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志飞

玺者，印也；玉者，石之美也。当玺印遇见美玉，造就了价值连城的国之重器，成为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这就是封建王朝皇帝的印章—玉玺，它是皇帝发布命令、行使权力的重要凭证，无论是在举行国家大典，还是重大政事活动中，都能见到它的身影。

然而，玉有上百种，究竟哪些玉石才是制作玉玺的最佳原料呢？这需要从大名鼎鼎的传国玉玺说起。

传国玉玺之谜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先后灭掉六国，完成统一大业。为巩固皇权，秦始皇令人制玉玺，又命丞相李斯篆上“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字，并规定只有皇帝的印才能称为玺，其他官员和百姓的印章一律称为印。从此之后，这方玉玺便成为镇国之宝，被后世称为传国玉玺。不料，强大的秦帝国仅仅维持了短短十几年的时间便土崩瓦解，象征着皇权的传国玉玺亦开始了颠沛流离的历程，它曾几易其主，历经波折，最终竟然神秘地消失了。传国玉玺失踪之谜成为我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谜团之一。

改朝换代的封建帝王总是想方设法寻找传国玉玺的下落，历史上也不时地出现“玉玺重见天日”的闹剧甚至骗局，但最终都无果而终。如清乾隆三年（1738年），在江苏宝应县界首疏通河道时，有人挖得一方玺印，上面刻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大字。当地官员怀疑这就是传说中的传国玉玺，立即进献给乾隆皇帝。不过，这方玺印由紫砂制作而成，并不是玉质，显然不是传说中的传国玉玺。

历史学家关心的是，传国玉玺究竟去了哪里；矿物学家更关注的则是，它究竟用了何种材质。由于史料中很少有关于传国玉玺所用原料的描述，我们也只能从它的产地进行推测。其中一种流传最广的说法是，传国玉玺是由和氏璧制成的。史料记载，和氏璧产自荆山（今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内）。有学者据此认为，它可能是当地著名的玉石—绿松石。唐代道士杜光庭在《录异记》中描述和氏璧的特征是“岁星之精，坠于荆山，化而为玉，侧而视之色碧，正而视之色白”。我国近代著名地质学家章鸿钊在《石雅》一书中指出，和氏璧有可能是月光石。不过，月光石从正面看是白色的，但从侧面观察，月光石又不一定是碧绿色，因此这一点又值得怀疑。还有一种说法是，传国玉玺的材质为陕西省蓝田县所产的蓝田玉，矿物成分为蛇纹石化大理岩，有绿色斑纹和绿色云雾状花纹。真相究竟如何，至今仍未破解，或许只能等到传国玉玺真正被找到那一刻，人们才知道答案。

玺印偏爱和田玉

早在战国时期，玺印就已开始流行，所用材质主要为青铜，后来逐渐衍生出金印、银印、铜印等，使用范围因官职不同，区分比较明确。由于皇帝专用的玺与“死”谐音，在唐代武则天时改称为“宝”，故而皇帝的玺印被称为“××之宝”。

古代帝王的玺印选用的材质种类其实并不多，因为帝王的玺印既要求材料稀有、贵重，又要足够精美，以体现皇家的威严与气派。所以，质量上乘的玉石就成了帝王制作玺印的首选材质。

自传国玉玺失踪之后，后世相继制作了多种不同材质、不同样式和不同用途的玉玺，且数量逐渐增多。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乾隆皇帝发现之前的玺印种类繁多，用途混乱，于是对其进行精心挑选，钦定25方宝玺，分别为“大清受命之宝”“皇帝奉天之宝”“大清嗣天子宝”等，其用途各有不同，这些宝玺也由此成为代表最高权力的御用国宝。在这些宝玺中，除了1方为金质、1方为檀香木质、1方为岫玉质宝玺外，其余皆由白玉、碧玉、青玉和墨玉制成，但它们都属于和田玉的不同品种。这也就意味着，在这25方宝玺中，和田玉占了绝大部分。

