一个更为轻松的环境来摆脱沉重的压抑。犹太民族生活在美国社会就意味着文化适应和不可避免的同化，正如小说中巴基的所做的选择那样，面对苦难，“儿子”自然而然会倾向于选择消解并在社会生活中挑选一条更为平坦、容易的道路。相反，犹太父辈们则倾向于固守传统，因为历经千年压制与迫害的犹太人在历史、文化和宗教几经苦难的洗礼之中，让犹太人民见证了集体团结的力量并因此深深坚信犹太族群是一个大的整体，只有民族内部团结一致，努力维护民族传统和文化才不会被外族势力打败。

随着巴基的离去，越来越多的孩子感染了脊髓灰质炎，命悬一线，孩子们想要得到来自巴基“父亲”的强大精神支撑和庇护，这种安全感和归属感的丧失使得两者之间产生了冲突，让“父与子”的关系产生了背离。正如罗斯所遭遇的，他的作品是为了个人和犹太集体能够更好地适应美国主流文化，而许多犹太人、批评家，甚至是他的父亲都批评罗斯贬损、折辱了犹太人形象。[3]在罗斯多部小说中我们都能看出隐含于文本中的他对于生活和有关犹太问题的个人观点进行了投射和缩影。罗斯渴望通过美国社会真正地实现自我并通过个人创作给予大众以犹太人的一种新鲜的呈现，试图通过揭开面具、平和犹太受害者身份来缩短犹太族裔与美国主流文化的距离感。但是罗斯的这种创新、大胆的尝试并不为传统身份的犹太“父亲”所接受和支持，因而矛盾和误解造成“父与子”之间的嫌隙越来越大。

三、“父与子”关系之回归

小说中巴基和阿诺德在脊髓灰质炎瘟疫的肆虐下幸免于难之后转而开始追求感情的归宿和心灵的依托。在《复仇女神》最后一部分，人到中年的阿诺德与晚年的巴基再次相遇，个人的境遇已然完全不同。阿诺德没有自甘堕落，虽然他和巴基一样身体落下了残疾，但是他却选择重新经营自己的生活，努力实现自我价值，而不是在受害者身份中自怨自艾。“父亲”巴基则在内心的责问之下以得到了内心的救赎。他认为自己是“伤寒玛丽”、“隐形之箭”[1]，这一切灾难是因为违背了自己的职责，离开纽瓦克市引起的。此处正好隐喻了犹太人违背与上帝的誓约，上帝给犹太人降下灾难，同时也和小说的题目相呼应，复仇女神惩罚那些做了违背传统标准的事情。巴基将罪过归结为自己对传统的违背，他甘愿领受惩罚，因而从中超越自我实现。

阿诺德则认为只有积极融入社会才能自我实现，而巴基则认为只有实现内心的救赎，站在人类发展永恒的角度，为他人谋求更好的发展并消解自我内心的负罪感才能真正实現自我。[2]二者都是为了满足需求、更好的生活，为了能够立足社会，目标都是为了更好的存在于这个世界，但是在文化的适应力和传统的扬弃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使得“父与子”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两级分化，这种分化不仅仅体现在传统家庭和社会之中，更体现了传统犹太文化和现代美国主流社会之间的极大的冲突与矛盾。在“父与子”关系的阈限性中虽然充满矛盾，但也能让人看到希望。正如在小说尾声，阿诺德回忆了巴基扔标枪的一幕，“当标枪越过巴基的肩膀，急速的冲出去的瞬间，对于阿诺德这群孩子们来说他是不可战胜的。”[1]这也象征了身为子辈的阿诺德对于“父亲”巴基传统化身的认同，虽然积极融于现代生活，但还是向传统回归了，在“父与子”的阈限中，也即“传统与现代”的过渡中努力寻找平衡，也是对自我身份的一种努力追寻。在父辈的引导之下，子辈亦实现了精神上的升华。

结语：

在罗斯写实小说《遗产》中，代表着传统与现代的两人在生离死别之际才真正放下成见，在血缘纽带中，在现代变迁的阈限性之中彼此让步，也实现了传统与现代发展的平衡。这可谓是通过血缘纽带，实现了罗斯犹太性与民族性的回归，也超越了个人的自我实现奔向了集体的、族群的，甚至全人类的自我实现之路。在罗斯为我们所描绘的如灾难般的《复仇女神》图景中，罗斯以普通犹太人“父与子”之间的冲突隐喻并影射了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以小见大，从而展现了全人类面临精神困境的终途，蕴含了人类生存的意义的深刻内涵。

参考文献：

[1]Roth， Philip. Nemesis [M].New York： Vintage International， 2010.

[2]马斯洛. 自我实现的人[M].许金声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3]乔国强.美国犹太文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4]刘洪一.走向诗学文化——美国犹太小说研究[M].袁华清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5]王新生.圣经精读[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