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玥 刘韬

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30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确定了新时代我国乡村治理的格局、目标和任务，并把“治理有效”作为乡村振兴的五大总要求之一。2017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是乡村振兴的保障，要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让农村社会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1]。2018年《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未来五年乡村治理要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对乡村振兴的全面领导，发展公共服务，促进自治、法治、德治有机结合[2]。2019年《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提出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夯实乡村振兴基层基础[3]。2021年《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强调完善党全面领导基层治理制度，把党的领导贯穿基层治理全过程、各方面[4]。

乡村治则百姓安、乡村稳则国家稳，乡村治理成效直接关系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与前提。治理有效亟需厘清三个问题——谁来治理，治理什么，怎么治理。“谁来治理”即要明确乡村治理主体及其责任，这是乡村治理有效的内在关键影响因素，是乡村治理的重要构成。当下我国乡村治理主体结构向多元、多中心共治的结构演进。这是党全面引领基层治理的体现，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乡村治理中的具体实践。然而乡村自然禀赋和乡村社会随外部环境变化而变迁，人口构成、土地关系、乡村之间的分化等要素处于不断演进过程中，乡村治理主体结构虽然在社会协同治理的宏观目标下符合我国社会现实情况，但却呈现出分散化、复杂化等与城市治理主体结构截然不同的特征。……