几千年来，和田玉几乎贯穿了我国玉石文化的始终，无论是在大型玉雕，还是小件的玉圭、玉璋、玉玦、玉佩等各种玉器中，都能发现和田玉的身影。这种玉石是镁质大理岩与中酸性岩浆岩接触交代而形成的變质岩，主要矿物为透闪石，并含有角闪石、阳起石等其他多种矿物成分。它的结构致密，质地细腻，坚硬适中（莫氏硬度为6.0～6.5）。根据颜色不同，和田玉可被细分为白玉、青白玉、青玉、黄玉、碧玉、墨玉等；在质地相同或相近的情况下，以白玉为尊。

奇怪的是，翡翠号称“玉中之王”，比和田玉更受人喜爱，为何历史上鲜见翡翠玉玺呢？其中一个原因是，翡翠属于硬玉，而和田玉属于软玉，相比之下，用翡翠雕刻玉玺难度更大；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翡翠进入我国的时间比较短，它在清代中后期才逐渐成为名贵玉石。清代著名学者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一书中曾有过记载，在他小时候，人们并不把云南翡翠当成玉石，当时的翡翠价格非常低廉；只是过了几十年，翡翠才变成昂贵的珍玩。2010年10月7日，在香港苏富比秋季拍卖会上，有一件清嘉庆御宝交龙纽翡翠玺以7906万港元的高价成交，同时还有一件乾隆御宝“信天主人”交龙纽白玉玺以1.2162亿港元成交，刷新了玉玺及白玉玺的世界拍卖纪录。这表明，历史上的确存在翡翠玉玺；但同时也表明，翡翠玉玺的身价比不上和田玉制成的玉玺。

宝石玺印缘何少

还有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我国流传下来的玺印极少采用宝石作为制作原料。相比之下，西方人喜爱光彩夺目的宝石，东方人更偏爱温婉含蓄的玉石，这是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差异造成的。

不过，宝石玺印在我国也偶有发现。北京故宫博物院现收藏有一方“同治尊亲之宝”。该玺为连环桥纽方形玺，上有汉文篆书。印面边长4.8厘米，通高5.2厘米，纽高2厘米。与众不同的是，这方玺印是用一块完整的水晶雕制而成，上面的5个水晶圆环彼此相连。由于水晶的硬度较大，所以雕刻难度很大，不易成型。

此外，故宫博物院还有一方块头更大的墨晶狮纽“咸丰之宝”，方形，上面刻有汉文篆书，印面边长6.2厘米，通高12.3厘米，纽高5.7厘米。该宝玺所用的墨晶是水晶家族里深棕色或黑色的品种，稀有程度相对较高。

皇上闲章并不闲

除了专门用于处理国事的玉玺之外，古代帝王还有很多私人印章，上面镌刻着雅号、宫室名或者一些用以自勉的名言警句等，是在书房里舞文弄墨、收藏把玩的闲章，也是我国书画艺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种闲章所用材质包括寿山石、青田石、鸡血石、青金石等，五花八门，不拘一格。清乾隆帝在做太上皇时，曾用一块巨大的田黄石镌刻了三方玺印，玺印间用镂雕的石链连接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就是著名的田黄三连印。1924年，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被逐出皇宫时，将其随身带走；后来，在1950年将其上交国家。田黄三连印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堪称镇馆之宝。它所用的田黄石属于寿山石的一种，以石质细腻圆润、色彩瑰丽著称；而且，它的硬度不高，易于加工，是理想的印章石。

闲章不“闲”，有時候还可能摇身一变成为干预朝政的玉玺。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有名为“同道堂”和“御赏”的两方寿山石印，原本为咸丰皇帝奕詝所用的闲章；咸丰皇帝在临终前将其分别赐给皇子载淳和皇后纽祜禄氏，并规定以后下发谕旨必须以此二印为凭，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玉玺。后来，载淳的生母慈禧太后掌控了“同道堂”印，获取了生杀予夺的大权。

随着封建王朝的覆灭，曾经象征着至高无上皇权的玉玺早已失去了实用价值，褪去了神秘的面纱，逐渐走进公众的视野。它们不仅仅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文化的传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